宋代是士大夫的“享乐园”

文/越楚

 

    “士大夫”出现于战国，他们是知识分子与官僚相结合的产物，是两者的胶着体，并由此形成了一个特殊士大夫阶层，即专门为做官而读书考试的知识分子阶层。

    纵观中国历朝历代，真正成为士大夫“乐园”的，应该是大宋王朝。

    虽然隋唐时期便有了科举制度，但真正成为选拔官员的唯一途径还是在宋代以后。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进一步推进了科举制度的完善，使得文化考试成了做官的唯一合法途径，这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了“士大夫”群体必然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阶层。

　　由宋代正式形成的“士大夫”阶层，也在大宋一朝其乐陶陶。理由有三：

    其一，宋朝官员薪饷最高。

    中国古代的“秩禄”制度，等级森严，不允僭越。

    秩是官秩，表示官位的高低；禄是俸禄，是朝廷发给官吏的薪饷。

    宋朝百官的俸禄在历代封建王朝中最为优厚，月薪饷最高的达400贯（一贯为千文，一贯相当于300元人民币），即月薪12万人民币，是汉代的10倍，清代的2至6倍。

    除俸钱外，还有禄米，每月最高者多达150石。宋神宗时每年收入钱6000万贯，仅官俸便占去四分之一。

    因而，宋朝绝对是士大夫的乐园。统治者给官员的待遇特别优厚，大小官员锦衣美食，生活奢华。可谓为官数载，一世荣华。

    我们不妨晒晒大宋朝官员的薪饷：

    ·正一品官，月领禄米150石(一石米约值400文，折算成60000文，相当于人民币1.8万元)，俸钱12万文（相当于人民币3.6万元），仅此两项，便相当于人民币5.4万元。外加每年绫20匹，罗1匹，绵50两，算起来又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从九品官，月禄米5石，俸钱8000文，外加每年绵12两。

    宋朝的不少官员还能领取两份薪饷，即兼官兼俸，名曰“职钱”。如王安石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身份判江宁府，既领取宰相级官员的俸禄，还能拿到州府级官员的薪水。两者相加，数目更是可观。

    有方家曾作过一估算，宋代宰相、枢密使等高官仅年俸钱，便相当于北宋中期24000亩土地的收入。

    其二，宋朝官员福利特好。

    除以上薪饷外，宋朝官员享受的各种福利补贴名目繁多，计有茶酒钱、厨料钱、薪炭钱、马料钱，等等。

    官员家中役使的仆人之衣食及工钱也由政府“埋单”，每个仆人年花费约3000文，而一品大员府上往往有仆人上百名，累计起来，也是一笔巨额开支。

    宋代公用钱借贷利息与职田的收入，除由部门长官支用外，大部分进了部门“小金库”，隔三差五发放给官吏们，成为收入的一部分。

    宋朝官员出差或赴任时，可以凭朝廷发的“给卷”在地方上白吃白住，甚至领用粮食衣服等。

    宋朝还设立“祠禄之制”，即由国家在风景名胜之地，建宫筑祠，供部分德高望重的高级官员进行定期疗养。一切费用均由国家承担。

    优厚的待遇，使得宋代官员很少有自愿致仕（退休）的，很多官员年逾七十仍不想让位。有的为延长任职期限，竟改动或虚报年龄。

    因此，朝廷只好强迫官员致仕，对年满七十的老官僚，不予考课，不给升迁。官员致仕时，往往给予加官晋级，类似当今公务员的“即提即退”。

    宰相级的官员致仕后，仍可参议朝政，商讨军国大事，继续做“高级顾问”。官员自动致仕的，其子孙可以“荫补”一定的官职，致使“官二代”从政者众多。

    宋朝还特设祠禄官，凡高级官员致仕，便让其担任道教宫观名义上的长官，不必到职视事，仅借名领取俸禄。愿回原籍养老的，官员与家人可以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成为地方上的绅士。

    其三，宋朝官员享乐无限。

    宋代更是一个享乐无限的时代。

    开国皇帝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便公然向文臣武将倡导：“多积金钱，厚自娱乐......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   

    大宋的最高统治者极力鼓吹享乐主义，劝百官以声色自娱。     

    于是乎，宋代官僚士大夫蓄养家妓成为一种时尚，几乎普及化、大众化。

    时人有言：“两府两制，家中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

    南宋王懋《野客丛书》则说：“今贵公子多蓄姬媵。”

    “姬媵”即侍妾，蓄置家妓或侍妾多为淫乐，或教之歌舞，或使之侑酒，以为宾客之欢。

    史载，当年苏轼“有歌舞妓数人”，欧阳修有歌妓“八九姝”，杨震“有十姬”，张渊“买佳妾二十人”，韩侂胄有“爱妾十四人”，李允则有“家妓百数十人”......

    他们置姬妾以娱声色，日日置酒相乐。

    《清波杂志》有载：“士大夫欲求保富贵，动有禁忌，尤讳言死。独溺于声色，无所顾避。”

    太医出身、曾任昭庆军承宣使的王继先，家中“屋宇台榭皆高广宏丽，都人谓之‘快乐仙宫’”，生活极度奢侈。他与其子王悦道分别蓄养临安府名妓刘荣奴与金盼盼，日夜淫乐。又专探下户妇女有姿色者，百般作计，必强取之，以为侍妾。全然不顾别人已有婚姻。

    有的士大夫甚至残年时仍嗜酒色，沉湎失度，每睡须婢歌吹齐鼓，方就一梦。

    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与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是中国古代妓业最繁荣的城市。当年的临安城更有“色海”之艳称。

   在如此世风下，宋代便出现两大令人啼笑皆非的怪事：

    一曰僧道蓄妓。宋代的僧人、道士们似乎也不敢寂寞，纷纷蓄养家妓或置侍妾。

    据《清异录》记载：汴京大相国寺的僧人包养妓女，还美其名曰“梵嫂”。

    宋徽宗时，汴京各道观的道士也“皆外蓄妻子，置姬媵（妾），以胶青刷鬓，美衣玉食者，几二万人。”

    二曰尼姑做妾。据《宋史》卷三十七所载：南宋宁宗庆元二年十二月（公元1196年），时任监察御史沈继祖弹劾大儒朱熹，共罗列十大罪状，其中包括“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

    沈继祖指控朱熹贪色好淫，曾经引诱两个尼姑作自己的小妾，出去做官时还带在身边招摇过市。

    之后，朱熹在上表认罪时承认自己“纳其尼女”等等数条，表示要悔过自新。

    朱熹是否“纳尼为妾”，虽有所争论，但宋代士大夫中确有挑选尼姑做妾之事似不存疑。否则沈继祖不会给朱熹扣上一个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屎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