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协调、业务学习、表彰总结、动员推进……都离不开两个字:“开会”。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全国已压缩会议58.6万个——即使按每个会议只有半小时保守估算,连续开完这些会仍需33年。有一副对联,上联“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下联“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横批“谁来落实”。这反映了群众对机关和干部们“只开虚会,不办实事”的不满。一些领导干部为何热衷开会?它有哪些危害?如何进一步根治“会海”顽疾?本期“思与辨”对此热议。
■主持人:尹传刚(深圳特区报评论员)
■嘉宾:刘国强(四川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上官酒瑞(上海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
张敬伟(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香港天大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一些领导干部懒政思维作怪、借会议“刷存在感”、借会生利
主持人:台上滔滔不绝,台下昏昏欲睡;案头文件高耸,落实推诿扯皮;无纸化办公成“纸上说说”,可远程视频非要“近距离交流”。一些领导干部为何热衷开会?
张敬伟:开会没有错,错在会议成灾,文件泛滥,成为官场痼疾和作风流弊。我认为,一些领导干部喜欢开会原因有四:
借会议“刷存在感”,体现自己的官家身份。大小会议,基本都是官员在说,主席台上无论传达文件还是布置任务乃至表彰批评,无不彰显着等级秩序的意味,明示着官本位的仪式。
借会生利。在整顿“四风”前,有些会议不是选址风景名胜,就是选择豪华宾馆,甚至将会议开到世界各地。大吃大喝、游山玩水,都打包捆绑于会务费中。有的会
议负责人甚至凭借名目繁多的会议敛财,虚报开会次数或人数套取会议费用;有的权力部门还以开会为名创收,大收管理对象的参会费。
懒政思维作怪。有些领导干部习惯坐在办公室里“运筹帷幄”,不愿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用会议贯彻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上级领导念念文件,与会者扯淡讨论一番,即可将宏大的政策叙事应付完毕。
官场庸俗作风使然。上级开会传达,下级不得不依样学样,省里开会,市里要开,县里乡里也要和上级保持一致。各类会议,上下相袭,久之化为庸俗之风,而上级检查考核,也必查会议落实情况,甚至连会议记录也要查。在此情势下,文山会海,也是不得不为之。
上官酒瑞:从主观上讲,这是一些领导干部注重表面文章,而轻视贯彻落实的浮夸作风在作怪,是长期形成的“懒政”思维和形式主义的典型表现。一些领导干部通过开会方式将任务布置下去、责任分解下去,推诿责任;习惯于坐机关、当官老爷,不开会就无所事事、无所适从,就不会开展工作;喜欢坐在台上夸夸其谈,将开会作为展现自己权力大小,证明自己职位高低的重要方式。
一些机关和领导热衷开会的背后还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这就是借开会之名,或交流个人感情,或收费谋取私利,或吃喝玩乐,发放福利,或输送不正当利益,搞寻租腐败的勾当。
刘国强:其实现在有qq群、微信、电视会议等很多沟通形式,许多会不开也一样能传达信息,但会议较能体现参会者的权力关系,体现领导人最后指示的“重要性”。会开了,话说了,领导的指示郑重地传达了,落实与否就与自己关系不大了。还有人把开会和参会当成揣摩领导意图、建立人际关系的途径。一些协会也把办会当成牟利之举,如收取高额会务费等。行政机关首要在于“行”,贵也在于“行”,而非把大量时间、主要精力淹没在滔滔“会海”
主持人:会议泛滥成灾,带来哪些危害?
刘国强:最大的危害是败坏了政府部门的工作作风,导致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泛滥,使政府部门、领导干部与社会民众的关系变得疏远。“会海”是“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报告贯彻报告,以讲话贯彻讲话”,许多人的工作就是开会,开会就是工作,这必然导致假话空话套话盛行,说真话办实事却行不通。同时,会议也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不但民众有意见,许多领导干部也是苦不堪言。
张敬伟:“文山会海”滋生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疏离了党群、干群关系,损害了执政党的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它也影响了各级政府的执行力,好的政策难以释放出惠民效应,公共行政职能被阻滞,行政效率低下。不符合依法治国的时代主题。从制度到执行,从政策到落实,会议传达不是目的,而是应该落到执行上。依法治国,关键在于各级政府身体力行,把法制、制度和政策“做好”,而非说得天花乱坠。
上官酒瑞:行政机关首要在于“行”,贵也在于“行”,而非把大量时间、主要精力淹没在滔滔“会海”。过多过滥的会议耗费了领导干部的大量时间,哪里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基层搞调研、联系群众听民声?哪里有足够的时间为群众多办好事、把好事办实?久而久之,和会议文件亲了,和群众的关系疏了,了解不到群众想法,掌握不了社情民意,解决不好民之所盼,矛盾就会逐渐累积,群众就会心生怨气。另外,会议过多过滥必然产生高居不下的会议费用,也是对财政经费的大量浪费,开会用钱多了,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治理的钱可能就少了。
建立会议绩效评估和追责机制
主持人:虽然各地也出台相关举措去整治“文山会海”的不良风气,但效果并不明显,至少与社会的预期还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很有必要进一步根治“会海”顽疾。对此,你们有何建议?
上官酒瑞:依据中央出台的《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各地方应尽快出台实施细则,就会议费的预算、管理、执行等问题进行可操作性的规定,通过卡住“钱袋子”的方式解决“会海”痼疾;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建立制度机制,将机关会议的内容、费用、出席人员情况等信息置于聚光灯下,接受媒体和群众的监督,由此遏制一些领导开会的“欲望”和习惯。建立会议绩效评估和追责机制,由第三方或相关部门就各种各类型会议的成效进行评估,由审计部门不定期抽查审计会议费用,对那些会议费“爆表”、造假混乱的部门及领导干部公开严肃问责。当然,就会议过多的现象也要区别对待,如人大的科学民主立法、政协的参政议政和民主协商,通过会议的方式,一些地方裁剪这些机关的会议时间和数量,就显得很不恰当。
张敬伟:立规矫治,哪些会议要开、那些会议不能开、会议规模与经费支出等,作出明确规定;严加惩处,对于热衷于文山会海或者趁机搞“会议腐败”者,应该依法惩处,绝不姑息;改变政绩考核指标,重点考核各级政府的执行实绩,强化对其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考核力度。
刘国强:在当下来说,应该采取切实措施来限制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不要事事都插手。与“会海”相关的观念性偏差也能得到相应纠正,不再把开会当成“重视”的标配,各种更有效的行政沟通机制也就能建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