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成为近二十年来的时代主题，信息革命催生的时代巨变以及参与国际竞争的巨大压力都迫使我们做出这样的选择，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股份制改造等无不有对此的应对。因此，创新并非徒呼奈何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伴随时代变化而来的催促。

细想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在于抓住了西方国际分工的机遇，西方转移制造业并将低附加值的加工业投资于发展中国家，适逢其会。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以低廉的劳动力处于产业链的末端，造成产品的设计和创意基本上来自西方。随着科技和金融资本积聚的变化，创新成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

记得人们将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古罗马和大不列颠行比较，认为专制并非创新的障碍反而促进之。并且由此引申出中国在创新方面毫不逊色于美国，而且在这方面并没有制度上的问题。但我们拿当今任何一个东欧国家跟遥远的西伯利亚地区相比都具有创新的优势，而且工业革命最先在大不列颠发轫，发轫于一个主张自由和人权的国家，而同一时期的意大利却要紧跟其后。

由此可知，科技创新无不以组织的形式和力量参与其中，个人的参与难以成功，即便在古代也是依靠当时的经济组织来实现的。真正的创新皆源自社会生活变革的需要，无论以组织还是以个人的形式开展。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西伯利亚地区的创新落后的缘由。

即便均以组织的形式参与创新，组织内在运作的不同对创新的影响也不同。要实现创新需要保持个人的创造力，若以组织来抑制个人或者由个人代行组织的功能均不谙创新的意义。创新如何看组织便可知晓。

国家之间创新的比较，还需要厘清所比较的是怎样的创新。即到底是引领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的创新还是模仿、跟进的创新；到底是深具潜在张力的创新还是独立、零散的创新。其实这在印证创新是由思想引领的，没有思想的自由创作便没有本质上的创新；工具性的改造，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在市场经济中，知识的传播更加透明，人们很快就能意识到产品的推陈出新，而且这成为汇聚人们才识的重要途径。因此，科技创新还要健全知识产权的保护，使得人们的贡献能够得到收益。

成思危说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但是中国的企业对创新的贡献只有4%，除去上述的原因之外，我们还意识到国企经营背后有银行支持，资本充足，并不在意其产品有无市场。也就是说一个资本充足的企业不会主动寻求市场的开拓，也不存在创造市场所需产品的动力。那么，一家企业金融资本充足以至于不能向科技创新转化，劳动力的价值也无法体现出来。其实，成熟的企业在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也会出现两者转换率降低的现象，边际成本产出下降，不管在科技、金融资本、土地等要素间做怎样的组合，均要以找出彼此转化的可能为出路。所以，国企改革中“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只是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寻找出金融资本与科技转化率提升的方式才是真正的出路。天平总是偏向富有活力的要素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