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政治改革相配套，中国的经济改革必然走向失败
以下是文章节选：
中国正步入一个艰难的转型期，既要降低经济增速，又要改变增长模式。这是我从今年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得出的结论。此外，这可能既是一种经济转型，又是一种政治转型，这两种转型还将以复杂的方式互相作用。中国过去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不一定确保未来会同样成功。
读者不必相信我的话。但他们可以相信即将卸任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3月14日的讲话：“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
这些政治问题当然非常重要，但经济转型本身已经足够艰难了。中国正在结束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粗放型增长”——指依靠增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实现经济增长。中国现在必须转向“集约型增长”模式，依靠技能和科技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从过去30年平均每年近10%的水平大幅下滑。中国粗放型增长的本质加大了这一转型的难度，尤其是超高的投资率以及严重依赖于投资作为需求来源。
用已故诺贝尔奖得主、西印度群岛人阿瑟-刘易斯爵士的发展模型来看，中国将不再是一个劳动力过剩国家。刘易斯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维持生计所需的收入，为现代部门的薪资设置了一个较低的上限。这让现代部门得以实现极高的盈利能力。如果将这些高利润用于再投资，就像中国那样，现代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的增长率将会非常高。但在某一个时间，农业劳动力将变得更加稀缺，从而提高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价格。随着经济的成熟，利润将遭到挤压，储蓄和投资将下降。
35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过剩国家。现在则不是这样，部分原因是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特别迅速：自从改革开始以来，中国经济实际增长了20多倍，现在城镇人口已超过一半。另外，中国的低出生率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15岁至64岁)将在2015年达到9.96亿的峰值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蔡昉的一篇论文称，“自2004年以来，沿海地区的民工荒逐渐演变为普遍的招工难和涨薪潮”。蔡昉的论文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其结果是实际薪资上涨和利润缩水。
中国现在正处于刘易斯拐点。一个结果是，在投资率一定的情况下，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将更快上升，回报率也会更快下滑。实际上，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就有一些有力的证据证明资本密集度在不断增强。前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高路易表示，中国资本[4.08 0.00%]与劳动力的比率不断上升(而非“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贡献，从1978年至1994年间的45%升至1995年至2009年间的64%。
这一点必须改变。中国经济增长必须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将保持利润)来推动，而非资本与劳动力比率的上升(这将造成利润下滑)，尤其是在目前实际薪资水平正迅速提升的情况下。鉴于收入分配不公，利润出现一些下滑是合理的。但如果幅度过大，它将破坏潜在增长。
转向由技术进步推动增长的模式并非易事，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国家陷入了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中国现在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并决心到2030年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这需要深化改革。最近由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一份值得注意的报告，对这些改革措施做出了阐述。这些改革措施将会对既得利益者造成冲击，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
实行艰难的改革，从而在未来20年维持经济增长，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长期挑战。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在会上指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需要面对经济硬着陆的短期风险。中国政府为今年经济增长设定的目标是7.5%，今后五年的增长预期目标是7%。一定程度的增长放缓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增长放缓，高得惊人的投资率也会下降。
然而，要想将投资率从GDP的50%下降到35%，期间又不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就需要大幅增加消费来弥补。中国很难实现这样的消费激增，因此中国应对当前危机的手段仍然是加大投资。此外，中国一直高度依赖房地产建设投资：过去13年中，房地产建设投资年均增长26%。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或许真的能成功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仍然有巨大的赶超潜力。但是调整到新的增长模式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都失败了。鉴于中国过去所取得的成功，人们很难看低中国。对中国抱有信心最好的理由是，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并不自满。
著名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也指出：
我觉得真正的宏观经济管理，应该是创造一个好的制度环境，在这个制度环境下，每个人都有积极性，努力的生产，努力的工作。都有积极性新，企业家精神能够得到有效的发挥，资源能够流向最有率的部门。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想最好的宏观经济政策，不是说政府花钱的政策，而是政府应该尽量少花钱的政策。因为我们很少看到，政府的花钱能花得有效率的。我想未来的几年，中国来讲，最重要的是有三件事情在经济改革领域要做好。在这点上，我必须拥护世界银行的报告提出的一些建议。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国有企业占到如此大的比重，如此重要的地位的情况下，中国能够进入真正的市场经济。而事实上国有企业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一个最主要的障碍之一，未来我希望在五到十年内，应该国有企业的比重降到10%左右。
这件事情本身并不难，它只是一个下政治决心的问题，不存在任何技术性的困难。因为我们大量的国有企业，尤其中央的国有企业，都已经上市，他们的股票都有价格，我们政府可以通过市场转让这些股份，到非公有的部门和个人。也可以通过半转让、半赠送的办法，分给普通的老百姓。我想如果这个步骤采取之后，中国居民的财富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大的增长。这一部分也带来了一个对国内市场的一个推动，更重要的，使我们整个的资产，包括金融资产，就可以得到更为合理的利用，我们在企业，就不存在像现在我们大量的优惠的待遇，都走向了国有企业，我们好多的私营企业，不能够平等的享受到这种资产，特别是银行的贷款。这样的话，这些资源就会得到更有效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