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高崇民功不可没

曹秀

今天是一个特殊性日子，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78周年的纪念日，恰巧我重新写的《高崇民传》初稿完成，当我看着稿子时，我掩卷沉思，当年张学良为什么发动西安事变，是谁在这种事变中起了关键作用。现在我是这场事变中了解情况的人了，我能为事变说明什么。在这种事变中，高崇民是关键人物，当他和朋友去看被国民党特务抓进监狱的杜重远时，当时杜重远是因为写出一篇文章，皇帝的被日本人对号入座，提出抗议，于是国民党政府就把杜重远投到监狱。

1934年2月10日，杜重远在上海创办《新生》周刊。1935年5月4日，《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刊载《闲话皇帝》一文(艾寒松化名“易水”所写)，其中有一段涉及天皇的文字：……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之名义而行，其实早就做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正真统治者……此文刊后的第二天，上海的日文报纸马上做出反应，称《新生》侮辱了天皇，在上海的日本浪人和日侨马上上街游行，表示不满。紧接着，日本驻上海领事向国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他们向日本谢罪，严惩有关责任人，停止一切形式的反日宣传。在日本国内，更是一片甚嚣尘上的“惩戒支那”的声音。迫于局势压力，国民政府开庭审判，查封《新生》，逮捕并判处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徒刑，引起国内外舆论哗然。1935年6月，日本驻沪总领事石射指责上海出版的《新生》周刊的一篇文章对天皇“大不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以及多种无理要求；国民党政府竟全部接受，下令封闭刊社，惩办杂志发行人、主编杜重远，几名新闻检察官也被革职，这成为一个轰动全国的政治事件。

就是这次探望，给了高崇民一个机会，在研究救国办法时，杜重远对高崇民说：“单凭爱国热情和横冲直撞是不行的，必须懂得一些革命理论和政策，咱们同乡宋介农，现名孙达生，北京农机学院顾问，论年龄比你小20岁，是个老弟，主化讲革命道理他可以做老师，我介绍你们见见面，你听听他的……”高崇民一听这正是自己想要寻找的路，现在有人提出来了他怎能不高兴呢？高崇民马上点头同意了，后来，杜重远也对孙达生说：“高崇民在东北军上层交游很广，也有骨气，要把他争取过来对反蒋抗日斗争很有用处……”孙达生是辽宁省双辽人，1911年生，九一八战争后进关，1933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回来后，高崇民找了几个朋友们开会研究，谁也没有想到事情会是这种发展……

这是一次决定张学良思想观念的大事，这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大事，而这种事只有少数人知道。

接到信后，王化一于10月6日乘江和轮在九江与阎宝航会合，9日上午他们与王卓然同抵上海，于是一行若干人就在上海这种地方秘密见面。午饭是在一起吃的，几个人点了不同小菜，没有喝酒，可是每一个人的心热腾腾的。阎宝航问高崇民：“你找我们来干什么？发生了什么大事？”王卓然也问：“是呀你这样匆匆忙忙把我们找来一定有大事……”

高崇民看了他们一眼。并没着急说明情况，高崇民说：“找你们来先看看杜重远吧，他有事找你们……”

午饭后，高崇民，阎宝航，王卓然，刚从海外回来的卢广绩等五人一起到江苏第二监狱，他们是看望杜重远，同时也是在这种地方开会，没有人会怀疑他们在开会，即使怀疑也是想看看他们是来看杜重远的。几个人见面，彼此之间没有隔膜，然而对时局却有自己的看法，阎宝航谈了他从南昌了解到，9月底，10初到达陕北的东北军一一O师在甘泉县大汪崂山被红军歼灭，师长何立中，参谋长范驭州阵亡，南昌方面人士为之震惊，可是蒋介石无动于衷……

就是这次见面，朋友们有了新计划，高崇民去西安见张学良，经过深谈，或几次策划，加上蒋介石对东北军做事不公平，把张学良终于逼上梁山……于是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然这次事变还有西北军杨虎城等的配合……

有些细节不说了，在高崇民人物传记里，有三代人可以让人敬佩：高崇民与习仲勋的友谊，高存信与齐心同在延安抗大，高存信是军事教员，齐心是总务处党支部书记……以后高崇民在政协副主席，习仲勋在国务院副总理，两人都被康生四人帮所害，幸运的是习仲勋文革后还活着，而高崇民被陷害致死……这部传记新添了很多涉及到文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