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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会怀疑中国父母的爱子之情，但我很怀疑中国父母的智商。我认为中国父母把孩子送上精神和身体的自杀之路的主要原因，是基本的智力有问题，而不是感情上有深仇大恨！
只要有一点点脑子的家长，都会发现自己的孩子成长过程中，一天天越来越萎靡，越来越缺乏灵气，越来越呆头呆脑的。但是，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前赴后继地把孩子送上自杀之路？陈丹青说：我痛恨现在的教育！
我站出来为我的孩子办了一所今日学堂。因为我与陈先生有一样的心情----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现在的教育给孩子带来的伤害，给民族带来的伤害。更无奈地看到：多少父母依然在前赴后继地把孩子送进教育搅肉机。
真爱孩子的家长，请一定要好好读读后面的文章，他不是您认为“很偏激”的张清一写的，但他的结论，比我更“偏激”。如果你认为：凡是与您的意见不一致的意见就是偏激的话，恐怕该看看镜子，恐怕真正偏激的那个人是你”你居然把孩子往虎口里面送，还口口声声说这是“为了孩子好”。真是岂有此理！
比如：你能够否认陈丹青说的事实吗？如果不能否认这些事实，你每天所想的事情，就是：你如何才能够帮助你的孩子不受害？
——清一题记
附录 转载；檩子语：好吧，我先认错，这标题党，也太耸人听闻了吧，把你给“圈”进来了－要不你试试去转下朋友圈，看你朋友是不是也中套儿？呵呵...
不过呢，这话的确是社会名流、画家陈丹青说的（在本文末尾你可以看到）。陈先生对中国社会呢，是 “爱之切，又恨之深” 的，看透了，也比较悲观；很多人感到悲观，不说也罢，世界大的很，大不了在中国赚钱，再去西方极乐世界养老；他呢，还非老说，跟九斤老太似的，特别缺乏正能量（当然这样说说，也更出名了。）这位老兄，穿着中式乡绅衣服，言必提民国，曾在清华当过海归特聘教授，但居然不念天朝第一学府的好，不仅炒清华鱿鱼，而且把老东家代表的国有教育体系批得体无完肤。人说，你有名有钱，一幅画随便卖卖我都能买间房了，孩子也在国外生、国外长，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说这些，对我有啥用？我孩子要能进清华，还真的是谢天谢地了。陈丹青似在冷笑：对，就是没用，听不听由你，说不说由我！
陈丹青对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的评价，仅代表他的意见。这个话题太过宏大，相信不同人的感受和观点会很不相同。其实，越来越多的家长对目前教育的弊端也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尽举家之力为孩子建立一个较为良性的环境，快乐成长也绝非虚言。但陈先生这句话是说的千真万确的：教育是一件去做的事情－而做这事情的人首先是家长，是孩子，是我们自己；教育，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和手上。
本文前一部分是陈丹青先生为《盗火者》一书所写的推荐序《教育与国运》，后文是“盗火者”团队对陈先生进行的专访。个人感觉后文更好看些。
1、教育与国运
——陈丹青为《盗火者》作的序
当今教育的大荒谬、大荒败，罄竹难书而书之不绝，眼前这部《盗火者》，又是一例。荒谬的证据，是这类议论与著作从不奏效，也休想奏效。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
除了权力，今日的大学还有什么？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历年来，有权有位的教育长官、大学校长，尚且无能稍稍革除积弊于万一，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是故近年总有人读到这类议论而来要我再说几句，诚不知说什么，什么也不想说——以下勉强可说者，不着边际，是一点抄来的闲话。
近时读王鼎钧先生长篇回忆录，其中写到民国教育的大量细节。王先生祖居鲁南小镇兰陵，30年代正当学龄，抗战爆发了。逃难中、沦陷时，孩子不曾辍学，因各地乡绅办学，有的是好老师。日后，王鼎钧奔赴安徽阜阳，进入战时流亡学校“成城中学”，创校者，是山东籍将领李仙洲。李将军为家乡沦陷区子弟免受欺辱，以军人身份在部队驻防区办学，征战之余，兼任校长。为长久计，乃向重庆上峰申请改流亡中学为国立，俾便经费与师资有所保障。蒋称，学生应上前线。于是，王先生据史料描述如下：
老校长大惊失色，连忙进言：招兵是招兵，招生是招生，如果山东父老以为他用招生的名义招兵，对政府失去信心，他对不起蒋主席。蒋氏要老校长去找陈立夫。陈主管青年政策，长期担任教育部长。成城中学改制，陈立夫愿意促成，山东籍党国要人丁淮芬、空军名将王叔铭也很帮忙，但是管钱的人有异议－从会计观点看，流亡学生是个无底洞，必须截止。老校长着了急，连声质问：“你们懂不懂？青年是麦苗谷种，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石谷！”
战时中国，各省有不少类似的流亡学校，成城中学是改制成功的学校之一，设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据台湾国史馆资料记载，战后，该校毕业的学生共1717人。五十多年后，陈立夫在回忆录中详细陈述了教育往事，他 “不顾当时行政院政务处和财政部内部人员反对”，批准了沦陷区青年方案，由国库支给贷金，供千万名流亡学生完成学业。“这一笔庞大的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
艰难困苦的抗战时期，贫穷纷乱的民国年间，颠沛流离的战时教育，最终溃败的国民政府？这一切，看看今日，中国教育的国运，简直天堂，提这早先的地狱作甚？七十多年前的旧事与今日相同而相通者，只一项：教育者必须热爱青年，懂得教育，尤其是，必须有权。
今日上上下下的教育长官，爱不爱青年？难说（除了他们自家的孩子）。懂不懂教育？更难说（除了将自家孩子送去国外读书）。昭昭可见、凿凿有据者，是今日的教育官员既有权，又有钱——30年来，全国上下的教育给弄成书中所描述的这付德性、这般田地，没有权力，没有钱，万万不可能。
有权，有钱，绝不是坏事。能否变成好事呢？须看人，看会不会用权。昔年李将军有权而缺钱，敢在蒋中正面前陈言，蒋听罢，请出陈立夫；昔年陈立夫有权有钱，但要说服“行政院政务处财务部”种种官员的种种异见，才能行使他的权，用对国家的钱--那是怎样的血钱啊，仅次于军费!
以当年蒋某人、陈某人和李将军的危局，倘若得知今日的国势，真要羡煞；抗战期间中国所能支度的那点钱，在今日国库的充盈面前，更要羞煞。可是，当今教育，问题如麻，单是《盗火者》中说及的荒唐事，就读了起栗，我这里还提这些陈年旧事作甚？所以，此刻也如《盗火者》的作者及无数教育批评者一样，不过是谵妄之人。念及这一层，不如搁笔，请忧心教育而又无可奈何的闲人，来读这无用的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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