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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会怀疑中国父母的爱子之情,但我很怀疑中国父母的智商。我认为中国父母把孩子送上精神和身体的自杀之路的主要原因,是基本的智力有问题,而不是感情上有深仇大恨!
只要有一点点脑子的家长,都会发现自己的孩子成长过程中,一天天越来越萎靡,越来越缺乏灵气,越来越呆头呆脑的。但是,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前赴后继地把孩子送上自杀之路?陈丹青说:我痛恨现在的教育!
我站出来为我的孩子办了一所今日学堂。因为我与陈先生有一样的心情----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现在的教育给孩子带来的伤害,给民族带来的伤害。更无奈地看到:多少父母依然在前赴后继地把孩子送进教育搅肉机。
真爱孩子的家长,请一定要好好读读后面的文章,他不是您认为“很偏激”的张清一写的,但他的结论,比我更“偏激”。如果你认为:凡是与您的意见不一致的意见就是偏激的话,恐怕该看看镜子,恐怕真正偏激的那个人是你”你居然把孩子往虎口里面送,还口口声声说这是“为了孩子好”。真是岂有此理!
比如:你能够否认陈丹青说的事实吗?如果不能否认这些事实,你每天所想的事情,就是:你如何才能够帮助你的孩子不受害?
——清一题记
附录 转载;檩子语:好吧,我先认错,这标题党,也太耸人听闻了吧,把你给“圈”进来了-要不你试试去转下朋友圈,看你朋友是不是也中套儿?呵呵...
不过呢,这话的确是社会名流、画家陈丹青说的(在本文末尾你可以看到)。陈先生对中国社会呢,是 “爱之切,又恨之深” 的,看透了,也比较悲观;很多人感到悲观,不说也罢,世界大的很,大不了在中国赚钱,再去西方极乐世界养老;他呢,还非老说,跟九斤老太似的,特别缺乏正能量(当然这样说说,也更出名了。)这位老兄,穿着中式乡绅衣服,言必提民国,曾在清华当过海归特聘教授,但居然不念天朝第一学府的好,不仅炒清华鱿鱼,而且把老东家代表的国有教育体系批得体无完肤。人说,你有名有钱,一幅画随便卖卖我都能买间房了,孩子也在国外生、国外长,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说这些,对我有啥用?我孩子要能进清华,还真的是谢天谢地了。陈丹青似在冷笑:对,就是没用,听不听由你,说不说由我!
陈丹青对中国教育和中国社会的评价,仅代表他的意见。这个话题太过宏大,相信不同人的感受和观点会很不相同。其实,越来越多的家长对目前教育的弊端也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并尽举家之力为孩子建立一个较为良性的环境,快乐成长也绝非虚言。但陈先生这句话是说的千真万确的:教育是一件去做的事情-而做这事情的人首先是家长,是孩子,是我们自己;教育,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和手上。
本文前一部分是陈丹青先生为《盗火者》一书所写的推荐序《教育与国运》,后文是“盗火者”团队对陈先生进行的专访。个人感觉后文更好看些。
1、教育与国运
——陈丹青为《盗火者》作的序
当今教育的大荒谬、大荒败,罄竹难书而书之不绝,眼前这部《盗火者》,又是一例。荒谬的证据,是这类议论与著作从不奏效,也休想奏效。写给谁看?给学生看,无用;给教师看,无用。给教育当局看?当然更无用。
除了权力,今日的大学还有什么?你批评教育,你在什么位置?历年来,有权有位的教育长官、大学校长,尚且无能稍稍革除积弊于万一,你无权无位,写这些做甚?
是故近年总有人读到这类议论而来要我再说几句,诚不知说什么,什么也不想说——以下勉强可说者,不着边际,是一点抄来的闲话。
近时读王鼎钧先生长篇回忆录,其中写到民国教育的大量细节。王先生祖居鲁南小镇兰陵,30年代正当学龄,抗战爆发了。逃难中、沦陷时,孩子不曾辍学,因各地乡绅办学,有的是好老师。日后,王鼎钧奔赴安徽阜阳,进入战时流亡学校“成城中学”,创校者,是山东籍将领李仙洲。李将军为家乡沦陷区子弟免受欺辱,以军人身份在部队驻防区办学,征战之余,兼任校长。为长久计,乃向重庆上峰申请改流亡中学为国立,俾便经费与师资有所保障。蒋称,学生应上前线。于是,王先生据史料描述如下:
老校长大惊失色,连忙进言:招兵是招兵,招生是招生,如果山东父老以为他用招生的名义招兵,对政府失去信心,他对不起蒋主席。蒋氏要老校长去找陈立夫。陈主管青年政策,长期担任教育部长。成城中学改制,陈立夫愿意促成,山东籍党国要人丁淮芬、空军名将王叔铭也很帮忙,但是管钱的人有异议-从会计观点看,流亡学生是个无底洞,必须截止。老校长着了急,连声质问:“你们懂不懂?青年是麦苗谷种,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石谷!”
战时中国,各省有不少类似的流亡学校,成城中学是改制成功的学校之一,设为国立第二十二中学。据台湾国史馆资料记载,战后,该校毕业的学生共1717人。五十多年后,陈立夫在回忆录中详细陈述了教育往事,他 “不顾当时行政院政务处和财政部内部人员反对”,批准了沦陷区青年方案,由国库支给贷金,供千万名流亡学生完成学业。“这一笔庞大的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
艰难困苦的抗战时期,贫穷纷乱的民国年间,颠沛流离的战时教育,最终溃败的国民政府?这一切,看看今日,中国教育的国运,简直天堂,提这早先的地狱作甚?七十多年前的旧事与今日相同而相通者,只一项:教育者必须热爱青年,懂得教育,尤其是,必须有权。
今日上上下下的教育长官,爱不爱青年?难说(除了他们自家的孩子)。懂不懂教育?更难说(除了将自家孩子送去国外读书)。昭昭可见、凿凿有据者,是今日的教育官员既有权,又有钱——30年来,全国上下的教育给弄成书中所描述的这付德性、这般田地,没有权力,没有钱,万万不可能。
有权,有钱,绝不是坏事。能否变成好事呢?须看人,看会不会用权。昔年李将军有权而缺钱,敢在蒋中正面前陈言,蒋听罢,请出陈立夫;昔年陈立夫有权有钱,但要说服“行政院政务处财务部”种种官员的种种异见,才能行使他的权,用对国家的钱--那是怎样的血钱啊,仅次于军费!
以当年蒋某人、陈某人和李将军的危局,倘若得知今日的国势,真要羡煞;抗战期间中国所能支度的那点钱,在今日国库的充盈面前,更要羞煞。可是,当今教育,问题如麻,单是《盗火者》中说及的荒唐事,就读了起栗,我这里还提这些陈年旧事作甚?所以,此刻也如《盗火者》的作者及无数教育批评者一样,不过是谵妄之人。念及这一层,不如搁笔,请忧心教育而又无可奈何的闲人,来读这无用的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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