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谎言拷问人性——伊朗电影《一次别离》评论（12月20日）

关键词：一次别离谎言人性

一部只花了区区30万美元、基本用手持摄像机拍摄完成的艺术片《一次别离》居然得到了从学院派专业人士到观众的一致好评，不仅击败了来自以色列、加拿大、波兰等国家的参赛作品，而且击败了中国的张艺谋年度巨制《金陵十三钗》而取得第84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

通常来说，电影节的一个奖项只能由一部电影或一个演员获得。在第61届柏林电影节上，《一次别离》所获得的最佳男、女主角两个银熊奖项竟然同时颁给了片中的五名演员，

第八届亚洲电影大奖上，继奥斯卡、金球奖问鼎，柏林金熊折桂后，《一次别离》再次获得了最佳电影的殊荣，并一举囊括了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剪辑等奖项。

《一次别离》的故事描写了结婚14年的托德和西敏，上有患老年痴呆的老人下有正在心理逐渐成熟的11岁女儿，由于做妈妈的西敏不想让女儿生活在乱局中的国家生活而移民，但托德又不愿意丢下年迈的父亲，两个人闹离婚，并聘请护工照顾老人。

聘请的护工却是个基于为失业在家而且债台高筑，受到病痛折磨的丈夫分担压力，并怀有16周身孕的孕妇，护工由于意外而流产，两个普通家庭闹到了法庭，从两对夫妻到两个孩子，再到作为证人的家庭教师与邻居，都卷入到了这个纷争之中。

整个剧情充满了谎言。护工遭遇车祸而流产，却由于发生争执的时候，被托德推了一把，而就此与丈夫一起敲诈作为中产阶级的雇主。雇主托德所说的“不知其怀有身孕”的谎言，护工所说的“流产是由于推搡所导致的”谎言，以及作为家教的证人试图让护工的四岁女儿证明“爸爸妈妈之间存在家暴”的谎言。

倒是貌似代表正义的法官，执行的却是要么交钱保释，要么就坐牢的冷漠态度。

当父母离婚，虽然与谁继续生活在一起的决定权在孩子，孩子不管最终选择了谁，自己都是受到伤害的那一方，就如面对出庭作证，宗教信仰与法律都要求其不要回避做出对家人不利的指控，否则便是说谎，但其实“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才是最终选择。

假如我们把每个故事都归因于特定地缘政治所造成的社会环境所导致的，那么每个作品都有其政治敏感度，当文艺作品来源于生活，细致入微地描写人的本能，本身就拥有人性批判的深层次内涵。

在每个人都在自己特定的生存环境承受压力的时候，我们很难讲谁就应该负全责，宽容大度与谅解从某种角度恰恰助长了人性中恶的本能的蔓延与失控。

我们都在面对各种审判，首先是自己内心的良知，其次是心理原本纯洁的孩子、行动不便的孕妇、风烛残年的老人，还有来自世俗社会的道义与来自宗教对人心的无死角考量。

2009年7月26日，甘肃武威市凉州区在全区公检法系统竞职笔试中，突破常规思维，聘请18名少先队员担当“监考官”，结果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小学生“秉公执法”，当场抓住25名作弊考生。

贾春宝在同年8月2日的文章《关于小学生监考的N个问题》中曾经说，那个真实地喊出“皇帝其实什么也没穿”的小孩子，回到家是否会被父母训斥，是否会被邻里笑话，是否会由于感觉自己与外界格格不入而给自己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下次，同样的场景出现，他们是否依然“执法如山”，他们是否依然会坚持正义与原则？

谎言被人为地分成了很多种，除了恶意的欺诈之外，还有诸如医生对患者病情不愿意实言相告的善意的谎言，管理者为了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而给TA们喝下的“励志鸡汤”，家长为了让孩子树立自信心而灌输的“你是最棒的”之类的谎言。

说谎是会受到惩罚的，对恶人与罪犯就没有不说谎的义务，基于残酷的现实而说谎似乎就不是那么让人难以容忍；另外作恶者是让人厌恶的，但当周围充斥着作恶的人，他们的生活水准远远高于善良的人的时候，我们是否还坚持对善的追求？

一个人可以对陌生人说谎，对自己最亲近的人说谎就会有顾虑；一个人为了个人利益而说谎难免会承受更深切的心理压力，为了集体利益甚至国家利益而说谎，就会逐渐变得理直气壮，战时状态，间谍与双重间谍，时刻生活在谎言中，甚至会由于说谎水准高而成为英雄。

为了一己私利而说谎的人，会遭人唾弃，但为了公司的生存与发展而说谎，难道就不会遭受惩罚吗？大到政府所秉持的意识形态，外交策略甚至教科书的编写，政客（特别是执政党）的言论，往往是重要而神圣，且不容置疑的。即使说的是谎言，又有谁愿意去戳破并声讨呢？

贾春宝

2014年12月20日星期六

电话：13301122671，（010）8958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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