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学者考查，中国人最早知道马克思这个人的是1898年由上海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而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中国传播的却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马克思主义在短短的三十几年的时间里就在远东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古老帝国生根发芽，并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共产党中国于1949年崛起在世界的东方。这在人类思想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一事实在中国是如何可能的？它在中国的过去、现在、将来是怎样？这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且对传承传统和构建传统的现代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笔者以五四前后这一时间段为对象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及其可能性做一点尝试性探讨。

　　

　　 一、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性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过程其实就是以中国实际为前提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应用，以及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的互动过程。一方面，要始终根据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选择，并做出必要的改造，适应中国的实践；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内核，或基本原理为指导改造传统文化，赋予传统以现代性。然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徘徊于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说到底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性认识问题。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首先要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词。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词应该是“中国化”而不是别的。这是因为我们终究不能削足以适履，也就是说要从中国的实际去选择马克思主义和改造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用中国的实际去迎合马克思主义。然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恰恰是误读了这一主词。五四新文化运动急欲割断传统的作为也确实会给人这样的一种误解，事实上中国革命的胜利恰恰是以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选择和运用来实现的。由于历史上和现实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误读导致多次出现全局性的失误：陈独秀的右倾，王明的左倾，解放后的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等。而对这些失误的修正过程其实就是对这一主体性的再认识过程：毛泽东通过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而邓小平则是通过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确立了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指导方针。不管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是有意无意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词放在了“中国化”上，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性也就确立在了中国人和中国的实际的层面上。

　　讲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性认识，也就必然的要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象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性体现在中国人和中国的实际上，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象性应该怎样去确立呢？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象性既是在作为主体性层面的中国的实际上，又在于作为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本身。“中国的实践”作为对象性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革命和实践所要改造的是中国落后的面貌，而作为主体性层面的“中国的实际”是因为理论所依存的条件或是出发点是中国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象，是因为理论要始终围绕着实践发生变动，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中国实践的要求下适时的进行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而这本身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发展所要求的。不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对象性在中国的伟大创造。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的前提

　　

　　 以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性认识的阐释过程中，暗含着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运用是有很强的能动性的。甚至，如果当时社会没有这种需要的话，即使马克思主义也是不会被选择的。五四期间各种思潮风行，但又为什么偏偏又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呢？而且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像经典作家们所设想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相反，还只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极端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必然的要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中华民族及其主体文化的内在机制上去考查。

　　1.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满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P.462)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过程中也一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实践发生了联系。”[2](P.1515)马克思主义在五四前后广泛的传播，是因为中国社会有这种需求。需求是理论传播和发展的最初动力或是第一推动力。如果当时中国社会没有这种需要，即使再好的东西，哪怕是马列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1840年的鸦片战争促使中国这样一个独立的却又极端落后的封建帝国逐渐向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转变，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最为主要的社会矛盾。救亡图存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需要。中华民族也确实没有一刻停止过：先是洪秀全的人间天国理想，再是李鸿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器物层面上开始的内部自救；接着又是康梁“君主立宪”从制度层面开始的自上而下的改良……都相继失败了，就连“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企图以“光复”汉室江山，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辛亥革命也只是半截子胜利。

　　经过辛亥革命后的沉沦和彷徨，中华民族的自救又面临着新的选择。新的革命需要新的理论的指导。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又开始苦苦的探索。孙中山痛定思痛后创立了“知难行易”的心物二元论，把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到了近代水平；胡适引进杜威的“实验主义”，引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政治结论；张君励信“意志主义”，反对“科学主义”走向科学于人生无意义的极端；吴稚辉用人性本善说论证和描绘了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国；梁嗽溟、熊十力等人则用“西学”来改造“儒学”，创立“新儒学”，以此为立国之道，并积极开展“新村”的实验。如此等等。各种思想之间相互竞争，此起彼伏，都试图在当时的中国取得主导地位，但偏偏又是马克思主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而这种胜利的可能性又是多方面的。

　　首先，革命的实践需要革命的理论指导。

　　 列强的入侵一方面破坏了传统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也给中国带来了新兴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沿海的外国船坞产生了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稍后，官僚资本、民族资本的产生和发展也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1894年前后，全国产业工人约有10万人，而到了1919年五四前后，增加到了200多万人。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之日起使开始了不断的斗争。如：1858年香港市政工人为反对英法联军侵占广州而举行的政治罢工；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安源矿工和川汉铁路工人联合举行起义等等。[3](P.22)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其斗争规模日益扩大，但当时的工人运动还是自发的，或是半自觉的。工人运动的发展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开明宗义就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创立的，而且中国的工人阶级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也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从自发走向自觉。革命的需要为革命的理论的传播创造可能。

　　其次，西学东渐和中国人救亡图存的历史过程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开辟前进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是植根于西方传统文化的科学理论，它与东方文化是有很大差别的。西方文化从古希腊以来就有了理性的传统，而东方文化是一种重经验的感性文化。这种不一样必然的给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带来了困难，而鸦片战争以来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无疑冲淡了这一困难。特别是严复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和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的新文化运动，有着决定性意义。

　　严复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化的最伟大的启蒙者之一。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时把严复列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的四大代表之一，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同列，这是很有创见的。在严复以前，中国人的历史观一直被历史退化论和历史循环论所左右，而严复对赫胥黎《天演论》的翻译和改造打破了这一限制，使进化论在中国的知识界深入人心，中国后来的新派人物没有一个不受其影响的。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雄心，同时也增强着向西方学习，进行社会改造的勇气。李泽厚在论述严复时是这样说的：“严复是将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和自然科学、哲学的理论知识介绍过来的第一人。它标志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由感性到理论、由具体到抽象、由形式到内容、由现象到本质这条‘天路历程’中不断上升的一个界碑。从而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使广大了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真正打开了眼界，看到了知识的广阔图景：除了中国的封建经典的道理以外，世界上还有着多么丰富深刻新颖可喜的思想宝藏。”[4]（P.589）

　　需要指出的是严复的《天演论》对赫胥黎并不是照搬，而是有一个主体性选择的过程。赫氏原书为《进化论和伦理学》，严复否定了赫氏关于自然观（进化论）和人类关系（伦理学）的分割和对立，认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同样适用于人类种族和社会。这就为中国社会改革和文化改造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也就鼓励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要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具有现代性。这也就促使了作为西方文明结晶的马克思主义堂而皇之地走入中国人的视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合法语境。

　　我们可以说没有严复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严复让中国人认识并接受了理性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运用打开了心理上的缺口，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的全民性反思既深化了严复开启的理性主义，也为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和中国化创造条件。总之，严复的进化论和新文化运动的大反思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不可缺少的一段路程。

　　再次，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对的优越性是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的主观因素。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相对优越性，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构建上的开放性和普适性，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统一性。由于后面还要专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因此这里只讲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构建的开放性和普适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构建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逻辑前提的，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的基本观点是实践。实践的观点其实就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主体对客观的认识和改造，及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科学理论的深化。这一理论的构建其实也在遵循着主体性和对象性的对立统一：它的主体性就在于掌握一定理论的人和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客观实际，而它的对象性则在于需要改造的现实和暨待发展的理论。主体性和对象性的辨证统一，从根本上体现了这一理论的开放性。尽管马克思主义者一再鼓吹其体系的科学性和完备性，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否定起理论的历史条件性和有待发展性。相反，其体系的科学性和完备性正是在于承认其理论的有待发展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理论不管是对这一理论的认识还是运用，都具有最大限度的能动性。这是当时其他的理论所不具有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适性也正在于其理论的开放性。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也尽管与东方文化有着千差万别，但由于其理论的开放性，为其理论在各国的实践过程中根据各国的需要进行改造和发挥留有足够的自由空间，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创造条件，也因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造可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古典主义哲学的终结又是现代哲学的开启。顾准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和培根经验主义的神妙结合”，[5](P.304)是古典理性主义与当代西方哲学的非理性主义的统一。它既克服了理性主义的先验性，又弥补了非理性主义的不确定性。不管是现代西方的非理性主义，还是近代东方的理性主义，都是各自对方的传统复归。[6](P.32)这其实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的“正—反—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和普适性,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它即尊重了中国的传统,又能给予中国传统以现代性改造。

　　最后,十月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机遇。

　　在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的过程时，有学者总结出“需要—竞争—选择”这么一条发展脉络：社会首先提出理论需要，社会各阶层会根据这一需要做出反映，由于各阶层利益的不同，形成不同的理论认识，而各种理论认识通过社会满意程度来反馈，从而实现理论的选择。[7]这无疑是精当的，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但笔者认为如果考虑到历史机遇问题，即：“需要—竞争、机遇—选择”或许会更全面一些。

　　机遇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一直强调的历史条件性问题。缺乏必要的条件，或者是忽视必要的条件，会直接导致许多结论的不成立。这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问题上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十月革命的鼓舞，或者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解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胜利是不可想象的，至少在当时是如此。如果十月革命不是发生在同样落后的俄国，而是资本主义发达的西欧，那么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尽管十月革命的发生对中国来说只是一个偶然性的因素，而正是这个偶然因素对当时和其后的中国及世界有着极端的重要意义，它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正是这个偶然的机遇决定了当时的社会选择：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并很快发展为社会的主流思想之一。

　　另外，列宁对东方各国革命事业的关注，以及积极帮助各国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的重要条件。

　　2．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融合的主体性内在机制。

　　首先，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和中国化的内在契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有它的思想渊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也有它的理论契机。马克思主义哲学很快为中国人民所接受，这除了中国社会有它的需要外，还同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分不开。可以说，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是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把它中国化的深层的契机。”[8](P.27)

　　研究传统哲学我们会发现，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的交织发展作为一条主线始终贯穿于中国古代哲学成长的全过程。“中国哲学是注重辨证思维的哲学，与西方历史上曾有过一段机械性、‘行而上学’思维占统治地位的情形不同，辨证思维在中国具有悠久的传统。不论是先秦汉唐，还是宋元明清，均不存在占主导地位的以静止不变、片面、孤立的观点去观察世界的反辩证法的思想体系。运动变化、全面联系的观点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观点”。[9]（P.8）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古代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发展的现代形态。“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中国传统哲学经过批判和总结是可以而且必将实现现代化形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可以借助于中国传统哲学特有的范畴、概念，实现中国化。

　　其次，主体性层面上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和要求的一致性或相近性，是马克思主义被认同的重要的心理要件。

　　文化心理结构是指传统文化在人们的日常行为模式、思维方法、情感态度中的积淀，是民族心理的一种稳定的机构模式。（李泽厚）它不是你所想扔掉就能扔掉，想保存就想保存的。文化心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来文化的传播。中国历史上，佛教的传播和中国化正是从魏晋佛教玄学化中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只有“从传播中去发现自己，认识自己，从而改变自己”。[10](P.860)

　　我们在比较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时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里面有太多的相似性：

　　传统发达的辩证逻辑思维与唯物主义辩证法；重实践轻理性的经验主义（或称实用的理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强调整体、全局的思维方式与马克思主义的全局观念；“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朴素的平均主义思想与共产主义的分配理念；“内圣外王”的政治伦理思想与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等等，都可以找到相互验证的影子。这种相似性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二重性：有时代性、民族性的一面，也有超时代超民族性的一面；也源于马克思主义对世界优秀文化的继承性和依赖性。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面临着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特殊问题，而且还面临着人类生存发展的共同问题。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造可能，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带来某种契机。

　　再次，重农抑商的传统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始就认识到了农民的力量，使工农联盟成为可能，并初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道路。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农民是一个比较落后的群体，它是与低水平的农耕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农民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决定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是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马克思在巴黎公社运动中就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要积极争取农民的支持，至少是同情的思想。列宁也曾指出：“在其他国家的革命还没有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11](P.51)并认为工农联盟是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力量和支柱。在落后的东方各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极不充分，农民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没有农民的同情和支持，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辛亥革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没有发动农民，农民的利益没有得到保证。

　　而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农抑商的传统，有“士农工商”的说法，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对农民或是农村，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即使是共产主义的李大钊也不能例外，他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就提出了所谓的“尊农主义”思想，饱含着对农民和农村的深深同情和期待。李泽厚先生把它归之为民粹主义[12]。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总结辛亥革命的过程中，一开始就意识到了农民的力量。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后来的许多人都坚持了李大钊所开启的这么一条“民粹主义”道路，特别是毛泽东发挥到了极至，并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当然，后来这种民粹主义走向了极端，也给共产党中国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革命就是一场农民的革命。农民的参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彻底胜利的根本保证。

　　最后，缺乏民主的人治传统在一定条件下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

　　在常人眼里民主一定是好事，而专治就一定是坏事。而事实上也并非完全如此，民主不一定是好事，专治也不一定是坏事。这是因为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历史条件性。无政府主义至少在形式上比任何社会制度都要讲民主，但无政府主义无差别的民主最终并不能取得胜利；而列宁的有限民主一开始就饱受包括卢森堡在内的共产主义者的批评，但却在俄国和中国的实践中取得胜利。民主的发挥在法制健全的国家可以防止个人的独裁，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但在一个民主观念淡泊，法制又永没有建立起来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过多的民主只能使一个国家消耗更多的财力和物力，降低办事效率。

　　在中国这么一个传统的人治国家，不管是上至士大夫阶层，还是下至黎民百姓，即使是最为新派的人物，他们的民主观念或是潜意识中的民主都是相当有限的。长期缺乏个体的要求，屈于外在的压迫，促使个人的自我判断力的缺失或是弱化，从而容易使中国的民众倾向于盲从，屈于权威或大多数人的意见。在这种语境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极为有利的，它极容易被大多数人在短期内所接受。中国后来的事实也表明了这一点。

　　不过民主缺失的这一优越性是相当有限的。其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始终掌握在少数的社会精英手中，民众始终处于被驱使的境地，他们的主体意识不能及时的得到表达，他们的要求也不可能得到满足。这最终是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

　　3.各种思潮的碰撞改造着马克思主义，从而也增强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

　　 一种思想的传播往往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一定的文本（是指语言、文化、社会、历史和各种成规等。下同，笔者注）条件下的一个自我更新过程，它不是复制而是在多种思想的碰撞中的再创造，其创造的程度与当时的思想互动的状况和所处的历史环境相关。

　　 五四前后，社会尽管还是一片混乱，也尽管还是那么落后，内忧外患一直还是当时有识之士内心最为沉重的阴影，但正是在这内忧外患的阴影下，当时的思想界却是异常的活跃，是秦统一六国之后所没有出现过的：三民主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进化论、唯意志论、新儒学以及玄学派等异彩纷呈，与马克思主义一起共同组成了五四前后多元化的思想理论结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传播正是在这多元化思想的相互碰撞中进行的，而这种多元化思想的碰撞磨合的过程直接影响了当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选择和目的选择。多元化的思想构建，一方面批判了传统，另一方面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并在内容和形式上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渗透着民粹主义、道德主义、实用主义因素，（李泽厚）从而也增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

　　 总之，任何一种思想的传播无不在一定的历史文本下发生的，同时也无不渗透着该社会和接受者以自己的价值观念导引的目的性需要以及民族文化心理因素的制约，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在其传播过程中都无不烙上了主体性选择的烙印。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现实性

　　

　　 不管是内在机制，还是外部环境，都还只是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提供一种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是如何实现的？这就必须深入地去考察主体是如何选择和实践的。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之初，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实践是有其最大限度的能动性的。它的选择和实践只受当时的环境和人民的认识水平的限制，而并不受马克思主义教义本身的束缚。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与其说是行其实，不如说是用其名，以至于斯大林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不承认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只是到了共产党中国的胜利才勉强说：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了主体选择和实践的自主性及对指导理论的反动性。其实，理论的传播，最初大多都是如此，只知其名，不知其实，而这时对理论的理解却是最为开放的，也是最具有创造力的，倒是到了后来对理论熟悉了，于是便有了门户之见，也于是开始变得封闭和自大了，甚至开始以这种理论来衡量一切价值，终成了一头“怪兽”（利维坦）。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最初，并没有像俄国那样有考茨基、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长期的理论准备，而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最初的认识也只是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既然能在落后的沙皇俄国取得胜利，那么对更为落后的中国也或许有用。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长期以来也只是支言片语，而对经典作家的大部分理论都没形成系统的论述，像《资本论》这样一部马克思最为重要的著作长期以来都没有中译本。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一直在嚼俄国人和日本人的口舌。奇怪的是，正是最初的那些从日本人和俄国人那里传来的支言片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最初的中国化。

　　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块理论基石。但是中国的当时，资本主义还刚刚起步，无产阶级也非常弱小，使得剩余价值理论——这一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依据和思想基石，在当时的实用性和实用范围是非常有限。因此，尽管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时都提到过剩余价值学说，但真正打动、影响、渗透到他们的心灵和头脑中，并直接决定或支配实际行动的，更多是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昨天观》中说：“他（指马克思）这三部理论（既李所说的过去的理论，现在的理论和将来的理论，笔者注），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斗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关于实际运动的手段，他也是主张除了诉于最后的阶级竞争，没有第二个再好的方法。”[13](P.177)陈独秀也有类似的说法：“……阶级战争的观念确是中国人应该发达的了。再睁开眼睛看看我们有产阶级的政治家政客的腐败而且无能和代议制度的信用，民主政治及议会政策在中国比在欧美更格外破产了。”[14]

　　 从上可以看出，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和剪辑最初是实用的，并没有过多的考查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的语境，也没有深入地理解阶级斗争的涵义。陈独秀用“阶级战争”一词可以粗略地看到，他仅把阶级斗争看成是敌我双方你死我活对抗，并没有看到矛盾双方可以调和的一面。而，就是陈独秀的这一认识却影响了好几代人，长时期得不到突破。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化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还在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开始就采取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方针。从1918年李大钊的《法俄革命比较》一文开始算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1921年以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为标志的中国革命实践，前后不到四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就开始了全面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是从实践中选择，在选择中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开始就带上了实用的特性。从根本上说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民族独立和救亡问题，人民解放和自由问题才去学习的。为此李大钊说：对马克思主义，我们要“拿来做工具，用以实际的运动”，“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二者“不能十分分离”。他并且提出普遍原理和具体实际的关系，指出：“把（马克思主义）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不同有些不同。”[15]（P.228-230）毛泽东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革命实践过程中实现第一次中国化的任务，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最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多都是从旧知识分子中转变过来的，他们熟悉中国和中国的文化，他们身上体现着优秀传统的积淀；另一方面，他们又都崇尚西方文明，且大多都有留学的经历，对西方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制度有较为深刻的理解。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可能转化为现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困难及对以后发展的影响

　　 中国的现实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榜样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创造可能，但特殊的国情又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带来困难。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的现代化。中国是一个拥有漫长封建历史的国家，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甚至渗透到了民族的心理文化结构的深处，加上中国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从旧知识分子阵营中转变而来的，他们尽管都很激进，但他们有总不能褪去封建道德的印痕，这一印痕会在他们的潜意识当中显露出来。因而落后的封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障碍。李泽厚分析说：

　　“五四运动提出科学和民主，正是补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课，又是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启蒙篇。然而，由于中国近代始终处在强邻四逼外悔日深的救亡形势下，反帝任务异常突出，由爱国而革命的这条道路又为后来好几代人所反复不断地走，又特别是长期处在军事斗争和战争形势下，封建意识和小生产意识终未认真清算，邹容呼唤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也始终居于次要地位”。[16](P.641)

　　“资产阶级民主思潮并未在中国生根，在中国有深厚基础的是封建统治传统和小生产者的狭隘意识。正是这两者综合起来，构成了阻碍中国前进，发展的巨大思想障碍。它与近代民主主义格格不入，蒙昧、等级、专制、封闭、因循、世袭，从自给自足的经济到帝王权术的‘政治’，倒成为习以为常的思想状态和正统力量。”[17](P.640-641)

　　“也就是说，长久封建社会产生的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并未遭受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毁，旧的习惯势力和观念思想仍然顽固地存在着，甚至渗透了人民意识和无意识的底层深处。这就不难怪它们可以借者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衣装，在反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的旗帜下，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以前，轻车熟路地进行各种复辟了，于是，‘文革’之后人们便空前地怀念起五四，纪念起五四来。”[18](P.855)

　　 落后的封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从根本上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就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封建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现代化的瓶颈，它还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

　　与此相对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另外一个困难却又是民族虚无主义。五四时期当时选进的知识分子急欲改变落后的现实，而全面否认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全盘照搬，形成一般强有力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既不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又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与这一般思潮不能说没有联系。教条主义，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另一方面是因为看不到传统文化的十足魅力。民族虚无主义不仅在过去有影响，而且作为潜流一直影响到现在。八十年代以来，传统文化的衰落，后殖民主义的泛滥都是在这一潜流的影响下形成的。

　　“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对传统当中优秀文化的否定，一方面是对传统的极不负责任，另一方面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曲解。马克思主义既批判任何落后的思想文化，又注意吸收任何优秀的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就是世界优秀文化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对世界文化的批判和吸收，从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民族虚无主义破坏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基石，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成为不可能。五四以来，虚无主义的暗流一直没有间断过，给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带来困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困难，一方面是因为是中国现有历史存在的限制，另一方面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性认识的不足所导致的。不管是反封建的不彻底，还是民族虚无主义，都是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认识不足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性认识的实现。

　　

　　五、结论：主体发展的历史性和理论创新的必要性。

　　 在实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性认识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清醒地意识到：所谓主体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文本条件下的主体，不管是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还是人所依存的环境，都不是脱离一定的历史阶段而抽象地存在着。主体始终是现实的历史存在物。它的存在与发展都无一例外地体现着“自然历史过程”，就像是“卡夫丁峡谷”同样是不可跨越的。任何仅凭一时对马克思主义理想的狂热，而试图跨越自然历史的“卡夫丁峡谷”，其结果注定是要失败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的主体性的表现是不尽相同的。我们不能以五四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来衡量目前的中国实际；也不能拿目前的中国实际来要求和评判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否则就无异于“刻舟求剑”。

　　 主体发展的历史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阶段性。马克思主义是一定历史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它的产生和发展摆脱不了特定语境的限制。马克思主义本身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不变真理，也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需要主体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历史可行性进行选择和改造。这其实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所面临的扬弃问题。

　　总起来看，“历史的解释者自身应站在现时代的基础上，意识到自身的历史性，突破陈旧传统的束缚，搬进来或创造出新的语言、词汇、概念、思维模式、表达方法、怀疑精神、批判态度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继承、批判和发展传统。”（李泽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主体，要始终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待自身。理论不能被理论自身所束缚，历史主体要随着历史发展的现实，来看待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理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与时惧进，以主体的尺度来重新估价现有理论的价值，为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