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大镛基金

2014年12月6日。

早上，应邀参加陶大镛基金会成立大会。

在我们上学的时候，陶先生是我们心目中半神似的人物。

那时陶先生是经济系唯一的教授，而且，他这教授已经当了有半个世纪了。陶先生是解放前中央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据说，他当教授的时候才二十六岁。

我们上学的时候，最享受的事情就是每学年开学的时候听一次陶先生的演讲。每次讲的差不多都是那些东西，他的求学经历，他的思想转变及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形成。因为有那种高山仰止的崇敬，每一次听来都很新鲜。

记忆犹新的是，陶先生讲他在中央大学任教时，为了多赚课时费，除了经济学之外，还讲数学。可是，他的数学并不好，只能头天晚上向同事请教，第二天早上就到课堂上现炒现卖。还记得他说过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陶先生的父亲是原来商务印书馆的职工，陶先生也在商务印书馆打过工，日本入侵中国时，在攻占上海之前，首先轰炸的就是商务印书馆。因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视，陶先生从来不用日本电器。尽管那时使用日本电器是一种荣耀和身份的象征。

陶先生是我国世界经济学的奠基人，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权威，在学术界有着崇高的地位。不过，让我们敬仰的不仅是先生的学问，更是他的学品和人格。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思想观念和经济政策有了一些变化，有些东西是用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不了的。在这种情况下，陶先生选择不说话或者少说话。顺应潮流说话，违背他做人的原则；而说“真话”则可能产生不好的影响。那个时代，我国理论界有太多的风派，他们在适应政策和政治的变化而不断变更自己的观念和主张，从左到右或者从右到左，一夜之间就可以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陶先生的坚持原则在那种背景下尤其难能可贵。

以前听老赖讲过，设立陶大镛庸基金，一是要对退休老教师给予生活上的补助，这类似于终身成就奖；二是要对青年教师的科研活动给予支持。首届陶大庸基金的“终身成就奖”授予了王同勋老师。

王老师也是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之一。那时候，王老师给我们上的是中国经济思想史。说实话，当时讲过些什么实在没有一点印象了。印象深刻的是王老师写的一手好字。王老师的书法颇有启功先生的风范，那种圆润和飘逸，那种遒劲和洒脱，实在让对书法不甚了了的我们叹为观止。其实，我们上王老师的课，与其说是听课，不如说看他的书法表演。

陶大镛基金是由国内某家实力机构资助的，那家机构的负责人不仅是我们的学长，还是当年王老师的及门弟子。

那天致辞的资助机构负责人，是另一位学长。说到当年的在校学习和生活，充满着深情的怀恋。他说，当年他们曾经组织一次北京地区各大学经济学专业学生的体育运动会。因为需要经费的支持，就冒冒失失给胡耀邦写信。胡耀邦接信批示后，转交了负责体育工作的荣高棠。就这样，一场学生自发组织的运动会在中央的精神关怀和经费支持下得以顺利举办。

那是一个多么阳光灿烂的时代，那是一群多么朝气勃发的青年，那是一个多么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