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在谈及泡沫时,提到牛群效应,即见到某只股票赚钱,纷纷从之,这样便使得股票的价值缩水,这也令人想到席勒所述的动物精神。其实参与者并非没有理性,抢在泡沫破灭的临界点之前,如果操作得当则会发财,只是不能知道参与者抢购持有股票之时会在何时。理性开始的个人在社会集体意识下便会遭遇对个人而言“非理性”的裹挟。
北京立交桥给人们的印象是逢桥便堵,正是因为有桥才产生拥堵,而桥却托以缓解交通压力之名而为之。反过来说,若是在这交通塞口之地没有桥是否更堵,因此名而得其实。这两种看法岂非矛盾。正如上述,一座立交桥在拥堵临界点之前确为缓解交通压力,而后则不同。
人们均逐利而为,以他人可能的损失坐实自己可能的所得。在资源配置和产品分配上存在帕累托效应,在经济活动交易中,单纯的个人必在得失之间使得社会经济获得推进,如果A的机会所得大于对应的B的机会损失,那么社会经济是增进的。所谓机会即为预期,但预期并非现实,所以暴利者不恒有,不得利者常有。拥堵和泡沫的产生也如上述。
众人的预期看似彼此独立,但其实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商业保密或者个人私利的存在,彼此无法互通资讯,只有在参与经济活动之后才会显现出来,个人理性无法超越社会理性,后者确以前者为基础,因此牛群效应从表面上看去如此浅显却无可避免。
但这也包含另一层含义,即由社会理性出发来操纵个人理性也会有纰漏。正如北京一直五环路上禁止摩托车,因之而来的却为少数违法者提供了空间,使之行驶通畅。又如禁止个体户倒买倒卖粮食,却为少数私人粮商提供了发展空间。通过经济政策来干预人们的经济行为,往往事倍功半,不是不可为而是现象或者个人理性常常有悖于常情。而且经济干预应该适可而止,一项政策常以兴利之名推行却开辟了一条违法的捷径。
为什么一些经济政策总会带来与民争利的印象,一项兴利的政策反而助长了违法呢?由上述可知,社会理性为人们传递了清晰的资讯,个人理性得到伸张,若此时正为违法而招致利益受损的临界点之前,且成本相当低,最为重要的是此时的资讯费用也非常低,而且政策推行则放松了对零星现象的监管,由之强化了违法的可能。但是如果违反政策会招致利益损失则会抑制个人理性,使得个人遭遇集体缺乏明确意识的冲击。
因此,综合上述两方面,社会理性必须建立在个人理性的基础上才能维护经济活动的有效展开。阿里巴巴开辟电子商务领域,为中小企业定制电子商务解决方案,并开辟B2C领域,之前存在相较于政策法规有不合理之处,但现在变为可行,此过程中的政策调整即为此例。人们获取信息的成本降低和便捷程度提升都在更好的发挥个人经济理性,使之更为妥当。
但是在市场竞争和人们的经济活动中,我们不能知道社会成员究竟做了什么或者正在准备什么,而这正是个人经济理性发挥的所在,正因为此才会逼近社会经济理性。从另一种角度看,正是个人清晰定位自己的经济利益才使得社会利益格局得到清晰的呈现。社会经济中总会存在投机的行为,如果社会经济理性不存在,怎会有投机的可能,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