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军鹰派为何猛批西方的颜色革命?
——颜色革命在环球年会上的不同声音
12月6日,2015环球时报年会在胡锡进的号角声中雷响了自己的战鼓。在颜色革命离我们有多远的分论坛上,一些军中鹰派和政府智囊集中火力猛批了西方颜色革命的现实威胁。
在奥巴马对亚非世界的和平变革中,颜色革命成了西方通过人权、民主等普世价值的输出而策动他国街头政治,进而颠覆他国政权的战略工具。
环视中国的周边,颜色革命的幽灵更是频频作法,而使一些国家政局动荡、政权易帜。
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西方策动的颜色革命现已通过香港的占中而对我们的意识形态堤坝构成了致命的冲击。
如何看待中国所面临的这种意识形态危机?如何认清西方颜色革命的本质?如何防堵西方这股颜色革命的洪流?
西方颜色革命的本质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少将王海运认为,颜色革命本质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策动,以街头政治民主动乱为主要形式,以建立新西方政权为主要目的的和平演变。
原军事科学院院长刘精松上将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颜色革命的祸水时刻都想流淌到中国来,香港的‘非法占中’实际上就是一场颜色革命。
中国国家安全论坛副秘书长彭光谦少将警告道,作为一种心战的颜色革命是没有硝烟的战争,有人亡我之心不死,希望把我们搞乱了。
中国发生颜色革命的社会土壤
面对西方颜色革命的现实威胁,中国绝不能麻痹意志、疏于防范。
对此,彭光谦认为,西方几十年来对中国下了不少工夫,长期以来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对某一些人进行政治性的转基因改造,搞乱我们的人心,已经形成了一定舆论,具备了一定的颜色革命思想基础。另外,西方敌对实力在中国内部培养代言人,培养“第五纵队”,形成了一定的组织和社会基础,可以说,思想基础加社会基础,再加上外部条件配合,颜色革命在中国只是缺了一个引爆点和时机。
根据王海运的研判,当前中国发生颜色革命的社会土壤基本具备,遇到事情很少有人为政府,为共产党说话,这种东西在当前大行其道。
刘精松上将在发表主旨演讲中呼吁,近期的香港“非法占中”事件,就是一场颜色革命,要早做预判,沉稳应对。
如何应对颜色革命的挑战?
彭光谦认为,这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过硬的思想、意志和信念。颜色革命本身是思想战争,我们的思想能不能站住脚,有没有自己的坚强意志和信念,很重要。如果没有的话,就会缴械投降,如果有了这个坚强意志和信念,有了思想上的长城,篱笆钻不进,野狗钻不进。
王海运的应对是应夺回舆论阵地。我们舆论阵地已经大大丧失,我们的主管部门说,这儿不能讲,那儿不能讲,到底应该讲什么,确实存在很多的问题。这种规制,只能阻止体制内的专家发声,而让体制外的、亲西方的势力占领制高点,应尽快把已丢失的舆论阵地夺回来。
在颜色革命的预防上,刘精松上将支招道:需要高度警惕的就是敌对势力插手干涉内外事务的情况必须心中有数,早做预判,沉稳应对,防止颠覆性的事件在我国的发生。
不能简单地妖魔化颜色革命
与三位军中鹰派如临大敌颜色革命另类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学院的教授王占阳。他从历史的视角展开了自己的独特分析。与王海运、刘精松、彭光谦把西方的颜色革命视作域外的洪水、颠覆的幽灵相比,王占阳似乎显得更加不以为然些。
作为一个外来词,颜色革命更像西方政治中的一个话语圈套。王占阳认为中国在西方的颜色革命面前,不要自乱阵脚,矮人一头。环球时报年会祭出“颜色革命离中国有多远”这个议题,本身就很丧气、自怯,与林彪当年疑虑井冈山的红旗还能举多久一样,都是对自己选择的道路没有自信心的表现。
2015环球时报年会在习近平不断强化中国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的历史关口,突然祭出“颜色革命离中国有多远”这个议题,这实质上就是与这三个自信唱对台戏。对于这种危言耸听,王占阳认为,“只要坚持走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什么事都不会有。中国是超大型国家,外界影响力很小”。
对于王海运、刘精松、彭光谦三人把颜色革命洪水化、敌我化、妖魔化的做法,王占阳认为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历史地看待颜色革命的作用和意义,不能简单地把其妖魔化起来。
王占阳发现,现在官方对颜色革命的评价往往更多自相矛盾,一方面把它当成洪水猛兽,一方面又在外交场合说尊重各国人民对自己道路的选择。他困惑道,我们尊重他们选择错了吗,不是这样的。我听过很多专业的研究报告,听到一半我觉得,这个社会这么黑暗、这么腐败,老百姓受这么大苦。有压迫就有反抗,革命是有合理性的,不能说那个东西全部都是外国势力搞的,你以为人家本国人民全部都是傻瓜吗?所以我觉得不能简单否定颜色革命。应该更具体地分析,作为一个历史研究来说。
对当下中国在颜色革命上的泛化性、妖魔化理解,王占阳表示,必须对此重新界定。在他的历史研究视野中,天下好像没有无颜色的革命,所有的革命都有政治色彩。共产党革命是红色的革命,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也是革命,搞市场经济应该说是蓝色革命。如果把颜色革命彻底否定,等于把前人全部否定,我们的话语体系全崩溃了。
要不要害怕颜色革命,王占阳对中国道路的自信似乎要比军中的三位鹰派自信许多。他自信道,我们的社会政治清明了,政治平等了,大家富裕了,你怕什么颜色革命?知识分子不要担心,知识分子秀才不会影响这个国家怎么样,关键是腐败分子吓人。
一个简短的评论
围绕颜色革命离中国有多远这个议题,四个智囊级别的专家展开了两种思维方式的对话与思考。一种是非此即彼式的敌我思维,一种是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与妖魔化的敌我思维相比,王占阳的辩证思维对颜色革命的分析有着更多的理性与客观成分,看得更深远些。比如,我们对颜色革命自相矛盾的评价与泛化性的理解,很容易落入全部否定自己的陷阱。在我们党革命的时候,红色割据、红色政权、红色革命经常性地出现在我们党的政治宣传中。如果我们一味简单地妖魔化颜色革命,而不历史地分析这种颜色革命的合理性与进步意义,我们党的红色革命、红色政权也可能逻辑性地被因果到这种妖魔化的敌我思维之中。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分析颜色革命,我们不能笼统地用一种简单化的敌我思维,把那些反对专制、反对独裁、追求进步、追求新生的革命,都打上西方敌对势力插手涉足的范畴中去。伊拉克、利比亚人民反对萨达姆、卡扎菲独裁暴政的颜色革命,具有进步的性质还是历史的倒退,这都需要我们从全人类解放的终极意义上考量分析。斯大林说的对,一切都要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此外,如何防范颜色革命对中国的冲击,不论是彭光谦的坚定思想、意志、信念,还是王海运的夺回舆论阵地,都显得虚无缥缈、空洞无物。靠什么坚定思想、意志、信念,靠什么夺回舆论阵地,两人都没有对策出具体的办法来。思想、意志、信念、舆论阵地绝不是靠网络对骂坚定、夺回的,它最终还要靠我们制度、体制的公平、正义,靠我们党的清廉清正,靠我们民生的殷实富足,靠我们环境的绿色生态。如果我们不通过全面的改革,革除诸多的社会不公、分配不公、用人不公、司法不公以及诸多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收入差距、贫富差距等滋生颜色革命的诸多因子,又谈何根除西方颜色革命对我们的冲击、演变。如果我们不把这些根本性的问题解决掉,王海运的依靠体制内人的发声批驳、骂战,又何以能夺回舆论阵地。如此看来,还是王占阳教授说的中肯些,如果我们的社会政治清明了,政治平等了,大家富裕了,你怕什么颜色革命?
所以,归根结底,最重要的还是通过全面的改革,把我们的制度、体制、环境改造好,让人民切实感受到它的公平正义、互助友爱、生活富足、精神昂扬。
2014年12月7日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