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的学者总是喜欢把鲁迅与胡适对立起来，以为不以此则不能体现出两人在中国现代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等问题的重大意义。我是不太赞同“胡适还是鲁迅”这种二元思维式的提法的。此种“非爱即恨、非友即敌、非红即黑、非左即右”的化繁为简的做法让中国的历史成了一部尔虞我诈的勾心斗角的血泪史，现在依然未能从学人的心头抹影。虽然胡适与鲁迅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两种不同道路的选择，可是他们在本质却还是有许多共同点的。那么胡适与鲁迅两者之间到底相距多远呢？
在50年代的大陆的任何文化媒体与新闻媒体里，胡适一直被说成是资本主义的毒草，一种罪恶的思想体系甚至是一切知识罪行的污染源。而在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鲁迅的作品都是唯一可以和领袖的书同样摆上书架的。他被摆弄为文化大革命的江青式的旗手，是当时官方唯一承认的知识分子。在这两种表面截然不同而本质上都是被“玩弄”的遭遇里，他们的思想、人格是否是不可调和水火不容的呢？是否会成为他们的不同际遇的根源呢？在此，我不揣冒昧，试用我的浅薄笔力从以下三个方面浅论一下胡适与鲁迅两者相距到底有多远。
宽容与不饶恕
胡适在很多人的眼中一直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楷模。
从1903年严复将英国著名思想家约翰-穆勒的《论自由》一书翻译出版，到梁启超用生动、鲜明、犀利的文笔写下《新民论》将自由意识传播于一代学人，使之成为追求民主革命的共同，从而形成一场富有影响力的思想运动。胡适是深受他们两人的影响的。（他的“适之”之笔就取自严复翻译的达尔文一书中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他在美国留学期间所受的教育以及关于知识分子应当保持中立和独立的认识都在推动他走上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但是他又超越了他们，以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格标榜、批判社会政治，成为一个从思想到实践、从早期到晚期的“开风气”的自由主义者的先师。
1948年9月4日，胡适接受北平电台的邀请，作为《自由主义》的讲演，在这篇讲话，他首先解释了自由主义“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尊重自由，如果自由主义里没有自由，那就好像‘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一样”叫不顺口。他很欣赏近代西方民主政治渐渐养成的一种容忍异见的度量与风气。他说，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这是自由主义者的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一方面。所以他称容忍比自由还重要。
而鲁迅相信“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不过是凶手及其帮凶的策略，所以他在逝世前不久的一片文章《死》中说了“一个都不宽恕”的话。他的《故事新编》里的“复仇者”那近乎于病态的复仇愿望和决绝咒语让今天的我们读来仍能感觉到鲁迅先生受到“复仇政治学”的影响之深。鲁迅一向不言恕道、偏爱直道，他一生骂过的人难计其数，其中许多都曾是他的同伴友人，所以他一生的朋友并不很多，但鲁迅的朋友多为深厚的挚交。胡适则交友遍天下，那时的人都喜以“我的朋友胡适之”称谓。
然而，知识分子的学识和人格魅力是不能用朋友的多少来衡量的。胡适的朋友多只能说明他的性格随和。正如鲁迅曾写过的一段话说的：“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着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还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这段话一方面说明了胡适的坦率真诚，另一方面又说明了鲁迅的多疑。他们的性格和接受的思想决定了他们的交往。包括彼此之间或和其他人之间的。
在二人的交往史上，五四运动前后两人是有比较一致的思想观点的共同主张的。例如：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胡适要求“文学改良”，鲁迅则“遵命”作《狂人日记》等白话文小说响应。此前后两人在个人交往和学术交流上都是比较好的，对彼此的观点也多有支持和赞美之词。胡适对于鲁迅与陈源之间的激烈论战，虽然趋向陈源却没有介入论战，反而向鲁迅、周作人和陈西滢致信，居中调解。希望他们“不要互相践踏”，要向进步的方向走。从这一事件中，我们可以从中悟出了胡适与鲁迅的不同：胡适对事对人总是采取调和容忍的态度，从困扰中找出一条路来，但是有时候这种调解和容忍是糊涂的，不辨是非的；鲁迅却如某些人垢病和误解的所谓“睚眦必报”斗争到底，但是他的论战是有原则的、为民族而非个人的、直指国民劣根性的。这是一种“大爱”，大爱背后有大宽容。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两人之间根本上的不同。为人处世的不同并不能构成他们所谓的对联合冲突，即使后来走上了由官场退向民间和从书斋走向议政的不同道路。这种所谓的“对立”的选择是构成了两人性格中的闪亮之点——一个充当了社会与政府的批评者，另一个成了政府的诤友。而且，鲁迅后来在左联受到的压迫感以及胡适在台湾受到左翼文人的攻击，其内心的焦虑与苦痛，我们都可以从他们的文字中真切地感受到。或许，这也正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境遇的真实写照无论容忍或者不饶恕都是为了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抵抗奴役之路，却也因此饱受身心的煎熬。
体制内外
在人生的长途中，如何面对眼前的黑暗与暴戾，如何处理与政权的关系，鲁迅与胡适作了不同的选择。
虽然鲁迅在南京政府时期曾受蔡元培（教育总长）的邀请作过教育部一个理事，但是他对官僚作风是十分反感的，以致在女师大学潮中，被教育部长章士钊以参与学潮将其免职，从此离开了教育部。胡适刚留学回来时宣称“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可是从1922年胡适主办的《努力》周报开始，胡适便忍不住走上了他自己所谓的“歧路”。由此可以看出，鲁迅选择了独立与政权之外作持续不懈的斗争，做政府和社会的批评者，做如林语堂刻画的“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快然于胸中”的战士。而胡适则提倡“好政府主义”，期望用“人格和能力上有为”的好人争取人民的权利。自30年代，他基本上与独裁专制的政治代表人物为伴，且以“诤臣”自诩。
钱理群说，鲁迅和胡适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鲁迅是体制外的，批判的立场，胡适是体制内的，补充的。鲁迅与胡适的不同选择都以自己为中心，团结了一批知识分子，对现代化进程起着举重若轻的作用。鲁迅的国民性“立人”为目的和中心的思想与胡适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实验主义思想都对当时的社会和国民产生了别人所不能替代的影响。到今天，它们从国民改造入手和从政治力量入手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两种模式，仍然为当今的中国知识界所应用。然而，鲁迅的斗争却永远都是代表着被伤害被侮辱的人的利益，所以这斗争不是自上而下“为王前驱”的讨伐，也不是“同级斗争”，他的斗争是以人的解放为目的，以弱势者为本位的一种反抗性行为。他认为自由的政治体制（民主）必须以个人的觉醒为前提，奴隶或不自觉其为奴隶的自由主义者或者空喊口号的所谓斗士是撑不起民主体制的。胡适的谈政治，办政论刊物的根本出发点是尽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应尽的责任。他的“斗争”的出发点是责任感使然，所以他对政治的糜烂，政府的腐败是采取温和的改良态度的，这也与他所受的现代自由主义观念有关。他接受的是杜威的思想，实质既不同于传统的自由主义，也有别于极端自由的无政府主义。他坚信反对一切阻碍思想自由的习俗与政治禁锢，反对一切只让人信奉而不许怀疑的教条主义和正统观念。这种文化批判上的激进与政治时局批评上的温和正是他的思想背离之处。
或许，不能说胡适是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但他却不能像鲁迅那样走向黑暗的深谷，与陈腐的政府决裂。虽然，他从未在统治者面前乞求恩赐，没有低下高贵的头，但是，他乃一介书生，缺乏对当时政治局势的了解，所以一谈政治就不讨好，有时会分不清是非，将革命与反动的封建军阀等同起来；他又要求学生以学术学业为至上，做好自己的本分，保持求学时的态度。这些在当时的社会形势下对人民无形有一种误导和麻痹的作用，客观上帮了专制统治的忙。相比较之下，鲁迅的决绝的斗争精神对于专制统治的冲击，对于愚昧的国民的警醒都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和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警惕和良知。
我想，未尝不能说胡适只是掌握了一种理论工具而已！他缺乏鲁迅那种洞察秋毫的对理论和现实结合的可行性的理解。他的自由主义政论在现代中国本来就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他实际上应该出现在下一个时代，才能发挥他的最大作用。可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就把鲁迅和胡适对立起来，抹杀胡适的选择意义。在中国的两半社会的特殊环境中，绝大多数的自由思想知识分子在为民族、国家求生存，为个人争自由，为社会争平等的这些问题上都是一致的。无论他们走的是温和的改革主义道路，还是主张激进的革命道路，他们都是希望能够殊途同归，希望国家能富强，国民能自由平等的。胡适与鲁迅的选择只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种，此外还有钱穆的第三条道路等等。
一百步与五十步
“五四”时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如鲁迅、胡适、郭沫若、郁达夫、茅盾等，大多经历过新旧爱情婚姻的痛苦，他们的父母早早为他们定下了一门亲事。那个他们未曾见面也未曾说过话的女子，被父母像赠送一件礼物一样的送给了他们，被指定为与他们生活一辈子的人。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残酷的现实。
在这一点上，鲁迅与胡适是非常相似的：他们都早年丧父，受到族人的欺凌，由于母亲盲目而伟大的爱而使他们不得不接受已有的婚姻事实。但是他们都主张和向往自由的爱情观和婚姻，只是由于性格和家庭的不同，他们对之一事实又采取了不同的“反抗方式”。
鲁迅是自由爱情的追求者。他在痛苦与无奈中接受了母亲送给他的“礼物”，即它与朱安的婚姻。但他也始终把朱安当作一件“礼物”，以礼相待。这种名存实亡的婚姻就像一把无形的枷锁套在他的灵魂深处，使他时刻感受到一种难以压抑的烦恼和苦闷，在礼教与情欲的边缘进行着绝望的挣扎。他曾以抄古书，校古碑打发自己的生活，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精神避难所。鲁迅没有勇气离婚，因为按绍兴旧习，女方会因为被“休”而备受歧视，后果不堪设想。他宁可陪着作一世的牺牲，也不愿伤害虽然无爱但却无辜的朱安。直到1923年10月许广平在他的眼前出现。
胡适也是自由爱情的追求者。1908年，他曾以继续求学为名逃脱了江冬秀的婚姻。但是留学期间又不断的写信信誓旦旦的重申对自己婚姻的严肃态度：“并无别娶之心”，“已认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回国后胡适终按母亲之命，与江冬秀结婚了。母亲的影响决定了胡适对女性的认识和选择，对爱情婚姻的认识与接受。胡适向往自由爱情，却在母亲的羁绊和约事中束缚了他的情感世界。胡适内心中最希望能找一位既有知识学问，又心地善良，能够理解他，爱他的女性。在他的婚后也曾热烈地追求过他的爱情，但他虽是一名诗人，却一直缺乏真正的诗人的气质。他没有诗人的那种知觉敏感。他头脑中拥有的是学问家的理性。所以他没有勇气像徐志摩一样冲破婚姻的笼牢，没有勇气像鲁迅一样勇敢地和相爱的人结合。他是能积极地支持徐志摩与陆小曼两人的结合，是能劝说张兆和答应追求者沈从文的要求，是能用学问家的理性去决断与韦莲司，曹佩声等人的爱情，与小脚太太生活在一起，保护自己的声名。
如果说，胡适只是向前迈进了五十步，那么，鲁迅对自由爱情的追求是向前迈进了一百步。在这点上，鲁迅明显地要比胡适清醒得多，坚强得多，勇敢得多。鲁迅和许广平幸福自由和谐地结合，是他们与黑暗势力奋力抗争的结果；而在胡适的情爱世界里，虽陈列着一个个女性的丽容芳姿，但他的情感生活却是酸楚的，甚至是痛苦的，不幸的。胡适说过一句话：“爱情的代价是痛苦，爱情的方法是要忍得住痛苦。”或许正因为此，他有追求，有幸福，更有甚者伤心和无奈，只能退缩回来，在灵与肉的矛盾中忍受精神的折磨。
结语
写到最后，问题又浮现出来了：胡适与鲁迅，两者相距有多远呢？然而，我依然没有答案。或许这本来就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问题，他们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缺一不可。或许也正如孙郁在《鲁迅与胡适的两种选择》中说的：“在通往真理的路上，要有尼采、叔本华、鲁迅、萨特，但也需要黑格尔、歌德、高尔基、胡适这样的人。这是一种文化的生态。当黑暗过于强大时，铲除黑暗的人，身上不免拖着黑暗的余影。中国知识界的悲哀在于这一黑暗的余影太长了。所以，无论是鲁迅的反抗，还是胡适的挣扎，都是个未完成的精神表达式。抵抗奴役的路，对他们而言，只是刚刚开始。”其实，对于我们而言，这一道路又何尝不是刚刚开始。我对他们两人的比较只不过是我为自己所作的一点努力尝试而已。答案对于我而言，非我的能力所及，也不如我的求索过程重要，我所要做的，也只不过希望自己能够从他们的身上获得一点力量免得自己沦为奴隶乃至于奴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