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工业化战略下的美国能源体系转型研究

1 问题的提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经济陷入困境，稍有竞争力的实体经济仅剩下军工、石油和农业，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凸显[1]；同时，美国在国际上也呈相对衰落趋势，全球领导地位受到挑战，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2]指出，此危机表明了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终结。为此，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了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战略（亦称制造业重振战略）来应对国内外挑战。它是美国长期战略的“轴心”，其实质是以创新为中心，以发展新兴产业为突破口，来重塑工业体系，促进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并试图引领以“智能制造+低碳能源”为主要特征的人类新一轮工业革命，进而巩固其全球领导地位[3]。  

美国再工业化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少学者探讨了其发展中的问题，如杨长湧分析了美国制造业重振与全球经济失衡和本国经济困境之间的关系[4]；刘戒骄探讨了美国制造业重振的必要性及相应政策调整[5]；袁冬梅研究了美国制造业重振中的资本战略[6]；而张向晨则分析了美国制造业重振面临的优势和挑战[7]；还有部分学者对整个欧美国家再工业化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8-9]，等等。但少有文献系统探讨美国再工业化面临的能源体系制约问题，本文试图就此展开论述，分析美国能源体系对再工业化的制约及其优化转型。

2 美国再工业化对能源体系方面的客观要求

能源是工业发展乃至国家强大的物质基础，美国再工业化自然会对其能源体系具有一些基本的客观要求。

2.1再工业化需要能源创新来实现突破和带动

由于目前美国经济陷入困境、工科人才短缺，以及欧债危机等因素的存在，美国制造业重振难以采用全面推进的激进式重振模式，只能采取重点突破、以点带面的渐进式重振模式，这就需要选取先导产业作为切入点，通过先导产业领域的创新突破，引发产业革命，再利用产业关联效应来带动其他相关制造业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具有技术进步快、市场需求大和产业关联性强等先导产业特性，是美国一个较好的选择。清洁能源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可再生类能源和天然气、清洁煤、核能等非可再生类能源。Robert Pollin and Dean Baker^[10]认为，美国经济面临一系列的结构性挑战，不过，美国能够依靠清洁能源来重建一个健康的制造业体系。奥巴马一上台后就选取了清洁能源产业作为国家经济复苏的切入点，积极推进绿色清洁技术创新， 2009年9月，奥巴马政府出台了《美国创新战略：推动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就业》，将清洁能源技术创新作为国家创新战略实施的突破口，强调以创新来推进清洁能源革命，带动国家经济增长^[11]；在2010年国情咨文中奥巴马表示，要推动美国的技术创新，没有什么领域能比能源领域的创新条件更成熟。可见，美国需要也正试图在能源体系中催生清洁能源革命，以实现再工业化的突破和全面推进。

2.2再工业化需要清洁能源提供绿色支撑

人类工业革命对煤炭和石油等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引发了全球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生态困境，因此，使用清洁能源，发展低碳绿色经济，已成为时代主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2011年11月1日启动“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计划，提出在2030年前实现清洁能源的全球普及。在此背景下，作为全球领导者的美国，其再工业化必然要选择绿色工业化道路，在能源体系中逐步提高清洁能源的生产量和使用量，减少石油、煤炭的消耗，降低碳排放。奥巴马指出，美国对石油的依赖正在侵蚀国家安全和破坏环境，为此，必须发展清洁能源，计划在10内投资1500亿美元以构建一个清洁能源的未来，在2015年有1百万辆清洁能源汽车上路，在2025年美国25%的电力消耗要来自可再生能源，到2050年要减少80%的温室气体排放^[12]。

2.3 再工业化需要合适成本的能源体系支持

2005—2009年，美国年均一次能源消耗量为99.0千兆Btu，占世界同期年均总消耗量的21%，位居全球第一。[①]而且，美国能源消耗在2010—2035年，年均将以0.3%的速度增长，其中工业部门能源消耗年均增速为0.4%。[②]美国再工业化进程中巨量能源消耗显示了能源成本成为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美国推行再工业化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实行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奥巴马也为此采取了系列措施，如，2010年1月，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出口倍增计划”；2010年8月，签署了《2010制造业促进法案》；2011年12月，创设了白宫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以推动制造业复苏和出口，等等。过去我国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来源于劳动力价格、能源价格、环境治理成本、原材料价格的低廉。而美国劳动力价格和环境保护要求高，如果能塑造有效能源支持体系，提供稳定、充足和价格合适的能源消耗保障，降低能源成本，无疑会显著提升美国制造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推动美国制造业出口和再工业化的发展。

3 美国能源体系转型的必要性：基于再工业化的客观要求

3.1 二战后美国传统能源战略[③]塑造了石油化石能源体系

二战后，美国能源战略从最初的保守主义演变为20世纪80、90年代的石油市场经济战略，再到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的能源多元化战略，核心在于立足全球，利用强大的国家力量来保证美国的石油供应和能源安全^[13-14]。表1的数据显示，1970—2007年，石油消耗从29.5千兆Btu增加为40.0千兆Btu，煤炭、天然气、核电和可再生能源的消耗整体上也呈增加趋势，但是2007年它们的消耗分别为22.7、23.7、8.5、6.5千兆Btu，远低于石油消耗量；从相对量来看，1970—2007年，美国一次能源消耗中，石油消耗占比一直在38%—44%之间波动，处于主导地位，煤炭和天然气消耗占比1990年以来长期稳定在22%左右，显著低于石油消耗占比，而核电、可再生能源消耗占比一直都低于9%，其中，石油、煤炭和天然气总消耗量占比一直在80%以上，占绝对主导地位。因而，美国传统能源战略塑造的是一种以石油为主导的化石能源体系。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e）^[15]指出，长期以来，美国政策议题最关心的问题是石油安全、资源介入和充足且价格合理的原油供应，这是现代帝国生存的必要条件。

表1  基于传统能源战略的美国能源消耗结构（1970-2007年）（单位：千兆Btu）

Tab.1  U.S.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based on traditional energy strategy(1970-2007) (Unit: Quadrillion Btu)

	1970年	1980年	1990年	2000年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一次能源消耗总量	67.8	78.1	84.5	98.7	100.2	99.5	101.4
石油消耗量	29.5	34.2	33.6	38.3	40.4	40.0	40.0
煤炭消耗量	12.3	15.4	19.2	22.6	22.8	22.4	22.7
天然气消耗量	21.8	20.2	19.6	23.8	22.6	22.2	23.7
核电消耗量	0.2	2.8	6.1	7.9	8.2	8.2	8.5
可再生能源消耗量	4.0	5.5	6.0	6.1	6.2	6.7	6.5

数据来源：EIA，http://www.eia.gov/totalenergy/data/annual/perspectives.cfm

注：表1和表2中的一次能源消耗总量是石油、煤炭、天然气、核电和可再生能源消耗总和；可再生能源包括水电、地热、太阳能、风能、生物能。

3.2 石油化石能源体系对美国再工业化产生的负面影响

石油化石能源体系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它对美国再工业化带来了显著挑战。

3.2.1增加美国经济运行成本

一是增加企业和消费者负担。二战后，国际石油价格整体上呈波动式上升，2012年，国际原油价格在100美元/桶的高位上波动。油价的整体上升趋势，直接增加企业和消费者成本，而且还会推高其他相关商品的价格，进一步加重他们负担。尼娜•哈奇格恩、莫娜•萨特芬（Nina Hachigian，Mona Sutuhen）^[16]指出，美国经济与石油息息相关，油价几乎影响一切商品价格。二是产生高昂的石油安全维护成本。美国长期是全球石油消费最大国，2011年美国石油消费量占全球石油消费量的比重高达21.5%，而同期美国石油产量只占全球石油产量的11.6%，截止2010年美国已探明的原油储量也只占全球的1.7%。[④]巨大的供求缺口导致美国需要大量进口石油，这一方面会产生高额进口费用，2012年美国净进口石油费用高达1283.8亿美元（经季节调整，2005年美元），占同期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22.6%；[⑤]另一方面，美国被迫投入大量资源（如遍布全球的军事力量）来维护国外石油产地和运输通道的安全。经济运行成本的增加，弱化了对再工业化的资金支持。

3.2.2阻碍绿色工业化模式的实行

全球气候变暖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节能减排，推行绿色工业化，是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必然选择。而人类社会使用化石燃料所释放的CO₂是全球气候变暖的最重要因素。目前，美国是世界上碳排放最大的国家之一，2011年美国化石能源消耗所产生的CO₂排放量为54.9亿公吨（占全球CO₂排放总量的17%），其中石油燃烧释放的CO₂就高达23.0亿公吨，占比42%，位居第一，煤炭为第二，占比为34%。[⑥]因而依赖石油化石能源体系，会妨碍美国绿色工业化模式的推行。

3.2.3抑制再工业化的重点突破

美国再工业化需要选取清洁能源产业作为先导产业，进行革命性突破，以带动国家制造业体系发展。现在石油和煤炭工业都是很成熟的产业，无法替代清洁能源产业去承担先导产业的角色，如果美国未来还长期继续高度依赖石油化石能源体系，就会挤压清洁能源的发展空间，产生制约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挤出效应”，进而抑制再工业化战略的突破和推进。

3.2.4弱化美国国际地位

一方面美国对石油的依赖，使其为了获得国外稳定、价格合适的石油来源而不得不在对外关系上耗费大量资源，甚至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石油带给自己的利益，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等事件中，都包含美国对国外石油强劲需求的因素；另一方面，由于大量消耗石油和煤炭，美国已成为世界上人均碳排放量最大的国家，这使美国在全球减排中难以像其它发达国家如日本、德国那样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动，进而削弱了美国全球气候谈判的主导权。这凸显了石油化石能源体系使美国在对外战略中易受制于能源因素，它压缩了美国全球战略空间，弱化了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而巩固全球领导地位是美国再工业化的战略意图之一。

由此可见，美国传统能源战略所塑造的石油化石能源体系对美国再工业化产生了显著的挑战，这凸显了它难以满足再工业化对能源体系方面的客观要求，阻碍了美国再工业化的有效推进。为此，美国迫切需要优化能源结构，促进能源体系加快转型。

4 美国能源体系转型思路

作为美国长期战略的“轴心”，再工业化战略需要其它各种辅助战略的支撑，其中能源战略就是其一。因而，奥巴马在提出再工业化战略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基于清洁化和多元化发展方向的新能源战略，以推进能源体系转型，支持国家制造业重振。2012年7月17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发布的《奥巴马总统的重振美国制造业计划》（President Obama’s Plan to Revitalize American Manufacturing）中强调，大力支持下一代能源生产投资，以促进国家制造业重振。

4.1以节能和提高能源利用率为基础

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石油危机后，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就一直是美国能源战略所坚持的基础任务，实施成效显著，1970、1980、1990、2000、2011年美国单位GDP能耗分别为15900、13380、10520、8810、7310Btu/美元（2005年美元），[⑦]呈显著下降趋势。奥巴马上台后更是重视节能增效，他的新能源政策主张积极发展能效技术，计划每年将汽车能耗标准提高4%；在未来10年内提高现有建筑物效能25%和新建筑物效能50%；提高照明和家用电器产品节能标准；改造国家能源基础设施，等等^[17]。节能增效的长期坚持，可以切实相对减少一次能源消耗总量，降低经济社会运行成本，为美国能源体系转型奠定基础。

4.2以提高国内石油产量为重要辅助支撑

有效降低对石油和煤炭的依赖，需要催生清洁的新支柱能源，而这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在该时期内，美国保障足够、稳定、价格合适的石油供应以提供支撑还是必须的。为此，奥巴马上台后，美国除了从周边安全的加拿大和墨西哥增加石油进口外，还正通过增加国内石油产量来加强保障，减少对国外特别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委内瑞拉、中东等地方的石油进口，增强国家能源安全度，为新支柱能源的形成提供重要支撑。奥巴马一方面支持国内“致密油”的开发，初步估计美国可采致密油高达200亿桶，现在虽处于开发早期，但随着技术进步，到2020年，美国致密油开发可实现300—500万桶/日^[18]；另一方面结束了持续20年余年的美国近海油气开采禁令，宣布对东南沿海、墨西哥湾等多个油气田的开发。2008—2012年，美国石油产量增加了29.6%。[⑧]但这只是过渡性的，奥巴马强调，扩大国内石油产量只能作为美国能源战略中的权宜之计，美国应该拥抱“清洁能源的”未来^[19]。

4.3以清洁能源革命为核心来推进能源体系优化

美国能源体系转型成功的关键是要大幅度提高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的生产和消费量，而清洁能源的大规模利用又易受高成本的制约，因而，这需要加大能源创新，引发清洁能源革命，突破清洁能源成本瓶颈。奥巴马上台后对此也是从国家战略高度来重视，2009年2月24日在对国会演讲时表示，掌握清洁能源的国家将引领21世纪。为此，奥巴马政府分别从研发组织、人才培养、政策支持等方面采取了系列措施，如，在能源部建立先进能源研究计划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Energy,ARPA-E），以致力于世界前沿能源技术研发；投资支持46个能源前沿研究中心（Energy Frontier Research Center，EFRC），以解决当前清洁能源发展所面临的根本性科学障碍；支持下一代清洁能源创新人才培养；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以刺激民间资本投资清洁能源技术开发，2012年美国风险资金的14%都投向于此。[⑨]可见，奥巴马政府在促进美国能源体系转型时，将重点放在清洁能源革命上。这也可以从表2略见一斑。

表2  基于奥巴马新能源战略的美国能源消耗结构（单位：千兆Btu）

Tab.2  U.S. energy consumption structure based on Obama's new energy strategy (Unit: Quadrillion Btu)

	一次能源消耗总量	石油		煤炭		天然气		核电		可再生能源
		消耗量	占比 (%)	消耗量	占比 (%)	消耗 量	占比 (%)	消耗 量	占比 (%)	消耗 量	占比 (%)
2009年	94.5	35.4	37.5	19.7	20.8	23.4	24.8	8.4	8.9	7.6	8.0
2010年	97.9	36.0	36.8	20.8	21.2	24.6	25.1	8.4	8.6	8.1	8.3
2011年	97.5	35.5	36.4	19.7	20.2	24.9	25.6	8.3	8.5	9.1	9.3
2012年	95.1	34.7	36.5	17.4	18.3	26.0	27.3	8.1	8.5	8.9	9.4

数据来源：EIA，http://www.eia.gov/totalenergy/data/monthly/pdf/sec1_7.pdf

2009—2012年，美国一次能源消耗增加了0.6千兆Btu，而石油、煤炭和核电消耗量分别减少了0.7、2.3、0.3千兆Btu，占比也分别下降了1.0%、2.5%、0.4%；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消耗量却分别增加了2.6、1.3千兆Btu，增幅分别高达11.1%、17.1%，占比也分别增加了2.5%、1.4%，而且它们消耗占比是连续四年递增。[⑩]而由表1可知，2000—2007年，石油消耗量呈增加趋势，天然气和煤炭消耗基本保持不变，核电和可再生能源也仅分别增加0.6、0.4千兆Btu。这体现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是重点在开发利用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持续提高清洁能源消耗比例，优化能源体系。不过，石油、煤炭和核能还是美国能源多元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能源，美国今后还将稳步发展，只是它们在美国未来发展中不具有革命性的战略意义。

4.3.1以推进页岩气革命来塑造天然气和石油共同主导的化石能源体系

2007年美国天然气（干气）生产量为5394.5亿立方米，2011年为6412.6亿立方米，增幅高达18.9%，[11]这得益于美国“页岩气革命”。美国页岩气储量丰富，进入21世纪后，美国由于页岩气开采技术的突破和成熟，在全球率先催生了“页岩气革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能进行大规模商业化开采页岩气的国家。2010年美国页岩气产量为1400亿立方米，占美国天然气总产量的23%，到2035年，美国页岩气产量将达到3800亿立方米，占美国天然气总产量的49%。[12]奥巴马强调，将加强内政部（DOI）、监管机构、行业专家、环保团体和各州之间的协调合作，来确保页岩气的持续有序开发^[20]。2012年4月13日，奥巴马又发布行政命令，建立跨部门工作小组以保证国内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资源的安全可靠发展。

页岩气革命的持续推进，天然气消耗占美国总能源消耗的比重必将不断上升，如2009—2012年短短几年就上升了2.5%，天然气将最终成为美国至少与石油一样重要的支柱能源，使美国能源结构由石油主导的化石能源体系向天然气和石油共同主导的化石能源体系转变。奥巴马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指出，有了页岩气支撑，天然气储量足够美国使用100年。这为美国未来几十年经济发展奠定新的基础。

    一是显著提升美国能源独立程度，扩展美国全球战略空间。页岩气革命导致了美国天然气产量大幅度提升，进而可以对石油和煤炭进行大量替代，降低对石油和煤炭的依赖（表2数据显示它们消耗呈下降趋势），减少从国外特别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国家和地区进口石油，提高美国能源独立和经济安全程度。这进一步弱化美国对外关系中的石油因素制约，扩展其全球战略空间，巩固其世界领导地位。如，能源独立程度的提升可以使美国加速推进全球战略“东移”，以政治外交、军事转移和《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为手段，来塑造未来以美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

二是有力支促进了美国工业经济发展。页岩气大规模的商业化开采，一方面为美国制造业重振提供了更多的清洁能源消耗保障，降低碳排放，支持绿色工业化模式的实行；另一方面，降低了油气价格，减少工业企业能源成本，增强经济活力，如2007—2011年，美国工业消耗的天然气年平均价格由7.68美元/千立方英尺下降到5.11美元/千立方英尺，下降了33.5%。[13]目前，美国制造业正在页岩气革命的基础上恢复生机。

三是获取全球未来天然气时代的发展先机。美国页岩气革命引发了全球页岩气开发热潮，使人类正步入天然气时代，2010—2035年，全球天然气消耗会增加50%以上，远超过可再生能源的增长，到2035年，全球能源结构中天然气占比将达到25%，超过煤炭成为仅次于石油的第二大支柱能源^[21]。目前北美以外的全球各地页岩气开发才刚起步，而已爆发页岩气革命的美国自然就处于全球页岩气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因而，在未来天然气时代，美国无疑是获得了发展先机，进而，美国会利用此先机，结合其强大的金融力量，像实现其石油“金融化”一样，来实现天然气“金融化”，掌控未来全球天然气市场的定价权，以支撑美国工业经济发展和维护其全球霸权。

4.3.2以催生可再生能源革命来构建清洁能源体系

天然气是一种相对清洁能源，但它还是属于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而可再生能源目前虽然面临技术、成本等因素制约，中短期内难以普及，但它才是美国和人类的真正未来。各国都积极对此进行开发投资，2011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额为2570亿美元，达到历史新高，其中美国国内投资480亿美元，略低于中国而居全球第二。[14]2009—2012年，美国可再生能源生产量从7.6千兆Btu，快速增加到8.9千兆Btu，增加了17.1%，其中太阳能和风能增幅较大，分别高达116.3%、88.8%，生物能、水电和地热能分别增加12.2%、0.6%和13.5%。[15]

美国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奥巴马的高度重视，他在2011年国情咨文中强调，可再生能源是美国的未来，美国需要对创新提供足够支撑以赢得未来。奥巴马政府也一直在积极采取措施，试图催生可再生能源革命，如《2009年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计划拨款140亿美元用于可再生能源项目；《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促使了全社会更加关注可再生能源发展；2009—2011年，ARPA-E共发布了5轮开创性能源研究资助计划，共向180个项目提供了5.217亿美元，其中可再生能源就是资助重点；[16]截止2011年，美国37个州和华盛顿特区都出台了可再生能源配比发展标准，为美国可再生能源发展塑造了一个持续推动力。为此，2009—2012年美国可再生能源消耗占一次能源总消耗的比重就持续上升了1.4%（见表2），促进了能源体系优化。如果可再生能源革命最终实现成功，那么美国能源结构将发生质的转变，即由天然气和石油主导的化石能源体系向可再生能源主导的清洁能源体系转变，这对美国未来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是实现国家能源独立。可再生能源的普及，可使美国彻底摆脱对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依赖，真正实现国家能源独立，为美国工业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具有可持续性的、价格合适的清洁能源消耗保障。

二是引领全球经济。美国二战后在世界上最早进入石油时代，获得发展先机。21世纪初，美国在全球能源领域首先发起页岩气革命，又抢占了先机。面对未来更重要的可再生能源时代，美国必然也会以创新来抢占全球新能源革命的制高点，争取率先进入清洁能源时代，发起和引领世界新一轮产业革命，促进美国制造业体系全面升级，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的领导者。

5 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石油化石能源体系对美国再工业化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违背了再工业化对能源体系方面的客观要求，抑制了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这需要美国采取行动，来降低对石油和煤炭的依赖，优化能源结构，推动美国能源体系转型，以应对挑战。为此，奥巴马在提出再工业化战略的同时，也提出了相应的新能源战略，来推进国家能源体系转型，以支持再工业化进程。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持节能和提高能源利用率，为美国能源体系转型奠定基础；二是提高国内石油产量为能源体系转型提供重要辅助支撑；三是以推进清洁能源革命为核心，试图促进美国石油化石能源体系依次向天然气和石油共同主导的化石能源体系、可再生能源主导的清洁能源体系转化，为美国再工业化和国家发展提供战略支持。美国这种能源结构优化与再工业化融合发展的模式，对我国经济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第一，以能源结构优化来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美国能源结构优化，正在给国家经济持续注入活力，而我国正显著面临能源结构制约。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2011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耗中，煤炭、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能源占比分别为68.4%、18.6%、5.0%和8.0%。与美国能源结构相比，我国煤炭消耗过大，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消耗太低，这使我国面临资源紧张、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严峻挑战。因此，我国需要加快能源结构优化，来应对这些问题，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具体来讲，一是要高度重视能效技术发展，以实现节能和提高能源利用率；二是由于我国煤炭消费过大，要大力发展清洁煤技术，提高清洁煤的利用量，变劣势为优势；三是要从国家战略层面来推进我国的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逐步弱化对煤炭的依赖，塑造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能源结构。

第二，以能源创新来支撑我国新型工业化和获取未来时代发展先机。美国高度重视以能源创新来助推其再工业化和掌控未来清洁能源时代发展先机，并从研发组织体系构建、财税政策支持、市场力量引导、人才培养、清洁能源配比发展标准等方面来全面推进。由于存在结构性矛盾，中美两国未来战略竞争不可避免。我国工业化正处于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面对美国的强势战略，我国别无选择，只有从国家战略高度来重视能源创新，催生清洁能源革命，一为我国工业化提供可持续的清洁能源消耗支持；二可推动我国制造业体系的突破和升级；三可获取未来清洁能源时代的话语权。近几年我国也高度重视清洁能源发展，2011年我国国内可再生能源投资为510亿美元，居全球第一；2012年3月国家能源局发布了《页岩气发展规划（2011—2015）》。然而，在这方面我国与美国的最大差距就是创新不足。为此，一者我国政府、企业、社会要协力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营造社会创新文化；二者要从法律保障、政策支持、创新人才培养、研发投入、研发组织和配比发展标准等方面来塑造能源创新机制。

（长沙理工大学 唐志良；载《经济地理》2013年第11期，P104-110.）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