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之中国社会各阶级(层)分析(连载16)


  国企改革之中国社会各阶级(层)分析

——国企改革再出发系列评论之十六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一经典语句出自毛泽东同志1925年所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开篇之语。对中国社会各阶级面对革命的态度和立场的准确分析,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法宝。这样的阶级分析法,不仅在暴力革命中发挥作用,在和平时期,在经济建设实践中,对我们科学分析各阶层利益诉求,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依然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由于中国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因此,在宏观政治意义层面,我们一般不再提阶级之分,一切问题都笼统地算作“人民内部矛盾”。即使有提“阶级斗争”,也仅限于党内政治斗争。尽管是你死我活,其对立面也不能算是一个阶级,顶多就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个局面在改革开放以后其实就已经被打破了。因为,作为阶级划分的依据——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出现了,并随着其资本积聚速度的加快,中国的阶级分化已经十分明显,并具有了一切阶级划分所必需的印记。由于两大阶级阵营(即有产与无产)的出现,也使得其他模糊的、原本属于某一个阶级的群体,如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也不得不产生了为其所处阶级谋取利益的阶级意识,越来越具有了其所属阶级的印记。因此,事实上,中国是存在着阶级之分的。

但是,主流意识形态似乎一直不主张按阶级来划分社会人群。于是,聪明的中国人与深奥的汉字发挥了调和的作用。1997年,著名作家梁晓声推出了时政专著《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用“阶层”替代“阶级”,既回避的敏感的政治术语,又可以使我们对社会结构分析有了通用的术语。时至今日,“阶层”已经成为代替“阶级”敏感字眼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其实,从梁晓声先生的专著与毛泽东同志的文章的一字之差来说,谁都明白是什么回事儿,不说破而已。这项发明堪比当年以“待业”替代“失业”、“停工”替代“罢工”、“民营”替代“私营”。这既反映了中国人的政治智慧,也暴露了中国文化中油滑、中庸的一面。

在如下的分析中,笔者也暂且以阶层(甚至是“层面”)的概念进行笼统归类,来做不同政治、经济地位和不同立场人群的划分,算是对当下政治生态的一种妥协。但是,对新生私营企业大鳄,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及其在华代理人,如果我们不承认其阶级属性的话,那就真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了。

关于国企改革,事实上,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和争执一刻也没有消停。有时候还算温情脉脉、斯文相向,有时候则毫无顾忌、赤裸裸地宣示,也算是政治舞台上的一景。

分析从官、产、学、民四个层面展开,形成一个立体、饱满的社会形态。本文先在宏观层面作一粗略概述,针对具体各阶级(阶层)的立场分析,将在随后的系列评论中展开。



官:上下不同声的官方立场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中国的官方会出现不同的声音。这是民主发展进步的福音?还是中央权威动摇的悲哀?

关于国企改革,虽然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很多场合发表过重要讲话,在历届党代会的报告中,和历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有表述,但是由于这些表述只能宏观而原则,根本无法涵盖具体而微观的改革实践。况且,改革尚处在不断地认识深化和政策调整的动态之中,于是,各级官员各方诸侯的各自表述,便有了“合理冲撞”的理由。

在政界发言体系中,纵向可以分为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办、省级政府、地市县政府四个层级(注:此处划分不代表国务院各部委办与省级政府之间的级别高下);横向可以划分为党政领导、国资委系统、其他党政系统三个板块。

仔细分析该体系中不同层级和不同板块官员的立场,就不难理解其各自的政策主张之不同。其中妙趣横生、意味深长。



产:国民不同德的企业立场

这里所说的“国”系指国有企业,“民”系指非国有企业,包括私营和外资。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民”系相对于“国有”的一个概念的统称,而非指“人民”、“民众”、“市民”。

这个界定非常重要!

本人从不赞成将私营企业称之为民营企业。因为将一个“私”字换成了“民”,对意识形态的刺激似乎不强烈了,但是却被别有用心的群体偷换了概念,并极大地误导了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

比如某位人士在全国两会上大会发言称:“国有经济发展可以实现国强,民营经济发展才能拉动民富”,即时博得满堂喝彩。从法理上说,国有经济的所有者就是全体国民,其收益也当然归全体国民所有,此为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的基础和载体。现在对国企的监管和利润征收、再次分配等环节上存在问题甚至腐败,但并不等于说国企的资产及利润与每一位国民无关。说到底,即使国企利润不直接分配予“民”,也留在全体“民”所共有的“国”之中,并没有分配到某一些“民”的手中。将国有经济的“国”解释成与国民无关的国家,此为第一次偷换概念。同样道理,民营经济的所有者是每一个具体企业的出资人,其收益也毫无疑义地归出资人所有。尽管民营经济实体雇佣了不少的“民”,但是这些“民”只是以劳动换取工薪,并不参与利润的分配。将民营经济的“民”解释成每一位国民组成的“民”,此为第二次偷换概念。两次概念对倒以后,结论就变得似是而非,国家与人民成了无法调和的对立面。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新自由主义学者开出的药方却是将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让位、变卖给打着“民营企业”招牌的私人。由于现今国有企业控制的国家经济命脉产业,一般私营企业根本无力染指,其结果必然成为极少数寡头式的私人老板与跨国资本的囊中之物。

尽管资本市场已经将“国”与“民”这两个根本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产权搅和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从阶层立场来说,仍然是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两大阵营各有其精神领袖及其革命军中马前卒,围绕这两大阵营而分野的理论界也基本是楚河汉界,各司其主。或阵前集体叫骂,或单挑捉对厮杀,从学派纷争到人身攻击,八辈祖宗,煞是热闹。如果有人硬是不承认这就是典型的阶级分化,只能说他是自欺欺人。

即使是分析国有企业一方,虽然之前说到各级国资委的态度和立场,这里还必须单独扯出各级国企来说事,并非鸡蛋里面挑骨头。国资委是一回事儿,国有企业又是另外一回事儿。说的再明白一点,国资委领导是一回事儿,国企老总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弄清楚这一点非常关键。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代表,国资委领导作为政府一级官员,其关注重心在于保值增值,在于“不出事”;国有企业作为资产经营实体,国企老总作为资产经营的直接代理人,其关注的焦点在于企业利润,在于个人及其经营团队利益实现机制。因此,国企和国资委声音不一致甚至偶尔唱唱反调,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国企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国企管理层的激励与监管问题。国企改革取得成效,与国企老总的努力密不可分;同样道理,国企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也是这个群体所为。

事实上,国资委和国企之间,构成互相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并呈现螺旋式上升的运动属性。而作为巨无霸的中央企业,和夹在权力与市场之间的地方国企,其掌门人所思所想所谋也大相径庭。

将国有企业细分为中央企业、地方国企两大类别研究,将非国有企业拆分为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两大类别观察,才能更准确地在整个企业群体中区分出不同声音的出发点和阶层诉求。只有通过这样一个坐标系统来分析企业界的“阶层”立场,才有可能变得简易而清晰。



学:左右不同调的学界立场

在国企改革意见分歧问题上,首先表现为学术界的理论分歧。

有的时候,学术界是因理论流派的不同,而导致政治主张大相径庭。这样的争论倒也无所谓对错,它更多的是在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或者是整个社会思想活跃的基础。比如在西方世界里,各类经济学思想流派林林总总,各领风骚。或默默无闻,孤芳自赏。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被相容于间,被一些学者在“学理”上所膜拜,在世界金融危机突起之时,偶发热潮,过后即去,不必为喜。

但是更多的时候,却是因为政治主张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流派的完全对立。因为国企改革的议题所涉及的体制背景,不同的学术派别,往往自觉不自觉、主动被动地与政治路线挂钩。在中国当代历史中,学术界的争论是政治路线斗争的试探区,学术界也经常被当枪使,自甘充当急先锋,因而中国历次政治斗争,都先拿学术界开刀,这自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当下,在国企改革理论上,明显地,而且是越来越明显地划分出理论鸿沟,在近十几年的温和舆论环境下,早已造就了此鸿沟的不可逾越性。

因此,不管主流社会承认不承认,点破还是不点破,学术界的左右立场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当下政治权力更替的关键时候,学术界几乎就成了某一派政治势力的代言。有时候,已经到了只讲结论不讲理论,只讲政策不讲学理的地步。

另外还必须指出,中国的学术界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名利场,有相当多根本谈不上学理性的“理论”混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以其迂腐与不谙世事,自以为是地参杂其中,开口就闹笑话,成为某一派势力愿意听其胡说八道的同盟。也有一部分学者,以其对自身的市场包装并套现为目的,走激进的媒体先锋路线,热衷于喊口号,搞学术“打砸抢”,成为某一派愿意接纳的帮凶。

关于学术界或隐含其后的政治势力的左与右问题,将在以后的评论中阐述。在此,暂且使用“左”和“右”这两个通用概念,划分学术界的立场和观点,以此表现学术界在国企改革问题上的分裂。



民:里外不同心的民众立场

上面说到上下官员、左右学者,以及“国”与“民”不同属性企业家的立场和观点,还要说说最广大的劳动阶级,看看这本属于同一个阶级的内部,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多么严重的分歧。

官员、学者和企业家,是社会治理的精英阶层。在市场经济体系下,他们还拥有舆论话语权、信息优先知情权、优先发展权和财产最大化的优先增值权。尽管这些权利看似都在公平的法律与市场条件下。其实说白一点,就是整个社会劳动剩余分配的规则制定权与优先获取权。

广大的劳动阶级,在人民民主专政日益弱化、异化和西化的条件下,日益沦为完全的附属地位。尤其是在中国当下劳动力严重过剩,而劳动者权益保障机构不作为、无法作为的情况下,按照市场经济的买方市场原则,他们不可能有源自自身地位的发言权。但是,他们也并不是一无是处,他们在人数上的优势及不稳定性,使之成为各方力量争相予以表面性讨好和依靠的对象。有时候,其实就是堂而皇之的欺骗和赤裸裸的利用。

明白了上述分析,就便于我们了解这个阶级是如何被分化,如何被分而歼之的了。

在国企改革问题上,劳动阶级的立场基本上可以清晰地划分为两大阵营,即国企职工阵营与普通民众阵营。这是由各种原因造成了格局。这个格局很有可能使国企改革走进一个失去最广大民众支持的困局之中。而困局之中的国企,或将走向与广大民众背离的反动。当这样的格局与结局慢慢形成之时,当两大阵营针锋相对视同水火之时,他们自己根本不知道,他们原本就同属于一个阶级,他们的利益原本就是共同的,他们这是典型的群众斗群众。

究竟在国企改革立场上中国社会各阶级(层)如何表现,敬请关注随后的系列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