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五年，鲁迅先生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一篇文章，题为《青年必读书》，全文如下：

    “青年必读书，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注

但我要珍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

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鲁迅是我非常喜欢的学者，每每读他的文章都有一种酣畅淋漓的感觉，就两字：痛快！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晚上不读几篇鲁迅的文章便不能安稳入睡。然初读此文之时，我第一次有了不太认同的感觉。因为从鲁迅先生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他熟读经典且博览群书，却为何独独劝青年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国书？

我想我如果与鲁迅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一定会站出来反对他，但遗憾的是如果并不成立。人非圣贤嘛，鲁迅也是人，总会有缺点。我也只能带着遗憾继续读他的作品，却惊奇地发现原来那个时代真有人和我一样，也对鲁迅先生关于《青年必读书》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分别为柯柏森的《偏见的经验》、熊以谦的《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和赵雪阳的《青年必读书》。除了态度没他们几位恶劣外，我想对“偶像”表达的意思，他们几位都基本代为转达了，而且鲁迅先生也收到并一一作答，分别为《聊答“……”》、《报<奇哉所谓>》和《这是这么一个意思》三篇文章。读者的质疑与先生的回答，让我骤然产生了一种“穿越”的感觉，能够与大师面对面交谈，聆听大师的教诲。

鲁迅先生在这三篇文章中对质疑逐一进行了批驳，其言辞之犀利，足以把三位质疑者连带着我一并骂得体无完肤！我不知道以上三位先生挨骂之后做何感受？但我仍然是不太服气的，鲁迅先生虽有道理，但也有不少是强词夺理。

直到我读到鲁迅先生一九二七年在香港青年会演讲的稿子——《老调子已经唱完》，我才恍然大悟。鲁迅先生是要劝青年人抛弃旧文化，抛弃伺奉主子的文化，是要教人们为自由、为民族、为国家而战斗。老调子已经唱完，必须要唱新调子，而新调子就是行比言更重要。

读完鲁迅先生的文章，我为之前的肤浅感到无比羞愧！如果可能，真想在地上挖个洞钻进去。

这一夜，我久久不能入寐。

想起以前阅读王树增的《长征》时，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每次遇到毛泽东同志提意见被众人批斗，我就心里头犯嘀咕：“都什么智商啊，老毛的建议明显是对的嘛”。例如，毛泽东反对红军攻打城市，主张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我认为是符合中国实际，是完全正确的道路。在红军发展初期，就凭小米加步枪，怎么可能打得过老蒋的飞机大炮。即便能攻下城市，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守得住。老蒋正虚位以待，等着红军往口袋里钻，这种傻事怎么能干呢？

可是，后来读到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之后，我才知道原来全世界革命的普遍经验是先城市后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尚无先例。此外，闹革命不在城市在农村，躲到山沟沟里面，不是土匪行为是什么？毛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策略在当时正统的革命理论看来就是“异端邪说”。试想，一个饱学之士，如果与毛同处一个环境，怎么可能不和博古、李德他们一样反对毛呢？

我再一次陷入沉思。

漫漫人生路，尚需要不断的努力探索和学习。

共勉！

附注：

此一时彼一时也，中国书和外国书都要读，都要多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