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说写的其实就是一次疑似“大妈碰瓷儿”事件。

 

1917年的冬天，在俄国彼得堡，发生了世界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被称作“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革命。而在中国北京的宣武门外，发生了街头常见的“一件小事”：一位大妈被车挂倒了。

 

挂倒她的是一辆人力车。尽管当时车夫跑得快，但比较现在的汽车、电动车，那力度与速度肯定差远了。坐车的“我”眼见她是“慢慢倒地”，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虽然当时街上没有装摄像头，“又没有别人看见”，但那拉车的车夫还是立住脚，放下车子前去查问。听到那老女人说自己“摔坏了”，车夫“毫不踌躇”，也没有与之争执，立即搀扶着她到附近的巡警分驻所去了。

 

这就是该作所述内容。作品里的“我”究竟是不是作者鲁迅自己？按乃弟周作人的说法，似乎是的：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中，周作人说“这一件事可能是实有的”，这篇作品其实“也并不一定算是小说，假如在后来也就收入杂文集子里算了”。周作人还说：

 

 

 

在当时这类事情的确常有，特别是老太婆，这样的来寻事讹钱，这是过去社会遗迹，后来也渐渐少有了。

 

 

 

周作人这本书出版于1956年。按他的说法，这类碰瓷儿讹人的事盛行于民国最初的六七年，后来渐渐少有，到了1950年代估计更鲜见了。没想到，进入21世纪十多年后，这一现象再次频现，“大妈碰瓷儿”或“疑似碰瓷儿”甚至成了2013年度的热点！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故事或这次事故中“我”的所思所为：一看没人看见，“我”的第一反应是怪车夫多事，主要怕“惹出是非，也误了我的路”。然后催促车夫“走你的罢！”按现在的说法，就是鼓动他“逃逸”。这其实也是今天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和选择。

 

但这个“我”具有自我反省精神：当目睹车夫的做法后，他突然感到车夫高大，自己渺小。车夫为帮老女人，没顾得和乘客讲价钱就去了巡警那里。这时的“我”不再选择“逃逸”，而是主动拿出钱来，让来通知自己的巡警交给车夫。继而，他又反省自己给车夫钱的行为，觉得自己不配裁判或奖赏车夫。

 

老妇人究竟是否真的受伤？是不是故意碰瓷儿？作品没有交代。按事理逻辑推论，“伤”与“不伤”的可能性都有：老妇人头发已花白，骨质疏松的可能性不小，有可能跌一下即骨折。看后来巡警的处理，真受伤的可能性更大些：巡警不会故意袒护一个衣着破烂的老妇的。但，真受伤还是故意碰瓷儿讹人，这不是本篇作品所关注的焦点。作者要突出的，是车夫的纯朴、诚恳、正直。

 

鲁迅小说和杂文的主旨大多是揭示国民劣根性，而他小说中作为主人公的“国民”又大多是下层人物。因此，这篇作品在鲁迅小说中属于另类。

 

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体，士兵和相当一部分下层市民也来自农民。毛泽东着眼于政治革命，需要动员农民参与到暴力革命中来，所以更多强调了农民身上的革命性；鲁迅着眼于思想革命，所以更多关注了农民和下层市民愚昧麻木乃至冷漠的一面。但鲁迅并非看不到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优点，他这篇小说中的车夫以及后来发表的《社戏》中的农民就属正面肯定性形象。但也仅此两例。“文革”期间不舍此篇，是因若仅以此看，鲁迅与毛泽东对劳动人民与知识分子各自品格及相互关系的评价，竟然是一致的：劳动人民善良伟大，知识分子自私渺小。

 

但既是小说，我们细品起来还需看到：能反躬自省、自我批判，对自己不易被人发现的小过失念念不忘并引以为戒，这正是作品中“我”的可贵之处。车夫想的少，凭善良本性做事，不是缺点；坐车的“我”想的多，见微知著，也是优点。

 

本篇思想内涵中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当遇到“老妇被撞”这类难以判断动机和性质的突发事件时，当事人究竟该选择“信”，还是选择“疑”。车夫毫不犹豫选择了“信”，连一句争执都没有。我们可以想象这位车夫是来自农村、刚进城不久的破产农民，就像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那样。刚进城的他还不知城里有诡诈之人。而坐车的“我”选择“疑”，则因更老于世故。周作人也倾向于认为老妇是故意“寻事讹钱”，因为他知道这类事“常有”。

 

鲁迅的多疑，生活中不乏其例，仅在1924年就有两件：第一件，一位自称“杨树达”的学生突然闯进鲁迅家里疯言疯语，鲁迅怀疑此人是装疯，故意捣乱的，遂在《语丝》发表《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一文予以回击；第二件，困居京城尚未出名的丁玲写信向鲁迅求助，鲁迅怀疑是沈从文化名捉弄自己，没有理睬，并在给友人的信中对沈从文予以讽刺。这其实是鲁迅此前受骗上当太多的结果，因为他也曾轻信。但对于这两次的误会，鲁迅颇为自责：得知那位自称“杨树达”的学生确已疯癫后，他立即在下一期《语丝》发表《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辨正》补救；得知丁玲并非沈从文化名后，他对朋友荆有麟表示感到对丁玲很抱歉，并在以后对丁玲予以支持。

 

《野草》中的《求乞者》一文，就表达了作者“对于‘怀疑’的怀疑”这一思想：

 

“我”在行路时，遇到一个孩子向自己乞讨，“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而拦着磕头，追着哀呼”，“我”认为这是装出来的，遂给予烦厌；

 

“我”接着往前走，又遇到一个孩子乞讨，“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我”仍认为他是装哑，投以憎恶。

 

但是，“我”突然想到：如果我沦为乞丐，将用什么方式求乞？“发声，用怎样声调？装哑，用怎样手势？”无论怎样，也会同样得到烦腻、疑心和憎恶！

 

就《一件小事》看，当遇到“大妈被撞受伤”这类事件时，鲁迅还是赞同“宁可信其有”，选择“宁人负我，我不负人”。

 

这篇作品写于1919年。九十多年过去了，街上的人力车早已换成了高级轿车，“花白头发”大多也已染黑，老妇们的衣服也不再“破烂”。但“碰瓷儿”事件在经历了从多到少之后，近年又复增多，真给人以鲁迅说过的历史循环感！

 

鲁迅盼着他的作品“过时”，因为那意味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可它就是不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