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5日，在新加坡闭幕的TPP部长级会议，因各方分歧较大而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不过，鉴于执行高标准的TPP是在亚太地区形成广泛影响的新兴贸易协定，且其谈判国经济规模总量占全球的近40%，对中国的影响不可小觑。为此，中国去年设立了上海自贸区，及今年广东上报的粤港自贸区等，无疑承载了为中国经济探寻新动力，“热身”全球自贸秩序变化之使命。

　　 当前世界经济已进入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第六年，以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分工布局为基础的世界经济新格局雏形已显，全球经济治理重点也由原有规则的修复转向新规则的构建，这其中以美国主导的TPP、TTIP和TISA等高标准新兴贸易规则，正成为国际经贸协定的新特征。

　　 其实，这一轮全球经济规则的调整，是美国在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这一事实基础上，为了更好地获得全球化红利而进行的经济和战略反馈。首先，在现有的国际规则中，美国难以找到有效的办法应对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对日本的汇率政策、货币政策以及贸易政策所施加的压力难以复制。其次，现有国际规则已难以充分发挥美国的竞争优势, 尤其是服务业和创新上的优势。最后，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几乎均为亚洲国家，却面临在亚洲被边缘化的危险。重构TPP旨在重塑区域一体化的新样板，主导亚洲地区未来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

　　 为达到上述目标，此轮新规则剑指新兴经济体软肋：如针对金融和信息服务业的开放；打击商业窃密、造假和盗版等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环境保护和劳动保护标准；公平竞争或竞争中性原则。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模仿和跟随者的竞争力，及国企的政策优势，让不同所有制企业处于公平竞争环境中。

　　 目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被排除在新兴贸易规则之外，面临被分化危险。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主要代表，经过多年努力于2013年9月加入到TISA的谈判中。对于中国而言，更关注的是国际新规则形成过程的潜在影响和后果。一旦TPP等框架协议按美国构想和意愿达成，今后在中美两国的双边经济贸易往来中，中国想要加入就必须接受美国已制定的标准和准则，而且目前新全球规则充满了新自由主义思想，要求对方放弃经济主权非常广泛。货物贸易零关税、服务贸易否定列表、保护主义的劳工条款、知识产权等要价，对中国而言, 有很多难以企及之处。但若不加入，一旦TPP等成为区域自贸区的发展途径，中国将面 临着被排除在外的危机。而且TPP 等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超经济的综合合作平台，内容涉及政治、军事，从战略上对中国形成孤立和遏制。

　　 当然，目前TPP等自身发展存在障碍，能否实现最初构想，还要看美国和其他成员间的谈判与协商。就中国而言，促进区域内一体化的深入是突破 TPP 的途径之一。在此基础上，中国需重新确立以开放促改革总体思路，并审慎推进，因为二次入世，不只有枷锁，还有红利。何况，中国市场化改革已步入深水区，新自贸秩序中所强调的一些高标准规则与中国改革方向并不矛盾，并存在一致性，这有利于倒逼现有投资和行政管理体制；某种程度上，当前国企混合所有制可看作对国际新规制的尝试性良性应对。总之，开放有风险，但开放会加速改革，同时有收益，且收益有可能大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