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先生是政治家
一直以来，都说嚴復先生是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
是的，这都是正确的评定。嚴復先生有一方印章文曰“天演宗哲学家”，是嚴復自己的评定。
“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
这是嚴復书房中挂着一副对联，表明嚴復先生的自诩，他对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定位。这是先生十四岁报考船政学堂改名“宗光”字“又陵”起，就定下的人生目标。郭嵩焘对青年严又陵的期许，也认为嚴復应当是“国士”。
思想家也好，教育家也好，翻译家也好，都是天演宗哲学家的衍生，嚴復一切努力，其终极目标都是为了做一个政治家。
嚴復先生是政治家。
他翻译西文不是为了当翻译家；一生主要职务是教师、校长，是教育家却并不是只为教育学生，而是为了治国安邦；思想家是为了指导政治家治国“治本”的。
严诚在《关于严复历史地位评价致华严女士的一封信》中说：“许多人以为严复是翻译家，侄认为这种看法太肤浅了！”
“严复本质上是个思想家，属于政治思想家的范围。有人说他是启蒙思想家，如果对‘启蒙’二字有正确理解的话，这种提法也算不错。”（见《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
嚴復先生说：“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名位必分二途：有学问之名位，有政治之名位。学问之名位，所以予学成之人；政治之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若有全才，可以兼及；若其否也，任取一途。“
嚴復当然是全才。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之类都是”学问之名位“，而嚴復先生是可以也应当”兼及“”政治之名位”的。
从嚴復四应科举，可以看出，嚴復先生孜孜以求“入仕”，要成为“治事之官”，做一个“民权之意亦寓焉”的”治事之官“。嚴復更在意自己是政治家。
所以，我们应当首先肯定嚴復是政治家。
毛泽东是将嚴復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的政治家。
嚴復研究应当把重心放到”政治家“上面来。
这样，嚴復研究的意义才彰显出来。
一直以来关于严复政治学术的研究，停在“政治思想”的研究上面，争论不休。政治学、政治术，“坐言”“起行”，不分。
于是乎：
有的学者认为, 严复的政治思想经历了由激进、先进到保守、后退甚至顽固、反动的演变过程。
如王栻认为，“严复没有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革新与进步。戊戌变法失败后，已经渐趋保守。到辛亥革命以后，成了开历史倒车的保守派。最后成为顽固分子。”（王拭：《严复传》）
李泽厚说：严复“在政治上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倒退。在戊戌变法走向高潮时，便表现出倒退。随着改良派的彻底失败，严复更加向封建主义靠拢。”辛亥革命后，“完全回到封建主义怀抱中去了。”（李泽厚：《论严复》）
龚书铎说：严复前期“表现了作为一个先进的中国人非凡的见识和勇气。但是，到了晚年，严复却日益趋于保守。曾经站在时代最前列的人，却变成远落在时代之后了。”（龚书铎：《序》，张志建著：《严复学术思想研究》）
有的学者指出，严复的政治思想前期和晚年是一脉相承的，不存在晚年保守、倒退问题。
如牛康说：“严复的思想观点是较为一贯的。”如“晚年严复仍是进化论者”，“倡君主立宪制不能说是倒退，是不合时宜”。（牛康：《严复晚年思想和言行的探讨》，《93年严复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张先文说：“严复的思想体系，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这段时期进一步成熟，而最后形成；辛亥革命后，它的思想进一步成熟了，深化了，而不是倒退了。”（张先文：《论严复晚期政治思想》，《93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范启龙、林天柱说：“民主共和制和君主立宪制是中国建立资本主义近代化国家的两种选择。孙中山选择前者，严复却选择后者，而且始终坚持这个主张。前者的道路表面上算是成功的，但经历了长期曲折的艰苦奋战，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才取得胜利。而后者也是一条救国的道路，但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下没能行得通。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严复的爱国思想，更不能因此而认为他是复古、保守，因为君主立宪同君主专制在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范启龙、林天柱：《严复一生心系祖国前途》，《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
林国清说，有人以严复晚年参加筹安会一事而得出结论：“严复的晚年是反动和顽固的。”实际上， “严复未参加筹安会”，上述结论自然是站不住脚的。（林国清：《严复未参加“筹安会”说》，《严复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哈九增认为，严复晚期思想与早期相比并没有什么质的变化，在政治思想上仍坚持民主制表现之一的君主立宪制，他依然可以称为资产价阶级民主主义者。（哈九增：《严复晚年仍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上海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所有这一切热点争论，都加强嚴復是政治家形象。
未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