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观”的文字学、文化学涵义寻绎
潘世东
终极观在当代社会和文学艺术界一度泛滥成灾，几乎什么都要套上“终极”二字，但何为“终极”，其来由何在，多数人事实上是望文生义、知其大概而已，严重者甚至陷入似是而非的境地。这里，仅凭自己的查证及理解，力求对“终极观”的涵义做一次文字学和文化学寻绎。
在西方文化中，终极观是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术语，是指伦理学理论中作为其它道德规范和道德价值的终极依据的那个最高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尺度。确认终极观，是西方哲学和伦理学在试图建立一个完整的伦理思想体系是所经常遇到的问题。凡是对具体的较低层次的道德准则或价值判断的正当性合理性进行论证的时候，合乎逻辑的必然要诉诸于较普遍和较高层次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而这一较高层次原则的正当性合理性，又需要更高层次的道德原则来证明，如此推理下去，就必须要找到一个终极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来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石。在西方哲学思想中，不同的理论体系所确认的终极原则和价值判各有不同。从内容上说，终极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主要包括：公正、正义、自由、平等、幸福、仁爱等；在终极观的来源上，神学家认为是天赋的，是上帝把这些原则和价值判断放到了人的观念中；理性主义者认为，这些原则和价值判断是人类理性在道德哲学思辩中所得到的必然结论，具有绝对的普遍有效性；直觉主义者认为这是靠人的直觉直接领悟到的；实用主义者则把这些原则和判断看作是由现实社会制度和各种文化因素所决定的。终极观在西方文化中源源流长，再加上神学的肆扬，时至今日，它已成为西方文化中带有根本性质的特质。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大多也习惯认为终极观是西方文化中特有的产物，中国文化没有自己鲜明的终极观，而在不同场合下被讨论的终极观，也只不过是舶来品而已。
中国传统文化果真就没有自己的终极观吗？事实上恰恰相反。
终极观是为适应人类寻求并确立价值、信念和意义的客观要求，而对世界本原和人生本质所作的根本回答。终极，顾名思义，就是最终的边际、最远的边际。从时间维度看，任何事物的终极都指向起始和结束两点；从空间的维度看，任何事物都有其起点和归宿两端；而从质性上看，任何事物都有其本真和真理。在这个意义上，终极既是世界和人类最初的起点，也是世界和人类最终的归宿，同时，也是有关世界和人类的最根本的真理；而终极观所要回答的则是世界和人类来自哪里、又将回归哪里以及为什么要回到那里等人类所要面临的人生根本问题。由此看来，世界和人类，以及人类的一切文明、知识都萌生于终极，也都无一例外地要顺合于终极、回归于终极；因为，人类确定终极，既是为了报本返始，更是为了明确或坚定人类的皈依，可以说，对终极的认识和终极观的确立，是人类知识和信仰的源祖。因而，终极观既是人类的立身之本，也是每个人类个体的立身之本——精神支柱；而建立在终极观基础之上的终极理想则是每个人类个体最为深刻、最为根本的人生理想。终极理想的破灭，便意味着终极观、终极意义和价值的丧失；而终极观、终极意义和价值的丧失，便意味着丧失了人自己人之为人的根据和人之为人的最终的归宿，于是，也便意味着人生意义和价值的苍白和虚无，甚至人生的无价值和无意义——人生如同行尸走肉、生不如死，堕落到“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自然生物层面，尤其对终极观清醒的人来说，更其如此。这个道理，对个体人如此，对群体、一个民族和一种文化都是如此。
对世界万物和人类的终极观，中国文化作了很好的回答。世界万物是从哪里起源的呢？成于战国晚期的《易传》较成于周初的《易经》有更为明确的描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系辞传上》）这个描述和老子在《道德经》中的说明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42章》）——世界万物便是从“太极”或者“道”中产生出来的；世界的终极便是“太极”和“道”。那么，人类又是从何而来呢？《周易。序卦传》认为，人和人类社会以天地为起点：“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人、人类社会、人间秩序肇始于天地自然。不仅如此，人类社会的文明礼制也都起源于自然，是师法自然的结果：“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周易。系辞下》这里虽然是论述八卦的产生过程，但泛解为人类文明礼制的产生机制也未尝不是如此。不仅如此，这个天地自然还与人类情性相通、息息相关。在宋代理学家张载的“民胞物与”的概括中，中国文化中的此种观念被揭示得一目了然：“干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干是天地万物之父，坤是天地万物之母，我作为天地万物藐小的衍生，被孕育在一片浑沌之中。所以，天地阴阳之气生化了我身体，天地万物的性德，就是我的性德。人类是我的同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得天地之气而生，故我视同类犹如同胞，如同我的兄弟，待之以亲情柔意。万物虽非人类，但是和我都本之于天，类不同根同，形相异意近，因而都是我的朋友。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文化找到并确立了自己的起点：天地宇宙是人类的父母，天地的法则是人间的至高道德，而作为天地之子的君王，则是天地宇宙在人间的代表。于是，皈依君王、忠于君王便成了对天地宇宙的归依和忠诚，一个自然法则便在逻辑上过渡为自然而然的人间准则，成为人生不可偏离的终极指向之一；此其一；既然天地万物原本一家，原本父母兄弟、亲戚朋友，那么，天地自然自然便成了人类的家庭和家园，而家园、家庭的扩大便是国家，家国原本两字一义，内里同根相连。这样一来，热爱祖国、依恋故国便成了对故园和家庭的热爱和依恋，而对家园和家庭的依恋和热爱，正是人类报本返始的天性所在，于是，一个自然法则便在逻辑上过渡为自然而然的人伦根本道德，那就是：爱国就是爱家，爱家就要爱国。此其二。既然天地万物和人类同本同根，都统一在生命这个基点之上，那么，从“生为天地之大德”的宇宙道德律令出发，就要求每个生命个体将重视生灵、关爱生命、拥抱人类、热爱人民等对待人类的德行，视为自己根本的性德。这样，拥抱人类、热爱人类便是对天地之大德的最高服膺，于是，也便自然过渡为人类的又一终极指向，因为“怜生”、“重生”，正是天地之大德的具体体现，此其三。
确定了一条文明大河的源头，但这条文明大河最终要流到哪里、而又应该流向哪里呢？这便涉及到终极观的另一个极端：世界万物和人类的归宿问题。因为，既然世界万物和人类有所来，也就必有所归。然而，来处是固定的，归往何处呢，却永远是一个未知数。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人类还在紧张而痛苦地探索着，走在迷茫不知所处的归途上。也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消耗了无数代哲学家的生命和才智之后，这个问题依然让当代哲学家大伤脑筋，论辩不休。对此，中国传统文化却作出了颇富诗意又颇富现代人生哲学价值的回答，那就是：报本返始、回归自然，“与天地参”、天人合一。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用人生四境界说对此作了很精辟、很透彻的概括。他以为，人生或人类的历程，就是一个认同自然、遵从自然、回归自然和天人合一的过程。这个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1]这种人生路向落实到每个个体身上，其表现方式可能千差万别，但其精神实质则是一致的，即认同自然、遵从自然，在道德修养上，要以天地为法律和准则；在行为方式上，要以天地为楷模；在人生归宿上，要以天地为指归。
这便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的终极观，而这个终极观的核心就是天人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