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7调查》记者︱印成思 文编︱胡冠红  陈   怡

　　周五白色情人节这天，牛华勇老师作为国际商学院（以下简称“国商”）的院长安排满满，日间参加在香格里拉饭店举行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中国峰会，晚上则要为一个韩国大学代表团尽地主之谊，在紧凑的行程中好不容易把这次采访临时挤了进来。

　　“我一开始是不想当老师的”

　　牛老师的想法很多，在聊到自己对事物的坚定看法时多次用手指关节叩响面前的茶几，让人不觉想起美剧《纸牌屋》里雄心勃勃的的弗兰克。然而在谈及家人和过往经历的时候，语速突然间慢了下来，被问到这种非常规的问题，像是喝了一口让人放松的热茶。

　　我一开始是不想当老师的。因为我妈妈是当老师的，我上大学的理想就是不当老师，因为当老师受欺负，收入很低，很穷，乡镇工资拖欠在九十年代以前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实际上在九十年代那是一个没有出息的想法，只有走投无路的人才去当老师，班上学习最差的人才去当老师。

　　我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是属于什么都不干的那种人，从高中的那个状态出来之后，就茫然不知该干什么，大概持续了一年多时间。那个时候不太知道学习的重要性，对专业也不太懂。虽然读的是财经类院校，但是一开始都一样，就是数学、英语、马克思主义三类课程，不知道后面学的专业是干什么的。

　　我本科学的专业是财政学专业，它是面向政府的，我毕业之后就到了政府工作。那一年帮了我很多，我想清楚以后再也不要到政府部门去，因为我发现我实在没有办法忍受政府里面朝九晚五的，完全按部就班的做法。所以后来自己去考企业财务管理的研究生，原因就是我想毕业之后去企业，而不想在政府。

　　（政府工作）太有挑战性，特别是对于我这样智商“着急”的人来说。

　　如果一个工作里面，工作本身变得不那么重要的话，那么你想，这个挑战性是非常之大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学刚毕业，你会认为把工作做好是最重要的，但是后来发现这是里面不重要的一部分。

　　当老师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才想到的。我的导师要求我看书，然后写读书笔记。所以在研究生前一年半的时间中就形成了看书写文章的习惯。这个习惯一旦养成，就觉得还挺享受这个过程的。

　　刚来北京的时候生活所迫，给自考的学生辅导财务、税收的基础课。辅导了一段时间就发现，我上课大家还挺欢迎的，好像自己也还挺喜欢这个，到了快找工作之前忽然之间觉得，似乎我可以去当老师；之前我一直相当抵触这个想法。

　　位置决定脑袋。我刚刚来学校的时候，是比现在狂妄得多的。我会告诉学生说，这门课你喜欢来就来，不喜欢就不来，不点名，不计考勤，没有作业，最后考试只要你来我就给你过。我第一个学期就是这么讲的，大约在三四年里都是这么做的。

　　后来发现这个做法不太符合学校考核的那个标准，和教育部的评估要求，然后我就收敛很多了。基本上会按照学校的要求走这个程序，之前我是不走的。实际上有时候是需要的，跟你上的课程有关系。如果你上很重要的基础课，长期的缺勤一定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如果这个课是思想性的，或者非技术性的，你不来对你的损失可能是局部的。恰好我那个时候上的是人文性思想碰撞性的课程，不是以技能为核心的。

　　“国际”的商学院

　　明年国商将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北外”）按专业大类招生的第一个试点，这也是他设想中一揽子改革计划的其中一个。他坦言这样的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正如他在那个挂了色彩浓烈的抽象油画的会议室里，对各老师学生所描述的那样，这是国际化的道路上的必然。那幅在严肃的会议室里异军突起的油画，正是转变的开始。国商如是，放之北外亦然。

　　国际化是一个说起来特别简单，做起来非常难的东西。它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撑，对个人世界观的改变；因为每个人都是习惯了以前的东西，要他改变是很难的。我们有一句话是，你永远不能唤醒一个装睡的人。

　　最初的时候我们想组织一个（院内）学生会，后来发现不行，现在组织了好几个学生会。中外学生会要联合办一个活动，两边的学生干部就会吵起来。但是你要想到，我的目标就是要你们坐在一起发现对方的问题，吵起来，然后开始理解对方，而不是让你来找我告状。你来找我告状，我再把你分开，那这国际化还有么？现在政府派你去跟马来西亚人谈判飞机的问题，你去了，马来西亚人跟你吵架，你回来跟总理说，我不干了，你是一个成功的人吗？

　　我们每个人都有惰性，对于我们已经取得或者做到的东西，我们认为它是完美无缺的，没有想办法去理解别人的那些东西。

　　我们应该让大家认识到自己是有缺陷的，之后才会有一个更开放的视野。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教的，很多东西是在体验当中（学的）。所以最后国际化是涉及到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个问题，而不仅是学院的一个概念，学院只是把概念放在那个地方。

　　比如推动整个学院平台化。下一年度的“管理学”会按大类招生，把会计、工商管理、电子商务和信息管理四个专业打通，第一年不分专业，课程都是一样的，第二年学生自己选专业。国贸现在单独招生，金融没有参与。

　　传统上，我们大学的理念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学科的利益是凌驾于学生的利益之上的。我们传统的学科是按计划经济组织的，按照政府的学科序列、目录。比如说我要开这个专业，虽然这个专业没有什么人喜欢，但是因为我们历史上申请了这个专业，所以不能轻易改变。很多东西短期内我们没有办法跟发达国家去比，不光我们，其实一些名校它也比不了。

　　在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目标是在我的任期之内，让这样的现象在商学院慢慢消失。这不是一个现代化商学院（应有）的思维方式，商学院本身是充满竞争的。

　　那些行政化的东西你必须尊重，不尊重是没有办法生存，但反过来，要轻视它。我们想好我们的目标在什么地方，向着那个地方努力，而不是把它们当做目标，否则就没有我们办的必要了。

　　我一直告诉同学们说，商学院育人的目标是先批判，再建设。就是你把一个东西拆了，然后我们要告诉大家它应该什么样子的，这是我们的对人负责任的一种教育。如果我的教育是只批判不建设，统统把这个东西都拆掉，那么它坑害的是学生。

　　我们国家不缺商学院。我要办这个一定是跟其他不同的。

　　对立是最大的阻碍

　　北外的国际商学院成立之初并不被所有人看好，一段时间以后才证明其存在的必要性，而同时期其他外语类院校的商学院已基本发展成型。由于对立和封闭的观念，北外曾与一些珍贵的机会擦肩而过，谈到这些，他会激动地身体略微前倾。

　　我支持同学们往完全不同的方向去发展，因为你要知道商科其实只是一个思维方式，是渗透到所有产业当中去的。专业是在入行的时候有用的，工作很多年后你会发现工作之间没有本质性的区别。你不会画画很难做设计的工作；可是如果你投资一个画廊，这时你根本不需要懂那幅画是怎么画出来的，但是你需要懂画廊这个产业的运营是怎么做的。我也不是学院长专业的。

　　以前很多人担心北外学科的多元化会冲击北外值得自豪的语言传统，今天看，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不同学科之间完全可以做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为北外优良的外语传统拓展内涵与外延。而无休止的争论让我们一次又一次错过了发展的机遇。

　　内部相互之间不想办法去融合而是去对抗，那这个学校是没有希望的。

　　长期以来，我们是往里缩的看法，就是希望越办越小，学科越单一越好，人越少越好，因为怕规模大了质量下降。但我认为和质量最相关的不是规模，也可以大规模地高质量。在中国目前这样一个环境之下，如果你没有一定的数量，难以在行政体系当中谋求你生存的位置，只能孤芳自赏，我们很多年当中就是处于孤芳自赏的状态。

　　我们学校的特点是，每次一个新东西出现，在讨论的时候基本上是先否定它，然后大约过十年，等到这个东西已经普及开，再有人提出来，它才能通过。

　　这不是保守的问题，我们学校在社会思潮方面其实并不保守。我觉得这是视野的问题。视野就是：我不了解互联网，你是搞互联网的，我愿意听一听你说什么。

　　保持强烈的好奇心，这是学商科学生的第一课，你有欲望去学新的知识，远远比你现在已经学到什么要重要。但是有的人就会局限于他已经学到的知识，对可能学到的知识完全不care，这是最要命的。

　　这个我能理解，但是时间长了就有问题。

　　比如我们在外语类院校当中的专业布局，在北上广三大高校里面是最单一的。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培养博士的专业就是外国语言文学。

　　比如说政治学博士点，上外（注：上海外国语大学）有；北外号称外交官的摇篮，政治学没有博士培养权，这简直就是笑话。

　　我们的国际政治足够强大，每一个系搞国际政治的教授加起来有五六十个，这个人数比很多学校的多。但是一犹豫就这么错过了。

　　以前就是思维不开阔，觉得一个学科全国最好就行了，没有必要搞这些。但现在发现不行了，以前是要单一人才，现在是要复合的了。但是这个国家现在申报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改成提高质量了。就好像我们开车到了一个收费站，那个收费站的杆已经落了，你在那等着交钱，它那没人了，人家下班了。

　　没有什么了不起

　　他对很多事情都有一套跃跃欲试的想法，也坦言自己的想法远远胜过了自己的能力。牛老师借鉴国外的灵活创新机制，带动一个院系做教学改革，肯定学生的多方向发展。在被问道是否觉得自己正做着了不起的事情时，他回答，“我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一直以来是想把自己的某些方面组织得更有条理一些，对自己或是对周围世界的观点是比较清晰比较强烈的。我不觉得我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就算是那些很有名的人，我现在也不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因为都是在每天的这些复杂零碎的行政工作中慢慢熬出来的。

　　我本来还很抵制行政管理工作，后来也就慢慢习惯了。其实说实话我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但我最不喜欢的是，中国式复杂的人事关系。你要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人际关系的协调上，但那又很重要，你不得不做；然后你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得罪一大批人，总会有人觉得你可能是在谋取个人的一些利益。

　　所以只能是不想那么多，我是觉得我既然在这，如果不考虑改革和发展，就会辜负了这个位置。

　　所有的这些管理工作其实没有什么过人之处，管理工作就是要求你有足够的，巨大的忍耐力，对别人的容忍，对环境的容忍。

　　改革是要小步试错的，如果我突然宣布一揽子的改革方案，那可能会遇到巨大的阻力。因为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这些想法都应该得到尊重。

　　这是一个很漫长的事情，但是首先要有人呼吁，接着有人来响应；也会有人反对，那你先反对着，我先推出一两项措施实验，成功了拿给老师们看，不成功我承担责任。做任何事情都是有风险的。

　　（做这些事情我）肯定不是一个人。这个事情相当复杂，但商学院是一个寻求创新和不断发展的集体，正如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虽然面临很多困难，但依然在以飞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而很多问题，随着发展的步伐，自然会迎刃而解。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能做发展趋势的阻挡者，顺势而为，在有限的几年中，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我知道自己的能力有多有限，但只要还在这个岗位上，这个事至少我要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