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韬武略话兵家
——华夏兵家文化巡礼
陈敏昭
（三门峡行政学院社会管理教研部 472000）
1、先秦兵法；
2、三国时期兵法；
3、三十六般用兵策（三十六计）；
4、兵家与儒家、道家
从来乱世出英杰，太平盛世出走狗。这反映了延续数千年的集权专制文化的特色：在动乱时期放松压制或者执政者自身都难以自保，于是各色人才辈出；社会稳定时期强化专制，执政者只需要听话的阿谀奉承之徒，行走在政治舞台上的，多是善于观言察色的随机应变的人物。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的局面发生裂变，诸侯争霸，华夏就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如孙武、孙膑、吴起、司马穰苴等人，他们的作战经验以及对历史上战争的总结，写出了一批著名的兵书战策，成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华夏兵学与华夏儒学、道学、墨学、法学一样，也是华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充满着许多符合客观实际的智慧。他们不仅论述与战争相联系的用兵之道，而且还涉及社会的其他领域，与其他各家之说相互争鸣，又相互融合，以至当时诸家皆言兵，诸书皆说战。秦汉之后，华夏又相继出现了黄石公兵法、韩信兵法，曹操兵法和诸葛亮兵法等，进一步丰富了华夏兵学的内容，大致上反映了历代兵学的发展轨迹。简单地说，华夏兵学的最高境界是“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它不仅直接地指导着自春秋战国以来历朝历代的军事活动，而且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哲学思想，对社会的其它领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仍可为军队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发展经济服务，为社会管理服务。
不过，我们还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华夏的兵学或者说军事学科是建立在冷兵器的基础之上，清朝中期之前，最先进、最机动的兵力就是骑兵，人们主要依靠人力正面的战阵或者奇袭取胜，获取信息依靠斥候或间谍搜集，可资利用的资源仅仅有人力和蓄力。今天，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一般信息通过卫星或无人飞机搜集，通过计算机快速分析处理，打击可以选择远程的导弹、激光武器、核武器、生化武器等，可资利用的资源也多了去：光能、电能、声能、核能等。战争危害的广度和深度也大的多。同时，各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严重不平衡，科技在军事领域的应用程度也不相同，落后的只能是被动挨打。因此，在现代，慎战，慎战，还是慎战，否则，轻易的发动战争者，最终必将饱尝战争的苦果。我在这里讨论兵家文化，一方面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认识华夏的兵学，另一方面是从学术的角度认识了解兵家文化的哲学思想。兵学也是智慧之学，文韬武略中充满了旷世奇谋、大智慧、大谋略。在下绝对没有好战的意思。
1、先秦兵法
1.1孙武与《孙子兵法》；1.2吴起与《吴起兵法》；1.3孙膑与《孙膑兵法》；1.4《司马兵法》；1.5《尉缭子》；1.6《六韬》
在华夏文化发展的历史上，孙武、孙膑、吴起等人，开创了兵家学说的先河，为后世所传承。特别是孙武及其兵法，还被国内外学者誉为“世界古代第一部兵书”，“东方兵学的鼻祖”，实乃华夏兵家学说的第一人。
1.1孙武与《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它的作者是孙武，字长卿，生于春秋末年。据说他是陈国公子陈完的后裔。陈完因逃避国内动乱，来到齐国，不久改称“田完”。经过数代经营，田家已经成为齐国一个重要家族，在齐国政治经济军事等事务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且家学相传，成为军事世家。陈完的五世孙、孙武的祖父田书因功被封到孙地（今天山东的乐安）为采邑，并且被赐姓田孙氏。
孙武成年时，齐国发生内乱，孙武随父躲避灾祸，前往吴国隐居。在隐居的日子里，他写成了《孙子兵法》，并结识了在吴国避难的楚贵族伍子胥。
公元前515年，吴国公子光利用吴国伐楚，国内空虚的机会，以专诸为刺客，袭杀吴王僚，然后自立为王，称阖闾。阖闾重用伍子胥。伍子胥力荐孙武，阖闾就邀请孙武进宫讨论军事。孙武与吴王多次谈论，深得吴王赏识。于是吴王对孙武说：“先生的兵法，我已经诸篇拜读，果然令人耳目一新，受益匪浅。你能不能用你的兵法小范围的演练一下，让我们见识见识？”孙武答应了。吴王当场以妃嫔宫女180名，交给孙武操练。列阵开始时，妃嫔宫女们嘻嘻哈哈，队形散乱，孙武几次重申了自己的命令，仍然无效。于是不顾吴王反对，坚决斩掉两个不听号令的吴王宠妃。众妃大惊，无敢不从，操练大获成功。这就是著名的“吴宫教战”。吴王阖闾虽然痛惜爱妃，但明白孙武确能领兵，于是拜孙武为将军，统领吴国军队。在伍子胥和孙武的辅佐下，吴国的国力和军力逐渐强大，具备了争霸的能力。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临近的世仇楚国。楚国当时非常强大。吴王阖闾急于大举攻楚，但孙武认为两国强弱对比悬殊，时机还不成熟。于是他先以骚扰战术消耗楚国国力，楚吴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
这样经过了六年，公元前506年，孙武认为时机已到，于是以全吴兵力攻楚，以三万兵力经11天强行军700里，经过一系列的战斗，大败楚国20万大军，占领楚都。此时，后方传来越国进袭的消息，吴军被迫还师，但楚国从此一蹶不振。公元前484年，孙武又率军北上，于艾陵大败齐国。从此，吴国的国威大振，并于公元前482年取代晋国，正式成为霸主。
孙武因为其战绩和兵书，影响极大，所以被认为是华夏兵家之鼻祖。《孙子兵法》简称《孙子》，共十三篇，前四篇大体是论述战略问题，后九篇论述战术问题，而贯穿全书的是对战争的根本规则的认识。
《孙子》的战略思想主要由战略目标、战略决策、战略选择三部分组成。它所论述的战略目标是“安国保民”，基于此，它又进一步提出了“重战”、“慎战”和“备战”的指导原则。在战略决策上，《孙子》从道、天、地、将、法“五事”，和“七计”，来分析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并以此判断双方优劣，制定战略战术并预测胜负。“七计”，即考虑：哪个君主有道义、哪个将领有才干、天时地利对哪方有益、哪方面能贯彻法令、哪方军队强盛、哪方士兵更为训练有素、哪方的赏罚更为严明7个方面。
在战略选择上，《孙子》提出了几个不同的战争模式，分别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伐谋”（以谋智迫使敌人降服）、“伐交”（通过外交手段破坏和分化敌人的外交联盟，迫使敌人降服）、“伐兵”（用武力战胜敌人）、“攻城”，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高明的战争，而以武力攻城则是最下的选择。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孙子兵法》在作战指导上追求的最高理想，具体说就是通过威慑，达到“自保而全胜”的战略目的。孙子说：“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孙子兵法·谋攻》）。孙子认为，军事行动的上策是在谋略上取胜；中策是用外交手段取胜；下策才是在战场上取胜；攻城则属下下策。
“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华夏兵学的最高境界，现代海内外军事家现在对此皆有认同，认为《孙子》这一观点触及了现代战争的实质，是最理想的战略，很有现代色彩，它也是古今战术决策的最佳选择。孙子更为重视的还是在现实的作战之中如何进行指导的问题。为此，他指出不少值得借鉴的作战指导原则。
在战术上，孙子认为，应该做到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孙子指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意思是说，以正兵与敌人正面交战，以奇兵取胜。在对战中，必须善于运用奇正之术，才能取得战争胜利。“奇正”之道重在“善变”。奇兵可变成正兵使用，正兵可变成奇兵使用，这样敌人就不能知道己方力量的分配和作战意图，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将帅只要善于灵活运用“奇”和“正”，以及他们之间的转化，就可以对敌人“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从而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另外，在战术运用上，应“避实就虚”。“实”指的是军力强，条件有利。“虚”指的是军力弱，条件不利；以强胜弱，以实胜虚，是军事上一条重要的规律。所以要调动各种手段使敌人由强变弱，由实变虚。如何实现呢？孙子说，应利用各种假象欺骗和调动敌人，使敌人不知己方虚实，己方对敌人却了如指掌。同时，必须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最要紧之处。“出其必所趋”、“攻其必所救”；“攻其所不守”、“攻其所必守”；“夺其所爱”。
对战争的根本规则的认识，是全书的精华所在。未战先谋，知而后战。要全面了解与战事有关的所有情况，做出上乘的行动方案。无谋而战必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孙子认为，对一场战争来说，实力是第一位的、基础性的东西，不具备起码的实力，再高明的人也无能为力。具备一定的实力以后，通过“智”“巧”的谋划，可以使实力倍增。比如，“以近代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
要正确对待战争的利害得失。凡是战争，都要付出代价，假如付出较小的代价，而取得较大的利益，就属于成功；反之可以说是不成功。因此，作为将帅，应该认真权衡利害。我们常说：“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就是这个道理。
1.2吴起与《吴起兵法》
吴起，约生于公元前440年，卒于公元前381年，卫国左氏（今山东省曹县）人，是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家，也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吴起自幼喜好军事。青年时期就离家出走，四处奔走但未获重用。回到故里后因受讥讽而奋起杀人，无奈再次离家逃到邻近的鲁国，发誓如果以后不能成为卿相，决不回来。他先是师从曾子（孔子弟子）的儿子曾申学习儒学，后对儒学失去兴趣，学业无成，屡次求官亦未得。这时母亲去世，他因为有过誓言，没有回去为母亲守孝，被逐出师门。于是开始潜心研究武学。
学有所成之后年已40岁，吴起经人荐举进入仕途，开始他的军事生涯。公元前412年，齐国大举入侵鲁国。鲁君听说他善于用兵，想起用他为将军。但是吴起的妻子是齐国人，所以鲁君迟疑未决。吴起一心成就功业，竟然杀了自己的妻子，表明与齐国一刀两断。终于获得任命。
吴起率领鲁军以少胜多，打败齐军，声名渐起，此时因为他的“母死不葬”、“杀妻求将”之事，终被弃用。吴起被迫离开鲁国，来到魏国。魏文候听闻吴起是兵法奇才，于是拜他为将军，命他率军抗秦。吴起为将，处处身先士卒，劳而无怨，有一次亲自为一个士兵，吸出身上肿烂的浓汁。这位士兵的母亲听说后，号嚎大哭，不是因为感动，而是因为哀伤。因为他的丈夫，也是这位士兵的父亲，以前也是一个军人，吴起也曾为他吸出身上的脓疮。后来这位父亲为了报答吴起，奋勇作战，终于战死沙场。这位母亲非常担心她的孩子又要战死，所以伤心落泪。
吴起的确爱兵如子。他训练出一支精锐之师“魏武卒”，多次利用奇计击败秦军，夺回被秦军占领的河西地区。此后又与诸侯大战数十次，未尝败绩，从此威名远播。魏文侯去世后，吴起在魏国又受排挤，只好前往楚国，他厉行变法，楚国国力渐渐强大。由于变法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所以他们乘楚王去世之机发动事变，杀害了吴起。
《吴起兵法》又称《吴子》的军事思想大致上可以分成战略思想、建军思想和作战思想三部分。据考证，《吴起兵法》应该西汉时期的托名之作，即便如此，它仍然有比较强的参考价值。
在战略思想上，吴起提出了道、义、谋、要，作为用兵的纲领。道就是德政，“内修文德，外治武备”，即对内推行道德教化，对外加强军备。义，指的是以道为原则，在此基础上的行为标准。因此义的含义，和儒家提倡的“义”的意思基本一致。谋，就是谋划，从而就利弊害。要，就是保业守成。
从这里可以看出，吴起重视文治武功，他的说法比起孙武，范围更为广泛。孙子是就兵论兵，是纯粹的军事观点。孙子并不重视道德，这一点将在后面论述。
在加强戒备方面，他认为，“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就是说，要安定国家，预先戒备最为重要。此外，他主张尽量减少战争，速战速决，彻底打垮敌人。
在建军思想上，《吴子》主张军队的强弱“不在众寡”，而在于“以治为胜”。就是兵不在多，而在精，在于军队素质，以及军队的教育、训练和管理的好坏。吴起阐述了建军的目标，并提出了建设的措施，包括：严格教育、训练和管理；重赏严罚；做好组织编队工作，以人尽其才；遴选好的将领。
在作战思想上，《吴子》强调必须“审敌虚实”，重视“应变”和“因形用权”。即依据敌情的变化采取相应的谋略和对策，并且要善于捕捉战机，重创敌军，夺取战争胜利。对将领来说，应知己知彼，平是要善于观察和了解敌国，敌军的特点及其虚实情况。在作战指挥上，吴起主张在掌握敌情的基础上，攻击敌人的弱点，并且要果断、勇敢。同时还要根据战场上不同的敌情、天时、地利及其变化情况，随时改变战略和战术。
1.3孙膑与《孙膑兵法》
孙膑，齐国人，兵圣孙武的后世子孙，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真名不详，因其曾受膑刑，故称孙膑。
传说青年时期的孙膑曾与庞涓一起师从鬼谷子学习兵法。庞涓下山后，投奔魏国，得到魏惠王的宠信，被任为将。庞涓自忖才能不及孙膑，害怕他下山后到魏国后影响自己的前程，更担心他到别国后成为自己的对手，于是决定设计陷害孙膑。不久，庞涓派人上山，以同朝为官为由，劝孙膑赴魏。孙膑不知是计，欣然许诺。不料一到魏国，便落入了庞涓的圈套。魏惠王听信庞涓的谗言，无端处孙膑以极刑，挖掉了他的两块膝盖骨，使之终身残废。按照当时的惯例，刑徒是不能为官的。庞涓试图以此断送孙膑的政治前途，消除一个潜在的对手。
孙膑身处危境，显示出卓越的智慧。他佯狂自晦，并设计归齐，得到大将田忌的赏识；又通过著名的“田忌赛马”显露惊人的才华，得到齐威王的器重，被任为齐国的军师，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
公元前354年，魏国以庞涓为将率军伐赵，兵围邯郸，次年，邯郸在久围之下已岌岌可危，而魏军也因久攻不下，损失很大。齐国应赵国之请，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军击魏救赵。孙膑令一部轻兵乘虚直趋魏都大梁，而以主力埋伏于庞涓大军归途必经的桂陵之地。魏国因主力远征，都城十分空虚。魏惠王见齐军逼进，急令庞涓回师解救。刚刚攻下邯郸的庞涓闻大梁告急，急率疲惫之师回救。到桂陵时，遭到齐军迎头痛击，几乎全军覆灭，庞涓仅以身免。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桂陵之战”。
12年后，魏国在国力恢复之后，再次发动战争，将矛头指向了自己的另一邻国——韩国。韩国难以抵挡强大的魏军，遂派使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采纳孙膑“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的建议，在韩魏两国几经激战、韩危魏疲之际，再次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韩，孙膑依然采用围魏救赵的计策，率兵长驱魏境，兵锋直逼大梁。魏国鉴于桂陵之战的教训，遂撤韩国之围，又派太子申率国中留守部队，与庞涓一起合围齐军。孙膑引兵东撤。一路上，他令军队逐步减灶，造成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以诱敌深入。庞涓果然上当，便丢下步兵，率轻骑精锐，兼程穷追。至马陵时，遭齐军主力伏击，庞涓智穷力竭，愤愧自杀。齐军遂全歼魏军，俘太子申，取得了马陵之战的重大胜利。
马陵之战后，田忌遭宰相邹及的陷害，被迫流亡楚国。孙膑辞官归隐，潜心军事理论研究，终于写成流传千古的军事名著——《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又名《齐孙子》，为的是与《孙子兵法》相区别。《汉书·艺文志》称“《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但自《隋书·经籍志》始，便不见于历代着录，大约在东汉末年便已失传。1972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这部古兵法始重见天日。但由于年代久远，竹简残缺不全，损坏严重。经整理考证，文物出版社与1975年出版了简本《孙膑兵法》，共收竹简364枚，分上、下编，各十五篇。对于这批简文，学术界一般认为，上篇当属原著无疑，是在孙膑著述和言论的基础上经弟子辑录、整理而成；下篇内容虽与上篇内容相类，但也存在着编撰体例上的不同，是否为孙膑及其弟子所著尚无充分的证据。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收入《孙膑兵法》凡16篇，系原上编诸篇加上下篇中的《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为：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低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
我们现已难窥《孙膑兵法》的全貌，但仅从现存各篇便可以看出，这部兵书提出了诸多深刻的见解，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
在战争观上，他强调战争服从于政治、依赖于经济；认为“强兵之急”在于富国，只有国富、兵强、民安，才能“战胜而强立”；既反对企图垂衣而治的幻想，强调积极备战，他说：“战胜，则所以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作战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行动，稍一不慎，社稷就断送手中。所以用兵必有其因，不可以乱用，亦不可以滥用，“事备而后动”。同时他提出“乐兵者亡，而胜利者辱。”反对穷兵黩武，同样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的体现。
在军队的建设上，认为“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强兵的关键所在；强调治军不仅要信赏明罚、令行禁止，还要对士卒进行系统的教育训练，包括政治教育、队列训练、行军训练、阵法训练、战法训练等多方面的内容，从而提高军队的全面素质。
在战争的指导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以“道”制胜的观点。这里的“道”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战争规律。《孙子兵法》提出了“战道”的概念，含义基本相同，却没有展开论述。孙膑则对“道”的内容作了全面的概括：“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件之经，见胜而胜，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也就是说，“道”的内容包括天时、地利、民心、士气、敌情、战法、战机等多方面内容，战争指导者掌握了“道”便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
在作战指导上，提出了“必攻不守”的观点，创造性地发展了孙子的虚实理论。在《孙膑兵法》中，与“必攻不守”意思相近的命题是“批亢捣虚”。“亢”，本义为咽喉，引申为要害。所谓“批亢捣虚”，就是攻击敌人要害且薄弱的关节点，这与吴子“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有异曲同工之妙。孙膑的认识还不止于此。在与田忌对话中，对于田忌提出的赏、罚、权、势、谋、诈，孙膑认为这些“可以益胜，非其急者也”；而兵之急者，则在于“必攻不守”。也就是说，攻虚击弱乃是取胜的关键所在，也是作战理论的核心内容。千余年后，唐太宗李世氏也不无感慨地说：“用兵识虚实之势，则无不胜焉！”这无疑丰富了孙子的虚实理论。
1.4《司马兵法》
司马，是上古时职掌军事的最高管职。所谓“司马法”，便是历任司马关于当时战争问题言论的汇录。
司马穰苴，即田穰苴，是春秋后期著名的军事家和理论军事家。齐景公时，晋、燕联军伐齐，大败齐军。穰苴临危受命，出任齐国的将军。当时景公宠臣为监军，庄贾迟到，穰苴斩杀之，严肃军纪；又平分口粮、亲问士兵疾苦，使全军上下士气高昂，争相赴战。消息传开，晋、燕联军闻风而退。穰苴乘势率军追击，尽复失地。因功封大司马。故称司马穰苴。
穰苴对春秋以前的古兵法有很深刻的研究，尤以能申明古司马法而著称。战国中期，齐威王令大夫追论古《司马兵法》，并将司马穰苴的阐发之辞附于其中，便形成了后来的《司马法》。
《司马法》一书，由于与穰苴的密切关系，又称《司马穰苴兵法》。《汉书·艺文志》载，《司马法》共155篇，后多失佚。今本《司马法》共五篇，依次为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其中，前两篇以记述西周军礼内容为主，后三篇则主要是穰苴的阐发之辞和后世的发挥，反映出春秋后期以后军事领域的新变化。
1.5《尉缭子》
作者尉缭，生平不详，战国后期军事理论家。《尉缭子》一书中《天官第一》有“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句，因此，一般认为他是梁惠王（亦称魏惠王，公元前370~前319年在位）时人。尉缭的战功政绩虽鲜见于史书，但他却是一个有才能的军事理论家。《尉缭子》一书所表述的军事思想，代表了战国时期我国军事思想发展的一个主要的流派，也是当时山东各国变法图强、建立封建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潮在军事上反映的产物。
《尉缭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吴子》等兵书的军事思想，且具有战国后期的时代特点。在战争观上，它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观点；认为战争有正义和不正义之分，反对不义之战，支持正义战争。它主张“王者伐暴乱”的战争要以“仁义”为本；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既要慎战，又不能废战。
在战略上它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这集中反映在它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论述方面。它把军事和政治形象地比喻为“植”、“种”和“表”、“里”，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意思是政治是根本，军事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与两千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经济是治国之本，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主张发展耕织。
《尉缭子》注重战前思想、物质和组织的准备，主张“权敌审将而后用兵”，“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之。”注重奇正的灵活运用，认为“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主张集中，认为“专一则胜，离散则败。”进攻时，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防守时，主张守军和援军要中外相应，守与攻相结合。
《尉缭子》的治军思想很丰富，它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疥，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有各种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尉缭子》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唐魏徵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它很早就传到日本，日本研究、译注《尉缭子》的兵书有庆长十一年（1600）元佶《校订训点尉缭子》、林道春《尉缭子评判》等三十余种。此外还有朝鲜刊本。
1.6《六韬》
《六韬》，旧题周吕望作。吕望，又称吕尚，字子牙，原姓姜，周人称之为师尚父或太公望，为周初军事家、谋略家。青年时曾在商都朝歌任阁吏，后投奔西周，得文王姬昌的赏识。他根据当时敌我双方的具体情况，为姬昌提出了逐步翦商增强自己实力，先求改变力量对比、然后伺机进行决战的谋略方案。经过姬昌施行，终于形成了“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的局面，为灭商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文王死后，他继续辅佐其子武王姬发，进一步削弱商的实力，并最终指挥周军在牧业之战一举灭商。西周建立后，因功受封于齐。他举贤尚攻，因俗而治；重视工商和军队建设，使齐国很快强盛起来，奠定了齐数百年的大国地位。
《六韬》虽题为吕望所作，实际上当书成于战国中后期，但不排除其中反映了吕尚的某些军事思想。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考。
《六韬》继承了以往兵家的优秀思想，又兼采诸子之长，所以思想内容很丰富。在政治战略思想主张“同天下”、“天下同利”，反复强调国君应像上古时期的尧帝，“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重民”、“利民”。认为天下是属于民众的。因此取天下必须得到民众的拥护，强调“国之大务”在于“爱民”，其实质是轻徭薄赋，要求君主清静寡欲，不与民争利。
在军事方面，主张“伐乱禁暴”，“上战无与战”，强调“知己知彼”，“密查敌人之机”，“形人而我无形”，“先见若于敌”。要求战争指导者“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战略战术。它认为作战中最重要的是奇正变化，“不能分移，不可语奇”。对于攻城，它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兵种各自的战法及诸兵法的协同战术。它重视部队的编制和装备，详细记述了古代指挥机关的人员组成和各自的职责，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长分别进行编队的原则。它认为“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详细记述了古代军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还重视将帅修养和选拔，认为“社稷安危，一在将军”，要求将帅不仅要谙熟战略战术、知进退攻守、出奇制胜的谋略，而且要懂得治乱兴衰之道，要能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并提出了考察将帅的八条方法，即所谓“八征”。
《六韬》在国外颇受重视。日本战国时代的足利学校（培养军事顾问的学校）就曾把《六韬》与《三略》定为该校的主要教科书。据有关书目记载日本研究译解《六韬》的著作也有三十多种。西方第一次翻译的华夏兵书有四种，合成《华夏军事艺术》，于1772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六韬》就是其中一种。此外朝鲜、越南等邻国也相继出版和翻译了《六韬》。
《六韬》是宋代颁定的《武经七书》之一，是先秦兵书中集大成之作，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曾被译成西夏文，在少数民族中流传。它不仅文武齐备，在政治和军事理论方面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而且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军事史料，如编制、兵器和通讯方式等。该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
2、三国时期兵法
2.1曹操的用兵之道；2.2诸葛亮的用兵之道
东汉末年，华夏又进入新的动乱时期，因而又涌现了兵书战策，如曹操、诸葛亮的用兵之道等，这些也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内容和吸取的实际智慧。
2.1曹操的用兵之道
在华夏传统小说和戏曲里，曹操奸诈的形象活灵活现——大白脸、三角眼，一出场便抽搐着面颊，带着奸笑。事实上，曹操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和军事家。他在汉末天下大乱的形势下，实行了抑制豪强兼并及用人唯才等一系列稳定社会的措施，壮大自己的力量，统一北方。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他又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的开创者。
曹操生性节俭，不好华丽，衣服被子十多年不换，破了便清洗缝补。他患有头痛病，要用东西盛水垫在头下，曾用铜器盛水，因气味难闻，于是改为银器。旁人不太理解，以为曹操喜欢银器，曹操便下令改作木器。
曹操不仅自己很节俭，对后宫和家人也要求如此。他规定不能穿锦绣做的衣服，不能在室内熏香。曹植的妻妾中的一个曾穿锦绣做的衣服，不巧被曹操看见，曹操认定她违反了规定，于是将她遣送回家赐死。
曹操通过“唯才是举”，笼络了大批有才之士。他很善于听取臣下的建议，曾专门下《求言令》，以鼓励臣下上言得失，还常常提供纸张信封，要他们将建议写好后交上来。
曹操的许多政治策略，都得之于臣下的出谋划策，如“挟天子而令诸侯”是听从荀彧的建议，屯田许下是听从枣袛的建议，至于在立嗣的问题上，曹操更是广泛征询了大臣的意见，如卫臻、桓阶、邢颙、贾诩、毛玠、崔琰等。曹操善于采纳臣下的建议，是他能够建功立业的重要原因。
曹操博采兵、法、儒、道等诸家思想，并在实践中有所发展。曹操能消灭各个割据势力，统一北方，与他善于用兵是分不开的。他从小博览群书，尤其爱好兵法，曾将各家兵法抄为一书，称为《接要》，又对《孙子》十三篇详细作注，还写有《军令》、《败军令》、《船战令》、《步战令》等。在实际的征战中，他将书本知识灵活运用，变化如神。将领征伐必须依令而行，临战之时又亲自指挥，从令者一般都会取胜，违令者常遭失败。每当与敌人对陈，曹操安闲自在，好像不想作战，而一到胜负关头，便勇猛直前，势不可挡。
对于战争的看法，曹操认识到，军事斗争离不开政治形势的配合。要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才能拯救社会。不像春秋战国时吴国夫差那样只凭武力，不注重政治；也不似周朝诸侯徐偃王那样，以“仁义”代替用兵。他强调“兵以义动”（《三国志·武帝纪》），“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为赢得战争中的政治主动权，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为除暴乱维护汉室而举义兵；为争取人心，占领河北后免难民租赋，又发布抑豪强兼并令，以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著名谋士郭嘉颂扬他“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他认为经济的好坏，关系着战争的成败。军队无辎重、粮食、委积，“亡之道也”，因而吸取“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的经验，大兴屯田，达到了足食强兵的目的。
治军方面，曹操在《孙子注》中说到，“礼不可治兵”，抛弃儒家以礼治军的原则，强调“吾在军中持法是也”，注重以法治军。他针对汉末政失于宽的状况，“纠之以猛”，以使“上下知制”，“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他以法家之术，制定管理、训练等军事法规，以维护军队的统一指挥，强化军队的战斗力。为保证法规的实行，主张严明赏罚，按法赏有功、治有罪，“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告诫诸将“赏功不罚罪，非国典也”。强调“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并“亲巡将士，明劝赏罚”，在公开场合，自己也不置之法外。为贯彻依法治军的思想，他特别注意军中司法官吏的选拔，认为“夫刑，百姓之命也。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慎之。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曹操选将用人，主张破格求实。认为“将贤则国安”，“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因此主张“举贤勿拘德行”，“举士勿废偏短”，唯才是举。他拔于禁、乐进等于行阵之间，擢张辽、张合、徐晃等于俘虏营内，他们后皆战功卓著，成为名将。对有过失的“贤”才，往往任用如初。他还注意集众人之智指导战争，在兖州、官渡、邺城、当阳、渭南、襄樊之战等重大战事中，均听取和采纳将士的意见。为尽其才，他倡导广开言路之风，征柳城乌桓得胜回师，还重赏曾劝阻他出征的人。
军事谋略上，曹操说：“欲攻敌，必先谋。”重视谋略是曹操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他所以能够“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他认为用兵“不可以祷祀而求，亦不可以事类而求”，显示出求实、尚变两大特点。他推崇《孙子》，但要求诸将按他结合当时社会实际和实战经验编撰的新书指挥作战。视善变为用兵的核心，其行军用师，“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强调“兵无常形”，“兵无常势”，“兵之变化，故非一道”，只有灵活用兵，“以诡诈为道”，才能以变制胜。还说“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他认为，诡诈的前提是知己知彼，只有在掌握了对方的兵力部署、战将强弱、地形险易、后勤保障等情况的前提下，进行全面综合的研究，才能制定出“因敌变化”、“盈缩随敌”的策略。他尤其重视奇正、虚实变化，要求以“至实击至虚”。他的战争实践也体现出这一点。如对吴、蜀作战，或东攻西守，皆依实际情况，将优势兵力集中于一方，形成“至实”态势。同时，常以分散、分化敌军的策略，致其“至虚”，从而各个击破。在华夏军事史上，他以“诡诈”著称。
对于“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兵学最高境界，曹操也是深谙其道。他在《孙子注》中说：“人故杀人，杀之可也，恃武者灭，恃文者亡，夫差，偃王是也，圣人之用兵，蕺时而动，不得已而用之。”
曹操的军事思想深受历代兵家和学者称道。《三国志》作者评价曹操“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其《孙子注》，对后世兵学也有深远影响。
2.2诸葛亮的用兵之道
在战略思想上，诸葛亮认为，弱者所从事的战争只要是正义的，就可能战胜强者。“据道讨淫（邪伪），不在众寡”（《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刘备虽然力量寡弱，但由于据有兴复汉室的正道，信义名闻四海，完全可以赢得百姓箪食壶浆的欢迎，消灭伪邪，实现统一。注重人谋，认为名望低微、兵力寡弱的曹操所以能够战胜袁绍，以弱为强，不仅是靠“天时”，也是靠“人谋”（《三国志·诸葛亮传》）。为发挥“人谋”的作用，建议刘备分阶段实现兴复汉室大业。先避中原之实，击南方之我虚，夺取力量薄弱的荆（约今湖南、湖北）、益（今四川）二州，同曹魏、孙吴三分天下。然后据险防守，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修明政治，积蓄力量。一旦天下有变，则挥军北上，一路从荆州指向宛、洛，一路由益州出师秦州，钳形攻魏，占有中原。为完成这两个阶段的战略任务，他主张并坚持两弱结盟、共抗强敌的策略。认为孙吴长期据有江东，国险民附，贤能为其所用，与刘备集团有共同抗曹的利害关系，具备充当同盟者的条件。与之结盟，可免除两面受敌的威胁，牵制、分散强者的兵力。否则，两弱结仇用兵，将会顿兵相持，坐而待疲，使强者得志。为实现两弱结盟，主张抓住强者对两弱进攻的契机，对孙吴晓以利害，以必要的让步为代价（如承认荆州被孙吴攻占的既成事实），“略其衅情”，以“求犄角之援”（《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为了用有限的兵力抗衡和战胜大国，诸葛亮主张把建军重点放在提高军队质量上，从多方面增强战斗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部队的节制和训练。认为有节制的军队，即使将领无能，也不会被打败。街亭失败后，主张精简将士，实行变通之道，强调“若不能然者，虽兵多何益” （《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为使蜀军战术胜人一筹，他作八阵图，演练部队。
二，主张依法治军。认为蜀地过去威刑不肃，失之过宽，应当纠之以严，“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以贵势免” （《三国志·张裔传》）。强调高级将领既要严于执法，又要以身作则，讲究信用。当部下违反节制导致街亭失守时，他遵循《春秋》古训，勇于承担责任，主动自贬官职。
三，讲究为将之道。要求将帅志虑忠纯，晓畅军事，为人表率，善于捕捉战机。要求主将与各将领同荣共辱。鼓励部署“勤政”自己的缺点失误，以求集思广益，事业有成。
四，重视改进武器装备，改善后勤保障，一方面讲究武器质量，发现质量不好，追究主管者责任；一方面进行技术革新，力图以技术优势弥补兵力的寡弱。他所改革的连弩，成为极具威力的远射武器，并以此装备5000连弩士；又发明木牛流马，以节省人力，提高军粮运输效率。为支持长期作战，主张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北伐中，在汉中黄沙和敌境前线屯田，建立粮仓，同时通过收割魏境麦田等措施，就地筹粮，以缩短运输线，保证供给。
对于如何用兵作战，诸葛亮认为，用兵主审时度势，谨慎从事。其南征，虽然是以强击弱，仍然坚持以心战为上，兵站为下，争取服南人之心，为下一步攻魏创造安全可靠的后方。北攻魏国是以一州之地攻击数倍于己的大国，由于荆州已失，改有一路出兵。反对采用悬危的作战方案，主张安从坦道，十全必克，乘敌无准备或兵力东下、关中空虚的时机出兵，并交替变化各次进军路线，隔绝陇道，动摇敌境夷、汉人民。鉴于远离本境作战，每战力求速决。魏军坚壁不战，企图疲弊蜀军时，改在敌境久驻屯田，以求战略上持久作战。攻城受挫后，转变为以野战为主。每次退却，都十分慎重，采取在山地设伏等手段，以掌握主动，保证安全。
诸葛亮的军事思想，长于治军和战略谋划，为时和后人所称羡。自宋以来，兵书多伪托其名行世，成为一时风气。
3、三十六般用兵策（三十六计）
“三十六计”最早见于《南齐书·王敬则传》“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但是世无流传。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三十六计》版本是偶然发现的，不过这个版本大约是明清时期喜好兵学者托名编制的。
古人讲“三十六计”，只是借助阴阳演说中太阴六六之数，来比喻阴谋诡计多端而已，并非说军事计谋只有三十六个。实际上，战争史上对军事计谋的运用，千奇百怪，举不胜数。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十六计”只是对前人经验的部分总结。
古往今来的军事家，无不以三十六计为基本功。古时，有人为便于记忆，选取三十六计每计一字，依序吟成一首打油诗：“金玉檀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桃桑隔。树暗走痴故，釜空苦远客。屋梁有美尸，周魏连伐虢。”
这首诗，除“檀公策”三字说明系檀公辑，其余每字（末句为两字）都指出三十六计中之一计。依序读之，分别是：金蝉脱壳；抛砖引玉；借刀杀人；以逸待劳；擒贼擒王；趁火打劫；关门捉贼；浑水摸鱼；打草惊蛇；瞒天过海；反间计；笑里藏刀；顺手牵羊；调虎离山；李代桃僵；指桑骂槐；隔岸观火；书上开花；暗渡陈仓；走为上；假痴不假；欲擒故纵；釜底抽薪；空城计；苦肉计；远交近攻；反客为主；上屋抽梯；偷梁换柱；无中生有；美人计；借尸还魂；声东击西；围魏救赵；连环计；假途伐虢。
三十六计共分六套，即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站计。每套计又各分列为六计。
三十六计的计名大多都来自历史事件，如第一计瞒天过海，说的是唐太宗御驾亲征高丽，在渤海太宗见海阔浪大，心思疑惑不定。薛仁贵叫人把太宗骗到海边的一所房子里喝酒，太宗喝着喝着，发现自己已经在海上了。原来那大房子实际是一艘船，瞒天过海瞒的是天子。又如第二计围魏救赵，是讲战国时期齐国与魏国的桂陵之战；第八计暗渡陈仓，是楚汉战争的一个谋略；第二十四计假途伐虢，是春秋时期晋国灭掉虢国和虞国的故事；第三十二计空城计，大家都很熟悉，与诸葛孔明有关。
有的计名是来自古代兵书。如第四计以逸待劳，来自《孙子兵法》。意思是，凡是先到战场而等待敌人的，就从容、主动，后到达战场的只能仓促应战，一定会疲劳、被动。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总是调动敌人，而决不会被敌人调动。
有的来自古代其他作品。比如第七计无中生有，来自《老子》第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此计的意思是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用假象迷惑敌人，使敌人做出错误的判断。第十六计欲擒故纵也来自《老子》。《老子》第三十六章说道：“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一计的意思是为了更有把握地擒住敌人，先要放纵敌人，让他失去警惕性。第十一计李代桃僵来自《乐府诗集·鸡鸣》“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旁，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本意是指李树要替桃树受虫蛀，形容兄弟要象桃李共患难一样互相帮助，相互友爱。此计用在军事上，指在敌我双方势均力敌，或者敌优我劣的情况下，用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的谋略。
三十六计原来使用在军事上，但是现在已经广泛地应用于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等许多领域，并且已经在世界流传。上世纪末瑞士汉学家写了一本书专门介绍三十六计，在西方引起很大的震动。当时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说，这本书对他的政治生涯帮助很大。
4、兵家与儒家、道家
4.1兵家与儒家；4.2兵家与道家；4.3兵、儒、道相互融合
兵家学说是华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论述的是与战争相联系的用兵之道，同时又与儒家学说、道家学说等学派相互补充和相互融合，充分地体现了华夏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人文精神。
4.1兵家与儒家
华夏的兵学与儒家有极密切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外兵内儒”。儒家重教化，兵家重实力。由此，流行过一种偏颇见解：仿佛兵家言必征战，专攻杀伐；儒家则仁义礼智，道德文章。其实并非如此。
孔子对军旅之事并不一概排斥。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也就是说，他只反对一种战争，即乱臣贼子犯上作乱，认为这是属于无道现象，不可能延续很久；至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他不但不持异议，还表示赞同和支持。
武力在社会生活里起什么作用，孔子也给予公允的评价，他把“足兵”看作是一个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之一。
有一次孔子弟子子贡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做到粮食充足，兵力充足，人民信任，就可以了！”把粮食充足、兵力充足、人民信任三项看成支撑一座国家大厦的鼎立三足。这一观点难能可贵。
孔子对战争在社会生活里的作用既有肯定的评价，决定了他对民众的期望也是“智勇”兼备，缺一而不可。
《论语》里还有：“子之所慎，斋、战、疾。”即是在孔子看来，对战争也应像对待祭祀和疾病那样，持慎之又慎的态度。
总的看，作为儒家鼻祖的孔子，不是从根本上排斥战事，而是强调区分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的战事，并进而探求其大道大本。他曾提出的“慎战”、“尚谋”思想，应看作是对华夏兵文化的重要贡献。
那么，兵家对于儒学又持何种态度？只要举出《孙子兵法》等兵书里对于“道”和“仁”的见解，便可见一斑。
孙子在《计篇》里。谈到过构成战争的道、天、地、将、法五种要素，道列榜首。那里讲的道是指道义，即君主与臣民的愿望一致。可见，孙子的道和孔子的仁德是暗合的。《孙子兵法》里把商朝宰相伊尹和周武王军师吕牙作为“背人从道”的典型来举荐，更见得他说的道和孔子的仁德之政大体一致。
《论语》里谈“仁”，《孙子兵法》也谈“仁”，并认为是为将者的五个必备条件之一（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意思是将军应爱抚士卒；在《论间篇》里又说：“不知敌之情也，不仁之至也”，同样是强调仁的重要。只是在论述角度上与《论语》略有差别，这里更强调它的实用价值。
至于说到“慎战”、“尚谋”，两部书里的共同点就更多了。在《论语》里，仅提到对战争应持谨慎态度；《孙子兵法》里，则对何以应持谨慎态度作了清楚的表述：军队长期在外作战，不仅使军队自身疲惫，锐气挫伤，力量耗尽，而且经济枯竭，诸侯会趁此危机起而进攻。到那时，即使有很高智慧的人，也难以挽回败局。又说：恼怒可以重新欢喜，愤怨可以转为高兴，国家亡了就不能再存，人死了也难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
除了《孙子兵法》，先秦时的几部主要兵书里都把仁义、德治这些儒学的基本概念列为用兵的信条。《吴起兵法》里的“文德”；《孙膑兵法》里的“义”；《尉缭子》里的“道胜”与“人和”，《司马法》里的“仁本第一”等，都把仁、义和道置于显赫的位置上。班固在修《汉书》时，不把《司马法》列入兵书类，而列入礼经类，也说明在他眼里兵学和儒学是兼容的。
有人举出《孟子》一书里有反对战争的话，以作为兵家和儒家互不相容的证据。该书确实说过：“有人曰：‘我善为陈（阵），我善为战’。大罪也”；又说：“善战者，服上刑”。他反对战争的理由是：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地以城，杀人盈城”，表明他确曾激烈地斥责战争。但是，第一，他反对的的是以下犯上等离经叛道的战争，并不反对也不可能反对以仁义为目标的战争，确切的说，他对战争的根本态度是：“据于乱世，发为升平，倡其仁政，伸其义战”。第二，正是由于他对各国之间的战争持分析态度，因为才贡献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失民心者失天下等极有价值的指导战争的观点。这些观点，为后世兵家们广泛认同且采用。
总的看来，华夏兵学同作为华夏主流文化的儒学是相互包容的。兵家不是专攻杀伐，儒家也并非修德以废兵。恰恰相反，两者在整个中华文化意识中呈现了较明显的“互补”态势。
4.2兵家与道家
有学者认为，道家主去兵，兵家主用兵；道家主无为，兵家主有为；这一去一用，一无一有，泾渭分明，怎谈得上两者关系密切。其实，这是一种皮相的观察。
道家主去兵确系事实，最明显的如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理由是以兵逞强会引起冤仇相报，难以善其后。道家主无为也系事实。《老子》里说：“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以无为的姿态去作为，以不繁琐的方式去作事，以恬淡无味当作味），就是提倡无为无事；又说：“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扑’”。他把当权者的清静无为当成老百姓能安居乐业的先决条件。这里说的无为也包括不使用战争手段。
老子对战争是持反对态度的。但他同时又承认，由于人们的各种欲求难以根除，当权者又常常会“以暴制暴”，因而天下的战事实际上很难制止。“天下多忌讳”，“人多利器”，“人多伎巧”，“法令滋彰”（天下禁忌增多。人间利器增多，人们技巧改进，法令森严可怕）。反映出春秋末年人欲横流，兵戈四起，也多少能看出老子对现状无可奈何的哀叹心理。
既然战争难于避免，应当怎么办？老子认为，主动进攻不可取，被动应战是可以的，只要不要滥杀无辜。换言之，不用兵力逞强，只求达到救济危难的目的便行。
《老子》里说的无事、无为，显然不是绝对地毫无作为或无所事事，而是希望按照事物本身的法则去为，不附加人为的外在因素，不应凭主观好恶去强作妄为。从这层意思说，无为也不失为一种为的方式。
正是基于此，《老子》里的许多内容，反映出作者对战争法则的独特思考。例如，关于“道”。人所共知，《老子》里的道是作为最高哲学范畴来看待。道指道路、方法、途径，引申开来有法则的含义。由于在兵学里引入了道的概念，使华夏兵学理论有了突破性的进展。本来，在《孙子兵法》里最先使用道这个字，但那里的道还大体上指道义，证明当时还未曾接受《老子》书中对道的解释，而到战国初期的《孙膑兵法》就有所不同，书中明确说过，地势平坦的应多用车，地势险要应多用骑，地势狭窄多用弩（弓弩）。就是说在不同的地形和地貌中作战，应使用不同的交战方法。这里的道显然指法则。书中还说，拥有一万辆兵车的大国的国君，最重要的是知“道”。所谓知“道”，是“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书中曾如此看重战争法则，这不能不说同老子关于道的意识有关。
又如，“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也是《老子》里明确提出来的。这一断语对治国与治军的差异作了明白的区分。如人们所知，用兵以奇（出土汉字为“畸”）是一个极具有概括性的论断。此论断在《孙膑兵法》、《六韬》、《唐太宗李卫对问》等书里作过多方面详尽的发挥，无疑又是《老子》对华夏兵学的重大贡献。
再如，“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举妄动会丧失根基，过分急躁会失去常理），也是极富有哲理性的说法，而且对兵学大有用处。它要求战争指挥者对局势冷静观察，妥善判断敌情，且举措适宜。后来，在不少兵书里运用了轻、重的概念。《司马法》一书，就对“轻重相节”作了系统的发挥。
后发制人是相对于先发制人而言，始作俑者仍为老子。《老子》中讲道：“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它说的是不敢为天下先，是指遇有难以调和的对立和冲突时不先发难，不恣意挑衅，不打第一枪；或如后人解释的：“欲先人，必以身后之。”
《老子》中又说：“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其所说的不逞勇武、不争不怒、甘居人下，归根到底是要以静制动，后发制人。
《老子》里还说：“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进行不讲究队列；作战不摆阵势；接敌却似乎并不面对敌人；有兵器却像没有兵器可持）”；从字面看，像是完全把战争净化，抹去它的严酷无情和血腥气味，着实令人难以置信；但综观全文，其精到之处仍然是接敌之后，引诱对方先出动，做到后发制人。
后发制人的命题在华夏战略思想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黄石公三略》里说的“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化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就是主张在面对敌人时，具体战法不事先规定，应针对敌对一方行动方式随机应变；而“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则更是直截了当地反对逞强斗胜，把贵柔守雌作为致胜的第一要则。在《尉缭子》里说的“兵以静胜”，“胜兵似水”，则更是对《老子》的以静制动和以柔克刚等后发制人思想做了绝妙的发挥。
“反者，道之动”，是华夏哲学史上一个深刻的辩证法命题，它把事物中相反的成分或因素看成是该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因。这一观察应用于军事后，变成制定战略战术的一项重要指导原则。
《老子》里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都是说明追求愈多，代价愈大；藏物益丰，损失越重。说明作者已模糊地认识到事物中正、反两种成分是相互包含着的。一方走到极端，必向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由此引申到战争中的强弱、进退、攻守和胜败，也像一般事物中的美丑、难易、高下、祸福等那样，是相反成分的统一，一方面不存在，他方也不复存在；而彼此对立所处的位置，又常常发生转化。它提出“反者，道之动”，本意是劝诫人们少欲，少得，去兵，去乱。但由于作者这一断语反映了事物发展中“物极必反”的法则，因而违背作者初衷，提供给人们一项由失而得、由弱转强的通达之路。这一断语曾经作为退让型的见解，若加上人的主观努力，立即变成积极的、进攻的哲学。
在《孙膑兵法》里，更是与《老子》一书思路大体一致，它明白无误地提出战争力量的优劣、强弱、众寡、疏积（分散和集中）等等，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为变”。有学者认为这是师承于《老子》，这是有一定根据的。其中所说的积疏相当（用兵时不以集中对集中，应以集中对分散，结果是集中的敌人被迫分散，分散之敌被各个击破），盈虚相当（以实击虚），疾徐相当（以慢制快），都是应用了相反相成的原理，即以人工的方法使对方的缺点尽行暴露，自己一方的优点充分发挥，并使优势与劣势达到互易其位的结果。
在华夏兵学里，生动地应用《老子》里“反者，道之动”的思想，决不只《孙膑兵法》一本。在《吴起兵法》里说的“凡兵战之场，立尸之地，必死则生，幸生则死”；《黄石公三略》里说的“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出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以及《司马法》里说的“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等等，都是体现“反者，道之动”思想的名篇绝句。
4.3兵、儒、道相互融合
在华夏文化史上，尽管学派林立，内容和风格也迥然有别，但却掩饰不住这种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兼容。各种学说间既彼此区别又相互赞同，既相互反对又相互印证，最终达到另一层面上的融合；这也许是中华文化的整体性格。牢牢地把握这一点，对观察本民族文化的过去和未来，受益良多。
华夏兵学是当时学术界诸多派里的一种，只是由于华夏文化的兼容性格，自它产生之时起便受到整个华夏文化背景的强烈影响。这是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比方说，华夏的兵书浩如烟海，却很难找到其中一本是赤裸裸的主张以武力兼并天下的，更不必说鼓吹穷兵黩武和灭绝种族的法西斯主义；相反，“自古言兵非好战”成为华夏兵学的一大特色，这应归因于儒家文化对兵学的强大制约与影响。又比如，华夏兵学里虽不乏有力主进攻的强硬的战略，如孙膑的“必攻不守”，但更多的却是主张刚柔相济战略或柔性战略，其理由是“能柔能刚，齐国弥光”，“纯钢纯强，其国必亡”；“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显然又是受道家“柔弱胜刚强”思想的影响。再比如，华夏兵学里虽有过“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而后生”的绝地逢生的说法，但却很少有拿破仑所主张的从被占领地区榨取巨额金钱和物资以供养军队的“以战养战”观念；相反，它注重从改善自己的经济条件入手，力耕力战，农战结合，也包括屯田、屯兵在内，这显然又是受法家思想的影响。
当然，承认诸学派之间相互包含和相互渗透，不是抹杀和取消每一学派自身的特点。拿兵家来说，虽说广泛地吸收了儒家、道家和法家思想，但仍留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有的时候，在字句上似乎相同，其实在内涵上已有差异。如儒家重仁，兵家也重仁。这一点确实相同，但前者注重仁的道德修养价值，后者则注重仁的功利效应。比如孙子就说过，一位君主或将领，如果不舍得花大价钱收买间谍，以致不能探知敌情而不能取胜，是不仁到了极点（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道家讲无为，兵家也用无为，但对无为含义的理解又不完全一致。道家以柔弱哀慈静观事物本身的变化，不看重人的积极努力；兵家却认为，无为不应归结为静观待变，而是运用人的各方面努力，政区局势改观；或者布置成一个柔弱的外表，尔后备充实力，给对方一击。这里，不但不忽视或取消人的努力，相反，是以充分地释放人的巨大能量为前提。同样地，法家重法，兵家也重法，但法家的弱点是忽视对人的教化；兵家则弥补了这一不足。兵家从实战中得知，在管理军队时既应强调重赏重刑，又应重视平时的教育。吴子是最先主张信赏信罚的，却又十分强调教养手段。曾说：“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又说：“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把教置于了重要位置。由此可见，兵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意识现象，当遇到并存的其他文化现象时，总是按照本学说的特性和要求，选择吸收的内容，确定吸收的方式，凡是遇到某一文化观念里的一些内容和自身的特性相悖，则不囿于学派之见，而能做出适当的修正或变通，乃至赋予其新的涵义，以期适合于发展自身文化意识的要求。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诸子百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相成也。”
总之，华夏兵家学说是华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智慧之学。文韬武略中充满了旷世奇谋、大智慧、大谋略。它与其它各家学说相互融合，但又不失其自身独特的魅力。近年来，在西方及东南亚掀起了“孙子热潮”，不但政治家、军事家研究《孙子兵法》，还有许多实业家、商业家从《孙子兵法》中发掘可以借鉴的制胜韬略和经营管理思想，寻求提高人的素质的智慧源泉。即在现代社会里，华夏兵法所蕴含的理念与主张，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军事的范围，而是具有多层面，多维度的价值和意义。
2014年2月14日星期六, 元宵节,上阳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