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中国PMI指数连续三个月低于5荣枯临界值，3月更是创下48.1的新低；中国官方PMI多月以来盘旋在50分界位之上，2月份从1月份的50.5放缓至50. 2，逼近临界点，市场观测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正在加速。而宏观经济逐季的同比回落，一直以来成为资本市场持续低迷的最主要压制因素。与之相应，国际投行纷纷调低对2014中国经济增长的展望。对应于由经济基本面决定的证券市场持续低迷局面，市场预期“稳增长”将重新成为阶段性的政策的着力目标。笔者认为，中国经济调结构、促转型过程之中，政策着力需继续坚持“底线”思维，同时“稳增长”的政策施为需打破旧有的粗放投资模式，更多依靠以改革释放“政策红利”方式，激发社会“原发性”的创造力，以此提高增长质量，并形成持久的推动社会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内生力量。

　　

　　经济增速尚未触及“底限”但已需提前对冲

　　

　　中国经济波动周期处于何种阶段具有不同的观察视角。从长周期来看，无需赘言，中国经济正在结束三十年超过两位数的“超高增长”阶段，进入“次高增长”阶段。这种增速的变化有我国经济自身累积演化方面的原因，也有为追求更高增长质量而进行的人为调节原因；而对中国经济增速仍能够保持“次高”（比如6%以上）的判断，依旧缘于对我国经济自身禀赋客观与理性的认知，这一增速将会在一个相对中期（比如未来5－10年）的时间内得以保持。而从1－3年的短周期来看，笔者认为，我国经济则正处在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剌激性政策导致的经济扩张之后的去库存阶段，而这种去库存伴随的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周期，并正在与国内房地产市场价格酝酿顶部形成叠加，使人们对当前经济增速回落的担忧有所加深，这应该就是当前对我国经济波动的基本认知。数据表现方面，反映生产者消费价格走向的PPI月同比增速已经连续24个月持续为负，此数据去年7月之后跌幅有所收窄，但自去年12月份以及2014年前两个月再度扩大，原材料上游产能过剩与生产者需求疲弱的现状由此可见一斑；终端消费价格CPI维持在3%以下，2月份向下收窄至2%，如果价格数据继续下滑，宏观景气将指向通缩。

　　

　　从经济增速来看，2013年我国GDP增长7.7%，2014年目标增长7.5%，从3月初公布的工业增加值以及投资、消费与进出口同比均有下滑的态势来看，目前预计一季度经济增长将在7.4%附近或者之下，从趋势来看，如果没有政策对冲，经济增速有进一步下滑的大概率可能。而根据多位决策参与者等权威人士透出的信息，中国经济增长的“底限”界定于7%左右，由此观察，当前阶段政策有形之手已需在“底限”区域附近发挥作用，以防止向下击破这一底限。而近期国务院表示将加快重点投资项目的审批进度，并出台一些稳增长措施，则预示政策已经出手进行“对冲”；相对于“有形之手”在过热时期的“及时削峰”，在经济偏冷时期需要“及时填谷”，以使经济拉回到常态范围之内。

　　

　　中国经济仍有广阔回旋余地

　　

　　笔者上述指出，中国经济增长中长期仍能够保持设定“底限”之上的“次高”增长速度，是基于现阶段中国经济禀赋特征的判断之上。这在判断在于，首先，中央政府的财政动员能力是强大与足够的，近十数年以来，中央政府在宏观分配格局之中取得持续增长的较大份额，资本积聚可以迅速转化为投资能力，同时，我国政府总体的债务率不高，也为必要之时进行财政动员提供巨大的空间。其次，中国城市化程度远未完成、地域差异尤其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向先进地区“趋近”的过程，继续对社会投资形成吸纳，这即是巨大的真实与潜在的投资“内需”，这种需求的释放过程在未来若干年内都将存在。

　　其三，中国地域经济形成的“梯度”发展格局，无论是在发达地区还是在欠发达地区，基础设置建设空间依旧巨大，仅以铁路客运为例，国内中东部地区日常时期的满负荷运载， 以及节假日期间人满为患的事实，为铁路运力后续增长提供巨大的空间，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运输需求更大巨大。

　　第四，中国消费增长尚处在酝酿与培育期，其对经济地拉动潜力远未释放。这一判断的理由是，消费是收入的函数，而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已然进入新的阶段，观察要点在于我国“人口红利”进入消逝的临界期，广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基本吸纳之后，由最低收入群体供给收缩所推挤，劳动者收入开始实质性增长，最典型的例证是建筑工人工资近年以来的持续攀升。而当劳动者收入持续增长与累积，同时伴随制约居民不确定性预期的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问题的缓解与解决之后，可以预计中国社会将逐步进入发达阶段，出现消费长久繁荣局面。

　　

　　更多释放“改革红利”激发自发创新活力

　　

　　稳增长政策发力，与以往不同，人们希望政府“有形之手”进行经济调节时，需要有新思路、新方法，打破传统的政府粗放投资模式，进行精密统筹、科学规划，同时顾及环保、生态以可持续发展，避免投资形成新的产能过剩与环境污染，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而新模式的形成需要持续不懈的改革，这种改革体现在各个层面，在比干部任用与考察，需要将就业、经济可持续与地域协同发展、生态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等等纳入指标衡量范围，同时强化责任追溯、追究，保持强大威慑，避规寻租、短期行为、唯当前GDP是论等等问题；在市场管制方面，应当放松准入、强化后续事中、事后的动态监管，在激发市场创造性的同时，保持市场有序竞争局面。而在当前热议的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存在于我国国企之中的矛盾问题，既有公共部门普遍存在的官僚主义、浪费、腐败等共同问题，也有由准入与规模经济等原因造成的市场集中度过高等垄断问题，导致市场效率与公平的双重缺失，对这一问题解决的过程，即是提升效率、矫正公平的过程。

　　而关于垄断问题，信息经济学曾经提出“企业租金”概念(Corporate Rates)，指具有垄断行为的市场主体过度占有与使用社会资源形成的超额收益，这些资源本应由社会资源配置而形社会福利，由全社会分享，垄断对这一租金的攫取损害了社会福利同时也损害了资源配置效率，由此，决定了国企领域的反官僚、反浪费、反垄断具有多重的经济意义与社会意义。而国企改革在收入分配——无论是初次分配如管理者与劳动者工资改革，还是在再分配领域，如利润上缴与留存比例等确定，以及行政机制——如企业管理者身份的“去行政化”，政府管制优化——如放松准入的同时强化后续监管，等等方面，都需要深化改革加以推进。而在市场层面，竞争主体原创推动活力得益于改革与开放的推动，互联网对传统商业、贸易、物流服务产业乃至于正在进行的对金融业的重塑，所释放出的巨大的活力，比如对就业的带动与传统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则在国企之外蓬勃发展，带给人们诸多的启示；对政府而言，市场监管如何顺应形势，做到适度、有效的同时能够保护企业等市场参与主体巨大的创新热情，则同样是一个需要加精进研究的常新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