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课”再进学堂门。1967年10月14日毕竟是个值得人们记住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在此前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全国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堂教学工作全部陷于停顿，完全处在“停课闹革命”的瘫痪之中。自《通知》发布后的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地回到课堂里[①]。1968年随着地方各级“革委会”的普遍成立，教育行政机构即行恢复，各地因陋就简地办起了中学，1968年11月27日我又有机会进入“宋巷中学”读书。1966年上过初中的和没有上过初中的小学毕业生，以及后两届“文革”中毕业的小学生，几代同堂就读初中一年级。当时教我政治课的是“宋巷中学”教导主任曹中延老师，语文课开始是邵林盛老师，后来是董智发老师，数学课是陈康德老师。在这些老师当众，除了邵林盛老师是复员转业军人之外，其余老师都属于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根据文件规定回原籍工作的老师。他们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创办中学，尤其是顶住各方面的压力给学生上一些文化知识课，让我们真的学到了一点初中的知识，这在当时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1967年创办“宋巷耕读中学”的胡启桃先生，我曾在他创办的学校里就读了几个月的书。胡启桃先生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黄冈地区高中毕业生，当时是“宋巷乡人民政府”后备干部重点培养对象，他实际上也是一位“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他确实很有才华，对学生也极其关心。记得1977年全国高考在即，离考试日期总共不到4个星期，可是“文化大革命”前的高中课本还没有找全，唯一的希望只有求助于他。先生是读书人，爱书如命是远近闻名的。譬如，1969年7月他的家乡闹水灾，别人都忙着抢救家里的粮食和稍微值钱的东西，而他却让人帮忙首先抢救他的书籍。当我托人请求他帮忙时，先生二话没说立马翻箱倒柜，把全套的数学、语文、历史、地理课本帮我一一找全，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一个人的生命之光不在于他长命百岁，而在于他能够适时地给周围的人哪怕多一分钟的呼吸，哪怕举手之劳的一次次善举。我当时之所以能够以高分考上华中师范学院，我以为与胡启桃先生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

不是亲情胜似亲情。在“宋巷中学”读了一年，第二年据说因为我学习成绩“冒尖”，加之属于“老三届”的学生，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直接点名推荐我到大金庙去读高中，1970年3月1日报到入学。大金高中的党支部书记、校长兼政治课教师是崔俊铭老师，他同赫赫有名的“数学大王”叶文森老师一样，是一位数学课教得特别棒的教师，就因为他有这个一技之长和能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资产阶级臭知识分子”挨斗受批。由于我是高1（2）排的排长（那时学校按照“五七指示”实行军事编制），他不仅鼓励我坚持写日记，并且隔月亲自检查一次，而且还在我的日记本上作详细批示，这对于我写作能力的提高起了重要的鞭策和督导作用。在当时那种高压的情况下，他老人家能够这样关怀一个与他非亲非故的学生实在难能可贵。大金高中的教导主任是陈永成老师，他的耳朵据说是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被大炮震聋的，平常如果你不大声地与他讲话，即使面对面地说话他也听不清。但是他为人谦和，一天到晚总是笑眯眯的。他的毛笔隶书大字写得相当漂亮，那个时候大街小巷的墙壁上时兴写“大幅标语”，因而整个广济县稍微出名一点的地方，无论街道、民宅、公路两旁多留有他的笔迹。由于我爱好写作而且文章写得比一般学生稍好，粉笔字在学生中也属佼佼者，所以他特别关爱我。他“手把手”地指导我办了两年学校墙报，这些直接经验对我后来参加工作大有补益。我高中临近毕业时，由于生产队里的收成特别低，一个全劳力一个工作日的劳动收入只有0.16元，家里又没有任何别的收入来源，加之我母亲屡犯头疼病，照毕业照的钱实在拿不出来。就在我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他老人家像发现了我心里的秘密一样，悄悄地塞给我14元钱，使我顺利地应付高中毕业时的所有开支。对于正在困境中挣扎的我来说，从一个充满爱心的良师那里获得教益和无私的援助，远比一支百万英镑的支票更重要。因为友善的同情心是一种永恒的善念，更是一种大爱无疆的表示。尽管40年过去了，但是我心里始终装着这件事无法忘怀，因为先生那一刻的主动使我懂得了感恩。由于拥有感恩之心，所以才使我生命的历程始终充满温馨。先生当年慷慨解囊的一片爱心，在我的心田里播下了感恩的种子，恒久地陪伴着我经历人生的风风雨雨，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鞭策着我，终究化成了我关爱学生、扶助困难学生以及抵御各种欲望膨胀的力量源泉。1972年12月我中专毕业，分配到“大金区文教站”工作。“文教站”的机构设在区革委会里，但主要办公地点却在大金高中。他老人家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热情，亲自开具证明帮助我办理有关商品供应手续[②]。我夫人夏桂霞也是他老人家的学生。他于丙子年仲春给我俩“题词一首”并亲自装裱，这是恩师留给我们一份厚重的礼物，现原文照录以示纪念。“寄赠才发桂霞同志：霞光初发艳阳天，展翅腾飞耀大千；学海扬帆歌宇内，蟾宫折桂唱云巅；千株桃李溶溶月，万顷波涛浩浩篇；以沫相濡誇内外，一江春水咏双贤。”字里行间饱含着先生对我们事业的肯定与期盼。记得法国伟大的文学家巴尔扎克说过：“微不足道的小事往往会演变成人生的重大经历。”巴尔扎克的这句话不失为生活的一条真理。最初教我高中语文课的是舒怀老师，后来是彭琼霞老师[③]，教数学课的是张金娥老师和宋正玲老师，班主任是我国末代秀才出身的胡镜莹先生。在大金高中生活的第一年（1970年），所有的时间几乎全在劳动，主要做三件事情：一是在离学校5里地的长岭山上开垦大片荒地，栽种红薯以解决师生吃不饱肚子的问题；同时在往鸡公岭方向去的牛栏山旁，开垦了几亩能够栽种稻谷的水田。二是为学校挖了一口水塘，并且办了一所“校办工厂”，生产一种叫“920”的农用菌肥，大金高中还曾派我到龙坪中学校办工厂取经。三是师生同台共演《收租院》和“样板戏”《红灯记》。戏剧编导是舒怀老师，导演是彭琼霞老师，苏玉云、张金娥、张光美等老师与我们这些高中生同台演出。实事求是地说，大金高中的戏演得很不错，有些剧目超过了当时“广济县文曲剧团”的演出水平，这是当时广济县领导和观众们公认的事实。有几位学生演员如宋超、蔡超云等，高中毕业后都被县剧团接纳为剧团的骨干演员。学校的体育运动也搞得有声有色，在全县乃至黄冈地区拿了不少比赛奖项。大金高中在1971年，倒是扎扎实实地给我们传授了一些文化知识课。学校在这个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下，确实培养和推出了好些人才，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一批较优秀的高中生，都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这主要得益于大金高中的校领导具有战略眼光，他们不但留住了原“大金中学”时期的全部教师，而且吸纳了一批当时已分配到广济县，但是还没派下去工作的师范大学毕业生。我于1972年2月4日在大金高中毕业[④]。据说这个时期包括随后的几年是大金高中的鼎盛时期，再后来就逐步地走“下坡路”，最后被“武穴中学”全盘收并了。真是应了一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⑤]我为大金高中的衰败感到悲哀，但愿大金高中被武穴中学收并后获得新生。

置身于中小学教师的摇篮。1972年3月1日我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在父亲的陪同下，跨入了“广济师范学校”（即后来“武穴师范学校”）的校门。那年我刚满18岁，这是我求学史上父亲第一次送我上学，也是我一生中享受唯一的一次。在这之前及这之后，父亲之所以再也没有陪同或者护送过我出远门，并不是他老人家不知道疼爱我，而是他懂得像我这样一个没有半点背景的孩子，要想在社会上真正地站稳脚跟，得全凭我自己去摸爬滚打才行。父母这样做是在对我早早地放手，让我早早地独自去应对世事，用自己的足迹去丈量自己生命途程。为了节省几块搭乘公共汽车的钱，父子俩扛着我的铺盖和行李步行40多里地赶到县城。他老人家一路上尽管没有多说话，但看得出他是非常高兴的。他勉励我要好好读书，说我是我们家第一个读书人，今后要做一个有真本事的好老师。他还说：“你一个人出门在外，要自己照顾好自己。你是农民的儿子，我们家底儿薄，在生活上不要与别人攀比。”我破天荒地看到父亲的眼眶红了，原来刚强的父亲也有流泪的时候。他告诫我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那些过去帮助过我的人，永远要知道好歹，要有感恩和报恩的心。我父子俩刚到广济师范学校大门口，就受到学校迎新队伍的迎接，他们把我和父亲带到我就寝的宿舍，放好行李后领我们到食堂与老师们一块共进午餐。这是我一生中与父亲一起享受到的最珍贵的一次“盛宴”。尽管后来我受到了许多高规格的礼遇，包括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宴请，但是我觉得其价值和意义，其他任何一次都不足以与这一次相提并论。吃完午饭后父亲谢绝了师范学校的老师和我的挽留，只身踏上了回家的路程，此情此景终身难忘。广济师范学校位于与庐山隔江相望的湖北省武穴市，有着近60年的办学历史。国家教委师范司司长金长泽曾莅临视察，赞誉它是“华中大地一颗明珠，师范学校建设楷模”。该校根据黄冈地区文教局的规定，在蕲春县、黄梅县和广济县3县招生，学校以服务广济县为主。恢复全国高考招生制度的1978年春，黄冈师范专科学校即现在的“黄冈师范学院”，在广济师范学校分设了数学、化学大专班，由该校教师负责讲授全部课程。足见该校师资水平是相当高的，声誉也是相当好的。当时学校校长是翟攀蟾先生，教导主任是洪凰翔高级教师。我所在的7206班是数学班，首任班主任是吴敢老师[⑥]，后任班主任是戴官龙老师，数学教师由洪凰翔教导主任兼任，物理教师是王淑华高级教师，化学教师是袁昌侠高级教师。7206班是那一届8个班中的“尖子班”，学员除了我本人之外，还有郭新华（毕业后在武穴市人民检察院工作）、周启发（毕业后先在广济县文教局工作，后任武穴市文化局长）、陈绍年（毕业后先在实验中学当教师，后在文教局搞财会工作）3人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其余32人全部是“老三届”的高中毕业生。所用教材都是由任课老师按照“文革”前高中课本自行编印的，采取日夜加班加点速成的办学模式，以解决当时中小学数学教师青黄不接的问题。我们这一届学员的学制在入学时定为2年，实际上“数学班”和“语文班”只读了8个月书，就按照黄冈地区教育局的安排进行教育实习，当年12月提前毕业分配就业。除了这两个班之外，其余6个班都是按照规定修完2年课程毕业的。

还必须提到的是我于1972年11月10日在广济师范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入团介绍人为7206班团支部书记汪细奎和组织委员王阳乔同学（他们都是黄梅县人），学校的团委书记是陈爱国老师[⑦]。11月12日至12月10日，学校组织我们进行毕业实习。我实习的学校是位于长江边的“黄梅县小池镇中学”，共有12位学员在这所学校实习，带队的是班主任戴官龙老师。我所在的实习班是一个初中2年级的教学班，班主任是黄初明老师。久当学生“初为人师”感到异常兴奋，因而与班主任和学生关系处理得很融洽，以至于12月4日接到“广济师范党支部转发黄冈地区文教局和县教育局有关回校参加毕业鉴定，准备进行就业分配的通知”[⑧]后，我们对小池镇中学师生仍恋恋不舍，师生们都动容地哭起来了。该校为我们举行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我受全体实习生的委托，临时应急写诗一首以示答谢：“莫道寒冬渐近，却喜满园皆春。老书记问寒问暖情可敬，师生们红心印红心。说不完的教改喜信，道不完的师生感情。让我们把您们情谊和经验带回武穴，告诉全校师生。”时光飞逝如白驹过隙，回校后我们就进入了紧张的毕业鉴定工作，12月20日在广济县师范学校毕业（毕业证书编号为：089号）[⑨]。

（摘自宋才发著：《惟寻真知启后人——我的执教生涯4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

照片为1996年春宋才发教授与昔日的恩师原大金高中教导主任陈永成老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