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新区是城镇化的重要载体。但城市新区绝不能超越发展规律，搞情景设置，三月怀胎，未来某年城镇化率要达到多少多少。国家发改委一个课题组的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规划了55个新城；144个地级城市要建200个新城新区，161个县级城市中有67个要建新城。从已建的城市新区来看，成功者固然有之，空城鬼城也触目惊心。不仅大量占用耕地、浪费设施，而且累积金融风险和社会不稳定因素。
城市的核心是饭碗，捡烂菜叶子、喝巷道北风，人不成饿鬼也会成野鬼。当前世界金融危机还在纽约街头老牛熊样，国内产能过剩却若无其事大摇大摆。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指出，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仍有一批在建、拟建项目，直接危及产业健康发展，工人下岗失业，甚至影响到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大局。如果是这类产业甚至是楼堂馆所主导的城市新区，投资率上去了，GDP也高推了一把，但政绩和民心却最终丧失。
十八届三中全会15项主要内容，其中1项就是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包括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需要各地在城市新区建设中多考虑问题和风险，科学地把握好发展规律。
问题和风险是制约因素和条件，有的还是生命线，就像十字路口的红灯。已经造成的雾霾、水土污染等环保突出问题，发展制约的交通拥堵、医疗和教育资源不足不均衡等制约因素，就是城市城市新区需要首先面对和解决的，有的无法解决，就需要充分考虑其约束的瓶颈障碍。一句话，必要性还得考虑可行性。
而发展规律的把握则是科学性的问题，是发展方式和效率效益、效果的考量。可操作性还必须可经营性。有人笑言，中国人没有什么干不成的，但是否干得好，干得智慧，恐怕需要总结提升。几个月竖起一栋高楼，十几年又摧枯拉朽地推掉，甚至不推自倒，这种可操作性不要也罢。
传统的以我为中心摊大饼、抱团式的城市新区发展模式，事实证明已经造成严重的城市病。比如交通，一环、二环、三环，你就是100环，要到中心的人还是得到中心，拥堵不可避免。因此，系统性地规划设计卫星城市、新区组团、新区与产业、生活及公共服务配套，加之主副城市和城区之间的快捷立体通道，就是需要因应而思的新模式。
更高的要求则是生态环境和人文内涵。不仅仅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也不仅仅是空气质量、噪声及光污染等环境标准，还包括人口性别比配和年龄梯次的分布与流动性，这些需要有产业结构的优化与生活范式的融洽。而城市群、城乡一体化、分区布局、点线面建构、建筑物形态、大的色调及小的细节，更是城市新区需要谋划的科学系统。
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城市新区需要完善外在的激励与制约、内在的基础与动力，发挥科学决策的政府主导作用，同时引导和规范市场的决定性方向，更要体现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