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日，胡润百富榜发布《中国富豪特别报告》。在该榜发布的15年里，有27位上榜富豪犯罪入狱。统计发现，这些“问题富豪”中，超半数人年龄在40到49岁之间，46岁是被判刑时的平均年龄。而贪污贿赂、侵犯财产和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是富豪出问题的三大主因。

　　胡润百富榜变“杀富榜”或叫更富娱乐性的“杀猪榜”。其实，这是一种误导公众认知的浅薄隐喻---数据显示，15年里（1999年-2013年）登上胡润百富榜的富豪人数为2188位，其中98.5%的上榜企业家在带领企业健康发展，27位“问题富豪”占上榜总人数的1.2%。

　　由是观之，“杀富榜”或“杀猪榜”堪称舆论场哗众取宠的噱头，“问题富豪”隐喻的是时代逻辑，而非现实宿命。当然，并不排除还有尚未“东窗事发”的问题富豪，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和法治健全，问题富豪的数量将渐趋减少。

　　从“问题富豪”发迹和倒霉的路径看，他们的创富经历，与其说是弄潮市场的传奇，还不如说是原始积累的资本冒险。他们游走于市场模糊地带，打法律的擦边球，玩官商合谋游戏，因此其财富积累蕴蓄着资本的原罪。恶因难得善果，刀锋冒险，难免自戕害己，“问题富豪”的结局早在其踏出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步时就已注定。因为，他们所处的中国社会坐标系，市场、法治、舆论和公众等等社会活跃元素，都是呈趋势正面的方向前进，并形成理性逻辑的函数交集，让无节制的资本原罪贪婪无所遁形，只能逐一在法治情境下“淘汰”并付出被法办的代价。

　　当然，也有舆论常常认为“问题富豪”是时代悲剧。有些富豪的落马，有时被人猜测被公权力或者特定官员算计；有些富豪则是在法治不健全的时候资本的欲望过度扩张而被秋后算账...但是，权力寻租或官员贪腐现象绝非资本勾结权力的理由。而且，落马的高官数量绝对不少于“问题富豪”。是资本贪婪为权力贪腐算计还是失范官员给落马富豪殉葬，是很难说清道明的“鸡与蛋”悖论。有一点是肯定的，官商合谋和权钱勾结，在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中，造成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发酵为公共舆论性的“仇官”和“仇富”情绪。不走正道的资本和权力难辞其咎。

　　人间正道是沧桑，权力与资本，有法治约束，才能经得起市场经济的沧桑考验。君子爱财取之以道，传统的道德教条，须升华为常态约束的法治轨道。而这，仅靠法制文本也是不行的，还要引入现代企业管理，以现代经理人制度刺破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同时，严格细化物权法治保护合法资本权益，让中国富人在中国创业有安全感，增强其安身立命的使命感，而不是债留中国钱流海外。

　　有着顽固轻商忌商传统的中国社会，在引入市场经济的草创期，资本与权力的关系是不正常的。权力对创富资本，在公视为政绩工程的道具，从而给予其法治规则外的优惠；在私则视为官员个体对富豪本人的施舍。因而，官商异化的利益关系得以形成，使得资本不得不通过回报官员的方式输送钱物。而权力是流转有期限的，换届的权力都有着自己的政绩诉求和资本对象，从而使老的权力资本关系失势。所以，贪腐公权力必然导致“问题富豪”东窗事发；反之亦然。

　　市场经济在中国已经确立，亲商敬商传统必须形成，尤其在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占比七成的现实下。斩断资本与权力的畸形利益关系，首先要明确民营经济的主体地位，破除传统所有制的围城，让民营资本有更多发挥正能量的所有制空间，同时给予其国有资本同样的融资权益。让权力之手尽可能少管市场，让资本按市场规律谋取合法利益。

　　市场、权力、资本，存续于理性分际的社会空间，各安其分的富豪和官员又如何勾连在一起呢？（本文观点不代表书名机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