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日前表示，中国最近几年储蓄率在50%左右，居世界第一，但居民储蓄率只是20%左右。储蓄高主要表现在政府和企业，而非居民。

　　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国家，这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事实。甚至很多人认为，高储蓄是一只猛虎，一旦从笼中放出，有可能会带来强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实践证明，这只猛虎不仅没有带来通货膨胀压力，反而越来越肥、越来越规模庞大了。尤其是储蓄结构，也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

　　事实也是如此，无论按照国际惯例还是我国过去的实际情况，所谓高储蓄率，主要是居民储蓄数量较大。尤其是我国，广大居民更加喜欢储蓄。而政府和企业成为高储蓄率的主角，可能社会各方知道者并不是太多。

　　而从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来看，2012年，我国59%的储蓄率中，来自居民的竟然只占20%，39%都来自于政府和企业。而且，居民储蓄率从1992年到现在，整整二十年时间，也一直维持在20%左右，相反，政府和企业储蓄率则从15%上升到39%，翻了一番还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政府和企业储蓄率快速上升的原因是什么呢？又反映了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显然，分配体制不合理，是导致居民储蓄率过高、且结构逐步失衡的主要原因。众所周知，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到现在，财政收入翻了几番，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一升再升。但是，财政困难的局面却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应由财政投资的社会公共事业、公共福利等，也因为财政“困难”而严重滞后。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机构过于庞大，上层建筑对公共资源的需求太多、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太低，导致财政收入主要被政府机构“运转”掉了，而不是真正转化成能够带来社会财富增值的生产力，如比重过高的公用经费、控制不住的“三公”经费等。

　　而财政资金、特别是公用经费和“三公”经费等政府运行经费，又常常以储蓄的形式出现，且每年与财政收入一样水涨船高，自然，政府对储蓄率的“贡献”也就越来越大了。所以，从高储蓄率中也不难看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特别是企业发展形成的压力是很大的，其效率也是很低的。政府的高储蓄率，说到底就是财政资金的低效率。

　　那么，为什么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也会出现这么高的储蓄率呢？难道中国的企业都已经效益好到必须将资金大量滞留于银行了吗？显然，也不是如此。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企业的投资热情下降了，投资欲望不高了。特别是在生产性投资方面，已经严重信心不足、动力不强了。

　　虽然从理论上讲，企业只有加大生产性投资力度，不断扩大再生产，不断进行技术更新和设备改造，才能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才能获得更好的效益。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特别是2003年房地产市场放开以来，市场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发展、暴利横行，让资本大量流入到房地产等虚拟经济领域。炒房、炒股、炒期货和从事地下金融等现象十分严重；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的发展环境越来越恶劣，实体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越来越多，特别是融资难、融资贵、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已经让多数实体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难以生存。于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和投资者将资金积聚起来，用于投机和非法经营活动。而这部分资金，大多也变成了储蓄。自然，企业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高储蓄率的“贡献”者，成为高储蓄的推动者。

　　毫无疑问，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已出现了严重的导向问题，亦即对社会资本的导向不是发展实体经济、不是投资和生产经营，而是投机和非法经营活动，如炒房和高利贷等。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的基础还怎么牢固、抗风险能力还怎么强呢？

　　而从居民的角度来看，在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下降的情况下，除了储蓄又没有更多其他可以投资的渠道。而储蓄又常常表现为负利率，最终使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更低。为什么余额宝如此抢手，说到底，就是希望有更多的投资通道，能够让手中的财富有所增值。

　　相反，如果能够给民间资本、居民多一些投资通道，能够让储蓄更多地转化成投资，转化成财富创造力，中国的储蓄率也就会出现下降。更重要的，资金的使用效率会大大提高。同样的社会资金，能够产生与现在完全不同的社会效益。更直接地说，就是能够实现从资金向资本的转化。

　　问题在于，在金融仍然处于高度垄断，投融资体制仍然控制在行政权力范围之内，市场不能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情况下，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居民，就不可能真正将资金用于投资、用于市场、用于发展，而只想存在银行“保险”。这无疑是需要在下一步改革中认真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