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立场：

左右不同调的学界

——国企改革再出发系列评论之二十四



在国企改革意见分歧问题上，首先表现为学术界的理论分歧。

有的时候，学术界是因理论流派的不同，而导致政治主张大相径庭。这样的争论倒也无所谓对错，它更多的是在象牙塔里的自娱自乐，或者是整个社会思想活跃的基础。比如在西方世界里，各类经济学思想流派林林总总，各领风骚。或默默无闻，孤芳自赏。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被相容于间，被一些学者在“学理”上所膜拜，在世界金融危机突起之时，偶发热潮，过后即去，不必为喜。

但是更多的时候，却是因为政治主张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流派的完全对立。因为国企改革的议题所涉及的体制背景，不同的学术派别，往往自觉不自觉、主动被动地与政治路线挂钩。在中国当代历史中，学术界的争论是政治路线斗争的试探区，学术界也经常被当枪使，自甘充当急先锋，因而中国历次政治斗争，都先拿学术界开刀，这自有其深厚的社会背景。当下，在国企改革理论上，明显地，而且是越来越明显地划分出理论鸿沟，在近十几年的温和舆论环境下，早已造就了此鸿沟的不可逾越性。

因此，不管主流社会承认不承认，点破还是不点破，学术界的左右立场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当下政治权力更替的关键时候，学术界几乎就成了某一派政治势力的代言。有时候，已经到了只讲结论不讲理论，只讲政策不讲学理的地步。

另外还必须指出，中国的学术界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名利场，有相当多根本谈不上学理性的“理论”混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以其迂腐与不谙世事，自以为是地参杂其中，开口就闹笑话，成为某一派势力愿意听其胡说八道的同盟。也有一部分学者，以其对自身的市场包装并套现为目的，走激进的媒体先锋路线，热衷于喊口号，搞学术“打砸抢”，成为某一派愿意接纳的帮凶。

关于学术界或隐含其后的政治势力的左与右问题，将在下一个章节中阐述立场。在此，暂且使用“左”和“右”这两个通用概念，划分学术界的立场和观点，以此表现学术界在国企改革问题上的分裂。

（1）所谓的“左派”—— 方向肯定错了，但我不知怎么走，只好让你停下来。

当前国企改革的舆论环境肯定是对所谓的“左派”不利的。因而不知从何时起，“左派”称自己为“非主流”，称对方（更多的时候是直接指称新自由主义学派）为“主流经济学家”。这既反映了当前国企改革理论流派话语权及影响力的现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左派”理论家的理论匮乏与现实困境。在2004年郎咸平炮轰顾雏军引发关于国有资产流失大讨论的时候，正是学术“右派”大行其道的得意时分。也正因为“右派”学术当道，国有资产加速向私人资本流失，导致以底层平民为主体的社会力量的强烈反弹，故而才有郎咸平振臂一呼便群情汹涌的局面发生。事实上，郎咸平先生并没有提出更符合实际的改革良策，他只是恰巧顺应了民众的情绪，因而被拥戴为有学术良心的学者美誉。包括当时从寂寞的学术角落里突然涌出来的“左派”学者群体，都没有从理论与实践上找到抵御新自由主义理论步步紧逼的武器。所以，当时更主要的呼吁是“暂停”以国企管理层MBO为主要形式的国企产权改革。而这样的呼吁是起到决定性效果的。不能说是巧合，而一定是急中生智的发挥，财政部与国资委联合出台了《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这个决定的出台，让“左派”学者松了一口气，令“右派”学者暂时偃旗息鼓（主要是顾雏军的不合时宜的入狱），也给正处于新生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发挥制度性作用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但是，以产权改革为主诉求的国企改革，并没有因此而彻底夭折。大中型国有企业不能搞，中小型国有企业照搞不误。中央企业不搞了，地方国有企业该搞还是要搞。主业企业不让搞，辅业企业转制改制还是在搞。产权改革不好搞，折中一下，分红权激励可以大胆探索。从整个时期来看，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处于时而急速时而缓慢的下降通道之中。究竟现在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处于怎样的水平？遍寻各类官方统计数据，不得而知。与其说是统计口径不清晰，或者说统计难度太大所致，倒不如说是谁也不愿意去触碰这个太敏感的问题。因为，此比重统计一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就处于可以量化的、没有回旋余地的风口浪尖，必然引出政治的动荡与分化。

在笔者所接触到的一位权威理论家的论文所提：国有经济比重从1980年几乎100%开始降低比重，1991年统计，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合占工业总产值的89.16%，2000年降到37.43%，2001、2002、2003、2004分别降到28.58%、24.27%、19.64%、15.00%，这跟高台跳水差不多。2009年，这一数字变成了10.08%！这一比重，可能连欧洲的某些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如。然而，尽管如此，“右派”学者依然不依不饶，借2008年金融危机中央企业的表现，以及诸如山东日照钢铁重组、山西煤炭资源整合等若干如祥林嫂般重复又重复的案例，絮絮叨叨，阴阳怪气，非要将本方实际所把握得住的局面公诸于众，提前摊牌决斗。抛开政治立场不说，仅从策略而言，实属下策之举。

“左派”学者的策略（如果说还算是有一种策略的话），就是：“方向肯定错了，但我不知怎么走，只好让你停下来。”这好比拳击比赛中处于下风的一方，为了赢得喘息的时间，紧紧地抱住对手，裁判必须吹暂停哨，使双方身体分离。

然而，从2005年的国有大中型企业暂停管理层收购，到2010年左右，争取了5年的喘息时间，但是，对手的拳头始终没有离开擂击国有资产太阳穴的区间，而且越来越近了。“左派”学者们似乎还在使用“紧抱对手逼停出拳”的旧招，而“右派”学者却早已不耐烦，他们正在集中各种火力，直接在全国“两会”平台上以提案的形式逼宫，直捣“左派”命门。

在“左派”学者的弱势格局形成过程中，吾党的宣传系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原因有二。一是在所谓的舆论宽松环境下，未能正确识别哪一类属于正常的学术争鸣，哪一类属于违反宪法的政治导向。哪一类该进行正面回应，予以疏导，哪一类该进行批驳，以正视听，哪一类本来就该进行强制性地控制。于是，大量不负责任的、刻意渲染负面情绪的，乃至公然违反宪法、政治意图显而易见的错误言论充斥媒体网络。一来二往，民众习以为常。不让他讲，反而激起民愤，成为公案。二是在发现问题以后，或者是在正常的舆论“引导”工作中，未能有力地培育出本阵营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学术大家，因而未能在学术争鸣的领域内完成布控，自己胆小怕事，不愿深思且不能深思，于是，一些有棱有角的真知灼见“被和谐”，被抑制，被掩埋，而该系统的理论造血功能所能扶持和依靠的，又多是固守“本本”的空谈理论家，写出来的文章自己人都不愿意看，媒体刊载也是十分不情愿。于是，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还在，马克思主义声音犹存，但是效果适得其反，生生地将民众推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怀抱。

那么“左派”阵营又是如何划分的呢？简而言之，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类是彻头彻尾毫不讳言的“真左派”。凡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变化，都是背离了毛泽东思想正确路线的，都必须回到（回归）正统的革命路线上来。这一批人非常地坏事儿。一类是有理论无实际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凡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本本”里的，都是放诸四海为皆准的真理，一万年不变。一篇文章，标题可能还是结合具体实际探讨问题的，一深入阐述，一讲到论点，马克思ABC，恩格斯123，观点没几个，注释一大串。离开了“本本”，自己都讲不清楚。这一批人也属于帮倒忙。一类是以批判“右派”而产生的“假左派”。这一批人不太容易区分。因为，几乎所有的“左派”都在与“右派”做殊死的斗争。但是确有一部分学者，只是因为我“右”得没有意思，没有市场，于是走向“右派”的对立面。凡是“右派”赞成的他都反对，凡是“右派”反对的他都支持。怎样特立独行哗众取宠就怎么来。这一批人其实很容易就变成真正的“右派”。最后一类是以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和维护全民利益为己任的公众知识分子。这一批人实在是太凤毛麟角了。

（2）所谓的“右派”—— 终点其实不远，管他过程怎么乱，里应外合强闯关。

2013年初，据说是由新华网被授权重发了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前夕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很多重读或新读此文的人都有一个同感：毛泽东同志乃神人也！50多年前的分析判断，对照今天的现实来看，几乎就是翻版。

何为“翻版”？实在不能在此挑明，读者自己去对照原文，慢慢体会。

最大的差别在于，当年有毛泽东及早地发现苗头，果断地，而且是亲自地站出来，署名文章，当头棒喝。当然，反右后来搞了扩大化，酿成人祸，这自有历史给予评说，在此不展开。但是，当时那股围攻共产党、围攻社会主义制度的浪潮确实是被及时遏止了。而在新时期，自小平同志之后，不再具有这样因历史原因造就的政治权威人物。一些领导人的温文尔雅虚怀若谷，看得人那叫一个急啊！于是，学术界进入没有目标、没有约束、也没有价值观的“自由”状态，结合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逐渐渗透，从校园到政坛，从媒体到网络，“右派”的主力战将成为社会默认的“主流经济学家”，粉丝阵营广泛。

当前，可以说是所谓“右派”的最佳表现时期。经过长时期的理论浸透和舆论发酵，“右派”们的核心诉求已经完成对媒体和民众乃至部分高官的心理暗示和诱导，正在形成所谓的“改革共识”。那就是：先将公有制与过往计划经济的旧时代划上等号，并将之与现今经济与社会危机搭成关联，已然形成全民讨伐的对象；随后，营造出一个“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环境氛围，和一个“阻挠改革”的利益集团（又称“既得利益者”），并将两者的关系描绘成你死我活。这样，普通民众已经失去分辨能力和冷静思维，将解决当前问题的矛头，直接指向国企、国企监管机构，以及与国企相关联的政府部门，还通过隐晦的暗示，直指维系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党中央。

当然，给出“右派”这个概念，也不是清一色的思想与理论的“右”，也呈现出五花八门的形态。简言之，可分为四类：一类是彻头彻尾毫不忌讳的“真右派”。至于为什么如此，本文不作讨论，以免“阶级斗争扩大化”，读者自己体会和把握；二类是西方新自由主义（不局限于此）的崇拜者。这里包含着大量的城市白领、青年教师和学生，以及以媒体工作者为主体的网民；三类是以讥讽“左派”而产生的“假右派”，这与上述的“假左派”如出一辙，仅为标新立异而已；四类是那些怀有不良动机的国际学者。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开放程度很高的国度，大量持有第三国护照与永久居留权的人士，长期滞留在国内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及国际财团研究部门。他们以学者的身份出现在媒体和论坛之中，其影响力有时候更甚于本土的著名学者。还有一些极个别学者，生活在国外的学术机构，却习惯于隔空喊话，对中国的国企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说三道四，还颇有市场，而国内的媒体与之似有专线联系，声声不绝，事事相关，甚为怪哉。

（3）奇怪的官方学者声音——低头拉车不看路，打着左灯向右转

作为一个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专业研究工作的学者，左也好，右也好，都算是在正常的范围。但是在中国，还有一种学者，叫官员学者，主要有两类：一是专指具有博士或者教授、研究员职称的政府官员；一类是指在党政机关里从事研究工作的专业研究人员，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各部委内设研究所。

官员学者属于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游走官、学两界，在官界，他们以学者的身份发声，似乎只以学术以真理为追求，因而可以不顾及微妙身份，口无遮拦；而在学界，他们又因为带有官方背景的“上书房行走”色彩，又似乎可以超越纯粹的学理之争，而以政策解读的天然优势指点江山。

也许是忙于公务或讲学赶场，很多“主流经济学家”中的官员学者，其实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研究国企改革问题了，起码是很久没有出什么新东西了。他们具有的是天然的媒体敏感和学习归纳能力。但凡有领军人物抛出一个似模似样的激进观点，很快就有一批这一类的官员学舌，并将之最大程度、最大范围地传播与发挥，一时间上下联动，蔚为壮观。久而久之，媒体对该类人士趋之若鹜，奉为采访焦点，该类学者官员、官员学者也随之上位，成为具有理论创新思维的精英。究竟是谁人揣着明白装糊涂，谁人揣着糊涂装明白，实在难以考证。

特别要指出的是，有那么一个此类官员型学者比较集中的政府研究部门，在针对国企改革的基本“右倾”态度上出奇地整齐划一，从上到下，已然形成系统性的“共识”。其中还不乏个别公然否定公有制主体地位者悠哉游哉混迹其中，令人匪夷所思，实在是当今政治体制中的奇闻轶事。

归纳学者官员整体上的表现，用一首打油诗来比喻：

打着左灯向右转，人云亦云说不清；

偶有怒拍惊堂木，愈远庙堂愈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