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研究生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求真、求新。人生在世很难做到始终不说套话，做官的人还要会说“官话”，但是做学问的人一定要自觉地说“真话”。因为“讲真话”、“说实话”是最基本的社会道德，是官员、学者人格最起码的底线。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从来没有间断过进行实事求是的教育。但由于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形式的教育，使得实事求是教育的作用和效果，有时候在相互矛盾中抵销了。在这两种教育形式中，一种是口头的、纸上的宣传教育，另一种是实践的教育。口头的和纸上的教育，多是鼓励人们讲真话、求真务实。而实践的教育，却是如刘少奇在1962年7000人大会上所讲的：“近几年来，由于某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错误，有些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敢于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表扬，反而受到了不应有的批评和打击；有些不说老实话、作假报告、夸张成绩、隐瞒缺点的人，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处分，反而受到不应有的表扬和提拔。”[1]这样的事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发生，就连刘少奇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因之在惨无人道的“文化大革命”中被活活地整死。对一个人的不公正，也许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和示威。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教育，人们不得不“长记性”。所以，“讲真话”在官场中却常被视为“冒傻气”，相当多的官员都取明哲保身的态度。在现实生活中，很多时候说真话就是一种幽默，你说真话会引起哄堂大笑的。大学代表着一种独立的人格，作为正本清源和拨乱反正后成长起来的研究生导师，应当懂得教育与其他社会事业之间的关系，懂得教育怎样才能真正有所贡献于社会。学术研究贵在创新、求新，这似乎是所有学人的一种共识与约定。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人却有意无意地误解了“求新”。在这里仅以西学的译介和研究为例。譬如，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各种思想流派和学术思潮纷纷亮相并涌入中国，这对于我国学者尤其是青年学生，了解世界学术动态、推进东西方学术文化交流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一些人就因最先译介和研究某一国外思潮、学派或者著名学者，而在学术界赢得了一席之地。但也有人只是热衷于追逐国外最新的学术潮流，停留于译介国内尚不了解的思想学说，却往往在占得先机、完成初期的译介工作后，就移情别恋去追逐更新的潮流，将后续的甄别和研究工作归于阙如，遑论再进行所谓“吸收”与“创新”。这对于广大求知的青年学生有选择地阅读来说，无疑留下了一个重大的缺陷。如此反复，难免流于蜻蜓点水、浅尝辄止，最终只剩下场面上的一时热闹而已。即是说离开了求深、求真而一味求“新”，学术研究就很难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仅从个人的需要出发或者像鲁迅先生所说的“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2]《读书与科研方法论》是宋才发教授给研究生们开设的一门进入学术研究殿堂的启蒙课。“回顾整个课程，宋教授在循循善诱、谆谆引导中始终围绕着一个主旨：读书、治学、做人要‘求真’。一种求真的精神贯穿着整个课程。这种求真的精神和品格是一种对学术拒绝功利的负责态度，是一种在学术研究中秉持严谨不浮夸的行为规范，是一种正身正行为的修身处世的准则。细细品味，反观现实，愈发觉得这种‘求真精神’对读书、治学、做人，具有相当强的指导作用和警示意义。”[3]，这样的研究不能说没有价值，但在格局与气量上终究有所欠缺，也始终难于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我以为学术研究只有做到求真、求新、求深，才算得上是实事求是地探索，才能达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目的。诚如2009级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生黄荣洁所说，

授课、做学问要自觉做到不唯圣贤只唯真理。记得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爱听好话和恭维话乃人之常情，常人不见得会有人大肆恭维，偶尔一两句话说得过头点儿也无大碍。倘若你手中握有实权，好面子又丧失警觉，就难免被身边的阿谀奉承和恭维拍马者所包围。千百年来，恭维拍马的“好话”确实造成了无数悲剧。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为人处事都不可情绪化，必须沉静一些、凝重一些。无论人生遭遇到什么，不管是意料之中还是情理之外，沉静永远是必备的心理素质。尤其是从政为官者，千万不能持君子之风，更不能犯性格上的毛病。生性决定了我从来就不喜欢盲目地吹捧人，历来不习惯向领导阿谀奉承和献媚，更不会屈从于某个领导的淫威，当然也不习惯和不喜欢别人盲目地吹捧我。因而我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历来强调研究生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一定要做到不唯书、不唯上、不唯圣人，只唯真理。针对社会上存在着的某些不良现象，我也不忘告诫和劝慰我的学生，做人、做学问永远要谦虚谨慎、如履薄冰。我要求学生这样做，自己首先就是这样做的。譬如，我在给研究生授课时十分注重对基本原理、基本理论的传授，注意给研究生提供大量的消化基本理论的背景资料，注重启发学生根据所掌握的资料，融会贯通地去理解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我授课从来不唯书本上的现成结论，不唯上级领导是怎么讲的，不唯圣贤是如何教训的；授课也从来不读报纸、不念杂志上的现成东西，从来不照本宣科地念自己事先写好的讲稿，而全凭自己平时的知识积累潇洒自如地进行讲授，带领弟子们实事求是地去研究、去探索真理的过程。我在授课时极少给出一个死板的、现成的结论，更不会先入为主的强迫学生接受我的某个观点和见解，历来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去把握问题的实质。我在做学问、写文章的时候，从来不无病呻吟，不在没有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的情况下发表自己的看法；引用别人的研究成果，只是为了论证问题的需要，从来不拉大旗作虎皮以借机抬高自己；不习惯甚至厌恶借用革命导师的语录和贤哲的语言来达到粉饰自己、标榜自己、抬高自己，打压持不同学术见解、不同观点者的做法。我一辈子没有写也不赞成弟子们去写那些靠“打嘴巴官司”，借以引起“轰动效应”、与人无休止地“抬杠子”之类的文章，自觉地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以理服人。2003年北京“非典”肆虐期间，我利用这个难得的空闲，将自己过去公开发表过的学术论文集拢，挑选了其中能够组成体系的174篇论文结集，于2004年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列宁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探究》（39篇），《20世纪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探析》（上卷、下卷共135篇）。确实值得自己骄傲和自豪的是，尽管这些论文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无论是论文的题目还是论文的内容，在结集出版时保持了原作原貌，一个字都没有改动过。事实雄辩地证明，我的这些研究成果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考验的。至于论文的学术价值和质量如何，当由后人去评说。在组织学生开展课堂讨论和举行读书报告会的时侯，我总是尽量鼓励学生各抒己见，使每个学生都有充分发表己见的机会。尽管我也对每个学生的读书报告做出较为详细的评点，但是我从来不以导师自居、不好为人师，总是把自己摆在普通一员的位置上与大家一块探讨。

鼓励学生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树立质疑精神。现在的研究生尤其是硕士生年龄普遍比较小，因而多数人在做学问的时候，缺乏基本的信心和足够的胆识。当一个人缺乏基本信心和足够胆识的时候，自然就会选择沉默或者退缩，不敢于发表自己的真实见解。也有一些学生由于性格过于内向，不善于与人打交道和进行语言交流，通常是张口讲话甚至还没有开口脸就红了，一与人交流就心跳加速。我希望年轻朋友们一定要记住：凡是能够用说话方式交流的事情，尽量不要用其他方式去沟通。一方面是为了锻炼自己的社交能力和处事能力，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显示出你对别人的诚意。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最讲究诚信，希望能用你的目光给人最真诚的感觉。我也希望青年朋友们对于任何事物，都要多一点质疑精神、多一点探索精神。勤奋固然十分重要，但千万不要忽视了自己的灵感。我以为灵感就是上帝与你说的悄悄话，由于上帝有时也很忙，它只跟你说一次，决不会说第二次。我以为“质疑”是思维批判性的高层次表现，批判性思考意味着能够从多种角度去看问题。这里所说的“有条件的质疑”，就是指不完全迷信某个权威、专家的意见或者书本上的结论。但决不是无条件的怀疑一切，必须坚持用逻辑的或者实践的标准去审查每一个被质疑的对象。我以为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学生质疑什么与质疑是否有理均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有根据地提出自己的质疑意见，而提出质疑意见的目的又在于追求真理而不是其他。和英国学生相比较，中国学生的最大弱势是什么？被《新华日报》记者采访的多位英国专家不约而同地认为：“质疑能力相对缺乏。”在卡德威尔教授看来，优秀学生不照搬书本，不把老师说的都当作金科玉律，他们会质疑且具有批判精神。为什么英国名校这么看重质疑能力呢？马卡教授解释说，一个人善于质疑说明他能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并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是科学家最基本的素质。所以他总是鼓励学生：“虽然我是老师，但也会犯错误，你们应当大胆地指出来。”[4]。任何民族、任何教育，总是鼓励和鞭策后来者不断追求向上的。我觉得一个年轻人在读书期间，稍有点儿青涩、莽撞甚至口出狂言，这些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毛病，唯一可怕的是过于世故、玩世不恭或者丧失青春的梦想和激情。其实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曾有一个美好的梦想，只是绝大多数人都将这个梦想深深地埋藏在心里，既不敢说出来，更不敢去实践，担心梦想一旦破灭就会遭到人们的讥笑。在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确有好些人失去了梦想的勇气和激情。一个人只要有了自己的梦想，活着总会是有意义和趣味的。一个忠实于自己梦想和抱负的追求者，必然不知道什么是老之将至。一个人哪怕已经活到七老八十了，也应当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想和抱负，否则脑子就会成天陷入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小事是最容易使人烦恼的，也容易使人陷入到一些无聊的矛盾之中。这样一来他不仅自己活不好，也不会让别人活得好。所以，我觉得人只要活着就得有梦想和抱负才行。为什么有抱负的人会使自己越活越睿智、越活越有灵气呢？因为一个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抱负，必然要关注于自己所热爱的事业，始终保持求知的欲望与热忱，他的脑子就能够保持在一种豁达、通透、乐观、清澈的最佳状态。学生是否具备质疑精神，实际上反映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我觉得这确实给我们的研究生教育敲响了“警钟”。我以为无论是读书还是做学问，最为关键的事情就是要独立思考，只有这样才能够融会贯通、有所创见。否则书读得再多，也只不过是死读书、读死书；学问再渊博，也只不过是在贩卖二手货。据说牛的眼睛看东西是放大的，所以，牛在比它小得多的牧童面前也俯首贴耳；而鹅的眼睛看东西是缩小的，所以鹅敢于向比它大得多的人发起进攻，因而鹅被人用来看家。我绝对不是鼓动大家都像“鹅”那样去看人、看事物。但是在做学问的过程中，时不时地像鹅那样藐视点什么也是不可缺少的

当然任何一个怀有“梦想”的人，一定要有“做梦”的基础，否则就是悲剧的开始。社会上也确有好些梦想者一不小心，就成了别人实现梦想的牺牲品。但是无论如何我坚信，一个真正怀有梦想和充满激情做事的人，终究必成大器；而一个永远只懂得遵循标准答案、随波逐流的人是难有创见的。北京大学胡适教授就曾自称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因为在他的心中始终揣着一线希望。他说：“梦想做大事业，人或笑之，以为无益。其实不然。天下多少事业，皆起于一二人之梦想。今日大患在于无梦想之人耳。”[5]胡适信奉“自古成功在尝试”，倡导一点一滴的努力，一尺一寸的收获。任何一个立志做大事的人决无琐碎，因为琐碎的心境、琐碎的事儿，最终会扼杀掉人最优质的天分。我总是喜欢说“打铁必须本身硬”这句口头禅，就是说“藐视”也得有点儿资本、有点儿真本事才行。譬如，一个胆敢目空天下士的人，自己就必须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假如要藐视那些蝇营狗苟之辈，自己就必须是独善其身的真君子。任何一门学科的教师只要不是固步自封的人，就应当承认学术研究与其一味地用来说明过去，不如用来科学的规划和预见未来，更有利于检验自己的言论是否正确和是否具有社会价值。我觉得一个人一旦讲出自己思考的东西，而不是别人为他准备好的东西，那就证明他正在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真正有思想、有个性的人。对于一个学者和有抱负的人来说，快乐不是因为他已经拥有得多，而是因为他计较得少。幸福不在于可见的财产的富足，而在于内在的不可见的思想的丰富和深邃，只有谦虚谨慎的人才能体验到幸福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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