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心备课、认真讲好每一堂课。我以为能文的人不一定就是文人，能说会道的人不一定能够当好讲师。要想给学生一颗知识的火星，教师就必须从知识的海洋中汲取营养，不经过精心备课就无法给学生授好课。我始终觉得教师备课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自己和自己辩论的过程，尽管这个过程很痛苦，但是很充实。然而在备课的内容和质量上，从来就是各有千秋的。譬如，有些大学教师有意无意的将备课与备教材等同起来，他们的所谓“备课”就是在教材里寻章摘句，或者把不同版本教材的内容往“一块儿凑”；有的教师教学数年如一日，只要课程名称没有变，教案就不变，讲稿纸发黄了仍照讲不误；有些教师多年来教学模式单一、教学方法单一；更有甚者仍然习惯于在课堂上“念讲稿”。我也是读书读过来的人，我打心眼里就瞧不起那些念讲稿的教师。假如把那些趴在讲台上念讲稿的大学教师，放到中学去教书，那一定是“憋足”的或者“不合格”的老师。大学教师尤其是研究生导师，授课千万不能够像小学教师那样，一句一句地念，或者一字一字地讲给学生听。研究生到学校来读书，不是为了熬年头或者混资格，也不是为了死记硬背发给他们的讲义。他们应当在教师的指导和引导下，独立自主地研究学问。研究生导师的职责在于培养学生创造性脑力劳动的习惯，这个职责比单纯地传授现成知识不知重要多少倍。因而教师讲授的每一堂课，都必须有足够的知识含金量，通过教学活动引起学生研究问题的浓厚兴趣，兴趣是研究生进入科研领域的动力和催化剂。我在长期教学实践中发现，学生往往是凭考试的结果来调整学习态度、改进学习方法的，因而教师也必须根据考试的结果来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教师如果仅把考试当作对付学生的手段，那就大错特错了。考试既是在考学生，也是在考教师自己。明眼人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只要一看教师出的考试题目，就能够大体地判定此人是不是一位好教师。总结自己从教40年来的经验，我基本做到在每届新生入校后，先召开一次座谈会或者分别找他们单独聊天（谈话），通过这种方式熟悉和了解学生已有的知识面和基本的科研能力，备课时尽量地“靠近”和“结合”他们的实际，做到有的放矢地进行知识传授和组织课堂教学。我历来提倡学生跟上我的思维，在听讲的过程中注意掌握和领会思考问题的方法，不过多地追求教学过程中的某个具体细节，但是特别重视对学生思维过程、语言表达能力和严谨逻辑思维的训练。凡属于知识性的东西一般随课堂讲授点到为止，十分注意克服教学设计上的程式化。尽管我不敢保证自己给研究生讲的每句话是真理，但是我敢说自己在课堂上讲的每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每个数据和实例都是经过推敲论证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我非常注意留有师生互动、灵活的课堂活动空间，注重教学思路上的整体把握，从来不看重、更不提倡学生只顾埋头做课堂笔记。我历来不认为文科学生做了多少本课堂笔记就是好学生，历来也不考那些笔记中的死东西，我以为这是一个研究生导师的基本教学导向问题。现在的教科书由于校对工作的疏忽就经常出错，更何况课堂笔记的挂一漏万。如果一个学医的学生仅凭课堂笔记去给病人开处方，那一定会闹出人命案的。

教书和著书注重在深入浅出上下硬功夫。“深入浅出”出自晚清俞樾的《湖楼笔谈》：“盖诗人用意之妙，在乎深入显出。入之不深，则有浅易之病；出之不显，则有艰涩之患。”[1]坦率地说，现在社会上有些理论著作和论文实在不好看懂，读起来特别“咬口”和别扭，我担心是因为自己老不中用和孤陋寡闻所至。可在我与那些名专家们交流沟通时，他们颇有同感，也说“实在看不懂”。因为在这些论著中堆砌了太多的外国名词、术语，尤其是滥用早已被人家唾弃了的东西。我们国家有的、好的东西不用，为什么偏偏要去找那些连自己也没弄懂、没弄透的东西来做佐证呢？我国有句俗话叫做“真佛只说家常话”。因为佛既然要普度众生、普及佛理，佛家就只能用“家常话”来点拨众生。如果佛理玄而又玄，又如何让众生知佛、信佛呢？我以为教书和著书的人亦同佛家，欲让受众们听得懂、看得明白，也必须“说家常话”，不可使听众和读者如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记得著名童话作家郑渊洁说过这样一句话：把听得懂的话往听不懂里说，把简单的道理往复杂里说，都是“骗子”。我觉得郑渊洁的话不无道理。我以为任何一篇文章的发表、一部学术著作的出版，都应当以读者能够读得懂为目标；无论多么深奥的论著，让读者能够理解总是第一位的。要想把高深的理论、专业知识和深奥的学术成果，“稀释”乃至“简化”成被所有专业的和非专业的人，基本上都能够接受、理解和消化的“通识”，本身就是一项十分不易的、也非人人都能做到的艰苦工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教书人和著书人“深入浅出”实在重要。深入浅出的实质就是指讲话或者著述的内容要深刻，而用于表达的语言文字必须浅显易懂。教师在课堂上授课也应当如此，即深入浅出地把本来比较深奥的理论，用学生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表述出来，这是教学的一项基本功。譬如，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由于受“文化大革命”余毒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政治课无论中学生、大学生甚至研究生，通常除了应付考试临时死记硬背之外，少有人自觉地去学习和研究它。上政治课的时候往往是教师在台上大声讲，学生在下面小声讲；即使采取进教室“签到”和“打卡”的办法制约学生，仍然有学生中途溜走。“位卑未敢忘忧国”[2]。我想在一个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高等学府里，大学生和研究生这样的不关心政治，无疑是一件可悲的和可怕的事情。从2001—2004年连续几年的时间里，中央民族大学全校博士生和硕士生的政治课，改在500人教室或者大礼堂由我来主讲。原来上政治课时出现的那种情况，迅速地得到了根本的扭转。每当我异常投入地脱掉外套，挽起袖子、甩开膀子、声情并茂地讲授时，尤其是当我讲到精彩处激情高扬时，全场不时地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不仅普通专业的研究生乃至MPA管理专业的硕士都说：“原来政治课也有这样深刻的理论，政治课居然也能够讲出这样好的水平，实在不可想象。”因而在我上政治课的时候基本上是座无虚席。我这样说没有丝毫“吹牛”的意思，而是既成的事实。我始终认为，一位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应当充满生命的张力，对教学充满激情，是一位眼睛会发亮的人。一个人在工作中必须忘记自己的年龄和性别，而在生活中又必须牢记自己的年龄和性别。一个教师要想使学生从内心里接受和欢迎你授课，首先必须让学生真心实意地接受你这个人，教师的授课风格直接影响和感染着学生的接受心理。因而教师在讲台上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都会对学生造成直接的影响和感染力。所以，教师讲课绝对不能“浅入深出”，否则就是故弄玄虚，学生是不会买这样教师的账的。我在给博士生或者硕士生讲授专业课的时候，为了使讲授的内容更有连贯性和系统性，通常利用周六、周日整上午或者整下午的连续讲课。由于我对学生授课历来非常投入和专注，因而往往忘却了自己的年龄、忽略了必须的课间休息，有时不免闹出了笑话，个别学生憋不住了只好举手请我批准他去上厕所。所以，自后上课我就提前把手表放在讲台前方，提示自己注意课间稍作休息。尽管我在讲课的时候精神抖擞、声音洪亮，让人觉得永远不知疲敝，其实这也只是因为有一种执著的精神在强硬地支撑着。毕竟年岁不饶人，回到家里有时累得连话都不想说，饭也吃不下去。

平常多注重对研究生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的训练。传授知识只是教师教学活动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的活动我以为更为重要，那就是开发学生潜在的智力。这里所说的开发智力，就是开发学生的形象思维和逻辑分析的成分，积极地影响学生思维过程的活跃程度，消除思维迟缓现象。我以为一个善于经常与他人进行交流、切磋的人，可以迅速地提高他（她）的记忆力和智力。因而导师不仅应当激发研究生经常做一些适当的练习，以提高他们的记忆能力和智力水平，而且要给他们提供充分遐想的自由空间，引导他们养成平常多与人交流和切磋的良好习惯。学术研究的不自由状态，实质上意味着可供选择的机会太少或者根本就别无选择。因而学术自由的最高体现，不只是对真理的捍卫，而是对研究过程中发生的过失乃至错误的容忍。任何人无论他经验多么老到、智慧多么高超、学识多么渊博，总免不了有过失和犯错的时候。一旦知道自己有错就应当立刻承认，这是光明磊落的表现。然而只要确实认为自己是对的，认了错不一定非改不可，既可以继续错下去，也有权利继续错下去。坚持独立思考尤其是坚持真理不易，因为普遍流行的或者随波逐流的理论并不是真理。高处不胜寒，这不仅是自然界的状况，也不仅是一些身处高位人的感受，实际上还是思想理论界并不鲜见得的现象。因而一个人要坚持真理，就必须耐得住寂寞、挺得住孤独。记得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经说过：科学是在一个又一个葬礼之后才取得进步的。譬如，哥白尼当年就独自认为地球是绕日而行的，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颗小行星而已。当时所有的学术权威一致认为哥白尼错了，哥白尼就是致死不肯改错，最后的结局自然是对错易位，所有人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观念。因而我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非常注意顺应学生的思维规律，尊重学生对每一个问题的不同看法，有针对性地组织专题讨论或者举行读书报告会。既给高年级学生提供发表自己主张和学术观点的平台，也给低年级学生一个相互学习、切磋和观摩的机会。无论是低年级的研究生还是高年级的研究生，也无论参加者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在读书报告会上发言的机会是平等的，一律畅所欲言，最后由学生主持人或者由我本人进行总体点评。我培养的每位研究生在三年学习期间，一般要在大型读书报告会上作3次左右的读书报告。我以为任何一个不能够当众表述自己研究成果的人，断然不是一位优秀的研究生。一个符合社会需求的、合格的研究生，起码应当有胆识并且能够完好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因而凡第一次作主题发言的报告人，可以带着发言稿上讲坛，但不允许在台上一字不拉地念稿子；第二次只能够带半页纸的提纲上讲坛；第三次必须脱稿进行学术交流，而且每人每次主题报告必须主讲1小时以上。报告人必须提前一周将报告提纲、主要观点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每位参与听报告的人，凡参与报告会的人都必须提前做好发言准备，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对报告人的报告“挑毛病”。报告人主题发言结束后，所有听众就报告人的报告展开广泛地讨论:如果是由我来报告我将如何讲？发表各自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凡提出与主讲人报告不同的意见或者疑问，均由主讲人逐一做出答辩。通过这样的严格训练，实现每位研究生综合能力、思维能力、应变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全面提高。规矩通常总是给别人制定的，同时也是给自己制定的，只有当自己自觉地坚守了，别人才会遵守。我觉得要求学生做到的，教师必须首先做到，因为“打铁必须本身硬”。所以，多少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磨练自己，使自己讲授的每一堂课都是经过精心准备的，无论一次课讲3小时还是讲4小时，也无论是在校内还是在校外，从来都是把讲稿放在讲台的一边，脱稿在讲台上潇洒自如地进行每一次课的讲授，因而经常博得学生的满堂喝彩。教以“言”相感，化以“神”相感。有“教”而无“化”，无以革“顽”；有“化”而无“教”，无以革“愚”。由此我经常想，无论开设什么样的课程或者讲授什么样的内容，只要授课教师倾心对待它，在课堂上能够用自己的行为举止去调动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抓住每一个学生的心，就一定能够得到满意的回报。我以为教师的职业良心、投入程度和精神状态，本能地决定着每一堂课的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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