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经济、结构经济学无疑产生于中国,而对于经济体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来说,其经济结构是否合理、是否科学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和科学的发展意义。无数的事实都可以证明,在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结构中确实存在或者说确实蕴藏着巨大的经济社会机制,而机制这东西又无疑是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的。过去,我们把计划这种东西看得过重,以至于把资本、市场看成是经济结构、经济机制以外的东西,事实证明,在排斥市场、资本这些经济工具的前提下,是无论如何也形不成一个良好的经济结构、经济机制的,其经济社会也难以发展起来。通过上述我们了解到,一个良好的经济结构、经济机制不仅需要市场、资本,还需要消费,而消费的扩大又需要有政府的积极参与,因为税收、利息的调整不仅能增加、扩大消费,也能够使经济结构和经济机制越发地充满活力。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只要把上述四者的关系搞好了就一定能够把经济发展上去。
这是因为,无论我们的政府有多么的努力,我们的资本多么的丰富,我们的市场的竞争有多么的充分,消费能力有多么的旺盛了都会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出现新的问题,因为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或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固有的经济社会结构就会产生缺陷,而结构调整又势必会导致资本资源化的大趋势。而且,还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生产管理技术的不断提高,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其资本的资源化速度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大,因为任何一种生产都会产生出大量的“非生产资源”,而不能做到百分之百地加以利用。
什么叫“非生产资源”?简单地说就是由于受到各种非生产因素的制约而产生出来的、不能再纳入到商品生产过程中的“资本碎片”——由于其碎,所以失去资本性质。比如剩余资本、剩余劳动、被闲置起来的生产设备、生产技术、和存在于其下面的土地等等。总之,只要不能被利用的,它们都具有“非生产资源”的性质。怎么办?可以肯定,在传统经济思想、理论的指导下人们拿这些已经被资源化了的资本没有办法。
首先,大家得认识到,资本资源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要产生的一种东西,因为任何人和任何企业都做不到百分之百地加以。尤其是当人类发现并提出了“经济结构调整”这个概念以后,所产生的经济社会资源那就更多或者说更加得丰富了。比如,当世界经济较好的时候,总是显得我们的生产能力不够,可是,当世界经济不太好的时候,它们又似乎变成了“多余”的东西。这样一来,如何充分利用上述资源便有了经济学意义。
其次,大家还得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经济社会资源都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而只有其中的一部分资源有被利用的可能。诚然,这是由“时空错乱”造成的,而与经济事物、物质自身的本质与性质,可以说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对于经济发达的地区、对于中国暂时没有用的东西,而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对于比中国经济还欠发达的国家来说,其未必就没有用——有“垃圾是暂时没有找到用途的资源”之说——更何况经济社会资源还不属于“垃圾”的范畴。
于是,一门全新意义上的经济学、管理学门类便产生于中华大地上,而它们的名称不是别的,正是资源经济学。什么叫资源经济学?简单地说就是能够将在经济过程中、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不断产生出来的经济社会资源不断地加以转化并能够转化为经济社会资本的一款经济学。诚然,这种经济模式、经济学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产生出来的。这是因为,他们至今还在那里坚守着“只有投入才能产出”的经济学要旨。
他们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已经不再适宜的、不能与时俱进的经济学思想?笔者以为,除了他们始终存在着自以为是的观念以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们始终把经济建立在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而不能从已经过时、陈旧的了的经济模式、经济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一点,有点像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的中国的大清帝国,还在那里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呢!比如,美国最近就用1美分处理了它的那艘价值不菲的航空母舰,而就是不想、不愿意用1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中国人。
因此,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们也就不可能构建起资源经济学,也就更谈不到“资源资本化”的问题了。但是,对于中国这个爱好和平的民族来说,就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到美国和欧洲去做捡垃圾的生意,而欧美等国却将那么好的、仍然有利用价值的“洋垃圾”给倒掉?
诚然,这既有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有人工成本高的问题,也有政治的、文化上的差异的问题。但是,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仅抢着收垃圾,而且已经把它做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产业。诚然,这一优良的思想品质也被中国的领导人、企业家、管理者给继承下来,并衍生出了一门非常有前途和实用价值的经济模式和经济学。比如,北京就把一座废弃的工厂改造成艺术博物馆;而首钢呢?诚然,北京人已经把首钢改造成了“钢厂博物馆”和适宜人类居住的“植物园”了。当然,上述均属于资源经济学的范畴,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源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却是十分广义的非物质范畴。那么,它又是如何“广义”的?可以肯定,它已经“广义”到无所不包含的程度了,而当把“改革开放”也纳入到其研究对象的时候,资源经济学就变成了一种“如何才能化腐朽为神奇”的国之重器或国之神奇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