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军团
——大秦帝国回眸
公元前230年，一支来自西北方的军队开始横扫天下。在10年的时间里，他们吞并了所有的国家，征服了所有的部落，在中国第一次创建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秦帝国。这是一支创造了历史的军队。然而，多年以来，人们对它的了解并不多，它真实的形象一直模糊不清——秦军强大的根源在哪儿？它靠什么建立了空前的丰功伟业？
王者之师
公元前771年，来自于西方的游牧部落攻陷了都城镐京，周王朝被迫迁都。在周天子向东迁移的时候，养马的秦人出兵护送。为了感激秦人的忠诚，周天子封秦人的首领为诸侯。秦人就这样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经过200多年与西北游牧民族的浴血奋战，秦军彻底统一了西北高原。
在西部站稳了脚跟之后，秦人的眼光转向了东方。此时，周天子的统治地位已经完全丧失，战火笼罩着中原大地。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几百年的兼并战争之后，弱小的国家一个个都消失了，出现在秦人眼前的是六个强大的对手。秦人发现：对手的实力远远超过了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向东扩张的梦想一时很难实现。
转折发生在公元前356年，那一年，一个叫商鞅的人开始在秦国推行改革。商鞅变法之后，秦军开始迅猛地向东推进。
在130年的时间里，秦军歼灭六国军队160多万。到公元前230年的时候，再也没有对手能够与秦军抗衡，秦王嬴政就此发动了大规模的统一战争。
十年统一战争期间，六国军队的伤亡总数超过了200万。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公元前221年，最后的齐国不战而降，秦军挺进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临淄。至此，战国时代结束，秦帝国诞生了。
从崛起于西北高原到一统中国，这支伟大的军队经历了550多年的奋战。
在秦帝国之后100年，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诞生了。他的经典巨著《史记》记录了几百年间秦军发动的一次次战争，但对于战争的详细过程和具体细节，司马迁却很少提到。一场涉及几十万军队、持续几个月的战争，往往只是简略的几十个字、甚至几个字而已。秦军使用什么武器、如何装备、用什么方法攻击对手，司马迁并不关注。
长平之战是《史记》中惟一一场记载比较详细的战役。公元前260年，秦军和自己最强大的对手赵军在长平决战，战争持续了整整两年时间。
山西省的高平县，这一带就是当年秦赵交战的地方。岁月流逝，古战场上建起了村庄。县博物馆的馆长定期来村里收集文物，因为村民经常能够捡到箭头之类的古兵器。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就在这个山谷，秦军曾经投入了60万左右的兵力。长平离秦国的都城咸阳将近500公里。2000多年前，60万的一支秦国军队，远离国土，连续作战达两年之久！这是一个令今天的军事专家们迷惑不解的地方，以当时的条件，秦军的后勤供应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以1948年的淮海战役做对比，这是解放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在宽阔的战场上，紧随在解放军身后的是一支支由农民组成的运输队，他们用自家的小车、耕牛连续不断地向前线输送粮食和弹药。在整个战役中，解放军投入了60万的兵力，这个数量与长平之战中的秦军大致相当。但是，在60万解放军身后，为他们提供后勤支持的有整整543万农民：平均9个农民供应一个战士！
2000多年前，秦国的人口总数也不过500万而已，60万秦军的后勤保障是怎样实现的呢？
这个问题，司马迁在《史记》中并没有提供答案。相反，司马迁却记录了秦军极其黑暗的一面。长平之战，赵军战败投降。投降后的赵国士兵除了240名年龄较小的被释放之外，40万俘虏全部被活埋，整个战役赵军45万人死在长平。
在司马迁的笔下，秦军是残暴的化身。在另一部历史文献《战国策》中，当时一个谋士这样描述战场上的秦军：他们胳膊下夹着俘虏、身上挂着人头，追杀逃跑的对手。史书中的秦军离野蛮只有一步之遥。难道是残暴和野蛮造就了这些强悍的士兵吗？
秦军，这支曾经最强大的军队，包藏着太多令人费解的谜团，千百年来，它只是在人们的想象中存在。直到有一天，几个陕西农民的意外发现震惊了整个世界！
1974年，干旱袭击了陕西省临潼县的西扬村。焦虑的村民希望地下水能够拯救他们枯萎的庄稼。几个村民将打井的地点选在一片石榴树林里。三月份的一个黄昏，井水并没有看到，从地下五六米深的地方却挖出了一个真人一样的陶土人头。发现陶俑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考古工作者取代了当地的农民，就在这个打井的地方，专业的发掘开始了。
小小的井口被挖成了巨大的土坑，但是，真人一般的陶俑仍旧不断地在土层中出现。在现场的考古学家袁仲一和同事们断定，这是一个古代的陪葬坑，但谁也没有料到，他们几十天的挖掘，只是冰山一角。最终的探测结果表明这是一个空前巨大的陪葬坑。它的面积完全超过了人们的想象。1974年，由几个打井的农民开始，20世纪最壮观的考古发现就此拉开了序幕。
陪葬坑中这些武士模样的雕塑当初都是站立的姿势。很明显，它们曾经遭受过严重的破坏。1974年，展现在考古人员面前的，是一具具倒塌的身体。残破的头颅，断裂的手臂，在这个巨大的俑坑中到处都是，在整个考古史上，从来没有发现过数量如此之多的陶俑。
残破的兵马俑开始接受精心的修补，它们当初的面貌开始恢复。一个、两个、三个、一个个陶俑重新站了起来。他们的大小和真人一模一样，清一色都是战士的装束，身着铠甲和战袍，象军队一般，排列得整整齐齐，肃立在一道道隔墙之间。
陪葬坑中还挺立着几百匹战马，它们昂首嘶鸣的状态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雷霆万钧的战场。在战马的边上，古代战车的痕迹清晰可辨，木制的战车完全朽烂了，车体的轮廓却保留了下来。几十辆战车，几百匹战马、几千名战士，在二十世纪70年代，排列在考古专家面前的俨然是一个完整的地下军团。
关于这个俑坑的存在，史书上没有任何记载，也没有任何传说透露过一丝线索。他们是谁的军队，这个陪葬坑的主人又是谁呢？关中平原是秦汉至唐代的帝王谷，在俑坑西边的地平线上，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土堆，那是秦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的陵墓。
这样壮观的陪葬坑似乎也只能是气度非凡的始皇帝的作品。对于考古学家而言，推断最终是否成立还需要更为直接的证据。挖掘在进行，考古人员从泥土中又发现了大量的青铜兵器。仔细清理以后，兵器表面上显露出一些文字。
在这只矛上刻的文字，与今天的汉字非常相似，念作“寺工”。史书记载，寺工正是秦始皇设立的、主管兵器生产的国家机构。在这只戈上，专家们找到了更加确凿的证据，戈上右边的文字是：“五年相邦吕不韦造”。吕不韦是秦始皇的丞相，他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秦国的兵器生产。
兵器上面的这些纪年标志着它们准确的生产日期。毫无疑问，这些兵器都是在秦始皇时期铸造，在秦始皇死后作为陪葬品被埋入地下。站在袁仲一和他的同事面前的，竟然是那支被历史的迷雾笼罩、消失了2000多年的无敌军队。突然间，司马迁笔下模糊的秦军形象，一下子就变得具体、清晰起来，兵马俑给人们的震撼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继第一个俑坑之后，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陪葬坑，它至今仍然覆盖着厚厚的黄土。研究人员制作了由上千张照片拼凑而成的俯视图，通过电脑模拟，可以看到地下的壮观景象。
在人类历史上，落后文明征服先进文明并不罕见。秦军，这支曾经创造了历史的军队，难道真的是装备落后，仅仅靠残暴和野蛮统一了中国吗？真相将随着兵马俑的发现得到一步一步的揭示。
血色青铜
在河南省的西平县，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量古人炼铁的遗迹。两千多年前，这一带是韩国的冶铁中心，铁器的生产在当时已经有一定规模。
在河北易县出土的这把燕国铁剑，锋刃部分已经达到了今天高炭钢的硬度！春秋战国的几百年间，青铜正在慢慢退出历史，铁，正在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令人费解的是，处于同一时期的秦人，似乎没有跟上时代。兵马俑坑中出土的四万件兵器，几乎全由青铜铸成。难道用武力统一了中国的秦军是一支装备落后的军队吗？
两千多年前，在消灭了中原六国之后，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人就成了秦军主要的对手。在秦军进行统一战争的时候，匈奴骑兵乘机南下，侵占了黄河以南大面积的土地。在帝国的都城咸阳，如何对付剽悍的匈奴骑兵就摆到了秦始皇面前。
当匈奴骑手高速冲锋的时候，传统的步兵很难抵挡。从历史记录来看，一种叫弩的远射兵器很可能在秦军击溃匈奴的战斗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在兵马俑坑，由于时间太过久远，弩的木制部分已经朽烂，但完整的遗迹仍然可以复原当初的秦弩。据此复原的秦弩，有着惊人的力量。
与弓不同，秦弩必须用脚蹬、借助全身的力量才能上弦。专家估计，这种秦弩的射程应该能够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秦弩的杀伤力远远高于当时任何一种弓。
在弩腐烂后留下的痕迹中，考古人员发现了青铜制作的小机械。这些小小的青铜构件就是弩用来发射的扳机。
秦军的弩机通过一套灵巧的机械传递，让勾牙在放箭瞬间突然下沉，扣动扳机变得异常轻巧。这恰恰是弩对弓的优势之一，拉弓要用很大的力气，时间越长，越难控制瞄准的稳定。
弩机上的望山，在上弦时可以自动地把扳机重新调整到击发的位置。但它还有另一个不可思议的功能！可以推想，在与匈奴骑兵厮杀的战场上，秦军弩兵射击的情形。当瞄准远处的目标时，射手参照望山估算弩抬高的角度，弩箭沿抛物线轨迹就可以准确命中敌人。望山，很可能是步兵武器最原始的瞄准系统。
在兵马俑坑，出土最多的青铜兵器是箭头，由于在坑中没有发现弓，考古人员认为，这些青铜箭头都是为弩配备的。
战国时代，箭头的种类繁多，这些箭头上的倒刺和血槽让人感到阵阵杀气。而在兵马俑坑中发现的箭头，几乎都是三棱形的。秦军为什么单单选择了这种三棱箭头呢？三棱箭头拥有三个锋利的棱角，在击中目标的瞬间，棱的锋刃处就会形成切割力，箭头就能够穿透铠甲、直达人体。
带翼箭头有凶狠的倒刺，但翼面容易受风的影响，使箭头偏离目标。秦军的这种三棱箭头取消了翼面，应该使射击更加精准。专家对这些箭头进行了仔细地分析。当检测数据最终摆到桌面上的时候，研究人员确实感到难以置信。检测结果发现：箭头的三个弧面几乎完全相同，这是一种接近完美的流线型箭头。这种箭头的轮廓线跟子弹的外形几乎一样。子弹的外形是为了减低飞行过程中的空气阻力。我们有理由推测，秦人设计这种三棱形箭头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秦人凭经验接近了现代空气动力学的规律。这种古老的箭头是早期飞行器当中的范本，它和今天的子弹一脉相承。秦弩，连同它配备的弩箭，在那个时代很可能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武器，它使秦军的攻击力大为加强。公元前214年，秦军发动了针对匈奴骑兵的全面战争。仅仅一年的时间，30万匈奴骑兵就被彻底击溃，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重新回归秦国。秦军之所以能够取胜，弩的作用至关重要。可以设想，在匈奴骑兵还没冲到眼前时，强劲的秦弩就密集准确地击中战马和骑手。持弩的秦骑兵射击的准确程度是匈奴人的弓无法相比的，匈奴人的皮甲也抵挡不住弩箭强大的穿透力。
对马背上的匈奴骑手而言，弩是最致命的武器。中国兵书经典《武经讲义》中说：弩是对付古代游牧部落袭击最为有效的武器。青铜弩机的设计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对于匈奴人而言，这种机械装置太复杂了，他们很难装配或仿制。
当专家们对秦军兵器的研究逐步深入时，他们又有了新的发现。
铍是一种起源于短剑的长柄兵器，它的形式曾经五花八门。但是，在俑坑中发现的铍，尽管生产日期相隔十几年，造型和尺寸却完全一致。这两件戈也不是同年生产的，但它们也是一模一样。湖北鄂洲是楚国的旧地，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把秦剑。细长的秦剑和当年楚国的青铜剑完全不同。但是，它的造型跟陕西兵马俑坑中的秦剑却完全相同。
在兵马俑坑中发现的三棱箭头有4万多支，但它们都制作得极其规整，箭头底边宽度的平均误差只有正负0.83毫米。北京理工大学的冶金专家对秦军箭头做了金相分析，结果发现它们的金属配比基本相同，数以万计的箭头竟然是按照相同的技术标准铸造出来的。这就是说，不论是在北方草原，还是在南方丛林的各个战场，秦军射向对手的所有箭头，都具有同样的作战质量。难道，地处秦国各地的兵器作坊都在有意识地，甚至是强制性地按照某个固定的技术标准生产兵器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秦人就远远地超越了自己的时代。
标准化，是现代工业的基础。标准化生产使不同的供应商生产的零部件可以组装在一起，也使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在两千年前农业文明刚刚开始成熟的时代，假如秦人真的有过标准化的兵器生产，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秦军使用的弩机，由于制作的十分标准，它的部件应该是可以互换的。在战场上，秦军士兵可以把损坏的弩机中仍旧完好的部件重新拼装使用。秦军的其他兵器虽然也可以互换，但对于大多数古代兵器来说，互换性要求的精确度并不很高。专家推测：秦人的标准化应该还有更重要的目的。
兵马俑坑中发现的各种兵器，在战场上应该有优异的表现。很可能是秦军从几百年的战争实践中优选出来的。专家推测，秦人很可能将优选兵器的技术标准固定，国家再通过法令将这些技术标准发放到所有的兵工厂。
尽管按今天的工业标准看，这些兵器的标准化仍旧是比较粗糙和初步的，但是，在两千多年前，秦人执著于统一标准，肯定是为了保证所有秦军战士使用的都是当时最优秀的兵器。秦军的兵器制作得相当精致。在青铜剑上有三条90多厘米长的棱线，将细长的剑身分成八个面，手工要完成这样的表面加工有很大的难度。
戈的圆弧部分加工得十分规整，箭头上三个流线型的表面也完全对称。让专家迷惑的是，某些天才的工匠制造出几件这样的兵器是可能的，但实际情况是，兵马俑坑中几万件兵器几乎都是同样的质量。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秦军的数量超过了100万。不仅如此，这支军队高度专业化，装备极其复杂的武器系统。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欧洲，亚历山大的军队是5万人左右，最为强盛时的罗马军团也不过几十万人。为一支100万的军队提供兵器，是一个可怕的任务，在十年统一战争的岁月里，秦国的兵器作坊肯定是全世界最繁忙的地方，他们必须开足马力，日以继夜。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既保证标准，又大批量生产呢？
仔细观察这只戈的圆弧处，打磨的痕迹还清晰可见，手工打磨，会有交错的磨痕，那是锉刀往返摩擦造成的。奇怪的是，这些磨痕没有交错的痕迹。专家推测，秦军青铜兵器的表面加工很可能是用砂轮实现的。两千多年前是否有砂轮还有待考古证据，即便是用砂轮，靠手的感觉来完成这些弧形表面的加工，要让成千上万件兵器达到同一个标准也是不可能的。
在兵马俑坑中的兵器上面，刻着一些文字。这些文字和今天的汉字很相像。研究人员发现，它们大多是人名，其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一个人是“相邦吕不韦”。
吕氏春秋是秦国最重要的一本历史文献，它的编撰者就是吕不韦。吕不韦是当时秦国的丞相，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总理。吕氏春秋上说：物勒工名，意思是，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些看似普通的文字透露的是秦国军事工业的管理机密。吕不韦作为内阁总理，是兵器生产的最高监管人。他的下面是工师，就是各兵工厂的厂长，监制这只戈的厂长叫“蕺”。在厂长的下边是丞，类似车间主任，这位主任的名字叫“义”。而亲手制作这只戈的工匠，叫“成”。专家由此推断：秦国的军工管理制度分为四级。从相帮、工师、丞到一个个工匠，层层负责，任何一个质量问题都可以通过兵器上刻的名字查到责任人。我们已经无法知道管理的细节，但秦国的法律对失职者的惩罚是非常严酷的，这就是物勒工名的用意。
秦国众多的兵工厂能够按照统一的标准大批量地制作高质量的兵器，金字塔式的四级管理制度是根本保证。当世界上大部分地方仍然被荒蛮和蒙昧包围的时候，而秦人就以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智慧，创造出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兵器制造业。
现在，可以来回答最初的那个问题了：在秦的时代，人们还不能象处理青铜一样熟练地用铁，铁的冶炼和铸造还处在发展阶段。所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仍旧是青铜铸就的。但是，秦国却用自己的智慧，把青铜的性能发挥到了堪与铁器匹敌的程度。
死生之地
长平在今天山西省的高平县，《史记》中的“长平之战”就发生在这个山谷。即将投入战斗的秦军，一直是古代史学家几笔带过的模糊形象。而今天，军事专家已经可以根据秦兵马俑去推测那支令人生畏的军队如何作战了。
在兵马俑主力部队的最前边，站着三排战士，可以设想，在长平谷地的秦军军阵中，他们最先与赵军接战。考古发现，他们曾经装备的武器一律是远射用的弩。这些弩兵分为三排，直面成千上万汹涌而来的赵军。
弓弩的射击有一条规律，因为临敌不过三发，敌人往前冲了，这一支箭装上去以后射出去，你再装一次，敌人还往前冲，三次箭射出去以后，敌人就冲到面前来了。时空关系就是这样，所以古代射击的时候一定要轮番射击。
这是人们第一次亲眼看到秦军弩兵的作战队形。专家认为，他们站成三排是有道理的。可以推测，当第一排射击的时候，后两排拉弦搭箭，三排弩兵因此可以轮番射击。在战场上，密集的杀伤力最为致命。
在兵马俑博物馆，这是第二个被发现的俑坑，它至今仍然覆盖着厚厚的黄土。但是，电脑技术可以帮助考古人员模拟地下的壮观景象。
黄土下站立着一支独立的弩兵部队。前排的士兵正在射击，后排的蹲着准备，一起一伏，配合默契。这显然是秦弩兵作战的一个瞬间。在秦军之后将近2000年，欧洲人还用类似的方法组织火枪手，秦军很有可能开创了这种经典的连续射击方式。
在长平谷地，赵军首先遭遇的就是秦弩兵。万弩齐发，赵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然而，这只是秦军的第一道攻击波。
从1974年发现兵马俑以来，考古工作就一直没有停止。在这只矛头附近，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条6.3 米长的矛柄遗痕，加上矛头，完整的长矛接近7米。这种长度的刺杀兵器，端平都十分吃力，秦军是怎样用来作战的呢？
如果用来单兵作战，7米的长矛根本无法自由格斗。但是，在古代希腊，亚历山大的军队就以7米2的长矛而闻名，由长矛组成的方阵曾经使他们战无不胜。专家推测，秦步兵中应当有类似的长矛方阵，长矛的威力在于集体的力量。不论发生什么情况，这些士兵都要挺着长矛向前走，前排倒下，后排立即补上，保持方阵不变。可以想象：为了将几千人、几万人变成一个铜墙铁壁的方阵，士兵们必须要进行严格的训练。从武器和作战方式来看，长矛手是杀伤力最大的步兵兵种。枪头如林，方阵如山、巨大的冲击力不可阻挡。
在兵马俑坑，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另外两种长柄刺杀兵器。
戟的长度在2米80左右，它实际上是在戈的前边加装了矛头，可以钩砍，也可以直刺，与长矛手不同，持戟的士兵可以做单兵格斗，对于他们来说：掌握自由搏击的技巧和发挥个人才华是最关键的。
考古人员发现的第三种长柄兵器叫铍。它很像插在长杆上的短剑，长度界于戟和长矛之间，在3米5左右，持铍的士兵很可能也是靠某种队形去冲击对手。
从不同的杀伤距离来看，长矛、铍和戟长短之间既有专业分工，又可以互相保护。
但是，这些兵器之间究竟如何配合使用，今天已经很难了解。兵马俑坑曾被人盗毁，士兵手中的兵器大都遗失了，仅存的一些也散落在黄土中，原始的位置已经很难判断。
在兵马俑坑，军事专家还是发现了一种配合作战的范例。在轻装的弩兵中，这个身穿铠甲的士兵十分特殊，他手中是长矛一类的刺杀兵器。在射击部队中编制这样的长矛手，是为了保护射击手免遭冲到跟前的敌人伤害。从这些细节来看，秦步兵在专业化和协同作战方面，很可能已经相当成熟。
根据兵马俑的布局来推测：两千多年前的长平战场，赵军首先面对的是秦弩兵，紧接着就是秦步兵的冲击。他们是秦军真正的主力部队。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两军初次交锋，赵军损失惨重。深知秦军厉害的赵军统帅廉颇，立即改变策略，全线撤退，凭借有利地形，构筑壁垒固守。秦军久攻不下，又远离国土，战局反而开始对秦军不利。《史记》中写到：秦人用反间计使赵王上当，以年轻的赵括代替了老帅廉颇。赵括到达前线后，立即改变部署，向秦军主动进攻。而秦王也秘密换上战国时最为杰出的军事天才白起为秦军总指挥。
当赵军大举进攻的时候，白起认为战胜对手的机会已经来临。经过周密的思考和讨论，一个大胆的计划诞生了。秦军主力开始在长平东南的有利地势上构筑壁垒，与赵军作战的部队依照白起的命令佯装败退。赵括果然中计，率领赵军主力离开大本营，进入了秦军的口袋阵。在夜幕的掩盖下，两支背负使命的秦军悄悄地离开了营垒。一支25000人去断赵括的后路。另外一支5000骑兵直奔赵军大本营。这是一个相当冒险的决定，两支部队要么全军覆没，要么彻底改变相持局面。
2000多年后，在秦始皇兵马俑坑，考古人员发现了秦军的战马。专家测量了100多匹陶土战马的身高，惊奇地发现：所有的战马高度都统一为133 厘米。史书上说：秦军选择战马的第一个条件是马的高度必须达到5尺8寸，5尺8寸正好是今天的133厘米。看来，秦人对战马的选择十分严格。书上也有所记载，说秦马好，好到什么程度呢？说：“探前蹶后”。前蹄子往前一拔就是探前，后蹄子往后一蹬，就是蹶后，“探前蹶后，蹄间二寻者不可胜数也”就是前蹄子和后蹄子之间，一纵一丈六，一纵一丈六，这样的马多得很，数都数不清。
多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赵国是创建中国骑兵的第一个国家。但是，这个仓促地结论忽略了秦人的一段历史。三千年前，秦人的祖先生活在今天甘肃东部的高原，那儿草场肥沃，最适宜养马，秦人就是以养马而起家。早期秦人与游牧部落杂居，为了对抗牧人剽悍的骑士，秦人组建了自己的骑兵。
在这个仍然覆盖着黄土的大坑下面，就肃立着一支完整的秦国骑兵部队。这就是秦国的骑士：他们身材修长、装束简洁，独特的皮帽紧紧地勒在下颚上。专家发现，和赵国早期的骑兵相比，秦军的马鞍先进了许多，它的两头微翘，已经有了现代马鞍的雏形。但是，一个最关键的发现是：秦骑兵仍然没有马镫。
在没有马镫的战马上，骑士无依无凭，要全力保持平衡。马镫使骑士可以腾出双手，用来攻击敌人。但没有马镫的秦骑兵究竟如何作战呢？从考古挖掘看，专家们在骑兵纵队中没有找到适于马背作战的长矛和战刀，却找到了箭头、弩这样的远射兵器，秦军骑兵竟然是用弩在马背上作战，确实有些出人意料，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正是骑兵处在发展阶段时的形象。
可以相信，在长平战场上，直扑赵军大本营的五千骑兵还无法像后来的骑兵一样，挥刀舞枪冲击敌人。他们的任务很可能是监视赵军大本营的动静，袭击赵军运送粮草的后勤部队。然而，秦人深知作战中配合协同的重要性，在厚厚的黄土下面，这支秦国的骑兵部队井然有序。他们四骑一组，三组一列，八列共108名组成一个纵队。考古证实：秦骑兵已经具有非常严密的组织，这是迄今人们所知道，中国最早的骑兵编队。战国时代，因为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机动能力，骑兵部队在秦军中已经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攻击力量。长平之战，5000秦骑兵最终截断了赵军的粮道，为彻底包围对手发挥了关键作用。
山西省的高平县，这个村庄叫三军村。两千多年前，赵军的统帅部就设在这里。赵军被围后，立即建筑工事，等待救援。这时，司马迁写到，秦军统帅白起并不马上发起总攻，他准备用更加残酷的办法削弱对手的战斗意志，白起围而不打，只出动轻兵反复袭击、折磨被围的赵军。
赵军主力在长平被围的消息传到咸阳，忐忑不安的秦昭王喜出望外，他立即亲自赶赴前线，将15岁以上的男子悉数征召，组成一支大军。这支临时拼凑的秦军从战场的两翼，一直插到赵军大本营背后，彻底切断了全部赵军的后路。赵军统帅赵括终于意识到，形势已经极度危险，他把部队分为四队，拼死突围。司马迁没有提赵括是向哪个方向突围，合乎逻辑的推测应该是，向赵军的大本营方向，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赵军必须闯过一关，就是那两万五千奇兵，正是他们，关闭了赵括与大本营守军会合的铁门。可以想象，在整个包围圈上，这里曾经发生过最为惨烈的战斗。这“绝赵军后”的秦军部队，如果没能顶住赵军的拼死突围，这场战争的结局或许会改写。此时，除了士兵的勇敢，没有什么比精心组织的军阵更有效了。
在这个凝固的地下军团，6000多个兵马俑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秦军军阵。排列在军阵最前面的是三排弩兵，他们是整个军阵的前锋。在军阵的最后面也有三排弩兵，至今还埋在地下，他们是整个军阵的后卫。军阵的最后边有三列横队，其中有一列是面朝后的，为什么要这样布置呢，它防止敌人从背后袭击。在军阵的右翼，有两列士兵，一列朝前，另外一列面墙而立。在左翼，也有一列士兵面目向外，虎视眈眈。这样布置是提防大军的左右两侧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这些面壁的士兵正是整个军团两翼的护卫队。有前锋，有后卫，有两翼，在这四面的围绕之下，中间是个庞大的军阵的主体。这是由38路纵队组成的主力部队，步兵和战车相间交错，浩浩荡荡、气势磅礴。它是个屯聚的阵势，他没张开，兵书上曾经讲了，说这个坚若磐石，一旦展开，如万弧挺刃，好像一个刀一样一下挺开来了。
这是古代战争史上极其经典的军阵范例，它进可以攻，无坚不摧；退可以守，固若金汤。在这样的军阵前，赵军难逃厄运。这个村庄叫白起堡，传说是当年秦军统帅白起的指挥部，作为最高统帅，白起怎样指挥他那庞大的军阵呢？秦军投入到长平的总兵力在五十万以上，即使在一个局部战斗中，恐怕也有成千上万的士兵。
古代兵书上说，军队是靠擂鼓和鸣金来指挥作战的，考古学家在兵马俑军阵的指挥车上果然发现了指挥工具。可惜，革制的鼓早已腐烂，但这个青铜铎留了下来。两千多年前的秦军战士，就是听着它的声音从战场撤回。鸣金是收兵，而击鼓，则是前进。各级军官根据旌旗的指示改变击鼓的节奏，士兵们根据节奏行动，这样，在指挥官的意志下，成千上万的士兵作为一个整体进退攻守，互相配合。
在长平战场，战争已经进入了最为惨烈的阶段。四十万赵军被秦军死死围住，四次突围均告失败，断粮已将近四十多天，伤兵的惨叫和哭声弥漫四野，活着的人把伤者杀死吃掉，秦军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发惊恐不安。绝望象瘟疫一样蔓延。这，正是白起所期望的。
在高平的谷地，有一个围城村，当年赵国的士兵很可能被秦军围困在这一带，绝望中的赵括挑选了精锐的战士，准备做最后一博。可以想象：当年亡命突围的赵军，正是撞在了秦军无坚不摧的军阵前，这是一架真正的战争机器。万弩齐发，赵军一个个倒下。统帅赵括就是在最后一次突围中被射死。残余的士兵惊魂未定时，青铜戈矛组成的方阵已经像一座座城一般压了过来。绝望的赵军最终被秦军彻底摧毁。
两千多年过去了，当年的激战早已化为司马迁笔下简约的描述。40万受尽折磨后向秦军投降的赵军，被白起全体活埋。在古战场的遗址上，考古学家们发现了成堆的白骨。尸骨的边上还遗留着士兵们的兵器和随身携带的钱币。这是古代战争史上最为悲惨的一页。
关山飞渡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一声令下，50万秦军起程南下，大军没有遇到抵抗就迅速推进到桂林。然而，战争的进展开始超出屠睢的意料。顽强的土著人神出鬼没，他们白天躲藏，晚上出来偷袭秦军。加上丛林中瘴气弥漫，毒虫遍地，远征的秦军将士疲惫不堪，经常在昏睡中被突然出现的对手杀死。战争久拖不决。
最为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军中粮食即将枯竭，饥饿不仅在蚕食秦军的战斗意志，也在摧毁帝国征服南方的野心。从北方的粮仓到南方前线，秦军的后勤保障主要依靠陆路运输，然而，丛林茂密、山高水远，未开发的南方令秦军的后勤保障变成一场噩梦。在越人的一次偷袭中，最高统帅屠睢也被杀死，整个秦军陷入恐慌当中。
史记记载，秦始皇焦虑万分，他亲自赶往南方，一直到了湘江一带。秦始皇明白：要结束南方的战争，就必须解决军粮运输问题。
在那场旷日持久的丛林战之前，长江和珠江之间没有河流相通，50万秦军的粮草只能依靠陆路运输，军粮根本就无法保障。当秦始皇心急如焚时，一个叫史禄的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在湘江和漓江之间修一条运河，打通南北两大水系。船队从巴蜀一带的粮仓出发，进入长江的支流湘江，再通过这条运河到达珠江的支流漓江，后勤物资就完全可以用水路送到战争前线。
这是一个惊人的创意。当时长江和黄河已经沟通，这意味着，从帝国的都城咸阳上船，就可以直达广州。2000多年前，这条33公里长的运河开通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内河运输网。灵渠建成后，粮食运输畅通无阻。第二年，秦军就平定了土著人的反抗，帝国的疆域一直拓展到了南海之边。
平定了南方之后，匈奴人就成了秦军最后一个对手。北方草原上的这个游牧民族对中原文明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当秦军在南方奋战的时候，匈奴人越过了阴山脚下的黄河，直接威胁秦帝国的都城咸阳。公元前215年，大将军蒙恬挥师北上，秉承秦始皇的旨意，去解决匈奴问题。但是，30万强悍的秦军并没有立即与匈奴骑兵决战，而是停在了年久失修的长城边上。
匈奴是游牧部落，他们居无定所，往来如风。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聚集成一支凶狠的军队，转瞬间，又变成散落天边的牧民。匈奴人是游击战的高手，如果秦军仓促出击，匈奴骑兵会避开锋芒，绕到别处大肆抢掠，甚至凶猛攻击秦军的后方。而秦军劳师远征，寻求决战而不得，旷日持久将无法忍受。
在这种情况下，蒙恬选择了长城战略。秦军修建的长城，并不只是一堵墙而已。长城不仅用于防御，蒙恬改造过的长城是一个可以进攻的体系。长城的首要作用是预警。这些最高处的烽火台就是了望哨，为了提前预警，有些烽火台甚至远远突出于长城之外。
在长城沿线，秦军修建了许多由坚固城墙围起的小城，这里是戍边军民的居所，也是长城工事上的战斗支撑点。在离开长城有一定距离的后方，秦军又修筑了屯军要塞，这些要塞既能够容纳众多的军队，又可以囤积大量后勤物资。在出击匈奴时，就成了大部队的前进基地，也是长城防线的战略纵深。有了这套体系，部队就避免了无依无靠的野战。
一年多以后，蒙恬大军基本上完成了长城的维修和改造，与匈奴骑兵开战的时机到了。以长城为依托，装备先进的秦军只用了一年，就打败了匈奴铁骑，匈奴人退到了大漠深处。深切体会到长城战略价值的秦始皇，从此开始大规模地修建长城。秦帝国从内地征发了100万人，沿着5000公里长的北部边疆，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国防工程。施工多在蛮慌偏远之地，《史记》记载：民夫的尸骨填平了沟壑。
西起临洮，东至辽东，一条万余里的长城横贯帝国的北方，秦人缔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巨大的军事工程。在反击匈奴的战争中，尽管有长城的依托，秦人仍然在后勤保障方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专家推测：平定南方的战事耗尽了巴蜀的粮仓，而关中平原保障都城的粮食是不能调用的，因此，供应北方军队的粮草主要来自于山东半岛。从那里到北方草原，直线距离1000多公里，运粮的队伍要两次穿越太行山、至少三次渡过黄河。
史书上记载：从出发地到目的地，平均每消耗192石粮食才能剩下一石供应军队。为了向前线输送粮草，成千上万的民夫死在了路上。然而，草原深处的匈奴人并没有消失，他们随时可能会再次南下。攻打匈奴的战争，后勤运输之艰难，很可能令秦始皇印象深刻。作为帝国的决策者，他必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秦帝国灭亡后100年，史学家司马迁游历到了中国的北疆。这个伟大的学者被一条铺设在崇山峻岭之上的大路深深地震撼了。他在史记中这样描述：直道通衢，堑山堙谷。司马迁看到的是一条开山填谷的笔直大道。这就是秦始皇的彻底解决方案——秦直道：两千多年前的军用高速公路。
在今天陕西省北部的大山中，直道的遗迹依旧清晰可见。
直道所过之处，地势险恶、人迹至今罕至。但它劈山填谷，甚至越过海拔1800米的子午岭而不回避。2000多年后，凄凄黄草下时隐时现的古道，仍旧让人感受到秦人的意志。
道路的修筑实际上就是在山上夯筑的，用黄土夯筑，夯的非常结实。现代人都难以想象。由于夯筑得十分结实，直道上树木至今也无法成活，只有这些生命力顽强的野草能够在表面生长，在某些地段，汽车仍然可以行驶。为了证明史书对直道的描述，历史学家对道路遗迹做了勘测。从帝国的都城咸阳开始，直道绵延向北，一直通到大漠深处的九原，全长700多公里。它令人惊讶的程度绝不亚于长城。在内蒙古包头市的西边，这座古城遗址就是直道最北端的终点，秦九原城。当年的九原是帝国北疆的军事重镇。军需物资从这里再分发到帝国北部修建和守卫长城的军民手中。
700多公里长的直道，为秦帝国迅速投放部队、及时输送粮草，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北部边疆一旦有事，专家估计：骑兵部队三天三夜就可以从咸阳赶到九原，中央政府在一周之内就能够基本完成从军队调动到后勤供应等一系列的准备工作。直道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军用高速公路，2000多年前，这是只有秦人才能修造的军事工程。
秦帝国统一中国后，第一次拥有了前人无法想象的巨大动员能力，但如果没有掌握精确的大地测绘技术，仍旧无法在如此辽阔复杂的地域内完成这些工程。2000多年前，秦人真的有了精确测绘技术吗？1986年，在甘肃省天水市附近的一片原始森林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些古代的墓葬。墓葬中出土了七块沾满泥土的木板，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些奇怪的木板是什么东西。
这是中国发现最造的木版地图。专家认定这是秦国一个县的行政区划图。如果秦人有一定的大地测绘技术，这些地图至少要符合定量制图学的六个标准。考古发现，这些地图属于一个军马场场长所有。地图在古代中国常常属于国家机密，一个军马场场长不可能拥有与帝国的军事工程有关的地图。从这些地图上，我们仍旧无法推断秦人是如何进行工程测绘的。但是，我们可以相信：秦人必定拥有一批超越时代的工程人才。
2000多年过去了，直道已经废弃了很久，偶尔有一些儿童在当年的路面上跑过。事实上，直道只是秦帝国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中的一环。
陕西省南部，高大的秦岭横亘在秦帝国的心脏地区和四川盆地之间，在今天陕西通往四川的国道两侧，岩石上这些规则的小洞十分醒目。两千多年前，这些洞里插着圆木或石条，上边凌空铺着木板，这就是著名的秦栈道。修造在绝壁上的栈道，曾经穿越几百公里的秦岭山脉。
秦人有修路的传统，但秦始皇是集大成者。在秦帝国统一前后，以都城咸阳为中心，秦人建立了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发达的交通网络。这个新兴的大帝国控制的领土面积，是它的前人做梦都想不到的。这些四通八达的道路为南征北战的秦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毫无疑问，秦人是修路的天才。道路和车辆是互相依存的，当年，奔驰在这些道路上的，除了赶赴前线的部队，就是运送后勤给养的车辆。
秦人是一个对车辆极度迷恋的民族。不管是贵族或者平民，活着的时候以驾车为乐，死了也要带上车辆陪葬。这或许可以解释，秦军的后勤运输为什么表现出众。
世界历史上，只有极少数的时代、极少数的人有机会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创造历史。秦人一系列重大的军事工程、覆盖全国的道路网络、制作精良的车辆，这些辉煌的成就共同塑造了一支强大的秦军，而秦军，创造了历史。
举国之战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一段铁路的边上，发现了一个装满竹简的古代墓葬。我们开了棺之后，除了他的尸骨以外全部都是简，头枕的也是简，头两边也是简，身上是简，手里还按着简，脚底下还是简。
由于棺材一直浸泡在地下水中，温度恒定，这些竹简因此才没有腐烂，墓主人的尸骨也保存得相当完好。竹简中绝大多数是秦国的法律条文，但有一小部分很像一部自传，它粗略地记载了一个人的生平。这个人的名字叫“喜”。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对这个小人物的传记充满了兴趣。他认为，喜所在的湖北云梦，当时已经并入了不断扩张的秦国疆界。他是个秦人。可能是从秦那边过来的，可是他应该说是当地长大的，因为这个时候秦到这个地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今天的普通中国人几乎可以阅读这些2000多年前的秦简，因为我们继承的就是秦的文字。竹简上写到：秦昭王45年，“喜”在12月早晨鸡叫的时候出生。算起来，“喜”比伟大的秦始皇整整大两岁。喜出生的那一年，秦军正在攻打韩国的大野王。两年以后，喜的另一个家庭成员“敢”出生的时候，秦军正在长平和赵国决战。那是当时世界上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战争，在秦国普通人的生活里，竟然成了岁月的注脚。
在秦始皇登上王位的那一年，“喜”向政府申报了自己的年龄。当时叫“傅籍”。由于战争情况，他到17岁就傅籍了，所谓傅籍就是登记作为一个壮丁。喜的自传解决了一个长期困扰历史学家的问题：秦人什么时候开始服兵役？“喜”向政府登记年龄的那一年是17岁。在秦国，17岁看来是男子成年的标志。申报年龄以后，国家就可以随时征召喜这样的成年男子上战场。
竹简上记载：“喜”分别在秦始皇3年、4年和13年的时候，从军打仗。我们不知道“喜”在军队中究竟干什么，也不清楚他每次在军队里服役多长时间。但喜从20岁到30岁的十年间，曾经三次参加战斗。从这儿可以看出来，在秦国，一个人一生服几次兵役似乎没有严格的规定。从17岁到60岁，只要国家需要，所有的成年男子随时都要奔赴战场。
喜参加的三次战争很可能都是小规模的。在秦军发动全面统一战争的前一年，“喜”在自传中写道：自占年，老百姓向国家普遍登记年龄。专家惊奇地发现：司马迁的《史记》在那一年有同样的记载：初令男子书年，秦国命令所有的成年男子登记年龄。看来，小人物和大历史学家对这次人口普查都十分关注。事实上，进行人口普查是秦始皇的命令，是为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做准备。
十年统一战争时，秦国调动了大约100万的士兵，当时秦国的人口大约是500多万，5个秦人当中就有一个士兵，这个比例一直让历史学家困惑不解。或许，“喜”的经历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从“喜”的经历来看，秦国实行的是普遍的征兵制，当战争爆发的时候，每一个秦人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的安排。可以推测，绝大多数秦国男子都有和喜相似的经历。为了发动规模空前的统一战争，秦始皇大概征调了全国至少一半以上的成年男子。只有这样，秦人才能组建起一支100万的庞大军队。从竹简上的记载来看，喜并没有参加十年统一战争，而是在地方上作了县长的法律秘书。喜大概是在这个位置上终其一生的，他的自传在秦始皇30年的时候戛然而止。
我们从简上来看，到秦始皇30年的时候，大概他就死了，那时候他是46岁，还很年轻。医学专家对墓葬中的骨骼鉴定证实，这是一个45岁左右的男性，墓中的这具遗骨就是喜。作为一名兢兢业业的地方法官，喜抄写了大量的法律文书；同时，喜书写了自己的传记。如此，我们才得以走进2000多年前一个秦国士兵的生活。就是像喜这样的普通士兵，组成了秦国的百万大军。
在西方，伟大的亚历山大有5万人的军队；罗马军团最为强盛的时候也不过几十万人。在农业文明的时代，军队规模被限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在那个遥远的年代，只有秦国负担得起百万大军连年作战。
1975年，就在喜的墓旁不远，考古学家又发现了另一个墓葬，与喜的墓葬比，它显得窄小，寒酸。然而，两块写满文字的木片却引起了考古人员极大的兴趣。专家通过木条上的文字发现，古墓的主人是战国晚期一个普通的秦人，这两件写满文字的木条竟然是当时的家信。战国晚期，纸还没有发明，信就写在这种20多厘米长的木条上，这是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家信。
写信的这两个人，现在看起来可能是兄弟两个，一个叫黑夫，一个叫惊。黑夫在信中说，淮阳发生了叛乱，他们正在攻打淮阳。参照当时的一些历史文献，专家发现，淮阳之战就发生在秦灭楚期间，黑夫和惊正是统一战争期间秦军攻打楚国的部队中两名普通的士兵。
公元前223年，秦国发动的统一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六个诸侯国只剩下最后的两个，其中楚国是秦国最为强硬的对手。为了消灭实力雄厚的楚国，大将军王翦带走了秦国60万军队。战争延续了两年。专家发现，参加了王翦伐楚部队的黑夫和惊在信中写了一些当时的生活琐事。兄弟两个写信向家中要钱和衣服，其中惊显得十分着急。他说，如果母亲不快点寄钱的话，他的命很可能都保不住。钱不够用了，他借别人的钱，借一个叫垣柏的人的钱，用别人的钱，这样的话，希望他的母亲给他送钱。黑夫希望母亲把夏天穿的衣服寄来，越快越好。如果家那边布贵的话，就多寄些钱，他自己买布做夏衣。可能出去的时候以为时间不长，穿的还是比较厚的衣服，现在天热了，没有衣服了，希望家里头给他送衣服。这两封看似普通的家信，却透露了极其重要的信息。从黑夫和惊向家中要钱和衣服来看，秦国士兵很可能没有军饷，日常花消和便衣都要家中负担。
长眠在湖北云梦的秦国小官吏“喜”生前一定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他在地方法律秘书的任上，把秦国繁杂的法律一一抄写在竹简上，死后也要永远放在身边。1975年，展现在专家面前的这1000多枚竹简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秦人法律方面的各种规定：
士兵不许冒领军粮，违者戍边两年；私自买卖军粮的士兵，同样要受到惩罚。法律还规定：在饮食上，军官的待遇与士兵不同。喜抄写的竹简最终提供了答案：在秦国，军粮是由国家统一供应的。包括黑夫和惊两兄弟在内，秦军征伐楚国的时候，动用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兵力。可以想象，在楚地广袤的战场上，旌旗招展、人喊马嘶，到处都是安营扎寨的部队。为了供应60万人马每日的消耗，后方运送粮草的车辆连绵不绝。
一个士兵每月的口粮大概在40斤左右，秦国灭楚，战争打了将近两年时间，需要的粮食至少在50万吨以上。为了保障这种规模的战争，喜竹简记录了秦人是如何管理农业的：
播种的时候，水稻种子每亩用二又三分之二斗；谷子和麦子用一斗；小豆三分之二斗；大豆半斗。如果土地肥沃，每亩撒的种子可以适当减少一些。国家用法律来保障所有的农户都用当时最先进的方法种庄稼。国家对耕作的管理，竟然能够具体到如此程度春秋战国时期，牛开始代替人力耕田，它的意义在当时绝不亚于现代农业中用拖拉机代替耕牛。因此，牛的地位在秦国的耕战国策中至关重要。竹简上说：各县对牛的数量要严加登记。如果由于饲养不当，一年死三头牛以上，养牛的人有罪，主管牛的官吏要惩罚，县丞和县令也有罪。如果一个人负责喂养十头成年母牛，其中的六头不生小牛的话，饲养牛的人就有罪。相关人员也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
在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时代，秦国却通过严谨的法律实现了对农业有效的宏观管理。这种管理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相当先进的。先进的管理最终造就了秦人发达的农业。然而，秦国尽管有发达的农业，有限的国土面积仍然无法支撑一支规模越来越庞大的军队。国家的决策者们为此殚精竭虑。
统一战争前85年，在咸阳宫，秦国的丞相张仪和大将司马错正在激烈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应该夺取西面的巴蜀还是攻打东面的韩国。当时的秦王支持了司马错的建议，攻占巴蜀。随后的历史证明，这个有远见的决定为秦国最终赢得统一战争铺平了道路。
巴蜀，今天的四川盆地，两千年前就是天然粮仓。秦国拥有巴蜀之后，军粮储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史记》中记载：几十年后司马错攻打楚国，秦军顺长江而下，一万艘船运载了600 万斛的大米。然而，2000多年前的成都平原并不能稳定地为秦军提供粮草。岷江经常泛滥，旱灾也时有发生。在司马错之后，李冰来到巴蜀，出任最高行政长官。就是这个人，使成都平原最终富甲天下。李冰在最恰当的地方将岷江一分为二，洪水季节，江水漫过水坝，从远处干涸的河道泻洪；干旱季节，岷江水被李冰的水坝送进宝瓶口这个狭窄的通道，灌溉成都平原的万亩良田。这就是古代水利史上最了不起的工程，都江堰。
都江堰修成以后，食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四川叫“天府之国”，就是这个时候造就的。秦人天才的水利工程技术最大程度地保障了粮食生产，在都江堰之后，秦国的粮食产量已经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但是，秦国的决策者仍然不满足。
公元前246年，未来的秦始皇开始执掌秦国大权。经历了100年的国力积累之后，一统天下的时机就要来了，弱小的韩国是秦国第一个目标，然而，事情似乎并不这么简单。
秦国的都城咸阳建在关中平原上，这一带是国家名副其实的心脏地区。但是，由于降雨量稀少，都城粮食的战略储备受到影响，秦王嬴政为此忧心忡忡。一天，一个叫郑国的韩国人来到咸阳，他告诉秦王嬴政，在关中平原上的泾水和洛水之间挖一条大渠，把两条河连接起来，利用泾水丰富的水量灌溉洛水一带的干旱土地，关中就不怕干旱了。这条大渠将有250公里长，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郑国的这个建议马上就得到秦王的响应，说：“这个主意好，我就派你做总工程师，你给我修这条渠。”在关中平原上，2000多年前郑国修的渠至今仍有痕迹。考古人员认为，泾河中这些巨大的石头就是当年郑国拦河筑坝的时候留下来的。这道土墙也是因清理河坝的淤泥，逐年堆积而成。修到半路发现，这原来是个阴谋，消耗自己的国力，于是就要把郑国杀掉。渠修到一半秦始皇才明白：修郑国渠是韩国的阴谋，是为了消耗秦国国力，使秦人腾不出手攻打韩国。但他仍旧饶恕了间谍郑国，让他继续修渠。
《史记》记载：郑国渠全长250 多里，灌溉农田 280 多万亩。它是继都江堰之后秦国又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关中变成了肥沃之地，秦国的三大粮仓就此全部建成。就在郑国渠完工的那一年，秦始皇发动了统一中国的全面战争，煞费苦心的韩国第一个被灭亡。
与子同仇
喜曾经三次从军，他用竹简记录了秦军攻打刑丘时发生在部队中的两起案件。
在攻打邢丘的战斗中，士兵甲斩首了敌人一个首级。士兵乙企图杀死士兵甲，据首级为己有，却被第三个士兵发现，图谋不轨的士兵乙当场被捉拿归案。另外几枚竹简上说：两个士兵为了争抢一个首级也动了手。秦军在战场上为对手的一个首级竟要自相残杀！是什么驱使他们对敌人的首级如此渴望呢？
秦统一中国前135年，改革家商鞅为秦国制订了一套任何别的国家都无法忍受的严苛法律。从此后，整个秦国都严格地按照这套法律运转，它影响了六代秦人，直到秦始皇。
商鞅规定：秦国的士兵只要斩获敌人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你只要打仗打得好就可以授爵，一授爵就有一定的土地，有一定的房子，那么说你整个生活跟打仗挂钩了。这就是商鞅著名的军功授爵制度。2000多年后，“喜”抄写的竹简又让人们得以看到这一制度的大量细节。如果一个士兵在战场上斩获两个敌人首级，他做囚犯的父母就可以立即成为自由人。如果他的妻子是奴隶，也可以转为平民。
对于重视家族传承的中国人来说，军功爵是可以传子的。如果父亲战死疆场，他的功劳可以记在儿子头上。一人获得军功，全家都可以受益。这是早期秦人贵族使用的餐具，两、三千年前，那是一个按出身和血统的贵贱分配权力和财富的时代。像秦人的军功授爵这样给平民甚至奴隶向上攀升的机会，明目张胆地鼓励国人追逐功利的国家法律，在当时，似乎只有秦人能够接受。
与贵族餐具相比，普通秦人的生活用品显得简单寒酸，可以看出加官晋爵对于一个士兵意味着什么。喜的竹简上说：在军中，爵位高低不同，每顿吃的饭菜甚至都不一样。三级爵有精米一斗、酱半升，菜羹一盘。两级爵位的只能吃粗米，没有爵位的普通士兵能填饱肚子就不错了。
在这样的利益驱使下，士兵们争抢敌人首级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可以想象，在秦军将士的眼中，敌人的头颅就是换取地位和财富的等价货币。两千年前的秦国，想必是一个军装闪闪发亮的国度，对于千千万万的秦人来说，上战场不仅是为国家战斗，而且是通向财富和荣誉，摆脱贫困卑微地位的惟一出路。
商鞅制定的军功爵位由低到高共有20级，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今天的军衔。使用军衔是人类军队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军队严格的等级管理制度的形成。军衔也是军人荣誉的标志。仔细观察这支2000多年前的军队，他们的发式、帽子和装束都有很大的差异。考古学家袁仲一和他的同行们在寻找合理的解释。军团最前面的三排弩兵，身穿便装，头发统一梳成一个上翘的椎髻。一些身着铠甲的步兵却将头发梳成发辫，贴在脑后；大量的步兵则戴着这种麻布做的尖顶圆帽。从他们的位置和排列来看，士兵装束和发式的不同，并不是生活习惯差异所致，而是爵位级别的标志。
通过这种制度，使强大的秦军仅听命于秦始皇一人的调遣，这是秦军的幸运，秦军奋六世之余烈，统一了中国。或许，这又是秦军的不幸。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死在了出巡的路上，在他死后不到三年的时间，这支伟大的军队就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秦帝国的横空出世和顷刻间灰飞烟灭的命运，似乎是被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所主宰，这个深藏不露的力量同样决定了这支军队的沉浮。在中国历史上，秦文化是独一无二的。秦人功利实用、满怀开拓和进取精神。他们崇拜规则和秩序，相信武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或许，这种文化传统在秦人发迹之前就决定了日后的崛起，同时也埋下了覆灭的种子。是秦始皇将这支军队带到了辉煌的顶峰。但是，这个帝王超越了时代的野心耗尽了帝国的国力。无论如何，一支军队的命运是紧紧依附在它的国家之上的。在秦军最后的日子里，帝国的秩序已经崩溃。当士兵们在前方拼杀时，他们的家已经无人来养活，覆灭的命运不可逆转。
让我们再一次凝视这些两千多年前的军人，他们曾经造就了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也造就了我们的历史。今天，我们使用着的文字来自于秦人，我们广袤的国土是秦帝国的延续，我们统一的中华民族在秦帝国时期开始形成。2000多年前的那个大帝国，仍然和我们血脉相连。
（潘世东转载于newmenb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