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房陵文化的构成、价值及其圈层
湖北省民间文艺术家协会主席 傅广典
房陵是湖北房县的古称，地处大巴山东端。之所以称为“房陵”，因为这里是山中盆地，四周高山耸立，宛若房室四壁。房陵的地域文化构成从地域文化学上看是非常少见的。这里是早期人类活动的地域，先后发现猿人遗址和新旧石器时代遗址。相传四千多年前尧的儿子丹朱被封为房邑侯来到这里，丹朱为儿子取名房陵，舜就封这里为房子国，这也是“房陵”来历的又一说。春秋时期，房陵的周边与秦、巴、楚三个大国和庸、麇、邓等几个小国相邻，这些国家的文化在这里融合，增加了本土文化构成的变异性和独特性。房陵文化的构成主要有神农文化、巴山文化、诗经文化和流放文化等４种文化成分，这４种文化成分是全国其他地域文化里所没有或少有的。
房陵文化中最基本、最原始的成分是神农文化。神农文化是房陵文化的根基。神农氏在鄂西北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斫木以耜，揉木为耒”，开创了农耕文明，在神农架搭架采药开创了医药文明。神农架在房陵辖境内，房陵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产生了农耕文明和草药文明。在今天的房县，农耕文明还有许多原始生产方式和耕作习惯的留痕。特别是在深山里，生产工具还是锄头、镢头和犁具等几千年传下来的工具样式，只是将木制换为铁制。农田建设基本无从谈起，至今还种着挂坡地。草药文明则截然不同。这里的草药文化博大精深，草药的传说和草药的民歌广为流传。历史上房县曾为楚地，但是盛行于楚的巫术在这里并不盛行。这里少有巫医，民间郎中笃信山中百草而不施巫术。绝大多数病人也同样是信草不信巫。草药改变了人的观念和信仰，这是神农文化里重要的价值成分。在房县，民间医生很多，乡乡有、村村有，而且每个村落往往都不止一个两个。就是不行医的一般的人，往往也懂得一些草药知识和医术。这里的民间医生大多并不以行医为生，他们行医不收钱，也不收礼，完完全全是为着治病救人。他们绝大多数没有行医执照，没有被国家认可的合法的医生身份，但是他们的医术非常高明，常常让现代的医院望其项背。这些民间医生把祖传的草药医术传承得炉火纯青，也把草药文化传承得至善至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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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陵坐巴山、望秦岭，南依长江，北傍汉江，处于两江中间，也处于两大水系的边缘。这里的先民由土著居民和外来移民组成。自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带国家分布密集，东是曾立国于荆山的楚国和襄樊邓城镇一带的邓国，西是立国于雍（今陕西凤翔）的秦国，南是周武王所封的子国（也称巴子国、巴国）和位于今竹山县的庸国，北是位于今郧县的麇国。历史上房陵国属复杂而多变，西周之前房陵为彭国，西周之后房陵先是秦、楚、巴三国边陲之地，处在三个国家的夹缝之中，南部为庸国所辖，北部为麇国所辖。公元前６７８年，比邻房陵的邓国被楚所灭，前６１１年，庸国又被楚所灭，房陵属楚。战国时期房陵又被秦楚分而治之，以房陵东部的粉青河为界，东归楚、西属秦。前３１６年巴国并于秦，前２２３年秦灭楚，并置房陵县，房陵完全属秦。由此不难看出，房陵一直是多国边缘文化的融会地域，这里的文化是多样的、多变的、漂移的。所以，若以国属定义房陵的文化是秦文化、是楚文化、是巴文化，或者是秦楚文化、秦巴文化、巴楚文化，似乎都不那么妥当。以区域定义房陵的文化是长江文化或汉水文化也不确切。房陵最基础的文化、最本原的文化，应是巴山文化，是房陵人世代生活在大巴山里所形成的巴山文化，是蕴涵着秦文化、楚文化、巴文化和秦楚文化、秦巴文化、巴楚文化以及长江文化、汉水文化的巴山文化。这种巴山文化是房陵文化的底蕴。
房陵文化中比较独特的成分是诗经文化，它是房陵文化的血脉。诗经文化产生于西周，发育成熟期整整５００年。它的成熟标志就是《诗经》的完成。《诗经》是华夏文明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文字文学的源头和基石。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注重文化和文学的朝代，当时周室有“采诗”制度和“献诗”制度，定期派人到民间采集诗歌，朝中公卿士大夫定期为天子献诗。正是周室的这种文化制度，才使《诗经》得以产生。被称做“行人”或“遒人”的采风者，不仅在王畿采集，也到过今天的山西、河南、湖北和山东等地。西周王朝建都于西安南沣水东岸，湖北紧傍王畿，而房陵正与王畿接壤。这里的民间文化发育好，并且有“好歌”的传统，于是就成了采诗人的理想之地。房陵属召公南国疆域，《诗经》中与房陵相关的民间诗歌，通常应在《诗经》“风”的召南中。“风”在古代有“教”和“音”的含义，朱熹则更直接地把“风”定义为“民俗歌谣之诗”。由此不难看出房陵民间诗歌的功用和价值。房县不仅是《诗经》的采录地，还是《诗经》的采录人、即为房县人所世代景仰的尹吉甫的故乡。尹吉甫是房县青峰镇人，房陵是他的故乡，也是他的采邑，至今那里还有他的墓冢、墓碑和供奉他的宝堂寺。尹吉甫是周朝大臣，为周宣王所器重。“兮甲盘”有１３３字的铭文记载着他征伐猃狁和征收南淮夷贡赋的功绩。《诗经》中有赞颂他的诗章《六月》，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他曾为“行人”到房陵采诗，并有《大雅•烝民》、《大雅•崧高》和《大雅•韩奕》等诗著。看来他是个有文韬武略的人。房陵原本就是有着好歌传统的歌之乡，宫廷派人到房陵采诗是对其好歌传统的肯定和策励。这种肯定和策励使房陵的好歌传统更加发扬，使房陵人上山有山歌，下田有田歌；农时有劳动歌，素常有生活歌；娱乐有盘歌，爱恋有情歌；人生有歌迎，人死有歌送：歌成风、歌成俗。《诗经》时代的歌谣，房县人今天依然在传唱，在２０世纪初叶，在民间丧葬祭祀活动中，还有童男童女唱《诗经》的仪式。在今天的房县，能唱千首民歌的人比比皆是，唱“四书五经”、“增广贤文”和历史演义等“大本头”的歌师，也难以计数。门古寺镇有３万人口，民间歌手有５０００多人，能唱千首民歌者有１２０多人。离开历史文化背景，这是很难做出解释的。最近学界有人提出《诗经》为尹吉甫主编。《诗经》大致编定的时间是在周景王元年，这已是在尹吉甫３００年之后的事情，尹吉甫主编《诗经》不大可能，起码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版本不是尹吉甫所编。虽然如此，学界对尹吉甫的重新关注，有利于掠去房陵文化的历史浮尘，打开房陵文化被尘封的历史窗口，有利于我们思考房陵的民歌为什么能够这样丰富，房陵的民歌和民谣对中华文明、对中国文学做出的是什么样的贡献，我们应该怎么确定房陵在中国文明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中的地位等等，这是一些在重新审视和研究房陵文化时所不可绕过的问题。
（潘世东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