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探索逆向推进“亚信峰会”区域合作框架的切入点：制度化发展序列定位的价值
2014年5月21日亚信峰会在上海召开。亚信峰会受到欧亚各国家的重视，在时下亚洲区域安全的危机化解上，显得意义重大。这次与会的46个国家覆盖亚欧大陆90%的人口。特别高速增长的亚洲作为大国势力复杂博弈的焦点，当前的政治军事的介入已经提出了警示。
亚洲区域各国本身存在着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及民族关系及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复杂差异，推动2014年亚信峰关于亚洲区域安全合作的制度化框架，对参与的各国来说，都不应该是错过的契机 。
亚洲安全时下面临较为复杂的区域矛盾的现状下。它虽然与欧盟（European Union，EU）的前身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ies）建立之初的历史阶段有所不同，但是，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它们自成立之初所面临的区域货币金融及政治危机恶化等环境具有很多共性。正是因为这种共性的存在，亚信峰会成员国之间应该充分抓住这次契机，将切实可行的制度化框架的建立成为会议议题的重要准则。借鉴欧共体建立之初的目标合作发展序列，推动建立可以惠及各成员国的，或者采取以从货币稳定性合作逆向推进的形式，探索经济深度合作的切入契机及框架建立的路径。
亚信峰会议题或可涉及从逆向推进的方式，可从局部国家之间的货币及能源合作入手，逐步扩大成员国，逐步建立区域制度化推进的自由贸易区或区域一体化常设机构及货币互助组织制度化框架，本着互利经济的度融合，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与区域经济安全。
二、加强推进亚信框架合作以经济深度融合维护政治安全：从制度、意识形态及文化差异寻找共性
1、亚信峰会参与国的经济政治安全环境：对比欧盟前身欧共体成立之初异曲同工的共性
亚信峰会参与国当前面临的区域经济与政治安全境况与“欧盟”前身“欧共体”成立时从本质上看具有曲同工之共性。欧盟的的前身欧共体在二战后由欧洲煤钢联盟与原子能联盟发展而来。二战后，欧洲大陆处于东西冷战阶段的美苏霸权军事博弈的中间区域，同时，欧洲作为1973年“牙买加”协议后美元灾泛滥的重灾区，不仅区域经济的安全要求建立内在协调合作机制加以保障，同时需要建立统一货币以抵抗美元灾的冲击，以规避美元冲击与经济凋敝。
而对于欧洲区域虽然处于水平分工基础上，但各经济结构与发展水平并不一致的成员国，积极承担起本着区域整体利益的观念，配合承担共同责任，在经济主权让与欧洲理事会协调与统一下推进。该区域初期各国之间的矛盾亦很多，欧洲理事会根据各自国情建立利益损失与补偿机制，比如：在区域保护下的共同农业政策下， 工业化较为发达的德国在区域整体对外建立排斥性高关税壁垒下，农产品贸易会发生转向，使其自区域外世界最高效率的低价农产品国进口转为自区域内高效的农产品国法国等国购买，使其农业贸易成本提高，欧洲理事会基于保护区域内农业稳定与高效发展目的，对承担损失的国家提供补偿机制，将对区域外设置的高关税排斥性壁垒的收益用于补偿损失国。
而随着欧洲区域一体化合作框架的深入发展，各国的经济虽然面临多舛的。但是，却实现了命运的自我主导。 而欧盟区域作为冷战时期东西战场与意识形态博弈的中间地带，最大限度摆脱了外部势力的介入及各种输入性风险，使该区域在最大限度缩减了各国之间的利益博弈基础上，不仅未使区域外势力加以利用，同时形成了合作力量不断扩大与政治利益不断统一的格局。
2、亚欧峰会纳入区域一体化安全协作体系议题环境分析：从货币逆向合作推进区域经济安全到政治安全
目前，亚洲地区安全形势甚为复杂，不能排除有擦枪走火的可能。特别是美国介入亚洲区域的战略形成的利益博弈，使本来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及军事利益与矛盾交叉复杂的亚洲区域存在的危机面临停滞与扩大的两种可能。停滞则体现在，该区域不同国家之间历来没有形成基于类似的意识形态、文化及宗教基础上的安全协调机构，亦缺乏基于区域经济共同利益基础上影响各国共同携手共进的制度化安全协调的常设机构；而扩大的可能则体现在：在美国介入下，它使亚洲安全形势不仅变得复杂，亦使外部力量军事政治的支持与援助，增加了区域各国之间的分化，并使地缘关系的敌视有了升级的可能。
2014年亚信峰会作为泛亚安全论坛，如果各国仅满足于停顿于松散非制度化的论坛对话及磋商阶段，其在解决亚洲区域及至全球安全问题上所能否发挥的作用将是有限的。
第一，以欧亚峰会为基础建立关系亚洲命运的紧密型合作组织必要性：区域安全框架形式及其主导地位。
在世贸组织成立以来，各区域一体化组织对于区域经济合作及利益冲突的调节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全球化组织WTO的推进程序及区域或次区域组织之间关系结构上看，一个区域内部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及投资等的合作协议往往可以走在WTO时间表之前，而区域合作框架往往发挥了国际组织所不能发挥的巨大作用。区域安全制度化框架解决区域争端是一个合乎区域各国共同利益推进形态。
但是，在时下，由于区域内部缺乏经济合作及矛盾与危机的解决机制，外部政治军事的介入，往往使问题复杂化。它往往使各区域本可以基于历史共生的文化、宗教及互利的经济关系走下敌对，共同解决的问题会变得棘手，甚至矛盾激化而导致擦枪走火。
这种情况下，亚洲区域亟需一个，能够在区域或次区域能够通过经济合作机制促进彼此经济依存关系深化，以逐步消除彼此之间矛盾激化与对峙的解决方案。特别是中国与诸多后发展中国家（包括转型经济体）亦亟需一个次区域安全合作机制，亦增强在区域多角关系中的互惠合作，扩大整体经济合作条件。随着经济合作利益的交叉与共同利益的深入，随着互补的次区域在制度化框架的利益整合，不仅使区域安全得到制衡，同时，随着时间往往会使危机或敌对情绪在利益制衡下消除或化解，同时，避免为外来力量所引燃，而基于区域各国共同利益的和平与发展的要求，逐步重新强化与回归共同的地缘政治与文化纽带基础上的共生关系与自信，影响区域共同的根本利益。
而当前，亚洲区域虽然存在地缘优势、文化宗教渊源及历史联系，但是区域及次区域制度化安全框架缺失。这使美国及美国主导的联合国经常性的介入各区域纠纷及经济发展等事物。这本身是一种区域文明进步中的能力的丧失。
第二，“中国因素”如何从互利的次区域局部入手？——冷战时期中俄合作的历史借鉴及次区域发展新情况
对于中国来说，其增长的保持不管是对于全球经济增长还是区域经济驱动来说，都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中国因素”如何加以利用？在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的同时亦利于区域、次区域或者全球经济的发展。切入点在哪里？一直以来是一个较难入手的问题。
事实上，我国与亚欧诸多国家一样，影响经济安全最为直接的问题则为：伴随着后发展工业化历程中所面临世界高频率的金融危机与经济贸易动荡。这对于诸多经济实力相对弱小的国家，而又与我国有一样命运的亚洲的中亚、西亚、中东、中亚等国家来说，却同样需要一个框架机制的保障。
我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全球居高的外储将继续居高并保持高速增长。当前人民币虽然短期兑美元贬值，但长期看其升值的压力亦然很大。目前，我国已经着力将其用于各国结算并进一步推进各国外汇储备中的比重。而对于俄罗斯、中亚、西亚，乃至中东、北非等国家，我们与其处于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同时经济结构具有巨大的互补性。这些作为后发展工业化或市场及转型国家，抵御世界性或区域性金融贸易危机的能力依然较弱，与战后的欧洲一样，最大的风险之一则为工商业暴露于美元影响的金融贸易风险传导的打击中，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能源与诸多资源则为经济发展中的短板，与中亚、西亚，甚至北非等国家具有经济与产业结构上的互补支撑。以货币风险安全框架为契机，为建立彼此之间的互通有无提供了现实基础。
“亚欧峰会”作为安全论坛，如果失去有利于各国经济安全的制度化合作切入点，则失去了现实而有效问题解决条件。实际上，选择探索货币安全机制作为开展的切入点具有满足如上国家经济状况的现实性要求。
是否探索从次区域经济安全入手，通过货币安全合作的逆向一体化框架机制，建立以人民币为主的多种货币合作的共同制度化机制，具有战略意义。一方面，我国完全有能力在巨额外贸盈余与外储的基础上，在互利基础上协助各国共同打造平抑贸易金融及货币风险的货币合作与供给机制，同时，亦推动我国人民币与各国货币建立储备与互换的安全机制。对次区域的经济稳定具有战略意义。而对我国则增强了外来力量介入下多角力量博弈中的经济增长与政治安全的合作空间。
事实上，我国一直以来对于非洲的无任何附加条件的援助，不仅促进了中非友好与合作，同时，亦使我国获得石油等短缺资源的多渠道来源。而探讨建立次区域商业化运营的，彼此在互惠支持上无附加条件的制度化货币合作机制，则有利于彼此。
历史上，在东西冷战意识形态对立时期，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曾建立经济互通有无的合作框架，如，中苏之间资源及商品贸易曾以“互助会”形式建立往来机制，亦用于贸易清算、结算、信贷及记账与互换等方式开展。1089年苏东剧变以来，苏东等国家经历为时不短的断裂式阵痛。苏联经历四年后稍有喘息，进入转型体，试图寻求经济恢复与发展的新契机与外部条件。而东欧国家巨变后命运亦多舛，试图在欧盟寻找经济恢复与稳定发展的外部条件。而这些国家经济凋敝及恢复经济过程中，虽然美国取得了意识形态“超越遏制”战略的局部胜利，但并未履行所承诺的援助其经济发展义务。
第三，“亚欧峰会”安全机制需吸取历史教训：建立驱逐区域外风险介入的共同解决意识
历史经验证明，外来力量，特别是区域外的政治、军事力量的介入，往往是导致区域经济动荡、战乱及政局动荡导致的经济凋敝的主要因素，特别是民族矛盾的激化将延续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不难化解。这亦是大国基于自身利益干预下形成新经济殖民的主要因素。区域安全问题的解决根本则在于能够通过符合区域历史、文化、地缘与宗教等共性特点，通过发挥区域内部自我解决能力建设性机制获得解决。往往很多区域问题，即使当时不能解决，随着经济合作机制的深化与彼此依存的共同经济生活的提高，经济共同利益会加深，矛盾的激化会被避免，仇视亦必然会淡化。我国在“亚欧安全峰会”中如能够建立共识，并如能够率先从次区域探索互利合作契机，确认共同推进的目标及步骤，建立互利各国广泛适时参与的制度化的常设组织及机构，并则是对于各国都较为现实的一步。，
驱逐外来政治力量的干预，对于避免区域各国仇视的加深与矛盾的激发是必要的，亦使区域各国保持民族独立所应遵循的责任与义务。
作为当前的亚洲板块，在解决当前的矛盾与区域危机，甚至不能拿出一个为各国接受的解决方案或者框架，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不仅由于一直以来亚洲缺乏这种共同的制度化框架，同时，该区域文化、宗教等意识形态方面在二战后受到西化影响，使各国民族独立后而文化则难以真正，而民族之间的仇视在外来力量介入下越演越烈。这个形态不仅是政治的失败，亦是这个区域文化与思想的失败，如何能够克服这些敌视，甚至是共同文化或者历史共存的文化之间所形成彼此的敌视？事实上，这一机制的建立，对于各国来说应该显得极其珍贵。
亚洲区域当前面临的政治的敌视、民族矛盾激化，以及区域危机形成的本质来源于意识形态的演变。客观上说，是输在该区域“西化”进程中的文化意识形态的自我抛弃。由于工业文明的输入，使该区域失去了历史互通有无的文化自信。
难以想象，一个区域或亚区域的文化的自信丧失到什么程度，会没有能力通过该区域之间的合作来解决本区域的事物呢？甚至借助外来力量以暴力插手本地区事务加以解决。如中东问题就显得极其具有告诫性（1991年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盟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伊拉克进行局部战争，继而2003年3月20日美国对伊拉克发动军事行动），最终，导致基于石油利益的“波斯湾出口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而在2010年后，“阿拉伯之春”波及北非、西亚及几乎全部阿拉伯国家，导致埃及、利比亚、南也门、叙利亚等内战，而在该地区的事务中美国等国继续扮演暴力干预的角色获利，暴力的悲剧亦来源于该文明发源较早的区域缺乏“安全解决机制”（使得2011年3月17日美、英、法等国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2011年3月19日，法率先空袭利比亚，美海军在地中海上多艘军舰向利比亚发动了导弹攻击及战机空袭。2011年8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总统令冻结叙利亚政府在美所有资产与出口限制禁令及投资）。这一系列事件，虽然有些是基于区域内民主进程，但是，一个地缘区域内部众多国家，在相存百年或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与相生基础，却没有能力通过具有类似文明进程与文化传统通过区域共同利益组织加以解决，不能不说是整个区域或亚区域文化或者文明进程的失败，或者说是区域生产力发展能力的失败。这一过程造成的政局动荡，使该区域经济与民生普遍陷入凋敝。
而客观上，一个区域的文化容许外来武力介入与干涉，不仅仅代表一国内政的失败，更多则代表一个区域或者亚区域文化与文明发展能力的失败。而容许美国等在这种失败的文化下扩大其政治与军事范围，建立一个区域内的亲美政府扩大势力范围，获得安全保障及资源等经济利益。亦是一种区域历史文明在自信与能力丧失基础上走向堕落的开始。
基于区域文明进程中可以发挥作用的条件的忽视，很多历史悠久的区域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而区域协调组织与合作框架却从未能发挥过作用，确实到了应该是我们需要慎重反思的时候。
3、亚洲区域的复杂性及多重差异需要兼顾：比较欧盟，共性有之，多元化多元差异需要兼顾
对于亚洲国家来说，经济发展背景条件非常特殊。亚洲国家不管是在文化、宗教及政治制度等方面差异都很复杂。比如，中亚、西亚地区曾作为天主教文明基督教文明、佛教文敏及伊斯兰教与犹太教文明的交汇地，并在政教合一下为不同宗教文化形式所统治，各种文化与信徒混居，历史上亦一直存在文化宗教的冲突，但是总体上趋于各种文明已经走向协同与共生；而东南亚国家不仅通过印度洋泊来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天主教与基督教文化的传播，同时还大量积聚了中国儒家文化群体及中国佛教文化信众，特别是，历史上作为法国等国的殖民地与二战后民族独立，与美欧之间在意识形态与经济上存在诸多联系，使其群体文化结构更为复杂；而中东及北非等阿拉伯国家，民族文化及宗教信仰则受自两千年前的旧约时代的文明开始，宗教文化的分化使教派林立，影响着诸多教派文化上的差异，特别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巴勒斯坦族群与信奉犹太教的以色列之间的隔阂经历过多次战争并难以化解。
由于区域历史及文化的差异，特别是二战后“全盘西化”思想下的经济发展道路，使亚洲国家不仅在意识形态使文化群体关系更为复杂，同时，亦使经济道路及经济贸易合作对象国关系上往往显示出内在的排斥性，而彼此之间基于地缘优势下的文化的互通与隔阂却越来越大。
事实上，亚洲区域的特殊情况使其与欧盟前身欧共体建立之初，不仅存在共性，差异性则更需要考虑。在寻找合适的契机，建立互利的经济合作框架的同时，亦需要建立能够协调区域政治协商、民族文化与宗教差异的组织。在共同发展经济中，使区域经济与民族国家的内部事务获得解决。
三、“亚信峰会”制度化推进具战略意义：亚洲拾起自信自主解决危机的一个重要契机
当前，随着全球大国利益与区域集团利益的博弈，区域安全框架机制的建立显得具有战略性。世界诸多区域在自主推进区域自由贸易区或经济一体化合作时，大国的介入及不同区域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与牵制称为当前的主流。这种状况，不仅在时下的东亚、东南亚发生，同时中亚、西亚、北非、中东及至拉美等国家都面临着这种问题的恶化。
各区域加强区域民族国家之间的合作，通过政治体制及经济改革，独立自主的解决民生与民主等问题、经济发展问题。外来力量干预，特别是军事与政治的入驻，将是该区域政局动荡会与经济波动的的主要力量。消除区域间民族国家的仇恨的加深及区域外风险的冲击，建立互信互助机制是开放型经济与各国改革发展发展民族经济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