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论大航海时代之《游记》追踪（5月31日）
关键词：大航海时代 世界格局 历史
大航海时代，可以宽泛地从1298年前后马可波罗游记的出版到1779年库克船长的被杀，这将近500年是欧洲称霸世界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发端于欧洲的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化与商业朝全世界传播蔓延，不仅欧洲内部战乱纷仍，而且欧洲列强逐渐打通海上通路，将非洲、美洲与拉丁美洲以及亚洲系数收入囊中。
从不同的立场与角度看，大航海时代会有不同的内心感触。
对欧洲人而言，大航海时代是重新认知并毁灭所崇尚的神，并让神拜倒在自己脚下的过程，也是对自己所逐渐形成的哲学宗教、文化文明、商品经济价值观进行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树立与不断强化的过程，虽然也不乏善良的出发点与有益的结果，但过程无疑是血腥的，结局也是财富聚敛的零和游戏。
对非洲、拉美与东南亚而言，欧洲人唤醒了自己，带来了更多的物种，让自己所看到的世界更为斑斓，新的世界撩拨着自己贪婪的本能，同时为了获取生存权与金钱财富，把自己的矿产、土地以及各种资源拱手相让，虽然也曾经有过短暂的辉煌，却终究摆脱不了被殖民被掠夺，然后在贫瘠了之后被搁置被遗弃的命运。
对中国而言，则是充满了悲情与值得扼腕而叹的唏嘘。这块土地在懵懂中逐渐走向没落，并再也难以再现汉唐雄风，即使如宋元时代的辉煌都一去不复返，欧洲在那个时代之前，对中国是朝圣一般地崇拜，在那之后，欧洲人俨然成为中国这块大陆的主宰者。中国大陆被任意欺凌、被用铁蹄与战火蹂躏，之后进行利益瓜分。
大航海时代让中国从鼎盛到败亡，从大元帝国的短期统治，大明的昏聩再到大清回光返照一般的康乾盛世结束，结束的时候恰恰大体相当于和珅被扳倒，开始逐渐没落的嘉道（嘉庆道光）时代。
欧洲列强对大清的欺凌，让原本偏于东海一隅的日本看到了希望，大航海时代的结束之后不足百年，日本开始进行政治维新与经济腾飞、教育水准与军事力量得到迅猛发展，却让中国彻底丧失话语权。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500年甚至区区300年之间，借用崔健的一句歌词“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500年仅仅是沧海之一瞬间，那之后，从林则徐到曾国藩，再到近代当代的有识之士，纷纷进行各种充满悲情的慨叹，假设历史可以重演，那么究竟在哪些关键环节或者哪些历史人物需要承担责任？而在那些历史人物在做出对后世历史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决策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让历史重演是不可能的事情，以今人去评判古人，只有毫无用处的追悔与不负责任的指责，在试图证明自己很聪明的同时恰恰证明了自己很愚蠢，除此之外，也不会有别的作用。
对历史的重新解读总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假如每个人都保持沉默，就会是对后人的失职，因为我们有责任为我们的后人提供更多视角，让他们更聪慧更睿智。
总体而言，大航海时代起源于一个朝圣一般的梦想，却是充满了血腥与侵扰，让自己所谓的贵族精神与科技文明成为全世界（特别是曾经被作为偶像一般崇拜的圣明）的噩梦。
在13世纪以前，欧洲对中国的认识一直停留在道听途说的间接接触层面上，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非常肤浅，因而欧洲人对东方世界充满了神秘和好奇的心理。欧洲大约在公元1300年以后出现了商业革命，而中国的商业革命却出现在此前两个世纪的北宋王朝。
美国汉学巨头费正清（ John K.Fairbank）与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合著《中国：传统与变革》，在写到宋朝经济时，所用的标题就是“商业革命”四个字。“中国经济的大发展，特别是商业方面的发展，或许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发展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高于以前，并产生出直至19世纪在许多方面保持不变的经济和社会模式。”
另一本权威著作，被誉为可以和汤因比《历史研究》相媲美的《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在“宋朝的黄金时代”的标题下写道：“除了文化上的成就外，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意义。”
这些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当然不会信口开河，他们是在比较了欧洲的商业革命之后，才确信这种商业革命在宋朝已经出现了。在摆脱中世纪宗教统治与诸侯小国之间封建制度的历史阶段，欧洲是肯定要朝商业社会发展的，而远在东方的帝国文明恰恰提供了经验。
开启大航海时代的是一本《游记》和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传教士马可波罗。虽然700多年来，对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但这本游记显然已经成为独特的历史符号，并开启了令欧洲人颇为自豪、让非洲、美洲、拉美以及亚洲都成为耻辱的大航海时代。
从结果倒推，1298年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9月7日被俘。在狱中他遇到了作家鲁思梯谦，于是便有了马可·波罗口述、鲁思梯谦记录的《马可·波罗游记》。
从客观结果看，我们无须纠结马可波罗是记实还是根据前辈的描述并加上了自己演绎的成分。因为任何人的言论与行为都受到心理因素影响，带有不同程度的主观色彩。
首先，从年龄与所处环境与状态上。1254年出生的马可波罗已经44岁，这个在中国属于不惑之年，那个年纪在中世纪的欧洲也算是中年了，虽然那之后，马可波罗又活了26年，但深陷囹圄自然会有行将就木之悲凉，本身就带有个人传记之嫌疑，为自己脸上贴金的因素是少不了的。
其次，从创作方式上。口述自然就有不是很经得起推敲之嫌疑，“如数家珍”一般的个人传记就更是会带有夸耀成分，加上鲁思梯谦作为作家的润色，所以不管是从客观还是主观臆断，理想化与想当然的因素是少不了的。
再次，即使马可波罗口述的大体是真实的，那么其口吻也不乏心理因素的影响。毕竟他在“游历”过程中，是有鲜明对比的，就如登山者在会当凌绝顶的时候，必然会有一览众山小的畅快，另一个著名的历史人物玄奘，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怀揣梦想进入佛教圣地，也是豁然开朗，极尽赞美之能事的。
从威尼斯进入地中海，然后横渡黑海，经过两河流域来到中东古城巴格达，从这里到波斯湾的出海口霍尔木兹就可以乘船直驶中国了。等了两个月也没遇上去中国的船只，只好改走陆路。这是一条充满艰难险阻的路，是让最有雄心的旅行家也望而却步的路。他们从霍尔木兹向东，越过荒凉恐怖的伊朗沙漠，跨过险峻寒冷的帕米尔高原，一路上跋山涉水，克服了疾病、饥渴的困扰，躲开了强盗、猛兽的侵袭，终于来到了中国新疆。
第四，从马可波罗的身份看。他是受到皇帝恩宠“公费”旅游的。在大元17年间，马可波罗是借奉忽必烈大汗之命巡视各地的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在回到大都后，又详细地向忽必烈大汗进行了汇报。大元帝国成为其旅游赞助者，相当于“奉旨公款旅游”，同时又是需要向皇帝回报的，有颇多溢美之词也是必然的。
感恩之心是人之常情，马可·波罗即使申请回国，都得到皇帝的恩准，内心更没有恩将仇报的理由。在《游记》中，他盛赞了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等等。这种对比使得马可波罗对大元帝国的印象很是美好。
第五，出版过程中的市场传播与读者的联想与个性化解读。出版商会采用一切能想得到做得到的方式进行商业包装，而任何人在看到文字描述的时候，都会有联想的本能，这一切都足以说明，《游记》中对大元帝国之美好在理解上有被误解的因素。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找出更充实的理由，支撑这本游记并非绝对客观描述当时的大元帝国之强盛，却在传播的过程中起到了绝对轰动的效果。
马可·波罗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影响了后面700多年的历史，乃至更长时间的未来。虽然我们不需要将其作为欧洲大航海时代的首功作用去标榜，也不需要从非洲、美洲、拉丁美洲、亚洲等由于欧洲人大航海而蒙受损失的首恶，但至少其对东方文明与经济发达的推崇起到了指点方向的作用。
当然，除了那本《游记》的引诱，那还有一些其他因素，逐步完善了开启大航海时代的进程，比如1375年欧洲当时最完备的航海地图-加塔兰地图完成；1405年～1433年航海家郑和奉明成祖之命七次出使“西洋”各国，“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以促使东南亚国家向明称臣纳贡，向世界宣扬国威。
1415年葡萄牙占领北非的穆斯林据点休达。葡萄牙亨利王子的远征船队在1415年后开始非洲西北部的探索，陆续发现加那利群岛，马德拉群岛，亚速尔群岛，以及位于非洲和巴西之间的中途的佛得角及佛得角群岛。
1450年 欧洲的活版印刷技术出现，书本的大量印刷，使得知识得到广泛传播，不再是一部分僧侣的专利，由于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为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提供了思想基础。
1453年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灭亡。通往东方的陆上和海上商路分别被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控制。
《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世界进行了夸大甚至神话般的描述，太美好的东方世界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心，并指明了欧洲世界前进的方向。有意或者无意地促进了中西方之间的直接交往。加上逐渐具备的其他因素与条件，哥伦布在1492年开启了航程，中西方之间直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的新时代从此开始。
贾春宝
2014年5月31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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