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徐志摩遇难后，妻子陆小曼将对徐志摩的爱全部倾注在文字与绘画中。一心画画十年后，终于在1941年假座上海大新公司楼上，开了一个饶有意味的个人画展，并广受好评。此后她又在1949年、1955年以优异的绘画水平，两次入选全国美展，并在1958年加入上海美术家协会，正式成为上海中国画院的专职画师。接下来在1959年，她还有幸被全国美协评为“三八”红旗手。

     1956年，在上海美协举办的一次画展中，有陆小曼的一幅作品参加展出。陈毅看到后说，“徐志摩是我的老师，他是有名的诗人，陆小曼也是个才女，这样的文化老人应该予以照顾。 ”

     不久，陆小曼被安排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专业绘画和翻译。当年，她加入了农工民主党，成为徐汇区文艺支部委员。 1959年，她还当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同一事件，《文汇报》2005年1月10日也做了回顾，题为《上海画院：1956—2004》文章说——　　

    陆小曼是著名文人徐志摩夫人，颇擅绘事。徐志摩罹难后，陆小曼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只能不时卖画聊作生活补贴。解放初期，在著名画家钱瘦铁等举办的一次画展上，陆小曼也展出了她的画作。她没有想到，这几张画竟改变了她后来的生活境遇。

    酷爱书画的陈毅市长那天也来到了画展现场，他凝视着陆小曼的画，觉得十分清新。当有人告诉陈毅，这几幅画的作者陆小曼是徐志摩的夫人时，陈毅告诉在场的人：“我曾有幸听过徐志摩先生的讲课，我是他的学生，陆小曼应是我的师母了。”当陈毅得知陆小曼生活艰难后，唏嘘不已。后来在陈毅的关心下，陆小曼成为当时中国画院的一名画师，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从此摆脱了困境。

     说实在的，我喜欢《文汇报》的这一篇，因为人情味更浓。如果大家知道了徐志摩和陈毅的真实关系，那么，相信也会同意我这个观点。

    陈毅说他是徐志摩的学生，并且听过他的课。我现在没有查到具体的情形，想来应该是陈毅在北京中法大学文学院读书的时候，时间为1923年之后，1927年之前。

 然而，陈毅并不是徐志摩的“好学生”两人曾经打过笔墨官司。详情如下——

 1926年1月，为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陈毅写了一篇《纪念列宁》寄给徐志摩，“为的使列宁纪念能在善于反宣传的《晨报》上吐露一点消息”

　徐志摩收到陈毅的这篇稿子，对其中的观点并不赞同。他立即给予回应，写出一篇长文《列宁忌日———谈革命》，发表在1924年1月21日的《晨报副刊》上。徐志摩的长文以陈毅的稿子为引子，说：“我这里收到陈毅曲秋（注：曲秋为陈毅笔名）先生寄来的一篇油印的讲话稿……”“陈先生的，是一个鲜明的列宁主义信徒的论调。他肯定（一）列宁主义，或第三国际主义，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唯一的希望，打倒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唯一的武器；（二）中国共产党是间接受列宁孵育的；（三）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农工阶级的党；（四）国内国民革命运动是共产党，就是农工阶级，领袖指挥的；（五）因此，所有我们国民革命运动的成绩如上文列举的，直接是中国共产党的功劳，间接是俄国革命或列宁自身的灵感。”接着，针对陈毅的观点，徐志摩指出，中国社会需要的是“觉悟”，是“警醒”，而不是昏迷的“邪梦”。他用了西方的一句名言：“认识你自己”，认为“这是所有个人努力与民族努力唯一的最后的目标”。这就为他后面的话埋下伏笔：“但自从马克思的发现以来，最时行的意识论不再是个人，不再是民族，而是阶级了。”

     应该说，对于马克思的阶级分析观点，徐志摩是有所接触的，这从他后面的陈述可以看出来：“阶级，马克思说，是人类有历史以来到处看得见的现象；阶级，按他说，往往分成压迫的被压迫的两种，这俩永远在一种战争的状态，有形或是无形。”既然是处在“战争的状态”，那么“革命”就逻辑地成为必然。而这，恰恰是徐志摩不能接受的：“革命，至少它的第一步工程，当然是牺牲……”

     基于此，徐志摩指出：“我个人是怀疑马克思阶级说的绝对性的。”“至于中国，我想谁都不会否认，阶级的绝对性更说不上了……纯粹经济性的阶级分野就更看不见了———至少目前还没有。”

     对于列宁，徐志摩虽承认“他的伟大，有如耶稣的伟大，是不容否认的……他的精神竟可说弥漫在宇宙间，至少在百年内是决不会消散的。”但却表态说：“我却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我怕他。”因为“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徐志摩几乎与当时西方世界对列宁的判断一个腔调：“他是一个理想的党魁，有思想，有手段，有决断。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在徐志摩看来，列宁主义也不见得就是适合中国的良药：“他的决不是万应散。在政治学上就根本没有万应散这种东西。过分相信政治学的危险，不比过分相信的宗教的危险小。”

     徐志摩在文章最后以教导的口吻指出：“青年人，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这不是闹着玩的事情，不比趁热闹弄弄水弄弄火捣些小乱子是不在乎的。”

    对徐志摩的文章，陈毅称其“词旨渊懿，极尽讽刺挑拨之能事”。于是，他又写了一篇《答徐志摩先生》发表在《京报副刊》。文章中，陈毅认为徐志摩已经不是单纯的“诗人”或“诗哲”了，而是“完全研究系化了”，这只要从他“推论孙文先生是俄国籍人，我们便可领教诗人笔下的锋芒与阴隐”。最后，陈毅还说：“徐先生不要责备共产党人铁的心，铁的手，你且看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宝刀，与学士文人们的刻薄的刀笔罢。”“像徐先生这样的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真值得我来教训一番了！”

 彼时，陈毅以“我认识我自己，我更认识我的国家、我的世界”来“教训”已经成为“研究系”吹鼓手、“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先生们”的徐志摩，同时也捎带批评了“研究系”大腕梁启超等，认为他们“得了研究系的睁眼不顾事实一派家传，否认由经验而得来的革命教训”，这“经验”就是由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启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事实，所谓“全世界人类中以工农为最多最受压迫，尤其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工农更堕在十八层地狱的最底一层。试问工农问题不解决，所谓民族问题能够解决么？”“我们再问，翻开一部人类的历史，所有的革命运动，谁不是仗着贫苦的工农为主力军？列宁知道这个，运用他独特的天才，根据马克思主义，创为工人与农人联合的革命，以决然断然的态度去求实现——果然奴隶们翻了身。（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2013年03月14日）

 徐志摩对此的反应，我们看不到了。不知他是认识到了学生讲的道理，还是索性置之不理了。

 从这个论战中，我们可以认为师生关系并不那么融洽，甚至可以说是“政敌”“像徐先生这样的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真值得我来教训一番了！”这样的话，火药味是相当浓的。然而，解放后，陈毅能够在那样的环境那样的场合，公开承认徐志摩是他的老师，陆小曼是他的师母，并且提出要照顾这位文化老人，并且后来真的照顾得很好，“陆小曼被安排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专业绘画和翻译。当年，她加入了农工民主党，成为徐汇区文艺支部委员。 1959年，她还当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这无疑是一个君子的高尚做法，这是一个大元帅的风度。

 陈毅元帅，是我最喜欢的元帅之一，他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学方面都是顶级的，他的道德仍然是顶级的。前几天看一个史料，1971年9月，军事科学院的副政委受叶帅指示要写军史，当采访到陈毅时，陈毅竟说：“年轻人，写历史是下一代的事。你们写军史怎样评价彭德怀？怎样评价贺龙？”读起来让人落泪。关照陆小曼的事情，与此相比，似乎小了些，但如果想到他与徐志摩的那段不愉快，想到1956年那样的环境，想到那个环境里陆小曼这个特殊人物特殊的身份，也就不觉得它小了。不妨设想，如果换了康生，或者柯庆施，或者张春桥，会是如何情形？当他们得知这是自己的政敌的夫人的画展时，他们会“唔”一下，也许连“唔”也没有，昂然而过，过了小半天，画展会莫名其妙地取消。过些时候，再弄个右派给她当当。至少也给弄个“资产阶级没落文人的婆娘”什么的。

 然而，陈毅没有这样做，他竟公开承认小他两岁的陆小曼是他的师母，并以弟子那样的谦恭礼遇了这位师母。

 元帅是军衔的称呼，但有时，我也很想叫陈毅为道德元帅。陈毅元帅，高山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