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东方文明古国，在地理造成的封建和专制并存的制度下挣扎。
除了两场熟悉的意阿战争和意埃战争，还有无数的政治阴谋、政变和荒诞的革命……
一、上帝和圣经的土地
说起埃塞俄比亚，人们总是会联想到山。大多数埃塞俄比亚人居住在非洲最大的山岳之上。这是一个多山的国家，以致19世纪的西方人往往把它比喻做“非洲的瑞士”或“非洲的西藏”。从其独特的风光或者从其与世隔绝的程度来看，这两个比喻都有道理。
大约30万个世纪之前，一系列猛烈的火山运动把大量的岩浆倾注到非洲大陆东部的岩层上。剧烈的地壳运动劈开阿拉伯半岛与非洲大陆，在东边的“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上升的同时，红海诞生了，纵贯今日埃塞俄比亚国土的东非大裂谷也初露端倪。正在在雄伟壮丽的东非大裂谷中，出现了现代智人的最早祖先。
这段地壳运动周期之后，降雨量增加，在崭新的埃塞俄比亚高原上形成了众多江河。经过年深日久的冲刷，这些江河切开了黑色的火山岩，冲蚀到下面的砂岩和石灰岩层，甚至侵蚀到古老的岩床，在平坦的高原中冲刷出无数条深谷峻峡。这些峡谷对于埃塞俄比亚的历史有很大的影响。他们通常深达数百上千米，因此将埃塞俄比亚高原切割得支离破碎，形成了众多相对独立隔绝的小聚居区。对于企图征服这个国家的入侵者，或是试图统一疆域、开发资源的国王，那些深峡都是无法逾越的障碍。紫红色的峰峦、浓绿色的森林，山巅的白雪、蓝色的湖泊，高山上的寺院、无底的深渊……这些千差万别的风景，全部集中于埃塞俄比亚帝国的古老国土之上。
根据埃塞俄比亚的传说，其开国者是埃塞俄普斯（Ethiops），他是库什（Kush）的十二个子女之一，库什是含（Ham）的儿子、诺亚的孙子。另一个传说声称其统治者的血统渊源可以远溯至犹太人的所罗门王和示巴女王的一次偷情，虽然这种传说带有神话性质，但是从埃塞俄比亚人的种族特征来看，他们和周围的尼格罗人种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明显差异的。总的来说，埃塞俄比亚人（阿穆哈拉人和提格雷人）皮肤颜色较淡，体格修长，鼻子高耸，额头广阔，长着狭小的鹰钩鼻，带有一部分闪米特人的面貌特征。
在早期的王国和帝国时期，埃塞俄比亚的统治者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是“白人”种族，看不起周围的“黑人”国家 。考古发掘证明早在圣经时代，居住在阿拉伯半岛南部的萨巴人就不断横渡红海，到埃塞俄比亚北部定居。信奉犹太教的萨巴王国给埃塞俄比亚带来了精巧的灌溉工程，以及建筑、艺术和文字，还有犹太教信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今日的埃塞俄比亚地区是希腊、波斯、迦太基等国家的黄金、象牙和奴隶的主要来源。公元前218年，当伟大的汉尼拔将军指挥他的军队向意大利进攻时，其部队中的战象就是阿比西尼亚大象 。
公元2世纪，在埃塞俄比亚北方出现了伟大的阿克苏姆文明，其国王以阿克苏姆城为中心，统一了周围的土地，其疆域直至大海，在极盛时期甚至统治着大海对面的阿拉伯半岛西部。阿克苏姆城内有126座高大的方尖碑，在其长廊环列的古代宫殿中陈列着27个石雕王座，城市的四周散布着水库、、石碑和陵墓。早期的历史参考资料描绘了这个重要的世界性城市。公元64年，希腊的一位无名作者曾把阿克苏姆城的统治者称作“一位卓尔不群的王公，通晓希腊语”。几百年后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大使朱利安也用华丽的词藻描述了阿克苏姆城，说它是“全埃塞俄比亚最伟大的城池”。当时它已经成了罗马帝国与波斯之间最重要的国家，其商船队航行到埃及、印度、锡兰和中国。
许多事实表明早期的阿克苏姆帝国受到犹太教的影响。从萨巴王国来的移民使埃塞俄比亚北方的各民族也纷纷改信犹太教，以致后来在埃塞俄比亚形成了被称为“法拉沙人”的黑色犹太民族。而历代埃塞俄比亚皇帝自称为所罗门后裔的传统，也是始于阿克苏姆时期，这个帝国早期好几位皇帝的名字都是列维、大卫、以色列、雅各这样的犹太人名。
公元4至5世纪，阿克苏姆的皇帝们开始信奉基督教，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逐渐与东罗马帝国控制下的埃及和努比亚结合在一起。在公元451年的卡尔西顿宗教公会上，来自阿克苏姆的埃塞俄比亚人教士们追随埃及和叙利亚教会代表，信奉阿里乌斯神父提出的一性论观点，同罗马天主教会和希腊正教会发生分歧，这一派基督教徒后来被称为“科普特教派”。后来应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要求，阿克苏姆帝国曾出兵红海对岸的萨巴王国，讨伐信奉犹太教、迫害基督教徒的国王祖尔·诺瓦司，使信奉基督教的希米亚王朝重新登基。埃塞俄比亚人还在也门修建了一座宏伟的基督教堂，号称“奈芝兰的克尔白”，试图与麦加的克尔白争胜。
公元540年前后，全球气候出现紊乱，也门境内被称为“现代史以前人类最大、最壮观的土木工程”的马里卜大坝因暴雨而崩塌。即使对于远隔红海的埃塞俄比亚人来说，这也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马里卜大坝的溃决导致也门的生态环境被彻底破坏，而那里1000年来一直是阿拉伯半岛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一些人向北迁移到犹太教古城麦地那，其中包括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曾祖父。马里卜大坝溃决的轰然巨响也是标志着伊斯兰教兴起的第一声号角。其次，在长达1000年的历史中，也门曾是阿拉伯半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5世纪之后，阿克苏姆帝国一直通过控制萨巴王国而垄断着红海的商业中心地位。伊斯兰教的扩张以及瘟疫、海盗和战争摧毁了阿克苏姆帝国的众多富庶港口，并大大降低了红海的商业地位。阿克苏姆于570年被波斯帝国逐出了阿拉伯地区，随后又被迫放弃了沿海的领土，其重心逐渐向南移动，对南部的绍阿、咖法和东部的哈拉尔等异教徒地区展开了十字军远征。
随着岁月的流逝，阿克苏姆帝国成为一个内陆国家，变得与世隔绝，成为基督教世界在非洲内陆的一块飞地。976年，为了抵抗不断向南扩张的基督教传教士，一个叫古迪特的犹太教女王 发兵北上，进攻阿克苏姆。她烧毁了许多教堂，夷平了阿克苏姆城，逼得阿克苏姆皇帝从一座山谷逃到另一座山谷。这次起义后来变得无法控制，最后终于终结了存在于世近1000年的阿克苏姆帝国。
继阿克苏姆王朝而起的是定都于罗哈 的扎格维王朝。为了在身份上不低于被赶跑的旧皇族，扎格维王朝的统治者自称是摩西的后裔。这个王朝延续了大概150年，在13世纪因为“不是以色列人” 而被教会推翻。来自南部绍阿地区的名门世族叶库诺·阿姆拉克（Yekuno Amlak）成为所罗门王朝的第一代皇帝。
二、从所罗门王朝到内皮尔远征
圣经旧约和古兰经都提到示巴女王对所罗门王的访问。埃塞俄比亚人认为示巴女王就是他们的马克达女王。埃塞俄比亚王朝的开国神话宣布，有妃七百、嫔三百的所罗门王“毫无疑问地”令马克达女王在回国途中生了个儿子，名叫埃布纳·哈基姆，意为“智慧之子”。这个儿子后来成为所罗门王朝的始祖孟尼利克一世。据说孟尼利克一世后来还去耶路撒冷朝觐过他父亲，所罗门王派以色列的20个贵族少年护送孟尼利克回国，传说中他们临走前偷走了藏有摩西十诫的著名约柜，把它带到了阿克苏姆。
从13世纪的叶库诺·阿姆拉克到1855年去世的约翰尼斯三世皇帝，所罗门王朝在埃塞俄比亚的统治延续了5个世纪，经历了58个“所罗门血统”的皇帝。所罗门王朝的正式国名是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一般认为这个名字来源于阿拉伯语（Habash），意为“混血”，因为阿拉伯人把埃塞俄比亚人视为闪米特族和非洲人的混血后代。这个词后来被葡萄牙人念成“abassia”，拉丁文写成“habsesinia”，最终演变为“阿比西尼亚”的国名。
葡萄牙并不是所罗门王朝时代的阿比西尼亚与之打交道的唯一欧洲国家，威尼斯、西班牙和罗马教廷也和阿比西尼亚互有往来，15世纪时甚至有欧洲传教士提出西班牙卡斯蒂里亚王室与阿比西尼亚的扎拉·雅各布皇帝联姻的建议，但是在14到15世纪，阿比西尼亚与葡萄牙的关系显然要比同别国的来往密切得多，里斯本宫廷同设立在冈达尔城的阿比西尼亚朝廷建立了外交关系，派遣了大使。当1535年阿比西尼亚受到来自索马里地区的伊斯兰教“圣战”大军入侵时，葡萄牙还提供了一批火绳枪，以及由克里斯托弗·伽马 率领的远征队。1542年，400名葡萄牙火绳枪手在阿比西尼亚北方的阿散季湖附近打败了伊斯兰军队，但是不久之后即被土耳其、阿尔巴尼亚和阿拉伯雇佣兵击败，伽马战死。不过，当受到葡萄牙和西班牙支持的耶稣会试图在属于科普特教会的阿比西尼亚树立起天主教绝对权威、导致阿比西尼亚爆发内战的时候，被吓坏了的苏斯尼约斯皇帝在1623年发布公告，驱逐葡萄牙人，恢复了传统的宗教。
17世纪之后，所罗门王朝走向了“拜占庭化”的模式，犹如拜占庭帝国在其衰亡的最后几个世纪所表现出的情景一样，冈达尔的阿比西尼亚朝廷沉溺于寻欢作乐和勾心斗角，政治暗杀盛行，不止一个皇帝被其儿子害死，帝国逐渐呈现出没落衰败的景象。皇帝的权力相对下降，大省的公爵、总督和部落首领的地位上升。到19世纪上半叶，阿比西尼亚帝国已经瓦解为一系列独立的或半独立的王国，“万王之王”的头衔像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样成为尊贵而空洞的称号，而“埃塞俄比亚”这个名词已经像俾斯麦之前的“德意志”或加里波第和马志尼之前的“意大利”一样成为地理名词。
在这一时期，阿比西尼亚最主要的封建割据王国是北方的提格雷和南方的绍阿，此外戈贾姆、沃洛、锡缅等几个重要的省份也是完全独立的。被无法跨越的深渊峡谷分割成一块一块的埃塞俄比亚高原独特地貌，为各个王国和省份的割据提供了方便，只有埃塞俄比亚教会才是把这些王国维系在一起的唯一因素，以及民族的象征。
1855年，出身低微的提奥多罗斯二世（Tiwodoros II）皇帝结束了所罗门王朝的统治。他击败了众多对手，从约翰尼斯三世皇帝遗孀孟伦皇太后那里接过了皇权的象征，宣布自己为“万王之王”。提奥多罗斯二世统一了埃塞俄比亚高原的核心地区，并试图对死水一般沉寂的封建社会加以改变和发展。他宠信两个英国人，在他们的帮助下试图扩大君主的权威，限制拥有庞大财富的阿比西尼亚教会占有更多的地产，给士兵发饷，修筑道路，购买现代火器和大炮 ，并试图取消奴隶制。
然而提奥多罗斯二世同英国人并不总是情投意合的。他在1863年给维多利亚女王写了一封著名的信，要求英国帮助他从事反对埃及和土耳其穆斯林的战争。英国外交部将这封信放错了地方，忘了回信，再加上英国驻阿比西尼亚领事卡梅伦上尉不合时宜地访问了正与阿比西尼亚为敌的苏丹，令提奥多罗斯勃然大怒，竟在1864年新年的那一天下令用铁链把卡梅伦锁了起来，同时被逮捕的还有另外一名外交官和58名欧洲人。提奥多罗斯宣布这些人将成为人质，直到他接到英国的回信才会释放。1866年，一名为英国外交部服务的伊拉克人拉萨姆带来了英国的回信，满意的提奥多罗斯释放了人质，然而不久之后他的疯癫病再度发作 ，下令把得到自由不久的卡梅伦和其他欧洲人抓回监狱，并写信给维多利亚女王，让她送来一批熟练工匠和各种各样的新式机械，包括制造子弹的机器，来换取这些人的自由。
在1857年印度起义和克里米亚战争中声望一再受损的英国自然无法接受这样的羞辱，于是派遣曾经无情镇压印度叛乱的内皮尔将军（Sir Robert Napier）率部远征阿比西尼亚。1867年12月，内皮尔率领由291艘各种大小的舰船组成的远征队自孟买出发。这是一支古怪的队伍，其中包括13000名英国和印度军人，编为4个英国步兵营和10个印度营，1个英国骑兵中队和5个土著骑兵大队，5个炮兵连和8个工兵连。辎重部队携带了7000顶帐篷、1.5万条毛毯和羊毛袜子，50万磅饼干，10万磅咸肉，3万加仑罗姆酒，此外还包括一大群仆人、妇女，探照灯、电报机、25英里长的电线，14台淡水蒸馏器，以及3万头各种牲畜。这些牲畜包括16000头骡子、3000匹马、5000头牛、8000头骆驼和44只印度象，其中大象被用来驮运宝贵的大炮。
1868年1月2日，内皮尔和他那动物园一般的远征队抵达埃及的马萨瓦港 ，得到消息说提奥多罗斯皇帝正带着8000名武士和6门大炮缓慢地向其大本营马格达拉转移。马格达拉是阿比西尼亚中部高原上一座典型的埃塞俄比亚平顶山，山顶平坦广阔，四周是难以攀登的峭壁。提奥多罗斯即位后烧毁了被视为罪恶渊 的冈达尔城，把所罗门王朝历代皇帝积累的财富都运到了马各大啦，那里是他的都城，也是要塞、隐居所、珍宝馆和国库。
内皮尔远征队沿着风景壮丽奇绝的东非大峡谷缓慢地进军，一路上奋力克服地形带来的困难，有好几次不得不用绳索和滑车将整个辎重车队从谷底吊到山顶，然后再从另一面吊下来。从马萨瓦到马格达拉的距离超过600公里，先头部队抵达里马格达拉400公里的安塔罗后过了四天，部队的主要部分才到达这里。工兵部队试图在比较平坦的地段架设狭轨铁路，运送补给物资，但发现从孟买带来的铁轨竟然有五种不同的粗细规格，要用四种不同的方法安装到枕木上，因此只好放弃了架设铁路的努力，每个士兵不得不背负55磅的物资，同时整个部队每天还要消耗171头骡子所驮的给养。
不过，虽然路途艰难，远征队一路上却没有遭到任何当地人的抵抗，反而不断从沿途得到食物和帮助。被提奥多罗斯征服的那些阿比西尼亚地方诸侯早就对这位“疯皇帝”不满，正好借英兵入侵的机会揭竿而起。2月27日，提格雷的卡萨亲王身披狮皮，率领四千名武士拜访了内皮尔的营地。双方互相馈赠了大量礼物，卡萨答应为英军提供斥候和情报。另外，被提奥多罗斯扣留在马格达拉城堡中的原绍阿王国继承人萨尔?马利安也在一天晚上徒手攀下陡峭的悬崖，投奔反对皇帝的盖拉人部落。卡萨和萨尔?马利安后来依次成为阿比西尼亚皇帝。
3月24日，经过两个半月的艰难行军，内皮尔远征队终于抵达了迪尔迪（Dildi），在这里可以望见远处如城堡一般巍然耸立的马格达拉平顶山。虽然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只有40公里，但山路却长达100公里。英军沿着峭壁之间的羊肠小道缓慢地、小心翼翼地前进，两旁是高耸入云的悬崖，这里是发动伏击的好地方。4月11日，耶稣受难节那天，由格布里耶侯爵指挥的阿比西尼亚军队果然在马格达拉山脚下的阿罗季平地（Arogi）对英军发动了袭击。
提奥多罗斯皇帝的军队有30门前膛炮，以及3000名配备火绳枪的士兵，另有数千名使用长矛的武士；英军则装备了先进得多的斯耐德式步枪（Snider Riffle）和火药掷弹筒，因此这场战斗变成了一边倒的大屠杀。阿比西尼亚武士挥舞着长矛和火枪从山巅冲下，在离英军四五十步的距离上一批一批地被火枪击倒，而火药掷弹筒则像烟花一样带着尖啸和火光在阿比西尼亚人中间炸响。战斗持续了一个半小时，皇帝的军队有700多人阵亡，1200多人受伤，英印军队的死亡人数是零。这是一场使人印象深刻的战斗，在清楚不过地刻画出欧洲军队与非洲军队在技术和武器方面的巨大鸿沟。
提奥多罗斯的大势已去，他已经丧失了全部的精锐部队和全部的火炮 。他召开御前会议，商讨如何处置欧洲人质的问题。有的贵族提议将他们统统杀掉，但提奥多罗斯最终还是下令释放所有的人质。城堡的大门被打开，喜气洋洋的拉萨姆带着卡梅伦领事和其他一些欧洲人走出了要塞。提奥多罗斯还给内皮尔的军队送去了大批牛羊，但后者拒绝接受，只要求皇帝“向英国的女王投降”。
4月13日，内皮尔军队用阿姆斯特朗12磅炮和8英寸臼炮猛轰马格达拉的要塞和城堡，提奥多罗斯正在同几名士兵搬运石头阻塞城堡的第一道大门时，一颗炮弹在近旁爆炸，炸死了恩吉达公爵。在列兵詹姆斯?伯根的带领下，一小队英国兵冒着弹雨翻越了第一道城门旁边高达4米的篱笆，同墙内的阿比西尼亚士兵展开白刃战。提奥多罗斯早就扔掉了华美的制服，站在自己的盾牌后面观战。看到第一道大门被英国人攻破，他对站在身旁为其扛枪的维尔德·加布雷武士（Welder Gabre）喊道：“跑吧，我解除你们效忠的义务……至于我自己，我绝不会落到敌人手中！”提奥多罗斯拔出维多利亚女王赠送的手枪，把枪管放到嘴里，然后扣动了扳机。
内皮尔德部队很快占领了整个马格达拉平顶山，藏到山洞里的阿比西尼亚士兵见到英国人不杀俘虏，纷纷从躲藏地走了出来。在攻打马格达拉的战斗中，整个远征队只有15人受伤，无一阵亡。内皮尔释放了关在马格达拉的200多名阿比西尼亚囚徒，其中包括36位国王、亲王和许多重要部落的酋长，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被皇帝囚禁了30年。
提奥多罗斯皇帝的遗体由英国人按照科普特教会的最高礼仪予以隆重安葬。他一直想送到英国读书的独子阿莱马约（Alemayehu Tewodoros）被送到英国上学，不过这位皇子后来成了英国阴冷潮湿气候的牺牲品，死于1879年。马格达拉的大炮被摧毁，堡垒的围墙被工兵炸掉，成为一片废墟。
如同八年前对中国的远征一样，英国军队没有在“不适合白人居住”的阿比西尼亚留兵驻守，而是沿着来时的道路匆忙回到了印度 。凯旋回国的内皮尔将军被奉为马格达拉子爵，并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国人带走了大量战利品，包括五百件以上的珍贵宗教文物和珍宝，其中大多数来自马格达拉的救世主教堂。这些文物中包括15世纪的圣乔治屠龙绘卷，有500多年历史的圣经手抄本，以及几乎全部皇家珠宝。其中提奥多罗斯二世的皇冠在1925年被英皇乔治五世还给了埃塞俄比亚，而一个用优质纯银铸造、精美华丽的科普特大十字架则一直悬挂在英国的伍尔维奇军官学校食堂中。
内皮尔远征的最大政治后果是使欧洲人低估了阿比西尼亚的军事力量。实际上击败提奥多罗斯二世的与其说是内皮尔将军，不如说是精神疯狂的皇帝自己。他有重建自己国家的意志，但没有实现这种意志的手段，他自己的未经驯服的国家终于毁灭了他。
三、孟尼利克二世和阿杜瓦大捷
提奥多罗斯二世死后，阿比西尼亚再度陷入诸侯纷争的时代。凭借内皮尔远征队回国前馈赠的枪炮、弹药和军用物资，提格雷的卡萨亲王先登上帝位，在阿克苏姆古城加冕为约翰尼斯四世。他在阿比西尼亚历史上以“战士皇帝”之名著称，连都城都没有设立，而是带着他的“流动朝廷”奔波各地指挥战斗。
开罗的埃及总督是约翰尼斯皇帝面临的主要敌人。1819年，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派伊斯梅尔率远征军入侵苏丹。伊斯梅尔后来成为埃及总督，在埃及推行近代化改革。为了在埃及建立棉花种植业，必须保证灌溉系统的供水，因此必须掌握整个尼罗河流域及其源头，而埃塞俄比亚高原正是青尼罗河的发源地。从1874年到1876年，约翰尼斯四世皇帝的军队曾几次击败伊斯梅尔的军队，这些军队往往有欧洲和美洲的雇佣军官，配备先进的武器。经过几次战斗失利，埃及总督最后只保住了红海沿岸地区，丢掉了阿比西尼亚周围的哈拉尔苏丹国等一系列藩属。
从马格达拉逃跑的萨尔·马利安回到了绍阿，宣布独立，并加冕成为绍阿国王，王号为孟尼利克二世，但是他的一些政敌，如野心勃勃的表弟们和侯爵们，却跑到了约翰尼斯四世皇帝那里， 皇帝进攻绍阿。1878年，孟尼利克弯着腰把约翰尼斯的脚捧到了自己的背上，表示归顺。与一心统一阿比西尼亚的提奥多罗斯二世不同，约翰尼斯四世愿意承认各个国王在其领地内的全部封建特权，只要他们承认他为“万王之王”。双方安排了一项协议，约翰尼斯的太子阿里亚·塞拉西公爵迎娶孟尼利克的女儿佐迪图。
1881年，对埃及及其欧洲代理人的残暴统治感到厌倦的苏丹人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起义。当时的埃及总督已经无法控制局势，因为埃及自己也在蹒跚地走向革命。苏丹的狂热穆斯林蜂拥到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即马赫迪 的麾下，很快击败了埃及人和欧洲人的小股军队，席卷了苏丹东部的科尔多凡省和红海沿岸地区。
英国和法国不安地注视着马赫迪运动的发展，这个运动已经给英法两国对尼罗河上游地区的领土野心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英国人想到了10多年前同还未成为皇帝的卡萨所订立的那个同盟，因此于1884年派休伊特少将访问阿比西尼亚，试图与其结成盟友。
约翰尼斯四世皇帝一直警惕地注视着苏丹的动向，十几个世纪以来，阿比西尼亚一直自居为基督教信仰在非洲蛮荒大陆的唯一捍卫者。马赫迪的野心并不局限于苏丹，他对周围的国家都宣布了“圣战”，并试图用伊斯兰教的狂潮淹没埃塞俄比亚这座基督教孤岛。在这样的局势下，阿比西尼亚在1884年6月3日与英国签订协议，两国结成联盟，反对马赫迪的狂热“托钵僧”（dervish）。根据协议，阿比西尼亚收回了西北部原来由埃及统治的波格斯地区，并派出部队解救苏丹的几处埃及驻军。在整个混乱的苏丹，只有阿比西尼亚援助的这几处驻军得救，坐镇喀土穆的戈登将军和其他人都丧了命。
1887年，马赫迪军队入侵阿比西尼亚西北的戈贾姆，很快席卷了这个王国。1889年，约翰尼斯亲率军队进攻戈贾姆王国边境要塞加拉巴特，不料在那里战死，连尸体都被苏丹人夺走。此前皇太子已经中毒而死，皇帝的另一个儿子曼加夏是私生子，因此绍阿国王孟尼利克二世凭借其女儿的联姻关系，宣布自己为阿比西尼亚的皇帝。
孟尼利克二世的统治从1889年延续到1913年。这是维多利亚和爱德华的时代，是柏林会议的时代，是“英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的时代，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与孟尼利克同时期的中国光绪皇帝、日本的明治天皇、暹罗的拉玛五世朱拉隆功王分别以其成功的或失败的维新运动而流芳后世，而孟尼利克二世也以他独特的、将阿比西尼亚带入近代文明国家行列的改革努力而闻名。
孟尼利克改革的第一步是统一分裂的各个王国。他在1881年建立了亚的斯亚贝巴城，城名意为“新鲜的花朵”，将国都从安科巴尔搬迁到此。当时的绍阿远离阿比西尼亚的文化中心地区，被一些王国视为“南蛮”，然而正是这一地理位置使得孟尼利克得以先从较弱、较原始的西南和南方诸邻邦开始下手，逐步统一全境，恢复古代曾经属于埃塞俄比亚宗主权范围的版图。1893年，孟尼利克征服了西南的沃拉姆王国，接着是坎塔、康托、坎马、冈马……1897年，南方的大王国咖法被占领，由黄金和羽毛镶嵌的咖法王冠、以及白银乌木的国王御座被作为战利品运到亚的斯亚贝巴。
与被彻底征服的南方诸王国相比，阿比西尼亚北方只是在被击败后勉强地承认孟尼利克的皇帝身份。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提格雷位于北方，而已故的约翰尼斯四世皇帝来自提格雷，因此提格雷人对于一个绍阿人登上“万王之王”的宝座并不那么热衷。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柏林会议之后，意大利已经开始对阿比西尼亚流露出不祥的兴趣，而北方各王国的统治者看到了纵横 的好机会，纷纷试图同意大利人建立联盟。
19世纪末，试图进入东非的主要欧洲势力有英、法、德、意四国。马赫迪起义爆发后，英国被迫同德国达成协议，大致按照今天肯尼亚—坦桑尼亚一线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英法两国对“非洲之角”的渗透在苏伊士运河竣工后变得激烈起来，法国试图建立起从西苏丹 到东苏丹 的东西殖民地，英国则提出了著名的“2C计划”，从非洲地图顶端的开罗到底部的开普敦，将非洲东半部各殖民地打通成一片。当时法国已经在西非立稳脚跟，因此英国的当务之急是把已爬上东非海岸的那支法国手砍下来，或者至少绑起来。
英国赞同意大利对非洲东北部的野心，因为他们害怕法国在尼罗河流域的扩张。然而意大利国力贫弱，虽然有强烈的殖民欲望，却不能为其殖民扩张提供强大的实力后盾，其殖民欲望往往因与其他殖民国家发生冲突而得不到满足。德国首相俾斯麦曾经嘲笑意大利人“带着满嘴蛀牙而又有一幅极好的胃口，来到非洲大陆”。
1869年，意大利鲁巴蒂诺耶航运公司从埃及手中购得阿萨布湾的一小块土地和红海的几座小岛，以此作为加煤站。1879年，克里斯庇首相（Francesco Crispi）代表政府买下该公司的辖地，宣布阿萨布成为意大利殖民地。在英国的支持下，意大利人从阿萨布湾向内陆推进，又利用约翰尼斯四世皇帝与各独立王国陷入纷争的机会出兵占领了红海最好的天然港口马萨瓦，逐渐在埃塞俄比亚沿海一带站稳了脚跟。
约翰尼斯四世皇帝死后，意大利试图从正在分崩离析的阿比西尼亚帝国中多捞取一些东西，于是在1889年同其传统盟友孟尼利克二世签订了《乌查里条约》，以提供财政支持和武器弹药为代价，宣布整个埃塞俄比亚海岸都接受它的“保护”，并将其命名为“厄立特里亚”（Eritrea，源自希腊语“eritros”，即红海之“红”）。
孟尼利克很快认识到《乌查里条约》不过是刺激了意大利的野心，那个条约的阿姆哈拉文本第十七条写道，阿比西尼亚政府“可以在意大利政府的协助下同欧洲各国君主交往”，意大利文本则把这一段文字改为“阿比西尼亚对其他国家的交往必须通过意大利政府”，也就是说阿比西尼亚沦为意大利的保护国。这一手法此前在更原始更落后的地区屡试不爽，孟尼利克却是一个有政治阴谋史长达数千年的基督教国家的君主，他很快发现了意大利人的阴谋，于是宣布不承认该条约的合法性，即便意大利人提出贿赂他200万发子弹也没有用。
意大利于是开始培养已故约翰尼斯四世皇帝的私生子曼加夏公爵充当其新代理人，并将提格雷变为其活动基地。但是连年饥荒和战乱摧毁了提格雷王国的实力，意大利允诺的援助也久久没有运到，1894年6月，曼加夏被迫向孟尼利克二世效忠，并宣誓倒戈同意大利人作战。其他的国王和公爵也纷纷步曼加夏的后尘，投到皇帝麾下。
意大利的增兵和军事行动逐渐唤醒了埃塞俄比亚的民族主义，同时也减少了意大利利用埃塞俄比亚传统的封建制度和地区分歧来分化各个王国的机会。孟尼利克现在开始有时间对付意大利的野心，当意大利军队对埃塞俄比亚高原内陆地区的领土“探险”受到孟尼利克的阻挡后，双方爆发公开的冲突就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了。
意大利军队先动了手。在厄立特里亚总督巴拉蒂里将军（General Oreste Baratieri）的指挥下，他们发动突然袭击，占领了历代埃塞俄比亚皇帝的加冕地阿克苏姆，随后又占领了阿迪格拉特、阿杜瓦，以及提格雷王国首府马卡累。但是意大利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孟尼利克已经召集了一支军队，向北方荒野险峻的群山挺进，试图同意大利一决雌雄，从罗马的巨兽虎口中夺下提格雷。
在此前的许多次小规模战斗中，意大利人如同其他第一次接触到非洲部落的欧洲殖民者一样，充分体会了进步的科技带来的威力。1885年3月在萨巴古马（Sabarguma）的一次冲突中，意军仅靠升起侦查气球就吓退了进攻的提格雷军队。另一次战斗中，夜间探照灯使得提格雷武士们惊恐万分，抛下武器四散逃窜。骄傲自大使意大利人忘记了另一种教训：1887年1月26日，一支550人的意大利部队在萨提地区（Saati）被提格雷军队引入一条山谷，在那里全军覆没，430人战死，82人重伤。
拿下马卡累后，巴拉蒂里将军回到国内，被当成民族英雄受到热烈欢迎。当他走入国会时，全体议员起立向他致意。实际上巴拉蒂里的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意大利政府所允许的范围，但是他靠声望赢得了政府和人民的支持，转而赞同其庞大的远征计划：吞并除绍阿以外的整个埃塞俄比亚，并将孟尼利克“装在笼子里运回罗马”。
在好战气氛的鼓噪下，克里斯庇内阁大幅度提高了厄立特里亚殖民地的预算，巴拉蒂里籍此组建了一支25000人的殖民地部队。这是一支混杂的部队，其成员既包括征募的普通意大利士兵，又包括厄立特里亚的土著部队（askari）和意大利最精锐的阿尔卑斯山地步兵。另一方面，阿比西尼亚帝国的军队规模为19.6万人，其中一半士兵配有先进的西洋后膛步枪。依靠出口黄金、白银、咖啡、奴隶和麝猫香，阿比西尼亚购回了很多现代化的武器。除了步枪和子弹外，出洋采购的阿比西尼亚亲王们还在法国、比利时和英国订购了30门山炮、12门臼炮、300具炸药筒和5000发炮弹。
巴拉蒂里曾经是加里波第将军“红衫队”的老战士，有极丰富的作战经验。占领了提格雷的主要城市后，他下令军队转入驻防状态，固守已占领的各个要塞。1895年12月7日，一支1300人的厄立特里亚士兵在阿拉季湖附近的阿拉吉平顶山被一支3万人的阿比西尼亚部队伏击，其指挥官托塞利少校与手下士兵全军覆没。不久之后，哈拉尔总督马康南公爵 率领的另一大群武士包围了马卡累，这里驻扎着1200名意大利士兵。在长达45天的围城战中，阿比西尼亚士兵奋不顾身地对堡垒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不过尽管他们表现出惊人的勇气和决心，但由于缺乏大炮这样的攻城武器，最后不得不允许意大利军队按照军礼列队走出堡垒，撤退到阿迪格拉特。
把马卡累拿到手后，孟尼利克给意大利国王翁伯托一世写信，提议讲和。但是马卡累的丢失被意大利人视为对国家和军队的羞辱，国内的政治压力逐渐增大，克里斯庇向巴拉蒂里拨款2000万里拉，并且派出了新的援军。
巴拉蒂里的作战计划非常简单：将阿比西尼亚人引诱到他构筑的防御阵地前，然后加以全歼。但是阿比西尼亚军队并没有进攻阿迪格拉特，而是占领了阿杜瓦，对阿迪格拉特形成侧翼包围之势。巴拉蒂里在阿杜瓦东部的萨乌里亚（Saruia）构筑了一条新的防线，在那里设下20000人和56门大炮。出于保存实力的目的，阿比西尼亚军队拿下阿杜瓦后没有继续前进，双方耐心地等对方先采取行动，一等就是两个月。
孟尼利克的皇后泰图下令在从绍阿到提格雷的道路上建立了一系列补给站，皇帝的亲卫队一直衣食无缺，亲王和公爵们的部队一度也吃得不错，士兵们随身携带的“野战干粮”（sinq） 在出征两个月后仍没有动用。不过，要供应十几万张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和意大利人的长期僵持下，阿比西尼亚方面的粮秣补给变得困难起来。每向阿杜瓦运去一驮粮食，就得在内地筹措五倍甚至十倍于此的数目。许多来自部落的士兵纷纷离队觅食，或者干脆返回老家。眼看自己的军队因疾病、饥饿和开小差而一点点地瓦解，孟尼利克不得不在1896年2月底做出决定，如果到3月中旬意大利人仍蜷缩在堡垒后面的话，他将不得不解散军队，班师回朝。但是，在撤兵之前，他决定再采取最后一次计谋。
在同意大利人的战斗中，孟尼利克二世以及统帅军队的亲王和公爵们多次成功地运用了1000多年来在阿比西尼亚一直娴熟使用的一整套计谋和诈术，包括制造假象、散布假情报、声东击西的战术等。孟尼利克设法诱骗意大利人，令他们相信整个阿比西尼亚军队即将因为大批人在圣母玛丽亚节（3月25日）期间去圣城阿克苏姆朝拜而削弱，从而诱使意大利军队在他们选定的时间发起进攻。
意大利人的情况更惨。由于缺乏驮兽和恶劣的路况，阿迪格拉特守军眼看就要断粮，配给已经减少了一半，部队减员达2300人之多。只有发动一场攻势才能打破僵局。急需一场胜利来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克里斯庇首相于2月25日给巴拉蒂里发去一封电报，指责他胆小、懦弱。巴拉蒂里被激怒了。他召集手下的高级军官征询意见，众人也一致建议他发动攻击。2月29日傍晚，固守萨乌里亚的四个意大利旅开始向阿杜瓦进军。
在随后一天发生的阿杜瓦战役中，意大利军队遭到了空前可耻的失败。在来时的17700名意军官兵中，只有7600人最终逃回厄立特里亚，11000条步枪和全部56门大炮也被阿比西尼亚人缴获。巴拉蒂里将军的军事生涯结束了。几个月前他还作为英雄接受人们的欢呼，现在却声名扫地。阿杜瓦崩溃的消息传回罗马后，在意大利的各个城市里，愤怒的人群走上街头抨击政府，克里斯庇首相及其内阁狼狈下台。
意大利人长久地记住了这场耻辱，阿比西尼亚人则赢得了几代人以来前所未有的光荣。7000名阿比西尼亚武士在阿杜瓦战死、1万多人受伤，虽然胜利的代价十分沉重，但是这次胜利后来被誉为“汉尼拔时代以后，非洲人打败欧洲人的一次最著名的胜利”。伦敦《观察家报》也用同样的口吻评论说“意大利人遭到了重创……他们遭到的是白人在非洲前所未有的惨败”。
孟尼利克下令陈兵于厄立特里亚边界，但是出乎众人的预料和期盼，他没有下达进攻的命令。在10月23日签订的“亚的斯亚贝巴和约”中，虽然意大利人废除了“乌查里条约”，承认阿比西尼亚的主权完整和独立，但却得到允许，继续占领厄立特里亚。孟尼利克根本就不想打仗，而是宁愿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孟尼利克仍然认为主要应该向更南边的领土扩张领土，害怕过多地消耗力量。而且他知道播种期即将到来，他手下的武士们不久将纷纷回家播种耕作。孟尼利克对意大利的殖民野心也了解得很透彻，厄立特里亚是意大利这个小小的殖民帝国里最值钱的一块领土，丢掉这里将迫使意大利拚出全力来与他作战，而这样的仗是他打不起的。
在阿杜瓦战役之后，欧洲国家立即承认孟尼利克的阿比西尼亚是一个十分现实的政治力量，外国顾问、大使、特使乃至纯粹的冒险家在这场战役后蜂拥而至。孟尼利克娴熟地运用拜占庭式的外交手段，对各国分别加以笼络和照顾。对于法国人，他答应秘密支持其对上尼罗河流域的野心，换得法属索马里的一块领土；对于英国，他答应支持其反马赫迪的战争，以使英国人同意阿比西尼亚进口的货物自英属索马里免税过境；对于马赫迪，他许之以商业条约。在欧洲之外，阿杜瓦的战报传遍了世界，在海地、在黄金海岸、在美国和南非的黑人中激起了强大的种族自豪感，阿比西尼亚成为全世界黑人知识分子和宗教领袖心目中的圣地。
阿杜瓦战役击败的不仅是意大利的野心，也将十个世纪以来埃塞俄比亚的与世隔绝一扫而光。孟尼利克二世带着他的国家走上了现代化的进程。
victorence 2007-11-10 14:28
四、孟尼利克的改革和身后
挤满亚的斯亚贝巴宫廷的欧洲顾问和冒险家为孟尼利克二世皇帝制定了各种诱人的军事和商业计划，尽管这些计划并不总是有相应的预算作为其经济后盾。孟尼利克想提奥多罗斯皇帝一样关心国家的现代化，他经常听取外国人的意见，尤其是法国人的。法国顾问卡西米尔?默东（casimir morton-vidailhet）对他的影响尤其巨大。日本和中国的洋务运动使这位非洲皇帝印象深刻，1897年，他向一位即将去北京的英国外交官询问：“中国的工业建设取得什么进展？他们制造大炮吗？”
阿杜瓦战役后，亚的斯亚贝巴以惊人的规模扩大起来。这座城市最初只是在荒野中建立起来的军营式城镇，皇帝把城市里的土地东一块西一块地赠给亲王和公爵们。但是到1900年，这里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规模的城市，常住人口达到7万，此外还有5万不需要办理暂住证的流动人口。在市区东南的山岗上修建了迷宫一般错综复杂的大皇宫，俄国工程师修筑了桥梁，法国人修筑了火车站和通往吉布提港的铁路，德国工程师在贵族住宅区架起电线和路灯，丹麦人带来了电话和电报业务。不过亚的斯亚贝巴缺乏木材，随着越来越多的工程开工，孟尼利克开始考虑迁都的问题。皇后在西边55公里以外的地方选好了都城的新址，并取名为“亚的斯阿拉姆”（addis alam，意为“新世界”），不过默东提出了另外一个解决办法：他从澳大利亚引进了大量桉树苗，这种速生的树木很快为皇帝的建设工程提供了大量木材，并且美化了帝国首都的风景和空气。
孟尼利克的近代化为许多欧洲人提供了机会，甚至连意大利的承包商和工程师都在战后的阿比西尼亚找到了大量工作：他们设计并修建了阿比西尼亚第一条现代化公路，连接起首都和亚的斯阿拉姆。来自圣彼得堡的俄国医生在亚的斯亚贝巴开设了第一家现代化医院，即俄国红十字会医院。在首都建起了大量宏伟的建筑，包括新成立的国家银行、孟尼利克二世贵族学校、泰图皇后创办的“皇后饭店”（etege hotel，也用作国宾馆），某些“高尚住宅区”甚至安装了自来水和下水道。政府创办了第一份阿姆哈拉文报纸，随着印刷厂和其他近代化工厂（包括一家子弹工厂、郊区的一座小型水力发电站等）的成立，在亚的斯亚贝巴首度形成了这个国家几千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一个新阶级——工人阶级。为了使他们准时上班，在皇宫前的广场上安装了一座巨大的钟表。欧洲人开办的饭店、餐馆、酒店、裁缝店、磨粉厂、面包店、铁皮厂、屠宰场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出现。他们改变了阿比西尼亚人传统的生活方式，用烤炉烘焙出来的欧式长条面包取代了苔麸粉烤制的传统大饼（enjara），用美国“胜家”缝纫机作出来的洋服取代了传统的阿姆哈拉长袍。人们开始从肉铺买肉，而他们的父辈要吃肉时只能屠宰自家的牲畜。去酒馆喝酒取代了在家独酌的习惯。
孟尼利克的国家银行 还发行了自己的货币。此前几个世纪里，阿比西尼亚的流通货币一直是奥地利的塔勒（thaler），又称“玛丽亚·特蕾莎银币”。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铸有这位胖胖的奥地利女王头像的银币几百年来一直为阿比西尼亚、东非乃至阿拉伯的各个部落所喜爱和接受。新货币的名称是“元”（dollar），在法国铸造，重量和成色与老的玛丽亚·特蕾莎银币相同，正面是孟尼利克二世头像，四周环绕着引自圣经的铭文“埃塞俄比亚向上帝伸出了她的双手”，背面是犹太族的雄狮浮雕。不过在后来的半个世纪里，新货币一直没能取代玛丽亚?特蕾莎银币的地位。在奥地利人的帮助下，1910年在皇宫里设立了铸币厂，用于铸造辅币，位于伦敦的托马斯?德拉茹印钞公司还为阿比西尼亚银行设计了票面精美的纸币和邮票。
总的来说，孟尼利克二世取得了许多成就，而且在国内外都受到尊重。除了厄立特里亚以外，他维护和扩大了古埃塞俄比亚的领土，恢复了秩序，制服了不安分的国王和公爵们。不过，要是把阿比西尼亚的统一说成“形式上的统一”倒也不过分。阿杜瓦战役后，皇帝的军队在班师回朝的路上不断同当地部落发生冲突，最后还在盖拉人手下吃了一场大败仗，死亡人数超过了阿杜瓦战场上的伤亡。在孟尼利克二世统治时期，绍阿以外各王国及行省的态度像埃塞俄比亚的地形一样，是不利于建立集中制的国家机构的。
1901年，戈贾姆国王塔克尔·海马诺特去世，传说他是被毒死的。1906年马康南公爵去世，他是皇帝的表弟，曾被当作帝位的假定继承人。同年，野心勃勃的曼加夏公爵也去世了，他是孟尼利克帝位的最大威胁。孟尼利克二世不久也病了，1908年他因中风而几乎完全瘫痪。争夺权力的阴谋迅速像乌云一样密布，贯穿阿比西尼亚政治史的阴谋、反叛和突然死亡再度登上舞台。
半死半活的孟尼利克二世皇帝一直拖到1913年。他中风前曾指定外孙埃雅苏公子（lej iyasu） 为继承人，并成立摄政委员会对其加以辅佐。他去世后，宫廷阴谋迅速围绕这个17岁的孩子展开。出身于北方的泰图皇后试图让她的侄子古格萨?沃雷公爵继承帝位，恢复所罗门王朝，并将首都迁回冈达尔，任凭绍阿成为半独立的国家。但是这个企图在绍阿贵族的抵制下未能实现。
埃雅苏继位后称为埃雅苏五世，他知道自己的地位非常脆弱。他父亲米海尔公爵曾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被约翰尼斯四世皇帝征服后才被迫皈依基督教，因此埃塞俄比亚教会对皇帝信仰的坚定性经常犯嘀咕，而获得教会的支持对于一个要巩固其地位的皇帝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另外，遥远地平线上出现的世界大战阴云也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上投下了阴影。
埃雅苏皇帝是由德国保姆带大的，自幼对德国抱有好感。法国的商业势力仍然在他的国家居于首位，但德国人扩大了势力。在德国人的帮助下，埃雅苏将孟尼利克时代的税务和土地所有制改革继续下去，建立政府财务审核系统和阿比西尼亚最初的警察队伍，这些警察身穿英国的卡其布制服，佩戴德国进口的毛瑟枪。虽然从欧洲进口枪支、子弹和其他货物都要通过欧洲代理商，但阿比西尼亚政府也曾向欧洲派出过代表团，代表团里的公爵和侯爵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埃森的克虏伯炮厂和钢铁厂，直接向他们订购了8门榴弹炮和大批炮弹、炸药，以及供皇帝专列用的1台机车和3节车厢。在阿尔弗雷德·卡虏伯的钢铁巨宅中，陈列着好几张埃雅苏王子赠送的狮皮，就是这次奇特访问留下的纪念品。
1914年8月，协约国和同盟国之间酝酿已久的最后摊牌终于到来，阿比西尼亚已无法回到与世隔绝的状态，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两大国家集团之间的争斗。1915年意大利参战之后，阿比西尼亚的领土被协约国团团包围。在这年4月26日签订的英法意三国协定中，英法瓜分了德国的殖民地，同时两国将“尊重并支持意大利在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和利比亚、以及同英法殖民地接壤的地区调整边界的愿望和要求”。
这样，阿比西尼亚帝国被英法意分割成三个势力范围，而且三国的殖民地阻断了阿比西尼亚通往大海的道路。而德国在阿比西尼亚周围没有占领任何领土，因此它似乎可以选择同德国结成同盟，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占领下夺取非洲的领土，来扩大帝国的版图。作为对该协定的反措施，埃雅苏皇帝决定改善同德国和土耳其的关系，他向德属东非当局派去了使者。
英法意三国驻亚的斯亚贝巴公使迅速展开反扑行动，他们很快同绍阿贵族集团和埃塞俄比亚教会取得一致意见：这个危险的皇帝必须废黜。精心制造的谣言开始在宫廷和贵族中流传：埃雅苏已经秘密皈依伊斯兰教；他向土耳其总领事送去了新国旗，把犹太族的雄狮改成了新月；他修改了家谱，把默罕默德列为始祖；它将宣布埃塞俄比亚服从奥斯曼哈里发的最高宗教权威……从喀土穆运来了大批中伤埃雅苏的宣传画和小册子。有历史学家甚至称有名的t.e.劳伦斯上校在前往阿拉伯地区之前曾经于1915年潜入阿比西尼亚，在开罗英军中东总司令部的指挥下策划反对皇帝的宣传活动。这个传说虽然无法证实，但也相当说明问题。
1916年9月12日，英法意公使联名向惊恐不安的阿比西尼亚外交大臣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宣称如果阿比西尼亚继续采取支持其敌人的行动，三国将采取军事干预手段。大多数大臣和贵族都对50年前灾难性的内皮尔远征记忆犹新，他们决定推翻正在巡视哈拉尔省的皇帝。
9月27日“圣十字架节”那天，陆军大臣哈布塔·乔治斯武士（fitawrari hapte giorgis）通知参加国务会议的各位大臣召集起自己的私兵，然后召开国务会议，决定废黜皇帝。他们在会后去找埃塞俄比亚大主教马特奥斯十世（abuna matewos），对他说“我们决不向伊斯兰教屈服！我们不愿意看到国家被心怀恶意的叛教者埃雅苏公子送给外国人。他正在把我们的国家推向毁灭！”大主教犹豫了片刻，同意在他们写好的公告上署名。这个公告宣布孟尼利克二世皇帝的女儿、埃雅苏的继母佐迪图为女皇，已故马康南公爵的儿子塔法里·马康南担任摄政和帝位继承人，并且宣布一切不对新主人效忠的人“都会招致圣父、圣子、圣灵、十二使徒和尼西亚公会三百一十八名神父的愤怒，受到阿里乌斯的诅咒和犹大的谴责”。公告结尾部分宣布，“用我的谦卑的声音，我把埃雅苏公子革出教门”。经过短暂的战斗，埃雅苏及其父亲米海尔公爵战败。米海尔被铁链锁着押回亚的斯亚贝巴，然后送到一座湖中小岛囚禁；埃雅苏则在东北部的沙漠中流荡了数年，直到1921年才被抓到。1936年秋天，这位失意的前皇帝神秘地死于囚禁中。
victorence 2007-11-10 14:34
五、海尔·塞拉西的前期执政
佐迪图女皇手里没有多少权利。她与塔法里公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女皇只接受过一点点教会教育，极端保守，笃信宗教，不会讲任何外语，对外国人表现出明显的恐惧和厌恶。
塔法里公爵的血统通过其父马康南·沃德迈克尔·古格萨公爵的祖母上溯到她的祖父，自称有所罗门血统的绍阿国王萨尔·塞拉西，因此他同皇族多少有点儿亲缘关系。但是使他获得显赫地位的与其说是“所罗门血统”，不如说是他自青年时代就表现出来的干练和努力。塔法里的父亲马康南公爵曾经代表孟尼利克皇帝参加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不止一次去过欧洲，他让儿子自幼从法国传教士以及首都的孟尼利克二世学校接受现代化的教育。由于这些原因，塔法里对于使阿比西尼亚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迫切性比女皇体会更深。
由于极力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削弱地方权贵的封建势力，塔法里被视为国内进步政治力量的代表。塔法里的改革遭到了以陆军大臣哈布塔·乔治斯为中心的保守派的反对，年轻的摄政不得不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力量，作为推行改革的后盾。1916年，他聘请俄罗斯帝国的军官来训练一支宫廷卫队 。在塔法里周围逐渐聚集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主要成员是一批接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贵族。
1923年，阿比西尼亚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取得了一项重大成果：经过数年的申请和审批，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终于接受了阿比西尼亚的入盟申请。当时国联的一个委员会一直在搜集有关各国奴隶制残余的情报，关于阿比西尼亚的情报是骇人听闻的：这个国家不仅存在奴隶制度，而且还有“狩猎”和贩卖奴隶的恶习。长久以来，奴隶一直是阿比西尼亚帝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之一 。直到埃雅苏皇帝当政时期，向南方派出“狩猎队”兜捕奴隶的行动仍在进行。塔法里当政时期曾为制止这些恐怖行为作了一些努力，但是他的行动既不坚决，而且除了在他自己的采邑哈拉尔省绞死一些奴隶贩子外似乎也没有什么成效。根据这个理由，英国代表建议把阿比西尼亚的入盟时间推迟到塔法里的改革取得满意结果时再予以考虑。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疑心英国反对的真正原因是想吞并青尼罗河的发源地，从而控制尼罗河水源 ，因此给予阿比西尼亚有力的支持。后者终于在作出保证取消奴隶制度和奴隶贩卖的诺言后被接纳加入国联。
1924年，塔法里公爵对欧洲各国进行了广泛的访问。为了让统治帝国的贵族阶级亲眼目睹阿比西尼亚同欧洲的巨大差距、了解实行现代化的迫切性，同时更是为了保险起见，他命令国内最有势力的贵族陪同他出国。塔法里一行先经埃及前往圣地耶路撒冷，向那里的埃塞俄比亚锡安山圣玛丽亚教堂施舍了一大批捐赠，然后前往希腊、意大利、瑞士、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英国，并以私人身份访问了德国和瑞典。在意大利，塔法里拜会了罗马教皇和新上台的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并在奎里纳尔宫，由意大利国王维克托·爱曼纽尔三世授予他“天使报喜大勋章” 。在英国，塔法里公爵接受了剑桥大学授予的名誉学位。
这次访问改变了一些贵族的保守态度，欧洲的富庶繁华、欧洲的科技、欧洲的工业和欧洲的强大军事力量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塔法里回国时为女皇带回了56年前内皮尔远征时掠走的提奥多罗斯二世的皇冠，然而他试图为阿比西尼亚取得一个出海口的努力落空了。
在20年代，阿比西尼亚缓慢地实现着自己的现代化进程。一些知识分子认为日本的经验最值得仿效，这些人后来被取了个“日化派”（japanizer）的绰号。他们仿照明治维新的经验，试图通过教育强国的手段实现现代化，在全国创立了许多新式学校，其中绝大多数得到了塔法里公爵的资助。
1926年，反动改革最力的两个保守派头头相继死亡。第一个是竭力反对废除奴隶制的陆军大臣哈布塔·乔治斯，这个老军阀得知释放奴隶的公告后曾愤怒的说：“什么？难道要我妻子亲自从井里背水吗？”第二个是年迈的埃及人、埃塞俄比亚大主教马特奥斯十世，年轻摄政对罗马教皇的拜访曾令他非常恼火。西里尔四世（abuna kyrllos iv）成为新的埃塞俄比亚大主教，比起其前任来，他更支持摄政的改革事业。阿比西尼亚裔的彼得罗斯、亚伯拉罕、马尔克斯和卢卡斯四位神父也首度出任以前一直由埃及人出任的教区主教。
此后两年里，佐迪图女皇的保守一如既往，同时却越来越厌恶宫廷政治，将兴趣和精力转移到其道和修建教堂上。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出于内疚，因为她认为自己取代埃雅苏为皇的举动违背了父亲的遗愿；同时也是出于悲哀，因为她在绍阿贵族的压力下被迫离弃自己的第二任丈夫古格萨?沃雷公爵 。
与此相反，塔法里公爵进一步剪除国内的保守派政治势力，他在1928年1月逮捕南方锡达莫省总督巴尔查侯爵（dejazmatch balcha）所用的手段，就是传统的埃塞俄比亚宫廷阴谋的典型例子。
巴尔查是典型的老派阿比西尼亚贵族，反对废除奴隶制，把治下的省份当成自己的采邑，不向中央上缴一分钱赋税，此外还曾轻蔑地称塔法里公爵是“半人半蛇”的化身。巴尔查轻蔑地不理睬摄政的传唤，但他不久又接到了据说是“佐迪图女皇”交给他的第二封来信，信中要求他带兵进京推翻摄政。于是，这位太监侯爵 带着1万人向亚的斯亚贝巴进军。巴尔查把部队安置在首都近郊的尼法斯山谷，塔法里公爵邀请他赴宴，于是他带着600人进了城。摄政安排的晚宴极其精美，菜肴丰盛，还有很多美酒，巴尔查侯爵和手下的亲信很快喝得醉醺醺了。这时，塔法里的亲信卡萨?海卢公爵带着一辆卡车来到尼法斯山谷，车上装了20袋玛丽亚·特蕾莎银币，还有一袋河马皮鞭子。卡萨?海卢向巴尔查的士兵宣布已经任命新的锡达莫总督，因此老总督的私人军队必须解散。那袋鞭子很清楚地表明不接受这个事实的人会遭到什么待遇，因此士兵们纷纷上缴了武器，每人领到10块银币，高高兴兴地返回自己的家乡去了。等巴尔查临走时恶狠狠地暗示他会带兵干涉摄政的改革、并趾高气扬地带着亲信离开皇宫，回到兵营后却发现那里的士兵已经跑光了，兵营还被摄政的军队用机枪包围了起来。这位太监侯爵不假思索就拨转马头跑回城里，冲进恩托托山丘上的拉古埃尔教堂，敲响了教堂的大钟。根据阿比西尼亚传统，敲响这个钟的人都可以得到皇室的赦免，但是塔法里仍然在教堂门口架上机枪，勒令侯爵在24小时内投降。巴尔查后来被囚禁了两年，然后遁入修道院隐居。后来在反抗意大利入侵的战争中，这位年迈的侯爵英勇战死。
为了剥夺塔法里公爵的权力，将阿比西尼亚拉回中古封建的旧秩序中，宫廷内残存的保守势力在1928年9月进行了最后一次不成功的阴谋尝试。他们让女皇把摄政召入大皇宫，皇宫警卫队长将其随从党在门外，然后佐迪图女皇指责摄政企图废黜她。塔法里向窗外望去，看到孟尼利克二世巨大陵墓上架设的机枪，他没有留下来与女皇争辩，而是立刻向大门跑去，喝令用枪口对着他的皇宫警卫队士兵把大门打开。塔法里公爵的妻子孟伦贵妇也听到了宫内发生阴谋的消息，于是迅速召集塔法里的5000人私人卫队，派他们进攻皇宫，同时通知其他改革派贵族发生政变的消息。
由于皇宫警卫队寡不敌众，皇宫的大门很快被塔法里的卫队攻破，塔法里公爵骑马返回了自己的住所。宫廷外，改革派贵族取得了罕见的空前一致，纷纷率兵前往大皇宫前面的广场，高声向楼上质问女皇。为了平息众人的怒火，女皇宣誓说这个阴谋与自己无关，授予摄政塔法里以一直想得到的“国王”（negus）爵位，并宣布由摄政全权负责一切政务。驻亚的斯亚贝巴的西方外交官意味深长地预言说，这一年11月在首都举行的国王加冕典礼将是不久之后皇帝加冕典礼的彩排。
女皇的前夫古格萨公爵早就不喜欢塔法里，他于1930年3月在北方的冈达尔举起了叛旗，带着1万名士兵、10挺机枪和2门大炮向首都进军，声称要来“朝拜”一下摄政殿下。塔法里的陆军大臣带着30挺机枪和5门大炮前去“迎接”，此外还有半年前刚买的两架飞机 ，由法国飞行员驾驶。这是第一次在阿比西尼亚的战争中使用飞机。第一架飞机携带西里尔大主教署名的传单，把任何反抗摄政的人革出教门，此外还有女皇极不情愿地签署的声明，宣布他的前夫是叛乱分子；第二架飞机携带的是两枚60公斤炸弹。3月31日，古格萨公爵的叛军在安金平原（anchiem）战败，女皇的前夫被砍得粉碎。第二天下午，佐迪图女皇在大皇宫内突然去世，全国震惊。
有人怀疑女皇是被毒死的，也有人说她是听到丈夫战死的消息后心脏病发作。大多数外交使团发回本国的电报都说女皇是被治疗糖尿病的教士给折腾死的，这也是官方承认的说法。长期以来，除了服用进口的西药外，佐迪图还接受传统的民间治疗，经常在冰冷的圣水和圣泉中浸泡。考虑到女皇去世时他的瑞士医生和瑞典总领事汉纳博士都在其床边，这个说法要可靠一些。
无论如何，佐迪图女皇去世后仅仅6个小时就被葬进了孟尼利克二世的陵墓。塔法里摄政终于成为皇帝。他选定儿时的教名为自己的帝号，用阿姆哈拉语来说就是海尔·塞拉西，意思是“三位一体的威力”。
1930年11月1日，海尔?塞拉西神情肃穆地为孟尼利克二世的雕像揭幕，这座雕像坐落在圣乔治大教堂外，加冕典礼将在这里举行。阿比西尼亚帝国的京城为了这次隆重盛大的庆典而装扮一新，其他东方国家的人民对这样的大场面肯定不会觉得陌生：大皇宫外面挂满了漂亮的灯饰；新建了若干条硬面沥青马路；给警察发了崭新的制服；游荡于街头的乞丐和麻风病人都被警察收容起来，驱逐到郊外挖沙子；为了保持市容，禁止外地的骆驼商队进入首都；平民窟外树起了高大的篱笆以遮挡外国记者的视线，以免他们拍摄“污蔑帝国尊严”的照片。阿比西尼亚政府设法从德国买到了前德皇威廉二世的御用四轮大马车，外交大臣通知驻英国公使向伦敦摄政街的珠宝店订做20顶冠冕，上面的装饰图案包括犹太族之狮、所罗门王的封印和东方之星。
11月1日，神父们在圣乔治大教堂作了通宵的礼拜仪式，在用乳香和没药做成的薰香烟雾中，他们连续不断地又唱又跳、打鼓拍手 ，用希伯来语吟唱《圣经·诗篇》中的大卫王之歌。教士们的东正教长袍镶金错银，光彩夺目，极为漂亮，传统的狮鬃则给这富丽堂皇的场面带来了真正的非洲色彩。海尔·塞拉西和夫人、帝国的亲王、公爵、侯爵、大学士和酋长们，以及众多外国人都参加了教堂里的守夜仪式。
出席加冕典礼的外国贵宾有英皇乔治五世的儿子格洛斯特公爵，意大利国王的堂弟乌迪内公爵，法国的弗朗歇·德斯佩里元帅，瑞典国王的代表达贝尔男爵，德国总统兴登堡的代表巴特豪森男爵，波兰政府代表巴扎基伯爵，以及日本天皇、希腊国王、埃及国王、比利时国王、荷兰女王、土耳其和美国总统的代表。在应邀前来出席这场独一无二的希伯莱—科普特式加冕典礼的700多名外国客人中，还包括英国著名讽刺小说作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他后来成为法西斯意大利及其侵阿战争的拥护者和鼓吹者。
11月2日星期天上午9点，海尔·塞拉西在圣乔治教堂大门外接受了皇帝的全部仪仗：带有十字架的纯金宝球 、金银丝细工镂嵌的两支长矛 、一枚镶有巨大钻石的戒指 、金马刺、御剑和皇帝的御服。行完涂油礼后，西里尔大主教手捧金皮《圣经》，引导皇帝宣誓永远服从东正教会，最后由大主教为他戴上了镶满翡翠和红宝石的三重黄金皇冠，在礼炮的101声轰鸣中成为上帝的使者、犹太族的雄狮、万王之王海尔·塞拉西一世陛下。皇帝和皇后随后在举着深红天鹅绒御盖的侍卫簇拥下走入教堂，教师们吟唱起有几千年传统的圣歌“祝福汝啊，以色列王”，英国轻巡洋舰“埃芬翰”号（hms effingham）上的海军乐队在教堂钟声和全城的欢呼声中奏起了阿比西尼亚国歌。
在举行了主教、太子、公爵和大臣们的效忠仪式后，皇帝夫妇登上威廉二世用过的金漆大马车返回皇宫。宴会持续到第二天，皇帝又访问了另外几处教堂，举行了阅兵和分列式，向参加加冕典礼的外国代表颁赠“所罗门王之印大勋章”，还参加了一次赛马会。美国驻阿比西尼亚公使阿狄森·萨瑟兰对整个加冕典礼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他的文章后来刊登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
海尔·塞拉西即位后继续推行他的改革计划，目标是使国家实现现代化，并通过发展中央政府的权威而粉碎封建诸侯的权力。
他的第一个成就是在1931年“赐予”其臣民阿比西尼亚的第一部成文宪法。这部宪法以1889年日本明治宪法为蓝本，开章明义地宣布海尔·塞拉西的神圣家族是唯一合法的皇族，“不间断地传自耶路撒冷的所罗门王和埃塞俄比亚的示巴女王的儿子孟尼利克一世的朝代”，“他的尊严不容侵犯，他的权力不容争议”。这部宪法还规定皇帝握有立法、统帅军队、任免官员、宣战、签订条约等一系列大权，此外还身兼最高法院大法官。宪法设立了上议院和下议院，但是议员都由皇帝指定，为数不多的上议院成员包括帝国的亲王、贵族、大臣、法官和军队将领，下议院成员主要是各地土司、酋长、地主和其他“知名人士”。议会的唯一工作就是聆听皇帝的训喻和做笔记。
宪法中有关皇位继承的条款排除了其他“所罗门血统”家系继位的可能性，在几个地位最显赫的亲王中引起了不满，其中包括戈贾姆的海卢·塔克尔·海马诺特公爵 、以及提格雷的塞约姆?曼加夏公爵和海尔·萨拉西·古格萨侯爵。为了争得帝位，这三位爵爷后来都投向了意大利人。
在欧洲顾问的帮助下，阿比西尼亚在30年代逐渐建立起现代化的海关、行政、警察和军队，公共工程、道路、公共卫生和教育方面也取得了十分显著的进步。许多改革都是通过外国顾问和专家来实现的：财政部聘用了美国顾问，法律局聘用瑞士顾问，陆军部聘请比利时顾问，皇家警卫队聘请流亡的白俄军官，内政部聘请英国顾问……
不过在这些外国顾问团中，瑞典人的作用尤其引人注目。从20年代起，瑞典总领事汉纳博士就同时兼任皇家医院总管和皇帝的御医，此外还担任阿比西尼亚外交部的政治顾问。两国政治来往十分密切，1931年，瑞典王储古斯塔夫·阿道夫夫妇对阿比西尼亚进行国事访问，皇帝在亚的斯亚贝巴市区北边修建了宽敞明亮的“王子乐园宫”（cuenete leul）用于接待他们，王储夫妇离开后，海尔·塞拉西搬出了幽暗曲折的老皇宫，把这座宫殿改成自己的新皇宫。
1933年，阿比西尼亚请求瑞典派出政治和军事顾问，瑞典国王指派埃里克·弗京少将（generalmajor eric virgin）为首席顾问，每个月的薪水是3000埃元 。弗京将军到达亚的斯亚贝巴后没有多久，就敏锐地一眼看出了阿比西尼亚军队的问题：没有参谋部体系，凭出身选拔军官，而且缺乏现代化的军事训练，尤其是战略指挥水平。弗京为阿比西尼亚陆军制订了16个月的训练计划，其中4个月用于组建一座小型的军事学校。军校学生分为三个系：步兵、炮兵、信号与工兵。由于阿比西尼亚的西式学校都是使用法语教学，因此这座军校也使用法语，并沿用法国陆军操典和军事条令，其名称“海尔?塞拉西一世军校”（ecole de guerre haile selassie i）也用法语书写。皇帝将孟尼利克二世的一座避暑行宫拨给该校，这座皇宫位于离首都45公里的霍拉塔（holata），因此该军校也以“霍拉塔军校”著称。
在弗京的建议下，瑞典政府指定近卫骑兵团司令维京·塔姆上将（viking tamm）为海尔?塞拉西一世军校的校长，此外还选了4名很称职的中尉监督那里的训练。这4名尉官分别来自诺尔博滕步兵团、博胡斯兰步兵团、哥达炮兵团和皇家工兵团，都在瑞典陆军参谋学院接受过培训。霍拉塔军校三分之二的学生年龄在16至18岁之间，从孟尼利克二世学校和海尔·塞拉西一世学校的优秀毕业生中选拔。
霍拉塔军校先后一共培训了148名学员，其中138人合格毕业。学生在毕业时被授予中尉或上尉军衔，9名优秀学员毕业时的军衔是少校，还有4名杰出的学生被皇帝授予中校军衔 。所有的瑞典军官都获得“所罗门之印勋章”和“金质海尔·塞拉西奖章”，在意大利入侵时，他们选择辞去瑞典军职，继续留在阿比西尼亚。这些瑞典人后来带着一批青年军官前往英埃苏丹，在1940年随英军返回阿比西尼亚。
通过瑞典顾问团的近水楼台之便，在1931年到1935年期间，斯德哥尔摩的斯耶森公司为阿比西尼亚帝国陆军购买了30门75毫米博福斯山炮和44门现代化的37毫米厄利康高炮，还从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法国和西班牙的军工厂订购了大批机枪、步枪、手枪、弹药、探照灯、炸药和军装。瑞典爱立信公司为阿比西尼亚陆军通讯部提供了交换机、电话和其它通讯器材。
除霍拉塔军校外，瑞典军事顾问团还对陆军的现役军官展开短期轮训。到1935年，在被应征入伍的20万人中，大约有7000人接受了某种形式的现代军训。此外，比利时军事顾问团还在1930年到1935年间对阿比西尼亚皇家警卫队进行训练。把落后的阿比西尼亚陆军变为现代化军队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弗京将军在阿比西尼亚累得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不得不在意大利人进攻前夕回国休养；比利时军事顾问团团长在阿比西尼亚待了5年，尽管还不到40岁，但头发全白了。
和中国在抗战爆发前的“黄金十年”一样，1931年到1935年是阿比西尼亚的“黄金五年”。在这五年中，海尔·塞拉西的现代化改革在其他很多领域也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尤其是废止奴隶制度方面。一些受过外国教育的上层阶级青年仿效土耳其的“青年土耳其运动”，组建了“青年埃塞俄比亚运动”，试图推动改革。但是总的来说，阿比西尼亚传统的封建制度在许多方面仍然纹丝未动，生产力低下，农村的生产方式落后，教会凭借其崇高地位成为顽固守旧派的堡垒。
不过这些缺点丝毫没有损害阿比西尼亚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在黑人心目中的象征性地位，他们、尤其是黑人知识分子，认为阿比西尼亚帝国是拯救并改变黑人民族命运的唯一希望。30年代，在牙买加黑人中间兴起了奇特的“塔法里公爵教派”（rastafarian），这个教派将海尔?·拉西皇帝神化，视其为黑人的弥赛亚，真正的救世主，其信徒一度达到20万人之多，并扩散到海地和美国。
塔法里公爵教派和当时美洲黑人中间兴起的“返回非洲”运动是息息相关的。一些牙买加的塔法里教徒前往阿比西尼亚定居，海尔·塞拉西将亚的斯亚贝巴以南250公里的一大块皇家土地赐给他们安居。在后来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的战争中，更多的塔法里教派信徒成为志愿者，前往其心目中的黑人圣地同意大利人作战。他们认为这场战争就是《圣经·启示录》里预言的弥赛亚与反基督者的“最后的战斗”，皇帝1941年的复位更使他们相信海尔·塞拉西正是全能的上帝本人的化身。
victorence 2007-11-10 14:41
六、国联闹剧和意大利的入侵
意大利一直不安地注视着阿比西尼亚的每一个现代化改革成就。1928年8月2日，它同阿比西尼亚签订了一个为期20年的友好条约，该条约规定把两国间的一切纠纷提交国际仲裁。但是这个条约对于法西斯意大利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1925年它同英国人关于两国在阿比西尼亚利益的换文要现实得多：英国支持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上修建一条连接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的铁路，并在铁路两侧取得商业特权；作为回报，意大利支持英国在青尼罗河源头的塔纳湖修筑水坝，并在水坝和苏丹边境之间修建一条享有治外法权的公路。不用说，经济方面的胜利很可能是走向领土扩张的第一步。不过尽管有英国的支持，意大利在建立经济特权方面也没有取得真正的进展；就像尽管有意大利的支持，英国也没有取得进展一样。这个失败是墨索里尼殖民野心的又一次挫折。
当年意大利队为是否站在协约国一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犹豫不决时，英法曾经对意大利做出了许许多多动听诱人的许诺；但是他们在战后履行其诺言时是极其迟缓而吝啬的。意大利看到英法两国已经这样富有，并且又从它们在非洲的巨大属地里获取更多的资源，不禁气上心头。意大利虽然人力充足，但是原料缺乏，而且拥有的不过是利比亚、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这样干燥的沙漠地区，这些地方既不能容纳意大利的过剩人口，又不能供应它的最低需要。意大利为了取得和保住这些地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位于非洲大陆边边角角的这些零碎殖民地只能勉强起到“保持威望”的作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上台之后曾经许下诺言，要大张旗鼓地进行帝国主义扩张，因此既然英国和法国不愿意提供帮助，那么意大利人就只有自己动手了。
1933年间，墨索里尼开始准备他的侵略计划。这一点不仅有间接的证据，而且有当时的殖民部长德?博诺（emilio de bono）明明白白的证词。从意大利政府后来提出它是进行“自卫战争”的托辞来看，记住这个事实是很重要的。
从1933年秋季到1934年12月，墨索里尼和德·博诺积极从事战争的准备工作，成立了在阿比西尼亚制造不满和混乱的政治局及情报局，总参谋长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和陆海空三军首脑制订了作战计划，财政部拨款给厄立特里亚殖民当局用于翻修军用道路、以及贿赂阿比西尼亚的地方贵族。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一口气开设了40座领事馆，在没有意大利人的地方则安置了一批名誉领事和商务代表。这些人手下有许多当地代理人，主要是对绍阿人朝廷怀有贰心的地方诸侯，他们大力进行亲意大利的宣传，分发武器和贿赂，并在各个地区煽动反对中央政府的情绪。
1934年11月，在意大利的颠覆野心昭然若揭的情况下，一群愤怒的阿比西尼亚人袭击了冈达尔城的意大利领事馆，海尔?塞拉西立即按意大利人的要求支付了赔款。然而墨索里尼不愁找不到更多的宣战借口，在阿比西尼亚与意大利殖民地之间漫长而无人防守的边界线两侧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边境事件，从细小的偷窃和失礼，到大规模的抢劫和伤害。1934年底，他终于在欧加登地区的瓦尔瓦尔（wal wal）得到了比预期更大的发动全面战争的借口。
瓦尔瓦尔是一个散布在几座沙漠水井旁边的绿洲居民点，索马里族游牧部落在往来于英、法、意所属的三个索马里放牧时经常来此取水。根据1896年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签订的条约，两国间在索马里地区那条模糊不清的边界走向与索马里海岸平行，深入内地60里格（league），但是意大利人后来狡辩说，条约没有说明这个单位是标准的里格还是航海术语中的里格，因为前者等于180英里（290公里），后者等于180海里（333公里）。不过即使按照后者计算，深入内地400多公里的瓦尔瓦尔也远在阿比西尼亚的腹地。从1928年起，瓦尔瓦尔的水井就被一支意大利哨兵分队占领，在南面几公里的瓦德尔还驻扎着一支规模更大的意大利部队，可是阿比西尼亚政府由于消息闭塞却一直没有对此提出抗议。直到1934年12月5日，一支英阿联合代表团踏勘阿比西尼亚的欧加登地区与英属索马里之间的边界时，阿比西尼亚军人才首次来到这个地方。护卫代表团的阿军士兵立刻与意大利军队交了火，意大利人派出了装甲车和飞机，有30名意大利士兵在这场混战中被打死，阿方100多人阵亡。
发生战斗的消息过了几天才传到两国的政府，它们立即开始针锋相对的外交活动，双方都声明冲突责任应完全由对方承担，双方都对自己军队受到的无端进攻提出强硬抗议。作为较弱的一方，阿比西尼亚提议按照1928年条约的规定，将这个问题提交国联仲裁；罗马的法西斯政府则强硬地答复说，事情很清楚，不存在仲裁的问题。它要求阿比西尼牙哈拉尔省的总督亲自到瓦尔瓦尔正式赔礼道歉，要求“那些罪犯按照索马里的习惯向被他们杀害的意大利士兵遗体致敬”，然后加以逮捕、开除和判刑，并要求阿比西尼亚政府赔偿2万英镑 。
尽管不久前因冈达尔领事馆事件向意大利人支付了赔款，但这一次海尔?塞拉西并不准备屈服，因为意大利人很清楚地声明瓦尔瓦尔在自己的领土之内，顺从它们的要求就等于承认这个声明。1935年1月3日，在希特勒宣布重整军备的同一天，阿比西尼亚向国际联盟提出控诉，以及对冲突实施仲裁的要求。意大利被迫同意仲裁，但不失时机地开始向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调遣军队。
国联行政院手边已经有许多事情要处理，当阿比西尼亚的第一个照会送到时，行政院刚刚调解完匈南两国之间由于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而几乎演变成战争的危机 ，同时正在与纳粹德国政府进行艰难的谈判，以在萨尔区组建一支国际部队。由于精力和人手有限，国联指望伦敦和巴黎带头调解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的争端，从而揭开了此后国联一连串错误行动的序幕。
授权英法调解的做法极其投合墨索里尼的心意，他强烈反对国联的仲裁，认为他的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同阿比西尼亚打交道是一种侮辱。另一方面，英法指望意大利帮助制止德国日益增长的侵略趋势。仅在几个月前，当奥地利的独立因总理陶尔菲斯被刺而受到威胁时，墨索里尼在边界陈兵四个师，从而迫使希特勒踌躇不前。这个行动成了此后几年意大利受到英法充分信任和无限姑息的源泉。正是出于这样的意图，受到国联委托的英法两国竭力寻找一个意大利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
摆在英法面前的有两条道路，其一是不惜一切代价，把阿比西尼亚这个“暴君专制、奴隶制度和部落战争盛行的野蛮国土” 当作牺牲品。但是大多数英国人认为这样的做法不体面，因为在1935年6月英国举行的“和平投票”中，1100多万英国人中有1040万人支持采取经济和非军事手段阻止一个国家侵略另外一个国家，此外还有678万人赞成采取军事手段阻止侵略。第二条道路是支持国际联盟及其盟约，对意大利实施强硬的军事和经济制裁，使罗马那个较小的独裁者倒台，从而动员所有的民主力量遏止柏林那个较大的独裁者。德国由于地理和军备现状的限制，不大可能对意大利提供帮助，英法可以迅速有力地对意大利实施经济制裁和石油禁运，封锁意大利海岸和苏伊士运河，这样意大利政府除了向世界舆论屈服就再没有别的选择了。当然这样也会有风险，英国海军参谋部把马耳他岛的防御弱点和地中海舰队的主力舰有可能受损失等情况向政府作了汇报。这两条道路中无论哪一条能够坚持到底，都不会出现1940年意大利参战那种局面。英国内阁在这两条道路之间犹豫了很久，最后终于做出了一个荒唐的折衷选择，宣布支持国联盟约，同时采取某些限度的姑息，使意大利继续站在“正确的一边”。
1935年6月23日，英国特使、负责国联事务的不管部大臣安东尼·艾登前往罗马，带去了英国的建议：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取得广泛的经济特权；阿比西尼亚把欧加登省的一部分割让给意大利，并提供租借地，供意大利修建连接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铁路；英国把英属索马里的泽拉港和与其相连的一条走廊地带交给阿比西尼亚，从而使其获得盼望已久的出海口。艾登告诉意大利人，这是阿比西尼亚能做出的最大让步。
墨索里尼轻蔑地驳回了这一建议，同时拒绝向英国人透露自己的野心底线。对英德海军协定抱有怨言的法国外长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支持意大利人，一方面他仍想利用意大利来反对德国，另一方面法国人对阿比西尼亚拥有自己的出海口感到忧虑，这将削弱法国人拥有的吉布提铁路和吉布提港的重要性。
随着局势日益紧张，英国政府于7月底宣布同时对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实行武器禁运，法国、比利时、丹麦、捷克斯洛伐克随后也宣布禁止对阿伊两国输出武器。与此相呼应，美国国会的孤立主义者也在8月31日通过了第一个中立法，禁止总统把武器弹药出售给任何交战国，而无视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的区别。阿比西尼亚代表向国联行政院提出抗议说，一方面意大利自己能制造大量武器，另一方面阿比西尼亚没有任何军工企业，并且眼看不能输入自己国防所需要的东西，他质问道：“这是真正的中立吗？这是公平的吗？”
海尔·塞拉西皇帝继续把维护其帝国安全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因此在瓦尔瓦尔事件后长达10个月的时间里都没有动员军队。与此相反，意大利自1935年1月起就大规模地向非洲调兵遣将，同时还有成千上万的意大利苦工被送去修建道路、码头、飞机场和其他必要的入侵设施。6月8日，墨索里尼跑到撒丁岛，对即将上船的大批征非军队发表了煽动性的演说：“卡利亚里的黑衫党们！我们有许多要解决的新帐旧账，如今我们要来解决了！国外那些先生们的抱怨，我们不予理会，因为这些先生们已经拿榜样给我们看，当他们建设或保护一个帝国的时候，它们是不曾顾及什么世界舆论的！”在给德?博诺的电报里，墨索里尼说“如果埃塞俄比亚国王无意向我们进攻，我们自己就必须采取主动。然而这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到9月底时，除了20万土著部队外，至少有10万白人军队供你支配，而且还要迅速将这一数目增至20万……以及250架飞机。”
如果说在半年之前还有希望不将争端扩大的话，到了1935年8月底，墨索里尼就已经在国内和国外做得太过火了，以致不损害法西斯政权的威严而抽身退却已经变得不可能。在意大利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国联的大多数成员国逐渐意识到考验国联的最严重时刻已经到来，这个组织作为维护国际集体安全体系的唯一磐石，正经受着最严重的考验。8月29日，丹麦、芬兰、瑞典和挪威四国宣布在意阿冲突事件中支持国联；第二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也发出了同样的声明。波罗的海国家、比利时、希腊、葡萄牙、英帝国众自治领和中国纷纷站在阿比西尼亚一方；拉丁美洲对意大利感到难以割舍，希望不必在国联和意大利之间做出选择，然而洪都拉斯、巴拿马和海地这三个中美洲小国禁不住说出自己的心声，对为了维护生存而同大国作斗争的弱国表示同情和支持。海地代表“作为代表辽阔美洲唯一黑人共和国的有色人种”发表了感人的讲话。作为对意大利施加压力的高潮，由英国第二巡洋舰中队以及一队驱逐舰护卫的“胡德”号和“声望”号战列巡洋舰在9月12日进驻直布罗陀。
9月份，埃历新年过后，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雨季结束了，意大利的机械化部队现在可以不受阻碍地穿过提格雷地区。德?博诺将军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他把10月5日定为进攻日。9月28日，海尔?塞拉西宣布他不可能再拖延发布总动员令，因此墨索里尼命令德·博诺提前两天发动进攻。
10月3日清晨，没有经过任何宣战手续，意大利军队开始越过厄立特里亚边界向阿比西尼亚进军 。罗马给国联行政院发去电报，称阿比西尼亚皇帝咄咄逼人的态度，特别是他的总动员令和下令边境军队后撤30公里的命令，是纯粹的战略行动，因此意大利政府“不得不采取必要的防御措施”。当天傍晚，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宫的阳台上对法西斯党徒发表了蛊惑人心的演说，宣布“阿杜瓦的耻辱已经得到了雪洗”，如今“不仅30万士兵在进军，4000万意大利人也在一同进军，消灭过去的不公正，为意大利赢得阳光下的地位”。在亚的斯亚贝巴，皇帝外面古老的孟尼利克大战鼓（negaaarit）被擂响，皇帝通知他的子民，他们的祖国已经进入战争状态，首都市民纷纷走进圣乔治大教堂，祈祷战争的胜利。
在德·博诺将军的指挥下，兴高采烈的意大利士兵越过厄立特里亚与阿比西尼亚的界河马雷布河进入提格雷地区。当地路况很糟，士兵们只能下车行走，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士气。一些提格雷人也加入了意大利士兵的队伍，他们载歌载舞，又跳又唱，急切地要去和欧洲人一起推翻“绍阿人的暴政”。在进攻的第一天，意大利飞机还轰炸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阿杜瓦和阿迪格拉特。由于此前已经制定了放弃提格雷地区战略，意大利人最初很少遇到抵抗。海尔·塞拉西知道他无法击败在装备和给养上拥有巨大优势的意军，后撤可以有力地证明意大利是侵略者，使阿比西尼亚有望得到外国援助。即使得不到外援，至少敌人的补给线会拉长，变得易受攻击。但是提特雷各地的军队往往不听从皇帝的部署，在达罗塔科尔山道（darotacle pass），抵抗持续了三天，山谷里布满了意军和阿军的尸体。阿杜瓦经过两天的激战才于10月6日陷落。
10月5日，国联终于发布了一份长长的报告，回顾它为调解两国冲突所作的努力，并宣布意大利是侵略者。海地代表阿尔弗雷德·内莫尔发表了令人难忘的演说，称“国家不论大小，不论强弱，不论远近，不论白人或有色人，让我们绝不要忘记，有朝一日我们也许会成为某一国家的埃塞俄比亚”。
10月11日，国联宣布对意大利实施军事禁运和经济制裁。禁运物资清单包括马、驴、骡子、骆驼、橡胶、铝、锡、锰、镍和一些稀有金属，但是却奇怪地不包括煤炭、钢铁和石油。没人提出对意大利运兵船关闭苏伊士运河。英国仍允许意属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之间的航班在英属索马里起降，允许亚丁、肯尼亚和南非向意属殖民地输出大量的淡水和粮食，并允许英国公民自由地去意大利旅行 。
在阿比西尼亚危机中，墨索里尼求助于法国外长赖伐尔，后者没有令法西斯领袖失望。毫无疑问，赖伐尔早已决心尽力帮助意大利政府。在他的努力下，国联一再拖延制裁委员会会议的召开时间，意大利抓紧这段时间从美国、罗马尼亚和苏联大量购入石油。美国不是国联成员，不受国联制裁决议的限制；罗马尼亚的经济依赖于对意大利出口；而在国联口口声声“支持阿比西尼亚人民的正义斗争”的苏联政府此时的实用主义表现令全世界大跌眼镜，因为连日本都在参与对意大利的制裁。意大利入侵前夕的7月19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曾训令驻意大使通知罗马，称日本不承认意大利有自由处置阿比西尼亚的权利；朝鲜总督宇垣一成大将更强烈要求东京向阿比西尼亚送去武器援助。宇垣此言令意大利群情激奋，意大利报纸称日本所以念念不忘阿比西尼亚，“一是出于商业关系，二则出于种族关系。后者性质尤为严重，盖日本五十年来屡以白人国家为敌，此次声援阿比西尼亚亦不外乎在非洲和亚洲博取政治威望。为保持白种人的尊严，意大利对此应严加反抗……”
希特勒德国也采取了颇为特别的态度。虽然与法西斯意大利在意识形态上的共同之处颇多，但是元首还记得意大利对他吞并奥地利的态度，担心一个因吞并阿比西尼亚尔边的强大的意大利将会更加阻碍德国在欧洲的行动。因此他授权手下对阿比西尼亚提供援助，以便将意大利军队缠在非洲。在对意大利人保密的情况下，德国人不理会国联的制裁决议，向阿比西尼亚运去了3架飞机、超过60门大炮、1万支毛瑟步枪和1000万发子弹。
同各国政府相比，阿比西尼亚从各国获得了更多的支持。第三国际破天荒地邀请第二国际共同组织工人阶级对意大利的抵制活动。几乎全世界的工会和劳工组织都敌视法西斯意大利。在亚历山大港和马赛、在南非和加利福尼亚，码头工人拒绝为意大利进口商装货，海员们也拒绝驾驶载运物资的船只驶往意大利。英国鞋靴工人联合会拒绝为意大利军队的订货做工。黑人聚居的约纽哈莱姆区挂出了“征募战士志愿前往阿比西尼亚”的广告，一些黑人报了名，但是阿比西尼亚驻美公使馆表示无力承担他们的路费。许多非洲裔知识分子把意大利的行动看作是对整个黑人民族的宣战，加纳第一任总统恩克鲁玛在他的回忆录中就生动地描写了在伦敦的报纸上读到“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几个大字时对整个白人殖民主义的狂怒心情。
战争爆发后，阿比西尼亚帝国中央政府用明码电报向各省发出了封建式的总动员令：“所有男性，包括能扛动长矛的男孩，必须前往亚的斯亚贝巴报到；已婚男人可以携带妻子为其做饭，未婚男子可以任意带来没有丈夫的女性；需要照顾婴儿的女性不必上前线；盲人以及不能使用长矛的残疾人不必上前线；任何在接到这道命名之后仍然呆在家里的男人将被绞死……”
总动员令发布后，各省的总督纷纷动员当地的封建民团，大批武士手持中古时代的步枪和长矛开往前线。不幸的是，由于这些军队必须自己筹措给养、购买枪支，因此其指挥官往往各行其是，有时甚至因为搜刮百姓而成为地方上的祸害。在北方战线的德布拉比汉，封建民团同装备优良、待遇良好、身穿整洁制服的皇家警卫队发生争吵，双方甚至爆发了斗殴，多人受伤。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理解民族灾难的紧迫性，一位在阿比西尼亚红十字会工作的英国军官在家信中写道“……在通往科雷姆的路上，英国急救队看到上千名士兵被派到那里修路，但是他们不工作，因为接连四天都是宗教节日……”。一些贵族带着自己的私兵开了小差。诡计多端的海尔·塞拉西·古格萨侯爵甚至向意大利人交出了自己负责防守的正面防线，以从意大利人那里领取“提格雷国王”的头衔。这位侯爵早就觊觎帝位，他记得几十年前正是“红皮肤”外国人的入侵导致提奥多罗斯二世皇帝垮台、以及约翰尼斯四世即位。
意大利的进攻分成三路。北路兵力为25万人，包括12个意大利师和2个厄立特里亚师，以阿斯马拉为基地，由德?博诺指挥，沿着1896年的进攻路线前进，于10月11日攻克古都阿克苏姆。东路为1.5万人，以阿萨布为基地，向西南进攻，于11月8日占领了提格雷首府马卡累。南路3个师和索马里封建民团向西北进攻，指挥官是格拉齐亚尼将军（rodolfo graziani）。
阿比西尼亚方面在各地集中的兵力大致如下：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约20万人，萨科塔（sakota）8万人，瓦凯尔（walkait）4万人，马比尔（mabil）4万人，德塞（dessye）3万人，应付南方战线的有8.5万人。阿军的抵抗精神与战斗能力并不薄弱，然而武器太不如人。意大利凭借现代化的坦克、飞机、机枪和大炮完全压倒了装备步枪和机枪的赤脚阿比西尼亚士兵，因此自意大利军队蜂拥越过边境以来，并未发生过一场足以令世人瞩目的战役。
就交战双方采取的战术来看，这场战争中实在是不能发生有声有色的战役。海尔·塞拉西采取的仍然是罗马时代费边将军的古老战术，命令手下的将领遇到意军便向后撤退，引诱敌人深入山中，使敌人前后不能呼应，然后实行突击。在内皮尔将军或者阿杜瓦战役的时代，这种战术或许仍能奏效，然而现在已经是无线电和飞机的时代。意大利人不中他们的计，总是先派飞机侦察对方位置，把前面的敌人肃清，然后修道路、盖哨所、建立巩固的军事交通线，然后才继续向内地深入。
尽管存在很多问题，前线阿军还是支持了几个月。阿比西尼亚的外国军事观察家对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并没有任何悬念，但他们预料战争将持续两年。阿比西尼亚的战略问题是如何支持到1936年初夏，雨季将从那时开始，那时入侵者的机械化部队除了在原地驻守三四个月外将难有作为。
国际联盟的制裁到1935年年底开始缓慢地产生作用。到当年11月，意大利对英国的出口额从每月300万美元减少到10万美元，对法国的出口从200多万美元减少到20万。意大利的黄金储备原来有58亿里拉，到年底时已经跌到39亿；照这个速度，再有9个月就消耗完了。伊琳娜王后为此在国内掀起了一场号召妇女捐献金首饰的运动，并且捐出了自己的结婚戒指。意大利的煤炭储备将在3个半月内耗尽。
对于对战事进展缓慢感到不满，墨索里尼于11月16日把审慎的德·博诺召回意大利，改派更加冷酷的巴多格里奥将军为侵阿军队总指挥。巴多格里奥于11月27日抵达厄立特里亚，他得到的命令是加速结束战争，为此不惜动用一切手段。
同在11月底，海尔·塞拉西离开首都，驱车前往德塞。这里是沃洛省省会，也是皇太子阿斯法?沃森的总督府驻地，扼守亚的斯亚贝巴的门户。与此同时，阿比西尼亚的一些前线指挥官采取了主动行动。赛约姆公爵固守坦皮恩山脉的边缘，以便同在意大利战线后面活动的提格雷省游击队保持联系；陆军大臣穆卢吉塔武士把3万军队、1门大炮和骡子驮着的玛丽亚·特蕾莎银币偷偷运到意大利战线后面，准备发动偷袭；卡萨?海卢公爵在山谷中布置了空帐篷，把已经惯于扫射地面目标的意大利飞机引入山谷，然后用机枪和厄利康高炮加以攻击，打坏了好几架意大利飞机。
1935年底，赖伐尔决定再次设法拯救法意关系，在阿尔卑斯山那一边保住意大利这个阻止德国潮的防波堤。他恐吓英国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samuel hoare）说，如果继续实行制裁，墨索里尼可能不会在东非继续进行战争，而转而对英帝国发动战争，并且暗示法国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让英国单独作战。经过几个星期的秘密协商，两人抛出了一份被称为“霍尔—赖伐尔计划”的方案。霍尔与赖伐尔商定该计划的内容将对外界保密，但是在将其递交给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政府之前，这个计划就在巴黎被泄露了。
“霍尔—赖伐尔计划”包括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称为“领土交换”，让阿比西尼亚将总面积达15万平方公里的三块土地割让给意大利，而阿比西尼亚获得厄立特里亚南部75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从而取得一个出海口；如果墨索里尼拒绝割让，那么将从法国领地或英属索马里割出一块同等面积的领土。第二条建议将北纬8度以南、东经35度以西、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的阿比西尼亚南半部领土，变为“保留给意大利进行经济发展和居留的地区”；意大利将享有单独的经济开发权利、占有领土的权利和无限制移民的权利；该地区名义上居于阿比西尼亚主权下，但行政则由打着国联旗号的意大利人控制。
“霍尔—赖伐尔计划”一经泄露，便立即在英美以及所有小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应。英国两国外交部对国联公然背信弃义，这是两国自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以来一直采取的两面政策的必然结果。在一片谴责和咒骂声中，霍尔和赖伐尔先后被迫辞职，阿比西尼亚的战争将仍然继续下去。
像以往的战争一样，从一开始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就互相指责对方破坏了国际战争法则。意大利指责阿比西尼亚使用达姆弹、戮尸、虐待伤员和战俘、滥用红十字符号；阿比西尼亚指责意大利使用达姆弹、轰炸不设防城市、蓄意从空中攻击野战医院。双方都提出了本国的政府和外国人的证词。英国和瑞典都因本国慈善团体派出的医院遭到空中袭击和扫射，向罗马提出愤怒的抗议；法西斯报纸则一本正经地说这一切暴行都是阿比西尼亚方面干的，全然不顾这样两个基本事实：医院里全是阿比西尼亚伤兵和平民，而且西方人目睹了低空飞行的飞机机翼上的意大利空军标志。
1935年的阿比西尼亚空军一共只有11架飞机，所有这11架飞机都没有任何武器，也从来没有到过前线。因为缺乏零件，它们当中只有4架能飞，因而一直停在亚的斯亚贝巴当作皇帝的联络机使用。天空是属于意大利人的。墨索里尼19岁的儿子维多里奥作为一名空军飞行员参加了战争，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飞越埃塞俄比亚的群山峻岭》中自豪地写道：“我们向一群骑马的武士投下炸弹，炸弹在人群中优雅地爆炸，如同一朵美丽的玫瑰般盛开，将人群炸得血肉横飞……”
1936年1月1日，意大利报纸纷纷刊载了谴责敌人卑劣行动、要求政府改变“过分豪侠的态度”和采取最残酷的战争方法的一些文章，标志着阿比西尼亚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意大利在欧洲和埃塞俄比亚占领区宣扬他们正在把文明带给一个野蛮人和奴隶主的帝国，然而意大利把所谓欧洲文明带给非洲的新手段是“科学地”和广泛地使用芥子气。
1935年10月，意大利就在欧加登地区使用过毒气，12月时在北方战线使用了氯气、催泪弹和20公斤的芥子气炸弹。1936年1月，伊鲁姆公爵对意军发动了一场奇袭，绕过圣城阿克苏姆向前推进，进攻意大利的后勤基地。为了阻止他的进攻，意大利人投下了大量芥子气炸弹。然而这些手法并不非常成功。毒气战但只能使有限的地区受到影响，阿比西尼亚士兵很快学会了疏散，并且警惕装有液态芥子气的金属大桶。于是意大利参谋人员想出了一个更妙的计划，改从飞机机翼上大量喷洒芥子气，洒毒的地区不仅包括前线，也包括远离战线的宽广地带。乡村、水井、河流、牧场、妇女、儿童、牲畜……全都成为毒气战的目标。
不难想象这一战术对于习惯赤脚的阿比西尼亚人带来多么恐怖的影响。阿比西尼亚人断言，要是意大利没有这个武器，凭借埃塞俄比亚高原的复杂地形，他们本来能够无限期地坚持下去。国联对意大利破坏1925年禁止使用毒气议定书提出强硬的抗议，意大利驻国联代表阿洛伊斯（pompeo aloisi）猛烈地加以尖锐地反驳，但是他只能质问为什么国联对“埃塞俄比亚的暴行”一言不提，却无法否认意大利使用毒气。毒气战终于成为法西斯政权丑恶记录上最黑暗的篇章之一，甚至在战后的意大利，其国防部也只是到1955年才正式承认当年在阿比西尼亚使用了毒气。
从1936年1月20日到2月29日，意军在提格雷省与冈达尔省交界的坦皮恩山脉（mt. tamben）地区打了两个重大的胜仗。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意大利人派上了170架飞机和280门大炮，重磅炸弹和毒气全都用上了；一些阿比西尼亚士兵对意大利的坦克和装甲车拳打脚踢，试图将其掀翻。在陆军大臣穆卢吉塔设兵潜伏的阿拉吉平顶山，意大利炮火轰炸之猛烈密集，不仅在阿比西尼亚，在全世界也是没有先例的。御前顾问马康南和陆军大臣穆卢吉塔都在这次战役中战死，卡萨?海卢公爵和塞约姆?曼加夏公爵的部队被精锐的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地步兵包围在平顶山上，然后被毒气和炸弹消灭。皇帝的表弟伊姆鲁公爵手下的兵团也因弹药不足而遭到全面溃败。意军越过阿拉吉平顶山和锡缅山脉的天险，向古都冈达尔推进，戈贾姆和绍阿这两个阿比西尼亚的“核心地区”现在对意大利军队门户洞开。
在亚的斯亚贝巴留守的皇后和大臣都请求海尔·塞拉西亲自领导一次大战役，但当皇帝最后决定在提格雷省南部阿散季湖附近的梅丘（may chew）发动进攻时，封建民团的指挥官却耽误了他11天。在这11天里，这些指挥官中的某个人或某些人把战斗计划的全部细节都告诉了意大利人。3月31日，在梅丘爆发了战斗，阿比西尼亚军队突破了对方的外围防线，但是他们的耽搁使得意大利人能够建立纵深防御。阿军士兵从早晨5点一直进攻到晚上7点，皇帝亲自操纵厄利康高炮向意大利飞机射击，但是他的英勇丝毫没能挽救阿军的颓势。塞约姆·曼加夏公爵溜回他在提格雷省的采邑，声称是为了到那里去开展游击战争；来自沃洛省的封建民团在其统帅的带领下投靠了意大利人，还有人对皇帝的部队开枪。
巴多格里奥将军尖锐地讥笑阿比西尼亚的失败，将其归咎于将领的无能。海尔·塞拉西皇帝的白俄顾问科诺瓦洛夫上校对此也有相同的看法：“他们（公爵们）……没有丝毫的主动性，也没有表现出任何远见和决心。他们不懂得现代战争，完全不懂得……”，“君主必须照顾他的帝国的封建领主，但是不能用他们”。
4月2日，当冈达尔陷落的消息传来时，梅丘的阿比西尼亚军队终于完全瓦解，陷入全面的混乱之中。海尔·塞拉西徒劳地试图组织一次反攻，但是他的控制权已经无影无踪了。士兵们向空中乱放枪，他们的统帅已经扔下军队逃跑，留下士兵们在村庄里窜来窜去。皇帝扔掉了他的全部随身行李，带着随从人员向拉利贝拉撤退，意大利的飞机俯冲轰炸和扫射那些七零八落的封建民团，并用芥子气制造出更大的混乱，把撤退变成了全面的溃散。
在拉利贝拉的岩石圣母教堂，皇帝及其随从亲信疲惫地举行了祈祷仪式。4月15日，皇太子驻守的德塞落入意大利人手中，此地与亚的斯亚贝巴之间没有任何天险，也没有任何有组织的军队，首都的沦陷只是时间的问题了。4月30日，皇帝一行乘汽车返回首都。那里也是一片混乱，许多地位高贵的政治犯从监狱中放了出来，皇帝放他们返回家乡组织游击队。在郊外的萨巴塔开办了游击队训练营，一名加拿大军官在那里教授游击战术。
皇帝返回首都前，在大皇宫召开了大臣会议。亚的斯亚贝巴市长、皇帝的大学士塔克尔（blatta takelle）建议让皇后和皇室成员趁吉布提铁路仍然通车的机会到耶路撒冷去避难，皇帝留在国内，把政府撤到西南部沃累加省的戈雷（gore），那里可以方便地获得来自苏丹和肯尼亚的援助，而且不久即将到来的雨季将使意大利的地面和空中力量无法行动，从而获得一个喘息时期，以待国际形势变化来挽救帝国。海尔?塞拉西无精打采地批准了这个计划。受到教士们怂恿的孟伦皇后私下劝说皇帝陪她一起去耶路撒冷，皇帝此时头脑中想的是日内瓦，他决心到国际联盟去提出控诉，于是答应了皇后的请求。
5月1日，意大利人到达离亚的斯亚贝巴160公里的德布拉比汉，那里与首都之间是一片平坦的平原。塔克尔市长通知外国使团他将维持首都秩序，直到意大利人接近为止。那天下午，大臣会议以21：3的结果赞成皇帝和其家庭一起流亡国外。亚的斯亚贝巴火车站的站长奉命准备好皇家专列，带着黑面纱的孟伦皇后、阿斯法·沃森皇太子、沃莱塔·以色列太子妃、皇帝最宠爱的次子哈拉尔总督马康南公爵、幼子萨尔?塞拉西、两位公主以及大批皇子皇孙在皇家警卫队的护卫下登上了火车。能在这列火车上弄到一个座位的权贵们全都挤了上去，国家银行的黄金和银币、四辆御用汽车和大批皮箱也搬到了加挂的行李车上。皇太子的紫红色菲亚特双座跑车不在其中，那是几年前意大利公使赠送的礼物，开战后送给阿比西尼亚红十字会，但是很快就被愤怒的皇家警卫队士兵故意破坏掉了。站台上的仪仗队士兵们呆呆地瞪着这列黑色和金褐色相间的豪华火车，面无表情。这是三千年来“上帝的使者”第一次抛弃他的国土和上帝的选民埃塞俄比亚人，到国外的某个地方去避难。
在凌晨前的夜色里，大批焦虑的市民在站台上和车站外围观。5月2日凌晨4时20分，火车悄悄地驶离站台，向东非大裂谷和吉布提的方向驶去。车站上的人群里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恸哭。海尔?塞拉西皇帝在车站为这趟列车送行，随后乘汽车离开首都，在事先安排好的前方停车站阿卡基登上了火车。
皇帝临走前指定伊姆鲁公爵为摄政王和总司令，皇帝的女婿德斯塔·丹都公爵（ras damtew）为南方战线总指挥。皇帝出走的消息在首都和军队里引起极大的慌乱，正像内皮尔远征时提奥多罗斯皇帝自杀的消息令其手下的军队惊慌溃散一样。正在同格拉齐亚尼将军作战的阿贝贝?丹都、纳西布、马康南?恩达卡丘等四位侯爵闻讯后完全失去了勇气，立即抛弃军队跟着皇帝逃跑。地位更低的一些男爵和武士反而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把一些逃散的军队归拢起来，带领他们有组织地边打边撤，进入沟壑纵横的山区展开游击战。
在东非大裂谷谷底的歇尔歇尔，皇帝的专列被当地分督塔克拉·哈瓦里亚特（bej takla hawariat）拦住。他曾经在战前的俄国留学，亲眼目睹过俄国皇帝放弃权力后带来的灾难和全面崩溃。塔克拉要求皇帝留下来和他一起上山组建一支爱国军队。皇帝本人是愿意这么做的，但是皇后和公爵们都反对，于是火车继续前进。
在吉布提港，英国政府派出的“企业”号轻巡洋舰（hms enterprise）正等在那里，准备将阿比西尼亚皇室送到巴勒斯坦的海法港。痛苦一路的皇帝和皇室成员，以及皇帝最贴身的亲信随从被英国人准许登舰，但有差不多一半乘火车逃出亚的斯亚贝巴的显贵被留在了吉布提的码头上。当“企业”号起锚离开时，这些显贵的夫人子女们在码头上抱作一团，哭声震天。“企业”号经过苏伊士运河时，居住在埃及的阿比西尼亚侨民包租了几条小船，一边痛苦，一边向英国巡洋舰甲板上身单影只的矮小皇帝高高举起绿—金黄—红三色帝国国旗。海尔?塞拉西皇帝一家在耶路撒冷的科普特教堂举行了大量的祈祷后，皇帝于6月20日到达日内瓦。
在6月30日的国联全体会议上，大会主席请阿比西尼亚皇帝发表讲话，意大利大使就站起来大摇大摆地离开外交官旁听席，同时许多意大利记者吹起口哨、跺脚讥笑皇帝，而其他国家的新闻记者则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盖住了意大利记者的噪音。还没有等表情愤慨的罗马尼亚代表提杜列斯库起身请求主席制止这些乌合之众，会场里的瑞士警察就把这些意大利记者赶出去了。尽管能够说流利的法语和英语，但是海尔?塞拉西还是选择用他祖国的语言阿姆哈拉语发表讲话。这篇讲话长达45分钟，是对意大利这场非正义战争的总控诉。他回顾了战争爆发的过程，叙述了无区别轰炸和毒气袭击，回顾了国联所作的裁决。在讲话的结尾部分，皇帝向世人提出了振聋发聩的质问：“我是在捍卫所有正在受到侵略威胁的弱小民族的事业。曾经对我作出的诺言现在变成了什么？我将给人民什么样的答复？……上帝和历史将会记住你们的判断！今天是我们，明天就可能轮到你们！”
在日内瓦会场之外，意大利人散布了大量谣言，比如皇帝带走了成吨的金银，皇帝临走前曾下令焚烧亚的斯亚贝巴并屠杀人民。实际上火车上的金银是国家银行的储备，海尔?塞拉西带走的钱财很少，随身只携带了两样最重要的东西：他的皇冠，以及1896年孟尼利克二世皇帝在阿杜瓦战场上用过的帐篷，意大利人正在阿比西尼亚到处搜寻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战利品。至于焚烧首都则是亚的斯亚贝巴市长塔克尔的意见，他颇为雄辩地举出1812年俄国人烧毁莫斯科的先例来，认为这将给敌人制造困难，并使更多的人离开城市参加游击队。
在皇帝离开的当天，有势力的人都乘上午10点的第二列火车逃跑了，首都的法律和秩序已经消失。街头到处是乱放枪的散兵游勇。大皇宫和王子乐园宫门户洞开，来自北方战线的溃兵任意闯进去拿走东西，皇宫中作为宠物畜养的那些狮子被杀掉了。富有的甘诺塔基斯洋货店被抢劫一空，因为它的老板是意大利籍的希腊人。一家又一家商店被砸开，还有人试图冲进银行、外国人住宅和使馆。警察总监阿贝贝?阿拉盖男爵（abebe arrrregai）试图恢复秩序，但是没能成功，他最后放弃了努力，和塔克尔市长一起骑马穿过城市的街道，纵火烧城。法国使馆派出的人同巴多格里奥取得了联系，告诉他亚的斯亚贝巴已经无人防守；英国使馆不得不派出一支锡克族卫队去院落较小的美国公使馆解围。
5月4日黄昏，由第一厄立特里亚旅派出的意大利先头部队抵达亚的斯亚贝巴郊区，巴多格里奥于次日举行入城式，当时城里到处是焚烧后的废墟，冒出一股股烟柱。50架飞机在天空中盘旋，坦克和装甲车排成长龙，城里各主要建筑上升起了意大利国旗。占领者立即颁布了新法令，规定抢劫者和持有武器者判处死刑。在随后的搜查中枪杀了至少1500名市民。
5月9日晚上，墨索里尼在威尼斯宫的阳台上昂起他那著名的大下巴，骄横地宣布埃塞俄比亚的领土和人民已经“完全和永久地并入意大利王国的主权之中”。墨索里尼还宣读了一项命令，宣布意大利国王及其继承人从即日起享有“埃塞俄比亚皇帝”的称号。墨索里尼欢呼说这个命令从此将意大利走向无限光明前途的未来，但是事实上他先是给阿比西尼亚、然后又给意大利自己打开了通往灾难深渊的大门。
意大利全国举行了法西斯庆祝活动和火炬游行。巴多格里奥被封为“亚的斯亚贝巴公爵”，成为埃塞俄比亚总督和意大利国王的代表，几个星期后格拉齐亚尼接替了他的职位。
5月11日，意大利向国联递交照会，宣布再也没有一个叫阿比西尼亚的国家，因此不应准许所谓阿比西尼亚代表继续参加国联的会议，行政院也不应该继续讨论那个名叫“阿比西尼亚—意大利争端”的议题。两个星期后，遭到彻底惨败的国联取消了对意大利的制裁，并在7月4日以23：1的比例否决了向阿比西尼亚提供用于购买武器1000万英镑贷款的议案。唯一的支持票来自阿比西尼亚自己，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另外25个会员国投了弃权票。
自美国拒绝参加国联以来，这个组织还从未遭到过如此惨痛的失败。小国们感到它们完全被大国抛弃了，它们突然发觉不能再把国联看作是帮助其反抗侵略的保护者，尤其因为出卖行动竟然出自一向自称维护盟约尊严的法国、以及过去以国联领导者自居的英国。欧洲、尤其是东南欧的小国们从此以后纷纷自谋前程，其中不少倒向了希特勒那不怀好意的怀抱。意大利本身也开始和德国越来越友好。
从承认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的那天起，国际联盟以及它所倡导的集体安全体系彻底破产了。
victorence 2007-11-10 14:47
七、意大利的占领和埃塞俄比亚的光复
意大利人把阿比西尼亚、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合并成一个巨大的殖民地，称之为“意属东非”（africa orientale italiana，简称aoi）。整个这片地区被分为六个省：提格雷省和大半个沃波省并入“厄立特里亚省”；哈拉尔省的大部分、包括欧加登地区，被并入意属索马里，称“索马里省” ；阿累西省和哈拉尔省残存的部分组成新的“哈拉尔省”；北方几个省合并成“阿姆哈拉省”；南方几个省合并为“盖达—锡达莫省”（galla-sidamo）；亚的斯亚贝巴周围一小片土地成为“亚的斯亚贝巴省”，后来改称“绍阿省”，由驻节在此的意属东非总督直接统治。总督住在古老的大皇宫里，亚的斯亚贝巴被划成“土著区”和“殖民区”，市区内一些地方取了意大利名字，有些甚至一直沿用到今天，如“大广场”（piazza）和“人民大厦”（casa popularr）。
在意属东非建起了一套头重脚轻的官僚体系。每个省的长官都是意大利人，省下面分为专员辖区，再下面为驻扎官辖区，在这个金字塔式的行政机构中，全部官职都由法西斯党徒和现役军官担任。投靠意大利人的阿比西尼亚大贵族保留了尊号并领取大量津贴，但被剥夺了私人卫队一切参与统治的权力。
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这片古老土地的殖民统治手法颇为“古典”，它所使用的许多野蛮手段已经被英法等国弃用多年；而殖民地的行政管理又颇有意大利特色——效率低下，腐败盛行，贪污成风。连意属东非当局也不得不承认有50%的殖民官员不称职，另有25%的官员有严重的贪污盗窃行为。
另一方面，意大利的殖民统治流露出另外一些“意大利特色”。出于法西斯教条，意属东非当局颁布了严厉的种族法令，禁止意大利人和土著建立亲密的往来，通婚或同居更是严格禁止，违者予以严厉的惩罚，从驱逐回国到判刑。为了解决单身意大利男人的性欲问题，墨索里尼甚至专门从欧洲运来了一批妓女。但是普通意大利人往往并不抱有法西斯高官那一套荒谬的种族观念，许多性情奔放的意大利军官、士兵和随后到来的定居者很快抛弃了欧洲人的偏见，与当地人成了朋友，发生了罗曼史，生下了混血儿。战争结束后，他们当中很多有技术的人选择留下来，受到埃塞俄比亚人的接纳和欢迎。
不论是真是假，墨索里尼声称意大利政府阿比西尼亚的最基本动机是为了雪洗阿杜瓦之耻。他在征服阿比西尼亚后也确实设法作了一些消灭埃塞俄比亚民族性的勾当，比如把缴获到的皇冠都运回罗马 。阿比西尼亚的纪念物被一件一件地掠到意大利：阿克苏姆古城众多方尖碑里最高的一座被运到罗马，树立在殖民部大楼 前面的广场上；亚的斯亚贝巴火车站前的金质犹太族雄狮雕像也被运到罗马，安放在巨大的维克多·埃曼纽尔二世纪念碑脚下、意大利无名战士墓前；圣乔治大教堂前的孟尼利克二世雕像和孟尼利克陵墓顶上的皇冠雕像，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被意大利人偷偷拆走藏了起来，造成亚的斯亚贝巴市民在发现之后纷纷穿上丧服前去痛哭。运到意大利的珍贵物品还包括大批大批的中古艺术品、手稿、绘卷、宗教文物，以及全套的皇室档案。
意大利人声称占领了整个阿比西尼亚，但是他们的统治通常只局限于城镇、要塞和军事基地，在白天再加上军用公路的两侧。皇帝出走后，留在阿比西尼亚国内的许多将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控制着他们的采邑或辖区，如锡达莫省的德斯塔·丹都公爵、阿鲁西省的菲克雷·塞拉西省督、巴累省的贝延纳?梅里德侯爵等等。阿贝拉·卡萨侯爵控制着亚的斯亚贝巴北边不远的大片土地，亚的斯亚贝巴沦陷前夕逃出首都的警察总监阿贝贝?阿拉盖男爵和首都市长塔克尔大学士也分别领导着自己的游击队。这些坚持抗战的阿比西尼亚人把自己的部队称作“爱国者”（arbenyotch）。1936年7月28日和8月26日，他们甚至大胆地组织了两次对亚的斯亚贝巴的突袭，一度冲入市中心，几乎攻克意大利总督居住的大皇宫。
1936年雨季到来后，皇帝的全权代表伊姆鲁公爵从坦皮恩山脉转移到戈贾姆省，后来沿着青尼罗河谷后退到政府所在地沃累加省的戈雷。他想把自己的部队后撤到苏丹，但是一个新成立的爱国组织“黑狮会”要他去担任领袖。这个组织的主要成员是霍拉塔军校的毕业生，其章程包括只效忠于皇帝、禁止骚扰农民和抢劫、绝不流亡国外、以及绝不投降 。此后越来越多的武士和退伍武士加入了黑狮会的队伍，不过他们也按照传统带来了自己的老婆和孩子，跟在队伍后面的难民越来越多，妨碍了他们的行动。这支军队最后膨胀到无法指挥的地步，最终于1936年12月在意大利和信奉伊斯兰教的季马苏丹的联合围剿下被包围，被迫向意大利人投降。格拉齐亚尼元帅随后向阿比西尼亚全国宣布了皇帝代表及阿比西尼亚军队总司令被俘的消息。意大利人对被俘虏的贵族进行了严厉的甄别，有可能投降的被放回家乡，伊姆鲁公爵和其他拒绝同意大利人合作的封建领袖被扣押在意大利。
塔克尔大学士的部队也被意大利人包围，但是他成功脱逃，带着残余部队进入英属乌干达。在南方的锡达莫省，由于穆斯林部落的出卖，皇帝的女婿德斯塔公爵被俘虏，意大利人把他绑在树上枪毙了。
在游击队坚持战斗的同时，占领区里被迫接受意大利统治的臣民也变得越来越“无法无天”。1937年2月19日，过于自信的格拉齐亚尼仿效古代皇帝们的做法，在大皇宫外面向穷人散发施舍的食品。混在人群里的两名青年把手榴弹扔向这位狂妄的意大利总督，将其炸伤，他身旁的埃塞俄比亚大主教西里尔四世也受了伤。负责警卫的意大利军队立即向人群开火，打死了许多前来领取施舍的老人和残疾人，也打死了许多在场的阿比西尼亚显贵。此后接连三天，亚的斯亚贝巴和其他城市处于黑衫队的恐怖统治之下，在首都枪杀了3万人，大批房屋被烧毁，孟尼利克二世建造的圣乔治大教堂也被捣毁。刺杀格拉齐亚尼未遂后，上千名阿比西尼亚显要人物和平民一道被投入集中营。
早在巴多格里奥的部队占领亚的斯亚贝巴之前两天，墨索里尼就给他发去指示，除了要求他枪决那些抢劫者和持有武器者外，为了消灭民族意识和抵抗运动的核心，还要求他“立即枪决全部的所谓‘青年埃塞俄比亚人’，这些野蛮、残酷、自命不凡的人正是抢劫者和制造混乱者的精神导师和鼓动者”。巴多格里奥犹豫了两天，没有执行这道野蛮的命令。但是这一次在因受伤而变得更加凶暴的格拉齐亚尼元帅命令下，阿比西尼亚全国75%的青年知识分子被黑衫党有组织、有计划地枪杀了，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无法估量的深远灾难。埃塞俄比亚教会是格拉齐亚尼残酷政策的另一个受害者，彼得罗斯主教和米海尔主教以“同情爱国者”的罪名被枪决，许多修道院被查抄，教士们被指控窝藏武器 ，带到墙根下枪毙。于是，这些暴行又引发出更多的反抗，阿比西尼亚人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是一个永远不会屈服的好战民族。
面对帝国全境此起彼伏的暴动和游击队袭击，到1937年11月，意大利终于被迫承认他们在阿比西尼亚的高压政策已经失败。格拉齐亚尼被调离亚的斯亚贝巴，身材高大、仪表堂堂的奥斯塔公爵阿马戴奥·迪·萨伏伊亲王出任新的意属东非总督。他改变了其前任的恐怖政策，关闭集中营，开始在阿比西尼亚执行发展经济、安置农民、以及安抚和拉拢当地人的政策。
在1936年到1941年这短短的5年时间里，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投资是非洲殖民史上任何一个殖民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达240亿里拉 。他们带来了新技术，对亚的斯亚贝巴作了一些新的城市规划，盖起一些新的医院、学校和办公楼，安装路灯，开通自来水，兴办公共交通。在冈达尔和季马市也有类似的规划。
到1939年，意大利已经在阿比西尼亚投资40亿里拉，建立了4007家工厂和商店。但是由于担心殖民地的工业对意大利本土的工业和出口造成威胁，只允许在阿比西尼亚建造维持当地生活所需的小型工业，如食品、服装、水泥、电力和简单的机械工场。法国、瑞典、日本和印度商人的资本被完全排挤出意属东非。为了改善恶劣的交通状况，意大利政府还投入20亿里拉，在多山的埃塞俄比亚高原新建了7000公里的全天候公路网，其中3500公里为柏油路面。公路沿途的一些涵洞、桥梁使用了欧洲最新的建筑技术，是工程学上的杰作。意大利铁路工程师开始在埃塞俄比亚高原勘探路基，准备修建从阿斯马拉到摩加迪沙的铁路，并将吉布提铁路改成双线电气化线路。
奥斯塔公爵的弟弟艾米奥亲王 在战后说他很高兴英国人帮助海尔·塞拉西复位。如果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殖民统治再持续20年，这个贫穷的帝国将在此把血流得一干二净。总的来说，阿比西尼亚对意大利来说是一处耗资巨大、收益奇少的殖民地。意大利曾计划向覆盖着肥沃火山灰土壤的埃塞俄比亚高原移民1000万人，但每依据一个家庭要花费5万里拉，法西斯政府无力承担如此巨大的开支。到1939年，整个意属东非的意大利人只有13万，其中10万是军人。为了弥补移民的不足，意属东非当局开始实行军屯制度，由官方资助复员军人在阿比西尼亚进行屯垦，这样既可减少移民费用，又可抵御游击队袭击。但是这些军人往往被收入更高的工商业所吸引，很快就放弃农业、迁入城市。为了进口殖民所需的物资，意大利的外汇以每年10亿里拉的速度流失；耗资巨大的殖民农场每年仅出产8000吨小麦，因此还要进口大量粮食 ；建设耗费巨大的公路和机场网络需要巨额的经费，再加上贪污舞弊和严重浪费，同样工程在阿比西尼亚的造价竟高达意大利本土的20倍……阿比西尼亚没有变成意大利的面包篮，意大利却变成了阿比西尼亚的面包篮。
意大利人在阿比西尼亚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他们偏袒信奉伊斯兰教的盖拉人、索马里人和厄立特里亚人，煽动他们同信奉基督教的阿姆哈拉人之间的矛盾。伊斯兰教得到扶植和鼓励，埃塞俄比亚教会遭到打压，许多教堂被关闭，教士被逮捕或驱逐，宗教文物被没收。为了加强对宗教的控制，意大利人试图唆使埃塞俄比亚教会脱离亚历山大的控制，宣布“独立”，格拉齐亚尼为此还让他的女儿在埃塞俄比亚教堂举行婚礼，但这个阴谋一直没有实现。1937年底，意大利人宣布戈贾姆主教亚伯拉罕为新的大主教。在格拉齐亚尼大屠杀后，他是埃塞俄比亚教会仅存的两个主教之一，每年从意大利人那里领取了15.8万里拉津贴。埃及亚历山大成的科普特教会总主教约翰十四世立即召开了宗教会议，庄严地宣布把亚伯拉罕革出教门。
作为意大利国教的天主教在阿比西尼亚受到的待遇并不比科普特教会更好。根据罗马教廷的规定，阿比西尼亚的天主教会像中国和其他亚非国家一样，是在法国天主教会的控制和“保护”之下。信教教堂在瑞典人和英国人离开之后关闭了。
为了吸引越来越多的欧洲犹太人难民前往阿比西尼亚定居，墨索里尼下令不得干扰犹太教堂，还在1938年宣布把阿比西尼亚南部一块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划为犹太移民家园，并计划在这里安置首批1400个犹太家庭。不过不久之后墨索里尼又改变了主意，他在1939年1月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地广人稀的美国、加拿大、苏联和巴西才是最适合接纳犹太人的地方。
流亡英国的海尔·塞拉西在著名温泉疗养地巴斯建立了临时朝廷。他买下了那里的“法菲尔德府邸”作为自己的住所。在德国轰炸最猛烈的那段时间，一些皇室公主志愿前往伦敦的医院充当护士。阿比西尼亚驻英公使查尔斯·马丁博士设法在英联邦组织募捐活动，为流亡政府购买武器筹措资金。在阿比西尼亚国内，分散在各地的爱国将领们终于坐到一起，组成团结委员会来协调各地的抵抗运动。他们的经费除了皇室拨款外，主要来自各个将领的私人领地，以及英埃苏丹当局。而英国人也认识到意大利正在向德国靠拢，因此采取现实主义态度，加强了对阿比西尼亚流亡政府的支持。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流亡国外的阿比西尼亚人都焦急地注视着英国和意大利的动向。当1940年6月意大利终于向英法宣战时，他们松了一口气。现在阿比西尼亚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盟友了。而就像临终前的忏悔一样，濒临死亡的国联也撤消了对其吞并阿比西尼亚的承认。
海尔·塞拉西皇帝乘坐水上飞机离开英国前往苏丹。当他中途在马耳他岛上的意大利俱乐部进午餐时，俱乐部经理匆忙地把墨索里尼的照片全部取下来藏进了厕所。在喀土穆，皇帝焦急地试图从英国人那里获得武器和弹药，以组织起自己的军队。但英国本身此时也处在生死关头，没有多余的军用物资，皇帝暂时只得先满足于向国内的人民发表广播讲话。到了10月份，安东尼·艾登和非洲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南非总理史末资元帅（jan smuts）先后拜会了海尔·塞拉西，宣布支持阿比西尼亚复国，并承认海尔·塞拉西对帝位的权利。
意大利对英宣战时，在意属东非有9.1万人的正规军，此外还有20万人的土著部队。而英军只有苏丹的9000人和肯尼亚的8500名士兵，在全苏丹只有3门大炮，其中两门是无法移动的海岸炮，还有一门是礼炮。1940年7月，意军在奥斯塔公爵指挥下进攻了苏丹的卡萨拉，但是不久即被英军阻挡。于是又在8月份挥师东下，以26个营、25000人的兵力勉强击败了英军3个印度营和1个非洲人营，占领了英属索马里，意军2000人阵亡，而英军伤亡只有250人。
在东非的几次作战行动中，意大利人动用的兵力远远超过守军：在卡萨拉动用了8000人、18辆坦克和许多大炮来进攻苏丹的2个机枪连和1个骑兵步兵连；在加拉巴特为了对付一个排就用了2000人，还配备了大炮和飞机；在库尔木克用了一营兵力对付70名苏丹警察；在莫亚累出动了两旅兵力进攻皇家非洲步枪队的一个连……这种丢脸的胜利除了说明意大利军官的指挥水平外，也很清楚地反映出意大利军人的士气。阿比西尼亚经年累月的战斗已经将大多数意大利士兵的锐气消磨殆尽，人数远占优势的意大利军队濒临崩溃，以至意属东非部队指挥官卡瓦雷罗（ugo cavallero）在对英国宣战后不久悲哀地写道：“整个帝国到处都潜伏着叛乱的危险。在发生战争时，一旦敌军入境，就会造成悲惨的结局。如果一支英国或法国部队举着飘扬的旗帜、坚定地从任何一处边界进入我们的领土，它将不需要任何武装人员，因为大部分阿比西尼亚人将会参加它的行列来打我们……”
到1940年底，由于缺乏弹药和补给，意大利人停止了攻势。来自本土的供应早就随着苏伊士运河的关闭而截断，东非的海军和陆军部队全都被困在了原地。但是英军仍然没有足够的兵力发动正面进攻，于是，海尔·塞拉西皇帝的顾问和朋友、战前在阿比西尼亚待过15年的桑福德上校（daniel sandford）在9月份潜入阿比西尼亚国内，同戈贾姆省和塔纳湖地区的抵抗者建立联系，为即将到来的进军做准备。
到了11月，根据英军中东总司令韦维尔将军（sir archibald wavell）的命令，温盖特少校（orde charles wingate）飞到苏丹，准备随阿比西尼亚爱国者一道渗入意大利占领区，从事破坏和奇袭活动。温盖特建立的特种分队称作“基甸部队”（gideon force），其名字取自《圣经》中用计谋击败敌人的犹太勇士。基甸部队最初只有1700人，包括苏丹人组成的第一营和阿比西尼亚爱国者组成的第二营，另外还有18000头骆驼。温盖特采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位著名的“阿拉伯的劳伦斯”所使用的战术，和桑福德在游击队最活跃的戈贾姆省建立了活动基地，通过向部落酋长和封建领主赠送大量礼品、步枪和金钱，来换取这些态度游移不定的地方贵族暂时放弃互相之间的敌意，共同反对意大利人。
1941年1月19日，基甸部队在贝莱延山脉（mt. belaiyan）打响了第一场战斗。次日，海尔·塞拉西皇帝在苏丹和阿比西尼亚边界的丁德尔河谷举行了入境仪式，重新登上这块阔别五年的国土，陪同他的有皇太子和温盖特少校。五年前海尔·塞拉西的出走曾受到许多阿比西尼亚人的指责，因此他急于参加一场战斗，这样才不会有辱所罗门皇族几千年来的传统——皇帝必须是一个身先士卒的战士。
2月24日，基甸部队袭击了贝约的一处意大利军事基地，靠着制造人数众多的假象，他们只用900人的兵力就包围并迫降了基地内的7500名意大利驻军。皇帝及其500人的贴身卫队也在现场，但是没有参加战斗，但他的出现使得附近一些中立的或亲意大利的酋长纷纷投到爱国者的麾下。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基甸部队不断对意大利人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他那小得可怜的部队仅包括了50名英国军官、20名英国士兵、800名苏丹和阿比西尼亚士兵，以及4门3英寸迫击炮，却牵制了意大利20多个营的兵力。
在北方，苏丹英军司令普拉特（william platt）指挥的正规部队在卡萨拉附近越过边界。1月31日普拉特在阿戈达特击败了意大利守军，并且紧追不舍，向东进击，直到离厄立特里亚的北方门户基伦（keren）不远的高山脚下，“一座黑压压、坚不可摧的高墙挡住了去路”，“悬崖绝壁，峭削如峰，巍然高达二千五百英尺”，只有一条公路和铁路穿过峡谷，但意军已经炸掉200米长的一段山岩将其堵塞。韦维尔原来希望在2月份第一周拿下基伦、再过一周拿下阿斯马拉，但是英国军队被数量上居于优势而且居高临下的敌军挡住了去路，无法前进。普拉特起初曾经几次发动正面强攻，试图拔掉意军阵地，但均未成功，因此只得停下来聚集物资，以便大举进攻。经过53天艰巨的围攻，攻下了基伦，通向阿斯马拉和提格雷的道路已经打开。
在南线，艾伦·坎宁安中将的军队进展更加神速。这位中将是声名显赫的安德鲁·坎宁安海军上将的弟弟，他的部队包括一个南非师和两个非洲师，其士兵来自英国、南非、印度、黄金海岸、尼日利亚和比属刚果。坎宁安部队在2月初从肯尼亚出发，2月18日占领了基斯马尤港，接着在一周内沿着广阔的战线强渡朱巴河。此时坎宁安知悉所有意军各部正溃散逃入灌木丛林，敌军已陷于极度混乱的境地，他断定从朱巴河直到摩加迪沙将如入无人之境，而一待摩加迪沙陷落，再进军800英里到哈拉尔也将易如反掌。韦维尔将军不顾内阁在2月初“抽调一切可用兵力增援希腊”的决定，批准了坎宁安的计划。
2月25日，英联邦部队攻克摩加迪沙。意大利人在这里遗下大批战争物资，其中有35万加仑车用汽油、8万加仑航空汽油，这笔意外财富使坎宁安的部队不用等到摩加迪沙港口重新开放就继续前进。他的先头部队平均每天推进65英里，3月17日占领季季加，打通了易守难攻的马尔达山口、也是从东北方进入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门户，接着在3月25日占领了哈拉尔、3月29日兵不血刃地进入了吉布提铁路上的重要调车站德雷达瓦。在南线的战斗中，意军被俘、阵亡和开小差的达5万人，英联邦军队仅伤亡约500人，其中阵亡150人。
坎宁安随后与普拉特同时向埃塞俄比亚高原进军，以同温盖特的部队和阿比西尼亚非正规军会师。在英军遥远的侧翼，塔克尔大学士和阿贝贝·阿拉盖的部队也从肯尼亚偷偷回到祖国。皇帝曾让英国人将两人扣留，因为前者竟然开始和一些流亡者讨论共和制，后者则在阿比西尼亚民众中的声望太高了，并且同废帝埃雅苏的儿子有来往。
在红海上，安德鲁·坎宁安海军中将指挥的英国地中海舰队也在不断消耗意大利人的力量。在英国宣战之前，在马萨瓦港停泊着一支小小的意大利舰队，包括6艘驱逐舰、8艘潜艇、1艘布雷艇、5艘鱼雷艇、3艘炮艇和1艘供应舰。开战后8天之内就损失了4艘潜艇和2艘鱼雷艇。剩下的军舰给英国的油船和货船造成了一些损失，但是从亚丁起飞的英国飞机和地中海舰队的巡洋舰持续不断地对其搜索和攻击，此后半年内又陆续损失了全部6艘驱逐舰。当英国部队4月8日冲进马萨瓦港时，除了跑到法国波尔多的4艘潜艇和向日本方向逃去的“厄立特里亚”号供应舰外，意大利在红海的全部海军力量都灰飞烟灭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于4月11日宣布红海和亚丁湾不再是《中立法案》所说的交战地区，因此美国船只可循此航线为英国中东部对运送作战物资。
意大利人在英国的攻势面前不断退缩。当尼日利亚部队占领哈拉尔后，他们就被切成了两部分，其中一小部分龟缩在英属索马里，随时准备投降，另外一大部分意大利人及其效忠者盘踞在阿比西尼亚主要的城市和要塞中，其人数仍然相当可观。根据奥斯塔公爵的命令，这些军队再也没有出城作战，而是留在城里保护意大利妇孺。
在戈贾姆省，当意大利人听到基伦和哈拉尔陷落的消息后，立即抛弃了这个他们从未有效统治过的省份，向亚的斯亚贝巴撤退。被意大利任命为戈贾姆总督的海卢·塔克尔·海马诺特公爵迅速做出反应，派出他的轿车和司机去接英国指挥官进城，英国人拒绝了他的邀请。两天后上演了一场颇有意思的喜剧，熟悉中国抗战史的人大概不会对这样的情节感到陌生：4月6日，海尔·塞拉西皇帝抵达戈贾姆省会德布拉·马科斯（debra markos），海卢·塔克尔·海马诺克公爵来向皇帝表示敬意，表示他一直在秘密地效忠于皇帝，并希望皇帝能承认意大利人封给他的官衔。由于海卢公爵手上仍握有相当大的实力，皇帝当时忍住没有发笑，事后则在同本国和英国的官员谈话时好好地把这位厚脸皮的公爵取笑了一番。海卢公爵几年后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但是因为有所罗门血统而改为终生监禁。
投敌的第二号大人物，提格雷总督塞约姆·曼加夏公爵也及时地见风使舵，给皇帝写了一封满怀激情的效忠信，随后又自告奋勇地充当英军与奥斯塔公爵之间的联络人。
在南方，坎宁安将军接受哈拉尔的投降后立即向吉布提铁路和东非大裂谷挺进。意大利人修建的漂亮公路加快了行军速度，一路上再也没有遇到认真的抵抗。这是军事史上速度最快的远征之一，10天之内前进了430公里，攻占了9座城市。4月5日，英联邦部队抵达亚的斯亚贝巴南郊的阿卡基，第二天进入了亚的斯亚贝巴。意大利的旗帜被降下，王子乐园宫上升起了坎宁安的中将旗，更重要的是，在孟尼利克的大皇宫上升起了阿比西尼亚古老的犹太雄狮国旗。
1941年5月5日，巴多格里奥进入亚的斯亚贝巴五周年纪念日那天，海尔·塞拉西皇帝的车队沿着古老的道路驶下恩托托山，在圣玛丽教堂稍事停留，随后进入亚的斯亚贝巴。温盖特少校骑着白马，后面跟着基甸部队的苏丹和阿比西尼亚战士，阿贝贝·阿拉盖公爵的15000名抵抗战士在路旁夹道欢迎。扩音器里传出激动的广播，皇宫旁鸣放了21响礼炮，南非的坦克整齐的排列在皇宫大门两侧。在大厅的台阶上，坎宁安中将迎接皇帝的到来。海尔·塞拉西皇帝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宣布“今天是埃塞俄比亚历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开始”。为了表示同过去的历史有所区别，皇帝宣布将国名改为更加庄重的“埃塞俄比亚”。
亚的斯亚贝巴光复后，埃塞俄比亚境内仍然残留有大批的意大利部队。他们遭到爱国者的袭击和英联邦军队的追歼，被赶出绍阿省的核心地区，分别退缩到湖泊区以南和东非大裂谷里。如果说意大利人还在坚持抵抗的话，那是因为他们害怕落到埃塞俄比亚人手里，因此不得不苦苦支撑，直到英联邦和比利时军队到来解脱。
陪同皇帝流亡国外的卡萨·海卢公爵回国之后重新召集了他的封建民团，他们肃清了戈贾姆和提格雷省几处残存的意军阵地。在通往德塞的公路上，阿贝贝公爵的部队伏击了6辆满载银币的卡车；此后经过短时间的炮击，德塞守军投降了。在缴获的大批意大利装备中，包括意属东非总督大人的14箱制服和其他财产。甚至投敌的海卢·塔克尔·海马诺克公爵现在也带着自己的队伍参加围剿和清扫意军的战斗。
现在轮到意大利人躲在山东和树丛里观看对方的空中优势了。5月16日，走投无路的奥斯塔公爵在北方的阿拉吉平顶山向英国人投降。他检阅了英联邦的仪仗队，随后被带到肯尼亚，不久就因肺结核和疟疾死在战俘营里，爵位由他的弟弟艾米奥亲王继承。
6月份，爱国者部队攻克咖法省府季马、德布拉塔博尔、戈雷、金比这些城镇也先后投降。埃塞俄比亚的最后一场战斗发生在古都冈达尔，除了英联邦军队外，皇太子指挥的1万多名埃塞俄比亚军人也参加了围攻。11月27日，这里的意大利省督及其军队向盟军投降，埃塞俄比亚全境光复。
victorence 2007-11-10 14:53
八、海尔·塞拉西的后期执政
新生的埃塞俄比亚继承了意属东非政府遗留下来的灾难局面：经济的崩溃，对外贸易的中断，以及随之而来的收入枯竭；巨额的政府预算和赤字；日常维护费用高昂的军用公路网；几十万无法关入战俘营，只能让其复员的土著部队，其中许多人还保留着他们的武器……76万埃塞俄比亚人死于战争，损失了1400万头牲畜，损坏了50多万座房屋。战争打断了海尔·塞拉西苦心经营的现代化改革，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阶级已经被格拉齐亚尼杀光，他们本来可以担任战后的行政管理工作，5年的占领又导致对新一代埃塞俄比亚人的教育工作完全中断，导致社会出现断层。随同皇帝回国的都是反动保守的旧派贵族，在光复的初期，海尔?塞拉西只得通过英国军政府来实施管理、发布法令，但是英国人对于如何管理这样一个独特的封建国家又从来没有经验。
埃塞俄比亚的胜利是同当时英军在北非的接连失败形成鲜明对照的。解放后的埃塞俄比亚不再是绝世孤立的国家，而是盟国对德、意作战的全球链条中的一环，尤其是从非洲南部和印度向埃及和苏丹运送物资的重要通道，因为当时地中海已经被封锁。英国军政府建立起收容站，收容并遣返意大利战俘和侨民。埃塞俄比亚政府开支的不足部分都由英国政府支付，在印度铸造了许多玛丽亚?特蕾莎银币；埃塞俄比亚的宫廷开支自英国王室年俸拨出；此外英国还提供小笔的无偿援助用于修筑道路和维持警察部队。为了监督这些费用的开支情况，埃塞俄比亚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设立了财政会计制度。
根据1942年1月的英埃协议，埃塞俄比亚加入英镑区，英属东非先令同埃塞俄比亚一样作为法定货币流通。协议并规定英国将在1942年向皇帝提供400万英镑援助，1943年再提供100万用于政府开支，此外还提供100万英镑用于安置退伍士兵等开支。协定内容还包括英国提供顾问、警官和法官，英国军事使团协助建立埃塞俄比亚国防军，在埃塞俄比亚境外使用埃军必须经过皇帝同意，以及战后帮助追还意大利掠走的文物等内容。美国政府的一份备忘录直率地评价说，1942年的英埃协定把埃塞俄比亚变成了英国的“保护国”。不过，由于当时存在意大利人跟在隆美尔的军队后面重返埃塞俄比亚的危险 ，而且皇帝的地位并不稳固，有英国军政府的保护总比没有要强一些。
为了避免心怀不满的酋长们变成土匪，海尔?塞拉西甚至不得不承认意大利人对那些地方诸侯的封号，只有少数投敌情节过于恶劣的人例外。尽管这样，在北方的提格雷和东部的哈拉尔仍然有心怀不满的军阀和酋长发动叛乱，并且威胁到英军使用的战略公路，英国不得不从亚丁派出轰炸机帮助埃塞俄比亚剿灭蜂起的叛乱者。
隆美尔对北非和东非的威胁在1942年底被蒙哥马利将军解除，此后埃塞俄比亚对于孟军来说只发挥后勤基地的作用。1942年12月1日，埃塞俄比亚帝国宣布它与德国、日本、意大利处于交战状态，12月10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埃塞俄比亚适用于租借法案援助范围。
1944年12月，埃塞俄比亚同英国签订了新协议，除欧加登地区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吉布提铁路沿线外，其他领土都交还给埃塞俄比亚民政当局。亚的斯亚贝巴还想要厄立特里亚和意属索马里，但英国人明确表示这些领土在和意大利签订最终和约之前不能交给任何人。
1947年2月10日，盟国、苏联与意大利在巴黎签订了对意最终和约。条约的第33条至38条、第74条以及相关附件规定了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赔偿义务：埃塞俄比亚接受在其国内的一切意大利官方和半官方财产，意大利归还自埃塞俄比亚掠走的全部文物、艺术品、档案和金币，此外意大利还要向埃塞俄比亚支付2500万美元战争赔款 。在和约第11号附件中，意大利放弃它在非洲全部领土的所有权，将其交给美、英、法、苏四国处置。从未参加过帝国主义殖民地游戏的苏联人 想在战后弄块殖民地玩玩，因此要求获得利比亚；英国人试图得到厄立特里亚西部的一块地区；法国人试图收回为讨好墨索里尼而割给意大利的一小块法属索马里北部领土；埃塞俄比亚人则对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提出了强烈的领土要求。
1949年，联合国在埃塞俄比亚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宣布前意属索马里殖民地由意大利托管10年。1950年，联合国大会投票决定厄立特里亚应该与埃塞俄比亚结成联邦。从地理、种族、经济、文化的角度看，这个决议是比较公正的。但是意大利人半个多世纪的统治已经在厄立特里亚人中间建立了一种独立感。考虑到连埃塞俄比亚自己的提格雷和哈拉尔等省都时不时的流露出独立倾向，厄立特里亚对联合国的这一决议抱有反对态度是毫不奇怪的，尤其是该地区的人民有一半是穆斯林。根据联合国的安排，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在联邦中的地位是相同的。厄立特里亚有自己的宪法、一院制议会、政党、预算和国旗。同仿照日本明治宪法的埃塞俄比亚宪法相比，联合国制定的厄立特里亚宪法无疑民主得多。
由于来自意大利的巨额补贴在1941年便已中断，厄立特里亚的生活水平下降了许多。批评埃塞俄比亚政府和皇帝的人都被逮捕。1960年5月，埃塞俄比亚取消厄立特里亚政府，将其改成“行政机构”。1962年11月，联邦制度被取消，厄立特里亚作为一个省被并入埃塞俄比亚。从那时起，就爆发了名为“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elf）的游击队斗争。
同战后的埃塞俄比亚，美国人已经取代了法国人的传统优势地位。战前瑞典人的角色则由另外两个国家分担，一个是新生的以色列，另一个是铁托元帅的南斯拉夫。
美国在1951年8月就与埃塞俄比亚签订了友好通商条约。1952年5月，美国根据“第四点计划”向埃塞俄比亚提供经济援助。1953年5月，两国又签署了为期25年的共同安全协定，规定美国提供武器和军事援助，并向埃塞俄比亚派驻军事代表团，为其训练军队；作为回报，美国取得阿斯马拉和马萨瓦港作为红海地区最主要的海空军基地。1957年初，埃塞俄比亚组建了第一支海军部队，它的第一艘军舰是美国赠送的小型猎潜舰“泽雷·德雷斯”号。1960年，美国海军又将水上飞机供应舰“奥卡”号（uss orca，avp-49）赠送给埃塞俄比亚，成为它的旗舰。
从1952年到1958年，美国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9670万美元的援助，为其建立起食品加工厂、棉织品制造厂、油籽提炼厂、玻璃厂等企业。到60年代，对埃塞俄比亚的援助额达到美国对非援助总额的一半。美国提供了铸造1元和50分硬币所需的白银，埃塞俄比亚国家银行发行的钞票上面是美籍行长布洛尔斯（george blowers）的签字；美国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提供了修复公路的贷款；美国人还担任国家计划局、公路局的局长和皇室家庭总管。
新诞生的以色列同埃塞俄比亚这个所罗门子孙的国家建立密切来往并不出乎世人的意料。从埃及到桑给巴尔，从也门到毛里塔尼亚，在这片伊斯兰国家的汪洋大海中，古老的、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是以色列最大的立足点。由于国力有限，以色列无法像美国那样提供大量的物质援助，但是他们派出的军事、教育、水利和农业专家无疑是埃塞俄比亚外国顾问中素质最好的一批。以色列军事顾问为帝国陆军培训了战斗力最强的伞兵部队和反暴乱部队——埃塞俄比亚第五师。
海尔·塞拉西没有忘记战争中那些忠心耿耿的瑞典军事顾问对他的支持，在战后加强了同瑞典王室和政府的联系。新埃塞俄比亚的皇室警卫队、电讯系统和学校建设工程都由瑞典人承建。瑞典的冯?林达尔将军（von lindahl）受聘重新组建埃塞俄比亚空军，并于1947年担任这支部队的司令。埃塞俄比亚空军最初配备有18架萨伯t-17教练机和46架萨伯b-17轻型轰炸机，飞行员基本上都是瑞典人。
1952年，英国人提供了24架退役的“萤火虫”战斗机，以及几架阿弗罗“安森”轰炸机。英瑞两国对埃塞俄比亚空军装备的贡献不久就被美国人取代了。1958年，美国向埃塞俄比亚空军赠送了第一批喷气式战斗机——12家洛克希德t-33教练机，之后又运来了直升机和其他飞机。埃塞俄比亚空军的第一个运输中队装备的是美制dc-3、c-47和洛克希德“星座”。1960年美国赠送了36架f-86“佩刀”，埃塞俄比亚成为南非之外非洲第二个装备超音速战斗机的国家。
在埃塞俄比亚有许多大农场，其中一些为欧洲人所有，比如皇帝的老朋友桑福德准将。令人惊讶的是，南斯拉夫的铁托元帅在南部土地肥沃的锡达莫省也拥有14000多公顷土地，上面有咖啡种植园、剑麻种植园和猎场。海尔·塞拉西皇帝1954年从南斯拉夫访问归来后曾对他的大臣们表示，连他都对铁托元帅的生活方式感到惊讶。这位元帅总统生活奢靡，喜好排场，对国家财富的占有欲丝毫不亚于第三帝国的格林元帅。除了海尔·塞拉西赠送的土地外，他在南斯拉夫本国还有150多座宫殿，并把战后从意大利接收的整个布里俄尼群岛（brijuni islands）变成了他的私人领地。铁托向新成立的埃塞俄比亚海军赠送了2艘巡逻艇、6艘鱼雷快艇，为其陆军提供了大批榴弹炮、火箭炮、步枪、冲锋枪和子弹，捐赠了一座制糖厂、一座皮鞋厂和一座制砖厂，并且派出医生、教师以及军事和农业顾问。帝制埃塞俄比亚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之间这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奇特友谊是建立在对苏联帝国的恐惧这个共同基础上的，官方说法则将其归于“伟大的不结盟运动”。
除了上述这些国家的援助外，西德人帮助埃塞俄比亚建立人警察部队并提供武器装备，加拿大援建了几座中学，比利时人创办了医院，日本人提供工程和农业技术，印度军事顾问在哈拉尔省建立了埃塞俄比亚最大的军校。根据战争赔偿协议，意大利为埃塞俄比亚建设了一座水电站和一座纺织厂，并且赔偿了几艘小型货船。意大利掠走的大多数文物都归还了，但是墨索里尼1945年出逃瑞士时随身携带的几顶古阿比西尼亚皇冠却在他被游击队逮捕后神秘地消失了，罗马殖民地大楼前的阿克苏姆方尖碑也一直没有归还 。
除了外援以外，埃塞俄比亚的主要收入来自关税和国内税收，咖啡、烟草、兽皮是其主要的外汇收入来源。奴隶买卖消失了，象牙贸易也因中部非洲持续十几个世纪的捕猎而消失。亚的斯亚贝巴以外是一片中古的世界。除了欧洲人经营的一些现代化农场以外，几乎拥有全部土地的埃塞俄比亚教会和大贵族仍然按照几千年以来的惯例向农民们收取实物地租。此外，农民还要服劳役、缴纳公路和桥梁的建筑税以及教堂税。农业生产只是勉强维持着最低生活水平。来自铁幕两边的农业专家全都建议对农业进行全面改革，包括改良种子、施加化肥、修建灌溉工程、扑灭牲畜疫病，但是他们的建议都被彬彬有礼地搁置起来。
南斯拉夫专家曾为皇帝制订出1957年到1961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但是这个计划只是被做成一本装潢精美的大书，用于宣传，从来没有实际执行。教会说，战后外部世界突飞猛进的工业发展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反基督的”。埃塞俄比亚有丰富的矿产和水电潜力，但也只是“潜力”而已。这些部门战后多年仍维持在意大利入侵之前的水平上，唯一新建的水电站还是意大利人根据赔偿协议在1960年修建的。
不论按绝对产量还是按人均产量来算，埃塞俄比亚的农业规模在当时已独立的非洲国家中都排倒数第一。乌干达、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三国的人口和国土面积总和与埃塞俄比亚相仿，人均农业产值却是后者的14倍。三国的学生总数是埃塞俄比亚的7.6倍，学校总数是其3倍，运输车辆数量是8.75倍，对外贸易额是4.5倍。苏丹的人口是埃塞俄比亚的1/2，外贸额却是其两倍；埃塞俄比亚的水泥年产量只是埃及的1%。除此之外，埃塞俄比亚全国文盲率高达95%到99%，每100个埃塞俄比亚人中有74人患有疟疾、斑疹伤寒、回归热、肺结核、痢疾或寄生虫病。
同周围生气勃勃的新型非洲国家相比，这个有三千年古老历史的帝国已经远远落后了。埃塞俄比亚传统的、一成不变的社会制度已经成为其发展的致命桎梏，其中最大的两个障碍是保守的贵族和埃塞俄比亚教会。
由于国内成绩最优秀的中学毕业生都要进入战后新成立的哈拉尔军官学校就读，埃塞俄比亚陆军逐渐成为受过教育的聪颖青年的集中地和改革派的中坚力量。他们在军队内的升迁经常受到年纪较大、能力较差的校官们的阻挠，这些校官大多是参加过对意战争的“爱国者”。一方面为了发泄不满，另一方面受到民族主义的感染，青年军官们开始严肃地谈论埃塞俄比亚的国内问题。
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得更多的年轻军官有机会见识到国外的世界。这场战争被联合国当作集体安全问题，埃塞俄比亚对国际联盟时代集体安全原则的失败体会颇深，因此在战争爆发后立即宣布参加联合国军参战。
1951年3月，皇家警卫队司令穆卢吉塔?布利准将（mulugeta bulli）奉命挑选精锐士兵，组成所谓的“卡格纽部队”（kagnew，意为“征服者”）。卡格纽部队编制为一个营，1200人，编在美国陆军第7步兵师下战斗，一共分为三批，轮换期为一年。第一批部队在4月16日乘美国运输舰前往朝鲜，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部队在1954年4月回国。埃塞俄比亚部队在联合国军中被认为是最顽强的部队之一，在朝鲜战争中有122人阵亡、566人受伤，但是无一被俘。卡格纽部队在韩国享有很高的声望，不仅来自于其作战英勇，而且还因为这些士兵在韩国京畿道开办了一所著名的孤儿院，在战争最困难的时候收留并抚养了70多名韩国孤儿。心怀感激的韩国政府至今仍在向埃塞俄比亚老兵发放慰问金。
参加过朝鲜战争的青年军官很多人成为1960年政变的骨干。埃塞俄比亚古老悠久的独立、1896年阿杜瓦的胜利不足以令他们满足，埃塞俄比亚与外部世界的巨大差异令他们震惊。非洲的变革之风已经吹到埃塞俄比亚高原。一些军官留意到埃及军官废黜国王法鲁克的经验，将其深深记在心里。
1960年12月13日晚上，趁海尔·塞拉西出访国外的机会，以皇家警卫队司令门格斯图·纽威准将（mengistu neway）为首的革命委员会终于发动了政变。他们诱捕并扣留了皇太子阿斯法·沃森、国防大臣阿贝贝·阿拉盖公爵、财政大臣、内政大臣、警察总监和其它高官显贵，地位显赫的塞约姆?曼加夏公爵和伊姆鲁公爵也被拘捕。
革命委员会在12月14日对外界发出公告，宣布阿斯法·沃森皇太子为新皇帝，新埃塞俄比亚民主政府的首相为伊姆鲁公爵。政变部队接管了电话局、电报局、电台、国家银行、财政部被政变部队接管，装甲车守卫着使馆区和主要的十字路口。但是政变军人没有扣押大主教巴西利奥斯，也没有拘留参议院副议长阿斯拉特·卡萨侯爵 和一些军队将领。政变当晚，阿斯拉特·卡萨侯爵接到皇宫打出来的报信电话，迅速逃离他那位于国会大厦旁的豪华府邸，带着私兵前往皇太子官邸，把皇太子妃及其子女护送到英国大使馆，然后下令动员国民义勇军 。当他得知驻扎在首都的陆军第一师没有参加政变后，又对陆军发布了动员令。
政变爆发后，海尔·塞拉西立即中断了对巴西的访问，经利比里亚飞往苏丹，很快同反政府领导人取得了联系。得知他外孙女婿驻守的厄立特里亚省没有发生变动后，皇帝的dc-6专机飞到阿斯马拉，在美国空军基地降落。冯·林达尔将军指挥的埃塞俄比亚空军是忠于皇帝的，把自己看作海尔·塞拉西的个人雇员，决定一旦政变军队试图接管空军，将让飞行员驾机逃到肯尼亚或者亚丁。政变第二天，在空军运输中队的帮助下，厄立特里亚和哈拉尔省的驻军开始对首都调动。空军电台开始号召“爱国的埃塞俄比亚人”对皇帝保持忠诚，空军飞机在首都上空散发了巴西利奥斯大主教亲笔签署的传单，宣布将政变者及其支持者革出教门。
由于皇家警卫队的大多数兵力在刚果 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因此门格斯图?纽威手下只有大约4000人。在陆军第一师和空军的联合进攻下，政变于12月16日被粉碎。为了防止埃塞俄比亚再回到过去的老路，政变军人在面临失败时枪杀了被他们扣留在王子乐园宫里的年老贵族，其中包括爱国英雄阿贝贝·阿拉盖公爵和刺杀格拉齐亚尼的主谋者勒蒂贝卢·格布雷侯爵。
12月17日，海尔·塞拉西返回首都。门格斯图·纽威准将被打成重伤，在审判后被绞死；他弟弟格马梅·纽威（garmam neway） 的尸体被吊在圣乔治大教堂外示众。许多被怀疑与革命委员会有牵连的人被逮捕，其中包括埃塞俄比亚的国家英雄、1960年奥运会马拉松冠军、皇家警卫队成员阿贝贝·比基拉，他后来被皇帝亲自下令释放。
门格斯图政变终于打破了埃塞俄比亚的一潭死水。在他之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地下组织和革命小组，革命者开始散发诋毁皇室和皇帝本人的传单。埃塞俄比亚帝国越来越走向反动化，激起的不满也就越来越多。许多知识分子走向了帝制和基督教的对立面，开始认真研究起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为了遏止“危险思想”日益增长的倾向，帝国政府对其臣民的思想控制越来越严。莎士比亚的《尤利乌斯·凯撒》和《哈姆雷特》由于内有弑君的情节而在埃塞俄比亚被禁止发行，甚至连《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无害的东西也因为登有“民主”、“共和制”等词条而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东西，遭到国家安全警察的查禁。南斯拉夫人训练的秘密警察开始监听所有的国内和国际电话。除了门格斯图，随后又破获了一系列的阴谋案件和危机，不仅涉及青年军官，也牵连到朝臣、军队将领、士兵、知识分子和学生。
亲王们和穷人们同样地认识到，他们国家的历史已经发生了某种无可挽回的事情。不仅有人为埃塞俄比亚定出了奋斗的目标，而且已经有了为这个目标而献身的烈士。
外交方面的政策也在1963年后有所改变。除了美国外，埃塞俄比亚帝国的最大三个盟友曾是以色列、南非和葡萄牙，而这三个国家正是伊斯兰世界和非洲世界最痛恨的三个“撒旦”和“畜生国家”。1963年5月，在海尔?塞拉西皇帝和他早年的崇拜者肯尼亚的乔莫·肯雅塔和加纳的克瓦梅·恩克鲁玛等人的倡导下，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了非洲国家首脑会议，并于5月25日成立了非洲统一组织（oau），埃塞俄比亚同南非以及400年来的传统盟友葡萄牙拉开了距离，并被迫疏远以色列，以免得罪那些持反犹太主义立场的北非穆斯林国家。
擅长操办庆典的埃塞俄比亚政府利用召开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的机会把首都装扮一新，新建了希尔顿、埃塞俄比亚、锡安等四座现代化的高级饭店、一座高级写字楼、新的国际机场和新皇宫金禧宫。与33年前皇帝加冕典礼不同的是，许多人第一次大胆地提出了批评，认为为这次活动而修建的新建筑只是增加了表面的装潢，并没有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1964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事访问掀起了美化首都的另一个高潮。在女王到访前甚至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初中生必须缴纳9.3埃元、高中生必须缴纳12.5埃元制作校服，不交就不准上课。
为了钳制言论，1961年8月颁布了新的惩罚条例，规定任何人如果“对皇帝进行侮辱、谩骂、诽谤或造谣中伤”、“以任何形式发表关于司法程序的不确切的、或歪曲的消息”、“组织游行、散播谣言”、“煽动或挑拨其他人违反合法当局所颁布的法令”等等，都要受30下鞭挞。
面对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一些忧心忡忡的上层阶级成员不禁回忆起法国大革命前夜的历史，连官僚集团自己也提出了在体制内部进行有限改革的问题。1968年参议院里提出了一项有限的土地改革议案，但是遭到势力强大的贵族地主和教会集团的反对，以致该议案直到6年后帝国崩溃时仍然没能获得通过。
1971年10月，以“当代居鲁士大帝”自居的伊朗国王巴列维在古都波斯波利斯遗址举行了奢华得无以复加的波斯帝国2500周年庆典。这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各国君主政要大聚会，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烧钱活动之一。出席这次庆典的贵宾中有15位在位君主、2位退位君主（希腊和意大利）、5位王储、2位王夫（英国和荷兰）、2位公主、1位亲王、15位总统、2位英联邦总督（加拿大和澳大利亚）、5位总理，还有苏联国家元首波德尔戈内、美国副总统阿格纽、菲律宾总统夫人马科斯夫人、中国政府代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以及罗马教廷代表。庆典中仅招待贵宾的自助餐就花费了1亿美元，厨师们都聘请自巴黎的马克西姆餐厅。在庆典上，人们注意到79岁高龄的海尔·塞拉西皇帝已经显得衰弱而憔悴，他的两条小狗引起摄影师的注意，他们都带着华丽的钻石项链。
波斯波利斯夜空的壮观焰火仿佛在告诉坐在豪华帐篷里的统治者——“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参加这次庆典的巴基斯坦总统和阿富汗国王此后相继被推翻，东道主伊朗国王巴列维在8年后也失去了王位。埃塞俄比亚帝国的皇帝也即将退出历史舞台。
victorence 2007-11-10 15:00
九、革命和动乱
1970年7月美国参议院听证会证实，美国始终认为埃塞俄比亚是达到非洲政治稳定的主要因素，也是通过非洲统一组织推进非洲国家之间和平关系的主要因素。在1953年到1970年这18年中，美国人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1.59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和2.2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以便维持这个国家的内部稳定，以及使用阿斯马拉的克格纽空军基地。美国军方在这个基地建立了庞大的国防卫星通讯系统地面站。
听证会没有透露的是埃塞俄比亚内部分歧的程度和正在面临的危机：学生与知识分子阶层中广泛的不满和骚动；受到埃及、苏丹、伊拉克等国资助的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和索马里民族统一运动所制造的混乱；盖拉人以及提格雷人的分离主义倾向；苏联“顾问”在其邻国的积极活动……
1967年苏伊士运河关闭后，埃塞俄比亚失去了红海的商业中转地位。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油价导致埃塞俄比亚全国物价上涨。1972年到1974年发生在提格雷省和沃波省的大饥荒更使本来就动荡不安的局势雪上加霜。
1974年2月，埃塞俄比亚全国对旧秩序长久的不安终于爆发。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最后连军队也参加进来，在全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兵变。为了平息军队的不满情绪，皇帝于1974年6月被迫同意军人建立一个名叫“德格”（dergue，或derg）的组织。这是吉兹语 中“大会”的意思，事实上这个组织的全称是“武装力量、警察及国民军军事协调委员会”，其成员宣布这个委员会最初的成立目的是听取士兵冤情、消除上级虐待下级的现象，同军中腐败作斗争。其成员有120人，来自陆军、警察部队和国民军，37岁的门格斯图?海尔?马里亚姆少校（mengistu haile mariam）被选为主席。军事委员会有权逮捕军人，1974年8月，海尔?塞拉西还不得不签署一项命令，同意军事委员会逮捕民政官员。在国内具有很大影响的两位前首相阿克利卢?哈布塔沃尔德和恩达卡丘·马康南随即被逮捕，大部分内阁官员、军队的高级将领、大多数省督和部分皇室成员也被关进了监狱。
1974年9月11日是埃塞俄比亚新年，许多人都在家庆祝埃历1967年的来临。第二天早上，他们惊讶地发现大街上到处都是军人，坦克和装甲运兵车把守着亚的斯亚贝巴的各个战略据点，一车一车的士兵从市区东南郊的第四师驻地出发，分散到全市，头上都缠着写着“ethiopia tikdem”（埃塞俄比亚高于一切）的布条。银行、政府机关和其他重要部门的门前都停着吉普车，上面架设着机枪。在提格雷省首府马卡累，总督曼加夏·塞约姆公爵警觉地带着一部分卫队逃到了郊外的山上，但他的妻子阿伊达公主 被士兵们逮捕，用飞机送到亚的斯亚贝巴。在那里，所有的公主和皇孙都被集中起来，关押到一起。
当天晚上首都市民打开电视，但是没有任何关于政变的报道，提奥菲洛斯大主教正在对全国发表传统的新年讲话。在讲话中，他把埃塞俄比亚比作“凤凰中的小船”，而在讲话结尾，大主教破天荒第一次没有祝福皇帝和他的家人，而是祝愿军事委员会取得成功。保皇派们大惊失色，这是历史上埃塞俄比亚教会第一次抛弃它的君主。接下来的电视节目播出了沃波省的大饥荒，这是英国bbc记者拍摄的，但是军事委员会将其加以剪辑，在触目惊心的画面中加入了盛大的皇室宴会、皇帝80岁诞辰时的豪华庆典，以及皇帝及仆人端着的银盘子里拿鲜肉饲喂他的猎豹和小狗的镜头。
9月12日早上，10名军官前往坦克和机枪重重把守的金禧宫。他们通知在位44年的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他已经被军事委员会废黜。在乌兹冲锋枪的押送下，年迈的皇帝和伊姆鲁公爵 被押到皇宫里的御用图书馆，国家电视台的摄影师被冲冲叫来，拍下了废黜皇帝这一“历史性的镜头”。德贝拉?丹萨中校代表军事委员会宣读委员会的公告，海尔·塞拉西皇帝被指控滥用权力、年迈、缺乏管理能力和盗用人民的财富。在宣读这个命令时，德贝拉的双手一直在发抖，并且称海尔·塞拉西为“陛下”，后者则面无表情地坐在椅子上聆听对他的指控，仍然不失帝王的威严。海尔·塞拉西随后被带出皇宫，门口停着一辆淡蓝色的大众“甲壳虫”汽车，而不是皇帝的劳斯莱斯或奔驰600御用专车，军事委员会宣称这辆不显眼的车可以使皇帝免受“愤怒的人民”的攻击。当皇帝被带走时，宫中的仆人开始高声痛哭，有的人撕扯自己的头发、敲打胸膛，但是宫门外聚集的一小群化装成民众的士兵却愤怒地对车中的皇帝高喊“贼！贼！贼！”。海尔·塞拉西被带到德布拉·泽塔路的第四师司令部。所有被捕的高官显贵都被关押在那里。
9月15日，军事委员会改名为“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接管了政府。宪法被终止执行，议会、大臣会议和最高法院都被解散，全国实行军法管制，上街游行庆祝皇帝下台的大学生很快遭到了军人的无情镇压。临时军事委员会没有立即废除君主制，而是宣布正在瑞士治病的阿斯法?沃森为新君主。埃塞俄比亚皇帝“万王之王”的称号被取消，改称为“国王”，“犹太族的雄狮”改为“埃塞俄比亚的雄狮”。在皇太子回国前，将由阿曼·安东中将（aman michael andom）担任有名无实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他在对意战争和60年代剿灭索马里游击队的战斗中赢得了很高的声望。
军事委员会很快觉得他们的司令部过于寒酸，于是带着皇帝搬到了孟尼利克二世的老皇宫。海尔·塞拉西被囚禁在“蛋屋”里，这是佐迪图女皇当公主时侍奉她父亲的地方。政变军人们开始反复向皇帝追问他在瑞士银行的“200亿美元存款”。考虑到海尔·塞拉西在位的44年间埃塞俄比亚全部国民生产总值才不过20亿美元，这无疑是一个相当荒唐的指控，据说皇帝对追问他的军官说“你的数学学得多么可怕啊！”皇帝手上的一枚戒指也被摘走，这个戒指的图案是圣乔治屠龙，里面有个机关，打开之后可以发现里面藏着一枚小钥匙。军事委员会得意洋洋地宣布他们发现了皇帝在瑞士存钱的保险箱钥匙，并聘请密码学家来“破译”戒指图案的含义，但实际上这个钥匙只是用来打开国务大臣送来的公文箱的。
阿曼·安东中将很快同军事委员会发生冲突，他反对在厄立特里亚地区使用大规模武力镇压的方式平息战斗，也反对军事委员会不经审讯就大批处决前政府官员的做法。1974年11月23日清晨，军事委员会的士兵包围了他的房子，要求他投降。阿曼中将及其卫队同这些士兵交火，他的房子最后被炸飞，里面的人全部死亡。
囚禁在第四师司令部的58名前政权贵族也于同一天被转移到阿卡基监狱，在那里排成一队，被机枪扫射处决。前宫廷事务大臣阿德马苏·雷塔是从医院里用担架抬到刑场上的，曾扑灭1960年政变的阿斯拉特?卡萨公爵坐在轮椅里被推上刑场。被处决的还包括海军司令伊斯坎德·德斯塔亲王，他是皇帝的外孙，也是皇族中最开明的人之一。这些人的尸体被扔到一个大坑里，用推土机掩埋，不许家属认领尸体。
1975年8月28日，军事委员会向全国宣布，83岁的海尔·塞拉西一世皇帝头一天晚上“因病”在睡梦中去世。根据当事人后来的回忆，海尔·塞拉西是被毛毯闷死的，门格斯图上校 和他的几个亲信不动声色地观看了这出惨剧。年老的皇帝爆发出惊人的力气，在3名身强力壮的士兵手下挣扎了大约20分钟，最后高喊了一声“圣灵啊！”，然后就一动不动了。门格斯图认真地查看了皇帝的尸体，摘下了他右手上的所罗门王戒指，将其戴到自己手上，然后让士兵用毯子将其卷起来，外面用绳子捆牢，埋到大皇宫院外的一个深坑中。根据门格斯图的命令，在皇帝安葬地上面盖了一个厕所。
临时军事委员会采取亲苏政策。他们于1974年12月宣布埃塞俄比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土地、金融财政机构和工业的全面“国有化”。次年3月，有三十个世纪历史的埃塞俄比亚君主制被正式废除。1976年12月，军事委员会在莫斯科签订了《埃苏友好合作条约》。次年春天美国军事代表团被驱逐出境，取而代之的是蜂拥而至的苏联和古巴军事顾问团。
1977年2月，门格斯图上校发动突然政变，枪杀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塔法里·班提和实权派人物阿特纳福·阿巴特上校，自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家元首。这场政变在埃塞俄比亚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各地的抵抗运动蜂起，全国14个省全都发生叛乱。除了60年代就存在的“厄立特里亚解放阵线”外，厄立特里亚地区又出现了“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eplf）；盖拉人成立了“奥罗莫解放阵线”（olf）；对亚的斯亚贝巴离心离德已久的提格雷人组建了“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tplf）；保皇主义者组建了“埃塞俄比亚民主同盟”（edu）；欧加登地区的索马里游击队成立了“西索马里解放阵线”（wslf）……在这样一片动荡混乱的局势下，1977年7月23日，对欧加登地区觊觎已久的索马里军队越过其西部边界，对埃塞俄比亚发起了进攻。
苏联从60年代起就设法在索马里取得立足之地，因此为其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以对抗亲美的埃塞俄比亚帝国。然而埃塞俄比亚突然降临的革命令莫斯科喜出望外，抛弃了相对弱小的索马里。苏联向埃塞俄比亚提供了价值10亿美元的军援，包括米格—21战斗机和米—8直升机50架、坦克和装甲车200多辆、各种轻武器10万多件。为了帮助埃塞俄比亚训练反索马里的武装力量，苏联甚至抽走了1500多名熟悉索方军情、带着索马里军用地图的军事顾问和技术专家去埃塞俄比亚。这些专家对索马里人的战术和军事实力都非常清楚。
索马里在欧加登地区集中了举国兵力的半数1.2万人，在苏制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和“西索马里解放阵线”的配合下，运用苏联军事顾问教授的战术发动正面进攻，企图一鼓作气迅速占领欧加登地区的战略要点，为尔后谈判解决领土争端取得有利地位。埃塞俄比亚则在欧加登地区集中了四五万人的兵力，同样是在苏制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下运用苏军战术进行防御。但埃塞俄比亚军队在战争初期节节失利，很快丧失了欧加登的大部分农村地区、以及战略重镇季季加，吉布提铁路一度也被索马里切断。
由于对苏联人背信弃义的义愤，索马里政府在1977年11月废除了《索苏友好合作条约》，驱逐了苏联军事人员，并收回了租借给苏联海军的柏培拉海军基地。为了报复索马里，以及向北约炫耀自己的空中机动能力，苏联在11月26日进行了一次突然的大规模战略空运。当天夜里，未向任何邻国打招呼，200多架图—76和安—22运输机向埃塞俄比亚、北也门和莫桑比克运去了大量战略物资。运输持续了3个多星期，苏联还为次发射了一枚“宇宙”号人造卫星来保证空运的指挥、侦察和通讯联络。
随着大量苏联军援和3000多名古巴军事人员的到来，埃塞俄比亚从1978年2月2日起投入了12万人 发动了大规模反攻。索马里军队和西索马里解放阵线一共只有4万人，而且制空权也被对方掌握，不得不连连后撤。为了保存实力、稳定国内局势，索马里军队被迫于3月14日全部撤出欧加登地区，并同意与埃塞俄比亚展开谈判，和平解决该地区的主权争端。
凭借苏联的力量，埃塞俄比亚军队逐渐发展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二大的军事力量。为了获得更稳固的权力，门格斯图在1978年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全埃塞俄比亚社会主义运动”和极左翼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党”发动突然袭击，消除了政府内最后两支反对力量，建立起他个人的专制统治。
1987年9月10日，门格斯图宣布取消军事管制状态，成立“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并自任总统。按照苏共模式建立的“埃塞俄比亚工人党”成为这个农业人口占90%的国家中唯一的合法政党。所有外国人的投资都被“国有化”，随之而来的是生产效率的急剧下跌。帝制时代的贪污、腐败、保守和反动不但没有被“革命”扫除干净，反而被全盘继承下来，并冠之以“社会主义”的美称。埃塞俄比亚教会成为主要的打击目标之一，教会失去了国教的地位，提奥菲洛斯大主教在1977年被以“外国间谍”和“特务”的罪名枪决，听话、顺从的塔克里·海马诺特一世被军人政府指定为新的大主教。
20世纪80年代的埃塞俄比亚以其灾难性的、震惊世界的饥荒而闻名。在海尔?塞拉西皇帝时代，虽然经常发生干旱和随之而来的饥荒，但是农民可以自由流动，寻找新的土地。而门格斯图政府强制推行的集体化破坏了传统的埃塞俄比亚农业社会，并且在苏联的怂恿下驱逐了联合国粮农署的专家。1984年年中，埃塞俄比亚北部几省发生了严重的干旱，而门格斯图政权只顾同厄立特里亚和提格雷的解放阵线们交战，无暇顾及救灾。1985年继续大旱，1986年旱灾扩散到南部高原，而且发生了大规模蝗灾。从南到北，埃塞俄比亚三分之二的人口陷入了饥饿的绝境。加拿大广播公司的记者偷偷拍下了成百卷的录像带，将地狱一般的景象展示在毫无准备的世人面前：母亲干枯的乳房，骷髅般的婴儿，教堂外骨瘦如柴的干瘪死尸……全世界的良心被刺痛了。为了赈济这场饥荒，英国和美国的音乐巨星们在1985年举行了名为“生存援助”的义演，募捐到1.4亿美元。
门格斯图一方面将西方对灾难的报道指责为“别有用心的煽动”，一方面采取自己的方式解决饥荒问题：他下令把北方的饥民成村成村地迁移到受灾较轻的南方地区。由于没有给他们分发口粮、种子、农具和修建房屋所必需的材料，许多农民又挣扎着爬回了老家，希望死在祖先坟墓旁边。100多万埃塞俄比亚人在这场饥荒中死去，而1974年导致海尔·塞拉西被废黜的那场饥荒只死了10万人。
1989年5月19日，亚的斯亚贝巴发生了又一次武装政变，使整个埃塞俄比亚陷入了动乱。门格斯图总统的政权虽然幸免于难，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政变被平定以后，有176名参与叛乱的军官被捕，包括至少24名将军，其中有陆军总司令兼总执行官。武装部队首脑和空军司令因不愿被捕受审而自杀，还有11名将领在战斗中阵亡，国防部长被叛军击毙。这次政变给门格斯图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埃塞俄比亚军官团在政变和随后的大清洗之后几乎不复存在，军事决断能力几乎降到了零。
这种局势很快演变为国内战局的逆转。在1989年政变后的几个月里，埃塞俄比亚政府军遭到了一系列粉碎性的失败，完全被赶出了提格雷省，也被赶出了厄立特里亚省的大部分地区，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已经开始实施厄立特里亚省独立的步骤。战斗还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到其他地区，包括东北部的沃波省。1989年9月，沃波省的古城拉利贝拉被反政府军攻陷，首府冈达尔城也被围困。随着同年东欧和苏联政治局势发生变化，门格斯图政权的处境越发困难，覆灭只是时间问题了。
1991年5月，由“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阿姆哈拉全国民主运动”、“奥罗默人民民主组织”和“南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阵线”四支反政府武装组成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又称“埃革阵”）对门格斯图政权发动了最后的总攻。5月28日，“埃革阵”占领亚的斯亚贝巴，门格斯图带着50多名亲信亡命津巴布韦，过起了豪华的流亡生活。
两个月后，“埃革阵”主持召开了全国会议，组织过渡政府，并于1994年建立了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作为埃塞俄比亚内战的另一个遗产，厄立特里亚于1993年5月24日通过全民公决，成为主权国家。
十、尾声
经过17年的恐怖、混乱与动荡，饱受苦难的埃塞俄比亚终于得到了暂时的宁静。但是战争、灾难和饥荒仍然没有离它远去。从1998年到2000年，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又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边境冲突，7万多人死亡，100多万人流离失所。
1992年，海尔·塞拉西的遗骨被人从门格斯图的厕所下面小心翼翼地发掘出来，安放在圣母玛丽亚修道院（baata mariam geda）的教堂里，孟尼利克二世、泰图皇后和佐迪图女皇的陵寝旁边。2000年11月5日，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圣三位一体大教堂，为这位所罗门王后裔、最后一位在位的埃塞俄比亚皇帝举行了盛大而隆重的葬礼。
前一夜在埃塞俄比亚全国50万座教堂里举行了安魂祈祷和守夜仪式，海尔·塞拉西皇帝的长孙、已故流亡皇帝阿姆哈·塞拉西一世 的儿子扎拉·雅各布·阿斯法·沃森亲王出席了葬礼。埃塞俄比亚教会的华丽长袍和头戴狮鬃的年老酋长使人恍惚又回到了70年前，但是周围的气氛提醒旁观者这是一场葬礼。当皇帝的棺木在主教和教士们的簇拥下缓缓地经过10公里的亚的斯亚贝巴大街时，许多老年人不禁放声恸哭，大滴大滴的眼泪落在他们胸前。没有经历过皇帝统治的年轻人也被这种气氛感染，默默地守在道路两边。
在圣三位一体大教堂里，教士们唱起了圣歌。保罗斯大主教举行了东正教的慰灵仪式，海尔?塞拉西被安葬在他生前订做的大理石棺内，旁边的石棺里是从教堂地下墓穴中移出来重新安葬的孟伦皇后 。马康南亲王、萨尔·塞拉西亲王、泽内贝沃克公主、罗曼诺沃克公主这些早夭的子女也安葬在他的周围。
犹太族的雄狮终于得到了安息。也许他终将会看到古老而光荣的埃塞俄比亚征服困苦和灾难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