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两极分化一直是与我国改革开放伴随的话题。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非均衡经济发展形成了诸多深层次问题，很多方面开始作用于市场体系的运行，时下这个问题未明显改善，并有加剧趋势（虽然近五年有微小的缓和）。
2014年 “两会”后，中央确定推进中西部与沿海均衡发展战略，适时从非均衡到均衡经济推进的转型。战略主导思想、客观环境及驱动路径与目标发生了变革，而影响市场杠杆发挥作用的社会收入分化结构会成为制约战略成效甚至成败的一个需要着重考量的因素。该问题处理不好，会进一步扩大收入的贫富两极分化，将经济拉入泥潭。就此问题作用的机制、效果，以及解决办法，做出简要分析：
一、收入继续两极分化会将经济拉入泥潭：“民富国强”背后的问题解读
1、我国收入两极分化悬殊：经济陷入泥潭的警示
我国三十五年来的高速增长并非完全以要素的市场化合理报酬形式完成收入分配，而是从五个方面路径形成时下贫富分化结构，即：区域倾斜、政策优惠、超国民待遇、廉价劳动力等要素，以及政商权资合作参与资源分配等因素为主体内容，形成了时下财富少数人受益结构。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而另据报道，西南财经大学金融研究中心公布我国2010年基尼系数达为0.61。而0.4为国际通认的警戒线，一般发达国家在0.24-0.36左右，而美国较高则达到0.45左右。
我国当前的收入两极分化已经达到差距悬殊地步。如不加以从制度上做出根本改变，占有社会少部分财富的全国90%以上的人口将难以继续承担内需驱动中对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要求，我国的国民经济将来逐步檀变为现代市场体系运行发生排斥的，产业、民生及市场进一步陷入困顿的失乐园。
2、收入分化的容忍程度：“民富国强”背后问题解读
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如上五方面完成了市场化财富积累，并在一定阶段形成经济高速增长的驱动，但也成为贫富分化与收入分配机制两极分化极具扭曲的根源。这个问题的存在，在时下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后果将会非常严重？例子亦很简单，如果要继续保持经济增长，而政府还继续容忍50%以上的的财富掌握在不到10%的少数人手里的话，那么，整个社会则没有足够的需求来继续拉动这种增长，供需的不均衡，社会拿什么来维持这种需求驱动，购买力从何而来呢？当前，我们的投资产出效率会很低。有时我们说“民富国强”，可能会认为这是道德伦理问题，谈爱心、讲哲学，或仅仅是一种美丽的乌托邦。实际上，因为百姓没有足够收入支付消费形成需求，拉动新一轮增长的现实需求就难以形成。如不做出根本性变革的话，依靠鼓励消费，却真“无米之炊”了。近十几年来占社会90%以上人口的人口以仅占有全社会不到50%的财富资源，继续驱动全社会经济的增长，已经开始乏力。而在以前，外向拉动下我们还看不出这种后果的严重性，因为劳动力的低廉可以使世界市场的需求发挥这种作用，而我们会在国际分工中受益。
市场经济对收入两极分化的容忍是具有一定程度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及战略转轨的启动，该问题已经需要我们直面对待。
二、新一轮增长背后蛰伏“收入分化扩大”的幽灵： 如何避免踏入贫富分化的炼狱
1、从收入增长均衡线到最低保障线：内需驱动成为空话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劳动力优势及出口贴补等刺激政策对贸易拉动都逐渐失去了较好的效果，不少学者曾提出过一些较好的建议，比如：比照西方，建立工资——增长指导线、工资——通胀指导线，以及国有资产股份制及其红利的全民分配等等。当然，不管实施难易，至少可以使社会需求能力扩大，使其与供给建立在一个整体均衡循环的基础上，我们的投资、产业会获得发展的基本支撑与改进的条件。不过，最终各地政府却只拿出了最低保障性收入线。
收入分化继续扩大这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我们的扩大内需会落入一句空话。工业产业的升级与调整会失去市场机制作用系统性的支持，其亦会落入一句空话。
2、避免遁入贫富分化与市场机制失灵的解决之道：经济增长如何摆脱收入分化扩大泥潭
第一，经济恶化的可能并非不存在：战略关键期协同系统推进改革决定成败
那么，当前的供需失衡情况下，对于90%的百姓对于不足50%的财富资本的处置，其收入配置传统亦难形成有效的需求。高额储蓄率是东方国家的消费行为传统。拥有社会少量财富的百姓会继续将储蓄资产押赌于其生存的根本——土地房产市场，一方面，它使市场的流动性消费及投资资金进一步失血，造成的市场货币资金紧缩，使工商业萎缩；另一方面土地房产的投资占据百姓收入大部分比重。而之所以为不动产，因其耐久性与缺乏流动性使市场的货币资本机制不能发挥，任其发展下去，整个市场进而会被割裂为相关性不足的市场结构，彼此之间失去内在关联的有机性。这时，即使以一国的富有倾其投资，想形成供给及产能的拉动，国富民弱，市场供需之间又如何彼此相关? 收入两极分化的继续，失去亦不能以房地产市场论之，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工业产业资本的沉淀，使整个国民经济崩溃。市场有机性的丧失，几乎所有产业领域固定资产的专用性形成的沉淀，很难移作他用，虽然，房地产为任何产业及要素配置启动需要结合的要素，命运的相关性及内在彼此有机制约，即使百姓有将其作为储备投资资产的传统，房地产市场的命运蔫有独秀之理？亦会同时瓦解。
第二，避免贫富分化与市场机制失灵的解决之道：启动新一轮增长背后蛰伏的幽灵
那么，这个问题有什么破解之道吗？事实上，当前我国经济一旦失去了高速增长的动力做出调节的条件将会相当恶劣。
当前，我国启动新一轮增长战略，包括先行开放自然与政府垄断80个领域及开发长江内河等经济带，逐步推动实现均衡增长。我曾于4月25日一文“自然\政府垄断开放驱动新一轮增长的方式及路径”谈及：民资驱动增长替代曾经的外资在粗放增长上具有类似的效果，同时对于各产业领域要素结合特征及成长特征与方式及路径做了分析。但是，亦多次提出推进的“系统性”及” 整体性”的杠杆作用，比如，此轮增长的驱动“会受到资金注入方式的制约。虽然，我并不怀疑我国巨大的资金存量规模的投放可以满足这一需要，但是，如果各层资本市场不能健全，很难以建设债券或开发证债券及其他权证等的资本分散化形式融注社会各类分散的存量资本，而只能面向时下资金占压较大的少量民资企业资本，则盘活的社会资本规模会受到很大限制”。
为什么几次强调到该问题？盘活社会庞大的存量资本则为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则是我们谈到的收入分化产生原因的五点内容，特别是以非市场自由进出的垄断及规制领域，不管是少数民资还是外资或者是其他渠道合作或注入的资本，如果不加以系统化协同加以规划，特别是通过建立健全的资本市场的配合协同推进，那么，以收入分化中的少数资本驱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点的形成，或许均衡的供需结构并未能获得根本改善。所以，需要考虑如何才实施中避免因增长而忽视政策推进中可能形成与扩大的贫富收入分问题化。所以，我谈到了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谈到了资本市场的建设或开发债券。
因为，或许只有通过多层次分散化资本市场使社会所有百姓可以参与利益的投资或交易，不仅盘活巨额社会存量资本使百姓收入增加，扩大消费能力，亦可以减少收入分化中少部分财富资本抓住机遇形成分化趋势进一步的蔓延。客观上利益的均衡，可以使社会获得需求的驱动，提升国民经济供需及产业关系之间的良性有机的循环条件。
从产业市场组织及市场结构的稳定、合理及效率角度看，从上世纪60-70年代的哈佛学派(Harvard School)到70年代末的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就政府规制及自然垄断领域的放开有不同的态度。基于本国产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规模及竞争力的考虑，总的趋势是减少规制，而80年代后的可竞争学派则放弃包括政府规制及自然垄断在内所有领域的管制。但是，其中的前提条件不容忽视。拿主张彻底放弃包括自然垄断在内的所有领域规则的可竞争学派来说，鲍莫尔（(William Jack Baumol）认为，只要该领域可以自由进出，即使自然垄断领域的生产亦是可以通过市场调节，不仅存在效率，资源利益配置亦存在均衡的可能。反过来，如果自然垄断及政府规制领域的投资与经营不能自由进出，那么，不仅产业的市场组织效率降低，资源与利益分配不均，同时存在的垄断收益的扩大，另外，产业技术及产品的改进压力亦会趋于零。
那么，拿自然垄断领域的铁路、港口、石油等资源采掘经营等领域来说，其很可能自长江内河流域等的开发开放后，在驱动经济新一轮粗放增长的推进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增长效果与路径，在很多方面会类似于沿海区域倾斜下所产生的收入分配上的客观效果。比如：通过自然资源的少数资本的占有，而继续扩大这种分化已经较悬殊的收入两极结构。那么，从当前我国通过推进向中西部实现均衡增长的战略部署会遇到难以化解的“瓶颈”，那就是由于收入两极分化使供需失衡，内需乏力的条件进一步恶化，将会形成新阶段通过产业投入促进增长的“瓶颈”。我们谈及的内在关联弱化后的各分割市场相关性亦会进一步降低。而收入两极分化使财富在0.50的基尼系数基础上进一步向富人的集中，将使99%的低收入群体很可能再难以承担驱动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担。这个前提条件不同于改革开放之初收入基本均等下的社会财富分布环境。这就是我之所以一再提及的系统化整体化协同化推进的初衷及要点。
那么，基于可竞争学派鲍莫尔所提出的前提做出分析，或许我们可以寻找到破解的方式。其前提表达为：自然垄断在内的所有领域，只要存在投资或经营的自由进出条件，即可消除垄断的市场集中度及资源与利益配置效率上的弊端。那么，这个垄断的财富收入向少数人集中，继而形成收入分化效果或许即可被化解。
正是因此，我提到了多层次分散化的资本市场及权证市场。因为，对于垄断型资源产权的收益集中进行分化，应该可以通过多层次分散化的资本市场及权证市场为全社会百姓所选择所享有，并依此决定交易。亦可以通过完善资本市场衍生品市场做抵押贷款及流动性交易，同时亦可以做保值及投机的远期交易。不仅盘活了社会存量资本，同时，亦使资源自然垄断资本本身具有垄断性的收益为百姓所共享。从而分流收入在时下50%的基尼系数基础上继续向少数人继续集中，抑制贫富两极分化蔓延。
第三，规制亦可反向思维：社会福利、公平与公正倾斜于贫困主体的方式
当然，诚如我曾谈及，任何事物都具有正反两面的双向性：难道财富不能为少数人通过资本市场收购，反而加倍向少数人流动？岂不连行业进入的投资沉淀过程都省去了，即可实现多个领域的产业占有的集中？那么，难道所有的法律、规制、制度仅仅是用来规制穷人，而不规制富人吗？法律精神的倾斜本应该是向弱者倾斜，向社会福利、公平与公正倾斜，这个精神怎可以忘却？历来，我们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任何困局，不管从征税亦或是信贷等各领域，往往率先以中产阶级为主体，自富人之外的无产阶级着手。不过，可以反过来，就比较正确了，也符合社会主义的法制精神。
3、警觉中的几个重点：如何避免收入两极分化使经济陷入泥潭？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虽然2013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73，并且自2009年以来已经连续五年下降 (2004年同为0.473，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自2008年达到0.491的峰值后，已经开始沿着2009年0.490，2010年0.481，2011年0.477，2012年0.474连续五年循序回落，2013年达到十年来的最低。但是，其背后更需关注三个问题：
第一，我国处于以劳动力优势拉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已经开始敲响了警钟，而处于二元产业结构阶段，产业优势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特别是美国重回传统产业战略意图下，外向拉动继续保持会受到挑战；
第二，我国大量不均衡分配的集中收入资本并未能有效形成的导入产业形成现实产业竞争力的生产力的投入机制，同时亦未能有效增加现实的有效需求，对民生并无根本改善的奢靡产业链成为资本流向重点，而且主要来源于海外产业；另外，未能建立引导富人收益实现社会贫困的扶住机制，解决贫困，同时亦刺激现实消费与生产能力的提高，比如，美国收入累进税收等体制，它使很多富人事业往往纳入规模经济伊始，即将收益转化为同步于商业经营的慈善事业，建立支持贫困的慈善基金，不仅可以避免食利阶层的存在而造成高比例社会资本投入循环空置，同时，推动贫困问题的解决与改善，增加社会现实需求的同时改善了政府公共支出。
第三，中产阶级承担了现实需求与购买能力的社会支柱，但是，中产阶级往往成为从税收到贷款等等诸多角度为政府所规制的主要对象，使其消费能力与贡献能力被抑制与大大消弱。而中产阶级的增加构成一个社会的经济驱动的主体，培育一个社会更多的中产阶级则应是社会福利提升，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的首要指标。而如何使更多的贫困阶层受到更多的公益、福利及资金支持，使其买入中产阶级行列，成为收入两极分化的分配制度改革中需要首要考虑的问题。
三、摆脱贫富两级分化继续扩大的改革：紧迫性与挑战并存
1、从政府职能转变到民生：从西向东，一路东行，自信否？
事实上，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道路差别本质应该体现在如何在体制改革上能够代表更广泛的全民意志与百姓利益，如何为社会民生谋取更多的福利，使生存发展及分配原则更体现公平公正与福利要求，这是发展道路上的自信。随着改革开放深化，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必经发展阶段，产权的保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应该具有基础作用，这是很难绕过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规律性的轨迹，处理不好会形成市场主体之间的矛盾，以及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抵触。
特别是近些年各地方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政府与民争利问题越来越突出。政府的职能有史以来的内涵体现为：为社会经济发展与顺畅运行提供客观环境与条件的公共支持。西方历史上体现为“父爱主义”原则，而克拉克（JB Clarke）则根据经济规律下产业内在矛盾提出改善有效竞争条件，影响市场结构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政府提供服务公共经济的政策供给职能。而中国历史治国哲学思想主张“富民，厚生”思想，讲究“输之财”、“遗之利”、“宽其政”、“治之法”、“秩之度”、“节之行”、“守之礼”、“控之危”、“预其警”、“匡其急”、“挣(赈)其穷”，体现为“小政府，大社会，大民生”。
2、规避贫富两极分化扩大的改革：紧迫性与挑战并存
由于一直以来，从计划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缺乏利用经济杠杆干预经济、管理经济，通过公共政策实现社会服务的职能，而行政手段与权力结合商业利益及权力利益成为腐败滋生的温床，这些都政府直接参与商业活动密切相关。
特别是延续至今屡禁不绝的土地财政及暴力拆迁商业行为，各种并法律规范（或法制规范缺失或模糊）基础而名以国家利益及法律名义的各类利益主体参与其中，已经不再仅仅表现为与民争利一样简单。曾几度使政府与社会关系降低接近冰点。而产权为核心的问题进一步突出，成为激发矛盾与民生问题的焦点。它不仅易使社会主体之间的资源配置及产业培育彻底脱离于市场机制的约束，亦使收入分化进一步扩大。这使政府与社会关系紧张到了历史严峻的时刻。
如何使政府从直接的经济利益行为中逐步退出，通过分配机制的改革使社会收入分化缩小基础上，保护产权以利于更广泛的民生，将是我国赖以发展的产业与市场体系避免陷入生存的失乐园的一个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