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酷爱教育事业的“教书匠”。对于“当官”从来就没有过高的期望值，我知道自己既没有背景和靠山，又属于个性比较刚强的人，完全不适合混迹于官场，这一点我素有自知之明。1973—1975年因工作需要，我从教育战线借调到中共广济县大金区委员会、革委会办公室任秘书[1]；大学本科毕业后的1982—1984年，被湖北省人民政府从华中师范学院借调到湖北省招生办公室，专门给副省长李夫全和教育厅长、国家教委副主任邹时炎同志写材料[2]。较长一段时间在领导身边做文秘工作，练就了自己的文字功力和求实严谨的作风，以及观察问题敏锐和动手能力强的特点。同时在工作中我也发现自己个性较强，且与人说话太直率和较多的锋芒毕露。严格地说，这些由个人秉性决定的“缺点”，决定了我压根儿就不适合当官，倒是很适合当大学教师，根据自己的兴趣特点搞点学术研究。所以，我主动请求回华中师范学院当教师。尽管邹时炎同志出于对年轻人的关爱尽力挽留，即使他当国家教委副主任之后，仍不忘在百忙中抽时间给我写信，希望我发挥自己的才干多为国家做些工作。终因自己甘愿做一名默默无闻的教师的决心已定，且犟到九头牛也拉不回的地步，于是他老人家只好调过头来，鼓励我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争取在大学里当一名有影响的专家学者。我一直牢记老领导的指点和劝诫，在大学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奋力拼搏，发誓不辜负老领导的关爱和期望。我深知自己位卑力弱，对各级领导的厚爱和期望无以为报，只能常怀一颗感恩之心，勤勉自律、鞠躬尽瘁，努力当好一名高等教育战线的辛勤园丁。我以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一颗感恩的心，人生无异于一盏没有油的灯。经过随后15年的奋力拼搏，我终于获得了少许的收获：由一名助教迅速地成长为副教授、教授，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和湖北省科学社会主义重点学科带头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以及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诚如我在个人专著《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研究》“后记”中所说：“这段平凡而又特殊的经历，既记录了自己执著的追求、奋力拼搏和成长的足迹，也镌刻着党的关怀和人民哺育的深深印记。……是社会主义给了我这个农民的儿子报效国家的机会和条件。”[3]

教师是一种崇高而愉快的职业。我在接受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时候，学的都是师范教育专业。如果说我在接受中等师范教育的时候，是由于家庭经济困难而做出无奈抉择的话；那么，我读华中师范学院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国家政策规定我享受“带薪上大学”的待遇，我完全可以跳出“教师圈”。我之所以终身无悔地选择师范教育，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我热爱教师职业。事实胜于雄辩，我执教40载，现在快到退休年龄了，我对自己一辈子从事教师职业没有遗憾，唯有不舍。教师的职责就是教书育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教师的评价，更多的侧重于“教书”的价值。无论学校还是社会，对教师的评价多以学生的学业成绩为标准；而学生的学业成绩，又往往不适当地简化为考试分数。实际上教师面临着双重评价标准：一方面是来自课程改革的要求，必须全方位提高学生的素质；另一方面是在家长和社会现实中对分数的刻意追求。说句不太好听的话，现在的大学精神似乎有点迷失，有些功利主义盛行。一旦精神虚脱之后，大学就会过分地追求时髦而成为“就业服务站”。我国高等教育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重教书而轻育人，学校没有真正把知识传授与对学生品格陶冶有机地结合起来，陷入了“社会需求就是市场需要”、“人才结构就是就业结构”的怪圈之中，使得“人才”不适当地沦落为“人材”，“英才教育阵地”不适当地降格为“材料资源地”。我以为只有引发教师的情感动力，才能点燃和激发他们的教育激情，释放出他们的生命活力与创新意识。教育者应当把坚持高尚的道德情操，作为从事教师职业的最高追求。我以为忠于职守、敬业乐业，就是这一优良传统在职业道德中的集中体现。这里所说的敬业就是尊重自己的职业，以一颗虔诚的心对待职业，甚至对职业有一种敬畏的态度。一个人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担当什么角色，都应当用辛勤的勤劳和扎实的工作践行敬业这一朴素而崇高的美德。在实际工作中有许多事情，并不是我们没有想到，而是不愿意马上去做它，时过境迁渐渐地就淡忘了。凡事都留待明天去做的态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遇事拖延的不良习惯。任何一个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激情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从事哪种职业，他（她）都会认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是世界上最神圣、最崇高的职业。因而无论在工作中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抑或是工作的质量要求多么高，他（她）都会一丝不苟、不急不躁地完成它。我觉得尽职尽责是忠于职守的具体表现，是敬业乐业的基本要求，也是教师职业道德的首要准则。一个人一辈子是否有作为，不在于他做什么具体工作，而在于他是否尽心尽力地把所做的事情做好。即“成业者系于所为，不系所籍。”[4]

教师应当甘愿当“铺路石”和“人梯”。诚信是大学教育者和管理者做人的基本准则，教师应当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既不趋炎附势，也不沉溺于物欲横流。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5]对于教师来说，必须以诚信为基础，一辈子认认真真地学习，踏踏实实地做事，坦坦荡荡地做人。明礼诚信是严己宽人的基础，而严己宽人又是明礼诚信的延伸。自古以来欺人是祸，饶人是福；饶人不是痴汉，痴汉不会饶人。只有顾大局识大体，才能做到“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人之心恕人”[6]。倘若大学的管理者老是对别人怎么看也不顺眼，这只能说明自己修养不够或者人品太差。一个严己宽人的人，就能使人格优化、品德升华、境界提升，这不仅是大学管理者和教师个人品德修养的需要，而且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教师的爱心是事业成功的源动力，它体现在教师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学生的选择、尊重学生的兴趣和个性差异，尊重学生的创造并与学生进行平等的对话与交流；表现在教师能够倾听学生的心声，对每一位学生都一视同仁、不厚此薄彼。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始终把学生放在心上，把学生当作亲人看待，对于学生的关爱是无私的，不图回报和善始善终的，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张扬个性和充分发展的机会。鹅卵石之所以连小孩都捏在手里玩耍，就因为它缺失个性（没有棱角）使然。我始终觉得教师怎样对待学生，学生自然就会怎样对待你，什么样的气场吸引什么样的人。任何人只有尊重自己，才能够赢得别人的尊重。

终身无怨无悔于教师职业。1999年6月29日我收到并填报了清华大学人事处寄给我的“清华大学‘百名人才引进’申报表”。随后的9月17日，清华大学人事处签发调函到华中师范大学（编号：99152号），商调我到清华大学执教。商调函原文如下：“华中师范大学人事处（部）：你单位宋才发同志经我校研究，请按下列第一、六项办理。一、如你处同意调出，请先将该同志的档案材料、现实表现、业务状况和身体健康情况直接寄至：清华大学人事处。如不同意调出，也请复函。六、如你处同意调出，请开具同意调出函。”[7]9月28日中央民族大学人事处又发调函到华中师范大学（[99]民大人商调字第035号），商调我到中央民族大学执教。商调函原文如下：“华中师范大学人事处：宋才发同志在贵校工作，现去函商调到我校工作。经研究，请按下列第1、7、9项办理。1、请先将该同志的全部档案（包括最近鉴定、身体健康情况）寄来。7、经研究安排在我校工作，如本人同意，请办理调动手续，于1999年10月25日前，介绍来我校报到。9、档案封后可自带。”[8]这两所大学不仅是全国重点大学，而且是国家“211工程”一期重点建设大学，它们都是把我作为学科带头人引进的[9]。当我正式向华中师范大学呈递“请调报告”后，华中师范大学党政领导和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尽最大努力对我进行挽留。10月29日下午2:30—5:10，路钢校长（后来任湖北省教育厅厅长、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在他的办公室里向我转达了校党委书记晏章万教授的意见：“华中师范大学正在申报国家‘211工程’建设学校，需要有一批像您这样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教授。您是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湖北省重点学科带头人和在建的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不久教育部就要组织专家来学校进行重点学科建设评估验收，您是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应当为母校作出贡献，包括在某些方面做出牺牲。” 路钢校长还明确地转告我，学校与省委组织部经过多方协商，已经做出相应的人事安排，“如果您不调走，同意留在华中师范大学继续当博士生导师，拟把您调到省委宣传部任常务副部长，或者到湖北省乡镇企业管理局任局长，对于这两个职务您可以根据个人实际情况从中选择一个。组织关系转走，人事编制暂留华中师范大学。”[10]我知道这是上级领导和母校对我一种“最佳的”挽留和安慰方式，是省委领导和学校领导对我工作的充分肯定、鞭策和鼓励，但是我丝毫没有接受的意念，因为我比谁都清楚自己的长处和能力在哪里。领导们之所以还“瞧得起”我，正是看中我为人耿直、治学较严谨和动手能力较强，任何地方都不会缺少一个像我这样其貌不扬的人去做官。正因为我有了这个自知之明，因而我当即婉言谢绝了上级组织和校领导的一番好意，毅然放弃了步入仕途的机遇。尽管我只是一名极普通的大学教师，但是人格尊严决定了我不能够容忍别人指着我的脊梁骨说：“宋才发这家伙申请调走是假的，通过调走这个‘拖儿’向组织要官、要权是真的。”我一辈子既敬畏于“三尺讲坛”的威严，又乐意于在“三尺讲坛”上拼搏。由于“敬畏”，所以才兢兢业业；由于“乐意”，才甘愿奉献。母校也正是看清楚了我这种兢兢业业、务实拼搏的精神，最终同意我调离华中师范大学的。但调走的前提是“走资源共享之路”，即人事关系、组织关系调走，仍然保留我在华中师范大学的编制暂时不动，每年回校工作3个月，继续担任博士生导师和进行重点学科建设，华中师范大学给我发“兼职补贴”。由于我在中央民族大学担负的工作任务太重，为了不影响两边学校的工作，尤其是不让人家“说嫌话”，在母校通过教育部“科学社会主义国家重点学科建设评估”之后，2004年暑假期间，我回母校主动办理了注销兼职补贴的手续，全力以赴地做好正在从事的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教学工作，以及科研处处长兼“学校211工程”办公室主任工作，争取以自己做出的实际成绩为母校争光添彩。至于调离学校必须办理的那些繁琐的具体手续，母校自始至终没有向我提出过。在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处的网页上，我至今仍然是母校的一名博士生导师。直到2010年春节前夕，华中师范大学人事处才通过电话通知我：“宋教授，鉴于您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再承担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的教学任务，就算‘自动脱岗了’吧”。我自然是无条件地接受母校的这一善意，我永远感谢母校对我的栽培、理解和无私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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