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江腹地军统“汉训班”揭密
1939年，国民党军统局相继选派30多名训练有素的特务打入延安，渗透到中共中央核心情报机关、部队、大学、边区政府等诸多要害部门。这是一起国民党特务机关潜入中共人数最多、规模最大、最为成功的惊天大案。后来，案件被破获后，其成员为我党“反用”，变成我情报机关骨干，有的被特批为中共党员，直至新中国成立。这宗特务大案无论是成功打入、或成功“逆用”，在国共两党历史上绝无仅有。制造这宗大案的军统特务均由“汉中特种技术训练班”毕业，该班又称“汉中特训班”（圈内人士简称为“汉训班”）。
1939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或“军统”）决定，选择较近延安、同属于一省的陕西汉中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天水行营战时游击干部练训班之名，择定汉中东郊十八里铺陈家营一大院落为办班地址，招收学员，专业培训。毕业后接受派潜任务，打入延安，收集中共高层情报。这个由军统局直接控制的训练班又称“汉中特种技术训练班”，对外绝对保密。与此同时，军统还在汉中城内设“西北特别侦察组”。1941年“西北特侦组”升为“西北特侦站”，程慕颐任站长。
陈家营座落在铺镇以西新民寺以南。北有汉（中）白（河）公路（今属108国道），南有汉江，交通便利，居民殷实。
今天的陈家营已是省级示范村。一条平整的通村水泥公路北接汉中至铺镇大道，向南伸入村中。公路两边是规划整齐单家独院的二层楼房。当年那所地主庄园式三进的“汉训班”院落荡然无存，人们只隐约记得它的位置。
这个尘封70年之久的“汉训班”，在陈家营村长者的记忆中已十分模糊。他们说当年是有个什么班，不知道名字，不过他们毅然否定那是军统特务训练班。在他们的印象中，它是一所军人看守、戒备森严的军队“疯人院”或“烈性传染病院”。周围群众对此望而生畏。院内不时传出令人毛骨悚然的话语，只要谁进去就出不来。要想出来则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生进死出是这里的“家法”。院内经常闹鬼，夜深人静时经常不时传出呼天抢地、鬼哭狼嚎之声，异常恐怖。
“汉训班”班主任照例由军统局副局长戴笠兼任。班务具体事宜则由化名为程益的原军统局上海行动组长、汉训班创始人程慕颐负责。程的副手是1937年潜入延安，就读于延安“抗大”二期时混入中共、1939年和程慕颐在汉中创办特训班、有“中共专家”之称、担任汉训班政治指导室主任、化名为李国栋的沈之岳。政治教官是1938年6月渗入延安、在陕北公学二期加入中共、在“温训班”、“兰州特训班”两次镀金的高才生朱增福，又名朱国才。军事教官王绍文亦是“兰训班”毕业的优等生。担任射击、格斗、擒拿等课目训练。特技教官杜长城为“兰训班”、“汉训班”的尖子生，汉训班一期毕业后留班任教。因杜爆破技能出众，故有“爆破专家”之称。1948
年任国民党特技总队少将总队长。国民党撤退时，负责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破坏，曾指挥炸毁广州珠江大桥。其他教官有“汉训班”二期学员李德、四期学员祁希贤、六期学员李昌盛等。
军统从顺利打入延安并受到重用、又加入中共组织的所谓“中共专家”沈之岳、朱增福的传奇经历感悟到，中共十分器重抗日激情炽热的知识青年。于是，精心策划了以培训抗日干部为名，在毗邻陕甘宁边区的“国统区”学校中，招收中学生到“汉训班”培训，学成后实施打入的计划。这些身怀绝技学生毕业后，以“进步”知识青年身份投考延安革命根据地学校，将受到欢迎。入校后伪装积极，追求革命，主动靠近中共组织，迫切成为“好学生”，这些“优秀分子”毕业后，自然会分配到中共机关和部队等要害部门，并受到器重，委以重任。这种“自然渗透法”远比精心策划的“派潜打入法”容易得多、且无任何风险。
民国时期，汉中是仅次于西安的陕西第二大商业都市。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川陕甘接壤区贸易集散地。城市街衢井然，店铺毗连，人口稠密，商业繁荣。“汉训班”在汉中城中心地段销售笔墨纸砚“文房四宝”的繁华街道管子街（今青年路）中段18号设有接待站，杜长城站长。学员到汉中后由杜接待并负责护送到铺镇陈家营“汉训班”学习。
“汉训班”开有政治社会课和专业技能课。政治社会课内容有总理遗训、总裁言行、国际政治、中共问题、西北民情、群众生理等。特务专业技能课内容有政治侦察、交通学、射击学、爆破学、通讯学、兵器学、药物学、擒拿术、化装术、卧底知识等。此外，要接受爆破、暗杀、投毒、游击、照相、跟踪等技能培训。同时，要掌握密秘联络法，学会用米汤、矾水、唾液、浆糊等书写，以碘酒、火烤、水浸等方法显现的操作要领。还要学习万能显影液和汞爆炸药配方，以及电报电文编制方法，用明码和密码配制专用密码的技能等。
“汉训班”班规森严，实行军事化加法西斯管理。学员一律以代号为称。入班后班主任宣布的“班规十不准”就令人生畏。一不准见熟人打招呼；二不准吸烟；三不准告诉他人真实姓名和地址；四不准和其他学员交头接耳；五不准请假外出；六不准写信会客；七不准理发、剃须、洗澡；八不准上课说话；九不准不报告入厕；十不准院内单独行走。违者轻的鞭笞、禁闭、悔过具结；重者丧命。难怪陈家营百姓说它是“疯人院”。
学员还必须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早晨5点半起床，升国旗。上下午各4节课，晚上还要加课。吃饭时，每人盛好饭菜不能动，待班主任程益到场，值日官立正向程报告后就餐人数，程宣布“开饭”后，学员才能动箸。5分钟必须吃完，否则也要遭打。1940年秋，军统局长戴笠从陪都重庆来到汉中，亲临陈家营“汉训班”住地，看望全体人员，并表示亲切慰问。训示中鼓吹：你们都是特殊人才，将来要对党国做特殊贡献。你们这些人中，今后要出国家的财政部长、交通部长、外交部长。授意学员要从共产党手中夺回群众，要从日本人手中拉回汉奸。并强调，你们是政党的灵魂，领袖的耳目。崇拜领袖要从信仰到迷信，从服从到盲从。要做蒋委员长的忠诚卫士。你们可以一不要父母、二不要妻室儿女，但是，天天都要记做一个人，那就是委座。生要为委座而生，死要为委座而死。生要生得惊天动地，死要死得英勇壮烈！除精神鼓励外，这位反共专家还实施金钱诱惑，奖给程慕颐大洋200元，其他教官和学员大洋50元、20元。一时间，“汉训班”学员成为军统和党国的天之骄子。“汉训班”从1939年9月成立到1941年3月停办，共一年半时间，招收学员9期，毕业8期、除第9期学员转重庆白公馆特训班受训外，共培训特务631名。1939年底，经系统培训的军统特务相继派往延安及各根据地。至1941年，由“汉训班”毕业生组成的军统特别侦察组，已渗透到中共领导下的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冀鲁、鲁苏、豫皖苏、鄂豫皖边区，以及赣、浙革命根据地。不久，又按戴笠批示，将这些成效卓著的军统“特别侦察组”扩编为军统“特别侦察站”。军统陕甘宁边区特别侦察站下辖延安、府谷、环县、韩城等18个特侦组。打入要害，长期潜伏，搜集情报，伺机“行动”为其行动纲领。行动是军统实施“暗杀”的隐语。
至1942年5月，“汉训班”毕业、训练在素的军统特务已成功潜入陕甘宁边区。其中胡士渊、杨效卫、夏秉打入中央军委二局，即中共中央情报局；王治和潜入联防司令部、郭力群、李峰璧渗入边区保卫处；马鸣、赵西湖、刘一平“考入”延安“抗大”学习；冯善述、朱浪舟进入中共陕西省委；石进中、宫兆丰来到绥德专署；陈明在陇东专署；张秉均已潜入安塞兵工厂。胡士渊小组还将无线电台隐蔽在中共中央情报局内，掌握电台的胡士渊已加入中共，尽然还当上了支部书记。这些特务已用密写向军统传回10次情报。
从甘肃庆阳受骗到“汉训班”第4期受训的学员吴南山，毕业后被派回陇东革命根据地。他回顾“汉训班”经历，不寒而栗。这位接触过共产党的进步青年，毅然将受训情况和军统派潜任务向党组织做了汇报。庆阳党组织迅速将这一要案上报延安，立即引起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中央社会部认为，案情特别重大，必须缜密侦破，尽快收网。
党组织向吴南山布置了侦察“汉训班”特务的任务。一次，吴南山去延安开会，邂逅了“汉训班”4期同班同学祁三益。老同学相见，无话不谈。吴告诉祁，已在庆阳县扎根，并当上了教育科长。祁向吴说，在延安有重要联络任务。党组织认真分析吴南山汇报的祁三益所述情况后认为，延安可能潜伏有大批“汉训班”特务。边区保卫部决定以祁三益为突破口，首先将其逮捕。为掩护吴南山，同时也将吴逮捕。
祁三益交待，他从“汉训班”毕业后，因爆破技术优秀被留班任教，培养了5～8期学员。这次军统以祁任过1期学员、4期教员，认识学员多为由，让他来延安联络潜伏人员，准备完成“重大行动”任务。后来获悉，这个“重大行动”即实施暗杀中共领袖的计划。1942年5月，中共中央社会部和边区保卫处决定，对“汉训班”潜伏延安的特务收网。经祁三益指认的同学及学生共20人。经过对20人政策攻心，又供出11人，加上祁三益共32人。军统“汉训班”特务延安潜伏案一举胜利告破，在延安掀起了巨大的震动。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实施大胆的“反用”计划。“汉训班”潜入延安的32名军统特务中除王焕章1人外，其余31人均受到信任，委以“反用”重任。后来有6人逃跑，有的又经受不住战争考验而反水，但是大多数人忠于共产党，发挥了程度不同的作用。吴南山、祁三益、李春茂、王星文等“汉训班”成员，经中共中央批准为特别党员，成为党在隐蔽战线的重要骨干，从人民敌人变成人民功臣。新中国成立后还走上了领导岗位。
这宗国民党最大、最成功的派潜案，被共产党变为最大、最成功的“反用”案例，这一过程颇具戏剧色彩。其案情远比上述复杂得多。央视·新影共同推出的历史专题片《重访》红系列之《暗战》中的《陕甘宁反特第一案》就讲的是这一段卧底与反卧底的精彩历史活剧。
（潘世东转载于《天汉回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