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绝望的堕落——写给中国的知识分子（二）

何玉兴

鲁迅曾经打过比方：羊分“胡羊”和“山羊”。山羊是带头羊，胡羊大多数的羊。山羊脖子上挂着铃铛走在前面，后面一大群低眉顺目的胡羊挨挨齐齐地跟着。勒庞在《乌合之众》中也比喻：一群人就像温顺的羊群，没有了头羊就会不知所措。山羊脖子上的铃铛就是知识分子的徽章，无论是吃人还是被吃，一切悲喜剧，带头的无不是知识分子。

这里想要明晰的，是堕落的主要标志：终极关怀的缺失，道义立场的摇摆，社会良知的泯灭，忏悔意识的淡漠以及对人的极度冷漠。

于光远有句精辟的话，把几千年的文人全装进去了：封建文人的最大理想是做稳奴隶，说到人的觉醒，只能是“五四”之后，尽管“五四”提出的问题，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翻阅汗牛充栋的古籍，“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的中国文人，写了那么多狗屁官样文章和无聊失意文字。“士大夫”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了，思想也不复成为思想，而是意识形态。“学而优则仕”的参与模式，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不能成为社会的守望者，而是既得利益的看家狗。作家张平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在桌子底下说话，在桌子上面沉默。知识分子当中的某些人，已经进入到这个既得利益群体。知识分子的集体沉默，是导致目前道德滑坡或者说是道德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知识与权力的结盟导致社会的沦落和腐败。

翻阅回忆反右和文革的图书，知识分子之间的出卖与背叛以及各种丑恶表演，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巴金说：“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顾准等硕果仅存的几位已不具代表性，应该说知识分子是集体投降、集体堕落。关于集体堕落的原因，朱学勤“终极关怀基因缺陷”的分析是中肯的。社会最大的危机是失去支撑它的精神结构，失去将社会凝结为整体的具有终极关怀的价值系统。

美国当代心理学家里奇拉克《发现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烈士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不愿意肯定与自己相对立的观点。”鲁迅：“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而他的变化没有一定的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做武器的人，都可以通称为流氓。”

遗憾的是，流氓太多，烈士太少；可悲的是，流氓的风光，烈士的寂寥。这些流氓，无论什么风吹草动，都能拿出令上边满意的大作；无论什么观点，都能拿出合理的理论解释。他们不是丧失，而是压根儿就没有过什么道义立场，沦落成为权钱伴唱的夜莺。鲁迅先生骂得痛快：“我宁愿向泼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样活力的文人打绷。”

缺乏对道德操守的坚守，缺乏对良知的省视，缺乏对诱惑和邪恶的抵制，缺乏犯下罪恶之后忏悔的勇气。在西方文化史上，有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有卢梭的《忏悔录》，我们有什么？朱学勤说：“世界史上的优秀民族在灾难过后，都能从灵魂拷问的深渊中升起一座座文学和哲学颠峰，唯独我们这个民族例外。”

正因如此，才有对人的极度冷漠。北京大学某学者说，堵车让他感到很欣慰，因为堵车是繁荣的标志；某灾难经济学家说，灾难对於经济发展是有利的，可以拉动内需。

亨利·柏格森在《道德与宗教的两个起源》中说：我们的道德的部分包含着责任，责任都是日常实际的事情。面对现实问题，知识分子的沉默就是责任的放弃。杜威《教师和他的世界》：逃避责任是怯懦的选择。《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目睹灾难却一言不发，责任感就变为负罪感。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保持沉默，就是犯同谋罪。肯尼迪《信仰在风中飘扬》：你能否不同流合污，让自己的勇气在腐烂的中庸泥潭发光？

文章写于2004年

（潘世东转载于微信公号“农林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