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是为人处事的一种基本态度。一个人无论他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也无论他名声多么显赫、地位有多高、金钱有多丰厚，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也应当保持做人的低调。做人低调不等于人格卑微。低调其实是一种豁达，更是一种智慧，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都应当以心待人、以德感人、以诚与人和以信取人。据我的观察和研究发现，真正有大智慧和大才能的人，一般都是低调的人。我以为低调做人既是聪明人的一种品格、一种姿态、一种风度，也是一种修养、一种胸襟和一种智慧，完全可以说它是做人的一种最佳姿态。我们通常所说的低调做人、高调做事，就是强调要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到一个合理的位置，清清白白地做人（襟怀坦荡、光明磊落），踏踏实实地做事（做实事、做好事）。一个人果真能够为每一件看似平凡的小事而尽职尽责，其实就是在做人生唯一的大事。每一个事实只要真实地存在过，无论它遭遇到多么大的歪曲或者打击，终究是会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安心做事是我们的原则，闲言碎语是他人的权利，历史只记得你做了多少有益的事实，绝不会留下一事无成的闲言碎语。我以为只有能够为生活中的小事而感动的人，才是真正在生活着的人；仅为大事而感动的人，其结局通常是可怜和可悲的。在历史上曾经执掌山西38年的实力派人物阎锡山就说过：“做事是人生的结果。做的事多，就是此生的结果大；做的事少，就是此生的结果小。”[0]我非常赞赏阎锡山这个“做事”的观点。我历来认为一个正直的人，应当在有生之年多存善心，多做善事，努力做到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行无愧于人、思无愧于心。这即是说，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让自己永不惭愧，既不亏待别人，也不辱没自己。尤其要做到不欺骗任何人，因为能够被你欺骗到的人，几乎都是熟悉你的人、相信你的人。一个人如果能够修炼到这种境界，为人处事便能善始善终。我觉得做人和做事通常是相互联系的，只有彼此相互配合，才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拄拐棍、穿钉靴”步步走稳。只有那些地道卑微的人，才会用高调来粉饰自己，藉以掩盖自己的人品、才学和能力的不足，填平那个自觉低人一等的鸿沟。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万事不求人的人，但不是到了山穷水尽万不得已的地步，我以为千万不要轻易去求人。我总觉得一开口“求人”，事情尚未办，便先自矮了一大截。别人的脸色就是你的寒暑表，那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相信是身临其境者都会有的一种体验。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不犯任何错误的人，因而“低头”对于每个有血性的人来说，绝对是一门必修课。对像我这样一个上了年纪的教书匠来说，平时能够做到对人礼让三分，其实并不“窝囊”、不犯傻，只要内心有所坚守，“抬头”或者“低头”就不过是一种外在形式而已，而“低调做人”又恰恰是这门人生功课的最佳成绩。要使自己在人生旅途中少遭遇挫折，自觉做到“不妒贤嫉能”是极为重要的一条。确实有些人遇事喜欢与别人比高低，一看到他人的人生一帆风顺，就陡然心生羡慕和妒忌；而一旦认为他人不如自己，就立马瞧不起别人，然后放下心来。妒嫉历来是人心灵的肿瘤，妒嫉别人的人常自寻烦恼。因为妒嫉生于利欲而不生于贤美，妒嫉是诸恶里面最大的恶德。要学会原谅别人，原谅别人可以使自己变得善良。我以为唯有“宽”可以容人，唯有“厚”可以载物。《菜根谭》中说：“路径窄处，留一步与人行；滋味浓时，减三分让人尝。此是涉世一极安乐法。”[①]这句话讲的就是谦让的美德。如果我们能够经常这样去想、去做，那么我们的人生就会充满快乐和安详。所谓“谦让”的美德，也绝非一味地让步。世界上的事物总是相对的，有时候你确是让了一步、退了一步，但是这一步可能就是你的一大进步。掌权者在下级面前应当采取一种低姿态，不要高高在上盛气凌人，尤其不可刚愎自用。因为那样做决不会有好结果的，“强梁者不得其死”[②]。我记得美国管理学家蓝斯登有句至理名言说得非常好：“在你往上爬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梯子的整洁，否则你下来时可能会滑倒。”任何一个人无论官有多大、地位有多高，最后总是要“下来”的。蓝斯登在这里实际上是把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升迁，用从梯子往上爬这样通俗浅显的比喻来加以阐释的。凡事都要用理智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对于那些无关紧要的较量，该“忍让”的一定要毫不犹豫地“谦让”。这样的为人处世从表面上看是在“退”在“让”，是在与世无争，实则是以退为进。

遇事应当摆正攻与守的关系。一个人在不太成熟的时候，总是希望让别人能够看到他的所有长处和优点，好像只有他才是这个世界的核心，离开了他别人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似的，细究起来这种人不一定真有才干。譬如，有极少数人特别爱摆架子，其实摆架子真的一点用处都没有。爱摆架子的人只能说明他的身份、地位本来不高，又总是担心别人低估了、小瞧了他，所以才以摆架子来抬高自己。记得鲁迅先生说过：奴才一旦做了主人，是绝对不肯废去“老爷”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当这个人确有实力或者有摆架子资格的时候，他自然就不必或者不会摆架子了。“真人不露相，露相非真人”，说的正是这个理儿。为人处事应当懂得“攻”与“守”的关系，在不到进攻的时候只要做好防守就足矣，只有当时机成熟的时候才可以反守为攻，这样才不负自己的才华和能力。历史上有一个典故说古代有个叫韩琦的人，曾同范仲淹一道共主新政，在北宋时期长期担任宰相一职。韩琦在定武统帅部队时，有一次夜间伏案办公，一名侍卫拿着蜡烛为他照明。那个侍卫一不小心走了神儿，蜡烛烧了韩琦鬓角的头发。韩琦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急忙用袖子蹭了蹭烧了的地方，又继续低头写他的东西。过了一会儿一回头，他发现举蜡烛的侍卫换了人。韩琦怕主管侍卫的长官鞭打那个侍卫，就赶快把他们召来当着他们的面说：“不要替换他，他已经懂得怎样拿蜡烛了。”军中将士知晓此事后无不感动佩服。韩琦在镇守大名府的时候，有人献给他两只出土的玉杯，这两只毫无瑕疵的玉杯是稀世珍宝。韩琦每次大宴宾客的时候总要珍爱地专设一桌，铺上锦缎将那两只玉杯放在上面使用。结果在一次劝酒时，被一个官吏不小心碰到地上摔了个粉碎。在座的官员都惊呆了，那个碰坏玉杯的官吏更是吓傻了，惶恐地趴在地上请求治罪。可是韩琦一点儿也不在意，笑着对宾客说：“大凡宝物，是成是毁都是有一定的时数，该有时它就出来了，该坏时谁也保不住。”说完又转过脸对趴在地上的官吏说：“你是偶然失手并非故意的，有什么罪呢？”韩琦此言一出，众人无不赞叹不已。因而元代吴亮在谈到韩琦时说：“韩琦气量过人，生性淳朴厚道，不计较鸡毛蒜皮的小事。功劳天下无人能比，官位升到臣子的顶端，但不见他沾沾自喜。他所担任的责任重大，经常在官场的不测之祸中周旋，也不见他忧心忡忡。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做到泰然处之，不被别的事物牵着走，一生不弄虚作假。被重用就立于朝廷与士大夫们公平议事；不被重用就回家享受天伦之乐，一切出自真诚。”韩琦一生处于危险之地，而又一直立于不败之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天下之事，没有完全尽如人意的，一定要学会忍。不这样，连一天也过不下去。”即使是“君子和小人在一起时，也要以诚相待。只不过知道他是小人，同他少来往罢了。”[③]这正是韩琦高人一筹的地方。韩琦已经把“忍”的精神作为立身之本，能容忍同事的缺点和部下的过失，也能够容忍可恶的小人。他从来不回避小人，主张以君子的姿态对待小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正压邪”。即使是小人在捣鬼，也用不着耗神费力地去和他计较，他觉得最好的办法是不理睬小人，让他自讨没趣。因此，我以为一个有理智的、有抱负的人，对于眼前的得失不必要时时、事事挂在心上，长远考虑才是良策。也许当我们及时地放别人一码、给他人一条生路，受益者当中就包括了自己在内。

多做善事不出馊主意。年岁高了的人对许多事情逐渐“看透了”，积累的处事经验也就比较丰富了。尤其是作为年高的博士生导师，其弟子们大多数也开始成为诸多重要部门的掌门人，于是导师自然就被敬若神明，被聘为“顾问”、“咨询专家”、“智囊团成员”等等。为了充分发挥专家的余热，这样做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客观地说，在智囊们向政府部门提供的各种政策参考和建议中，很多都是确有价值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确有一些政策建议明显地违反常识、学理或者国情，导致出现不应有的后果，甚至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我觉得这类建言献策，就是一种典型的出“馊主意”或者“歪点子”。譬如，在2008年以美国为首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中，中国金融业以及股市出现的诸多问题，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发现，与某些经济学专家出的“馊主意”或者“歪点子”有关。这些所谓“专家”有的是自封的，有的是廉价赠送的，有的则是典型的伪专家。他们与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相比，确实相差十万八千里。为什么教了一辈子书的人，到老了还要出那么多馊主意呢？我以为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有些学者学养不够、涵养不深，又好为人师，只知道生吞活剥地套用西方的理论来图解中国的问题，或者只注重单纯地论证领导的讲话，而不去做真实的调查研究，由此而出的一些主意和政策建议，自然脱离实情、离题万里。二是少数学者为了蝇头小利，站到既得利益群体的一边去了，自觉或不自觉地当了别人的“传声筒”和“吹鼓手”。天下诸多聪明人之所以犯常识性错误，究其根源就在于沉迷在一个“利”字当中。在目前强势利益集团主导国家公共政策的情况下，某些专家学者或为了“投机”，于不自觉中成为论证利益集团利益的工具。我觉得像自己这样清贫了一辈子的知识分子，实在没有必要晚节不保，去为人家做说客、当道具、做枪使，混迹于那帮令人厌恶的出“馊主意”、“歪点子”的人群之中。我建议政府对一些决策造成重大后果的，除了追究决策者的责任外，对那些给领导出“馊主意”、“歪点子”的智囊们，也要给予必要的问责。我觉得老年人要负老、更要尊老，可以“老花了眼”，但是不能“老晕了头”。老人宜多出善言、多做善事，切忌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去做丧失人格和违背良心的事情。我看旧社会知识分子“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用在这个地方还是比较贴切的和有意义的。

竭力找到最好的自我。最好的自我是一个人深层次的自我所具有的创造力，或者说是从我们降生那天起，事实上推着我们往前走的那股创造激情，“天赋”和“技能”就是这种激情的最佳表达。当创造力受到外界压抑的时候，在“自我”与“深层自我”之间就产生了一道鸿沟。在当今的社会里每个人都疲于奔命，越来越无暇喘息或者偷闲。其实在我们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达·芬奇曾经说过：“人的美德的荣誉比他的财富的荣誉不知大多少倍。古今有多少帝王公侯，没有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一丝痕迹，就因为他们只想靠庄园和金钱留名后世。”[④]现在社会上有一种怪现象，认为学问做得好的人，就一定要去“当官儿”。广东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谭泽中就曾举例说：“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个教授来争!” [⑤]学者们的生活状况现在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与官员们比较起来，无论其社会地位、财富层级仍然甘拜下风。这正是导致40个教授争当一个处长的根本原因所在。只有从根本上解决学术与官位的严重倒挂，让官位与学术相比较没有特殊的吸引力，彻底解决学术、学位受官位控制的恶劣状况，“40个教授争一个处长”的怪现象才会杜绝。我记得季羡林先生曾经讲过的“老年十忌”挺有意思：“一忌话多，二忌卖老，三忌僵化，四忌不服老，五忌无所事事，六忌提当年勇，七忌自我封闭，八忌叹老嗟贫，九忌老想到死，十忌愤世嫉俗。”我以为学者只有竭力找到最好的自我，才能够坦荡地面对现实，最终从抱怨、不满和愤恨的心境里头走出来。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些潜在的资源或者天赋，没有被发现或者没有得到很好地发掘。我以为引领寻求天分的最有效途径，就是遵循人的兴趣发展。这种兴趣也许最初仅是一种业余爱好，或是一次偶然的“歪打正着”。一个人稳恒的兴趣之所在，常常蘊涵着他的内在天赋。也正是这些最能充分发挥独有特长的地方，他才会感受到那种令人神往的天分勃发之情趣。任何没有情趣的学习过程及没有探究欲的研究活动，无异于一场没有性欲的婚姻，一顿毫无食欲的宴席。因而想要触摸到最好的自我，人就需要有“做梦”的时间，让想象自由地飞翔，用不一样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在这个时候尤其需要抛开名利之心，让心灵得到舒展，体会那些正在心里舒展开来的美好事物。假如一个人真心想做点什么，千万不要藏着或者掖着见不得人，要积极主动地靠近目标，并且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去。因而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梦想”负责，认真地做好当下正在干的每一件具体事情。一个人也不要期望自己一辈子做出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情，但凡能够成功地做好一两件有意义的事情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们每个人一定要先做好当下正在干的事情。我发现社会上那些具有影响力的人，往往要在他熟知的那个领域“泡”上十来年，不是一般地“泡”，而是异常努力地去钻研、拼搏才得以实现的。也确有好些所谓学识渊博的人，确实很会在社会上“竞争”，于是买了自己的房子、车子，甚至更换了一茬又一茬的娘子。这种生活状态尽管能带给人一些暂时快乐，甚至让一些人顿生羡慕，但是我觉得这种物质享受最终无法填补内心的空虚。一个人到了生命的极限，必然难逃“是非成败转头空”的痛苦结局，唯有真实的过程、情感与记忆，才是属于自己的独特经历。假如一个人压根儿就没有富足的精神生活，那么，无论他的物质生活如何丰裕，也仍然是一个非常可悲的人。正如前些年社会上冒出了好些暴发户，一旦暴发就穷奢极欲不知天高地厚，这是人类社会的丑恶，没有什么好羡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