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名就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在过去相当长的人生岁月里，我根本想不到或者压根儿也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直到2007年春当我从中央民族大学学术委员会秘书长、科研处处长的位置上，轮岗到民族博物馆当馆长之后，才促使我认真地反思和琢磨这个问题。本来行政岗位交流在现行体制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你没有势利眼人家有势利眼，人家认定你就是“不受宠”、“落魄”了。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即使走在大马路上都有人用“斜眼”看你，好像你是一个犯了错误的人似地。我心里比谁都清楚明白，我过去任何时候都没有受宠过，今天也不存在任何落魄的问题，你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想怎么议论随你去。这样稍过了一阵子，也就安然无恙享太平了。人们通常所说的“闲职”、“闲居”，我觉得这个问题总是因人而异的。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做实事的人，决不会因之而“闲下来”的。譬如，我到民族博物馆任馆长职务后，属于我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确实比过去多多了，这对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来说确实是一件幸事。我现在仍然坚持每天晚上12点左右睡，早上6：00点左右起床做事。只不过白天除了照旧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博物馆作为一个处级单位“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之外，原来空余时间多在忙学校发展那摊子事儿，现在多在忙自己教学和科研的事儿。如果不是组织和领导的关心，安排我到民族博物馆当馆长，这本书现在恐怕是出不来的。由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每个人的虚荣心是同他的愚蠢程度成正比的，寿命的缩短是与思想的虚耗成正比的。我历来是个比较务实的人，无论到哪儿工作总想把那个地方搞好，全然不管那个地方人心有多么复杂，人家对你的一举一动瞧着是不是“顺眼”。我始终觉得一个人如果把这些毫无价值的东西看重了，必将在那个地方一事无成。我不求人家说我有多大的功劳，只希望有一天不再在那个地方工作了，人们还能够公道地说一句：“宋才发这家伙是个干实事的人”。“干实事”不仅体现在顺境时埋头苦干，而且反映在身处逆境时能够挺得住、不灰心。我以为博物馆是以一种特殊的、具体的语言——“实物”向观众说话的，它既反映社会又服务于社会。文物被赋予灵性和品格，辨物识人、睹物思人并与之对话。博物馆正是通过文物陈列、展示等手段，达到和实现历史与现在人对话的。无论遥远过去的时代或者当下，也无论有过多么灿烂辉煌的文明，无一例外地将被历史的烟尘所湮没，这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永恒的法则。但是人们却能够通过某种途径去寻找这些文明的踪迹，这个途径在我看来非博物馆莫属。因而我很快由外行进入角色，经历了认识博物馆、熟悉博物馆，再到热爱博物馆、研究博物馆的全过程。

2007年我到民族博物馆工作的第一年，就着手主持教育部重点项目《民族数字博物馆》[0]2008年7月在中央民族大学财务处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我利用暑假个人独立设计、领衔申报了《数字民族博物馆》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批准该项目为“重大研究建设专项”，12月获得专项研究建设经费400万元[①]。2009年12月我又作为与浙江大学合作项目的负责人，承担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下达的《教育科研基础设施IPV6升级和应用示范项目》下设的《大学数字博物馆IPV6升级子项目》，获得横向研究经费8万元。三年时间共拿下三个国家和省部级项目，共计420万元科研建设经费，这对任何一个具体的小单位来说决不是一个小数目。不管后人将来对我这个博物馆长做出什么样的评价，在我担任这一届博物馆馆长期间，从根本上扭转和刷新了博物馆没有独立承担过国家和省部级研究建设项目的历史，改善了博物馆长期以来设备陈旧、职工办公条件落后的状态；促使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和科学化管理跨越了一个新的台阶，直接进入了大学博物馆数字化建设的前列，促进和推动了博物馆中青年教师的学术研究活动；为维护国有资产安全而摸清家底，对博物馆建馆60年来国家调拨和历年征集的文物，首次进行了彻底的盘点和整理；为确保文物安全、消除隐患，对库房照明和监控设备、线路进行了一次彻底大检修；为了从根本上实现依法依规对文物安全、库房管理和展厅服务工作科学化管理，建立和健全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所有这些，毕竟是任何人都回避不了、也抹杀不掉的铁的事实。我结合自己近4年来所从事的博物馆领导工作，在边学习、边钻研的基础上，逐渐由“外行”变为内行，个人撰著的《民族博物馆研究》，也已经与读者见面了。我担任民族博物馆馆长职务之后，形式上好像脱离了教学科研工作。其实我原来担任的所有教学科研任务，不仅没有丝毫的改变，而且为我把民族博物馆更好地办成民族学文博专业和全校师生的教学科研实践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甚至办成北京地区大学生及中小学生的课外实践基地提供了条件和契机。所以，我觉得只要你不愿意虚度时光，确实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专一行，无论把你放在哪个位置上，即使人家故意把你安排去烧锅炉，你同样会或多或少的取得一些成就的。终究要比那些不干实事，一天到晚挖空心思搞“窝里斗”，或者专门“算计别人”的人强得多。大凡有利益可争的地方，通常就会有算计别人的“小人”存在。人生本来就很短暂，等到老了回顾当年尽是一些不堪回首的算计别人的招数，我觉得那实在是一件异常枯燥和非常悲哀的事情。建设，获得研究建设经费12万元，艰难地带领全馆员工打造数字博物馆，使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首次进入“中国大学数字博物馆二期建设”行列。

满招损而谦受益。自古以来待人接物必须心存谦和，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可把话说得太满，把事做得太绝，凡事必须留有余地，对人对己才有回转的空间。愈是愤怒的时候愈是要克制自己，切不可轻易出口恶言伤人、伤己。因一时怒气冒失地说出无心的言语，往往会毁掉自己辛苦培养起来的友谊与功德。我以为做人处事宁可清贫自乐，切不可浊富多忧。在日常生活中，做人最重要的是礼貌和诚信，这是比最高的智慧、比一切学识都更加重要的东西。战国时的乐正克指出：“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②]无论在何种社会制度下，一个连教师都不尊重的社会，必定是一个病态的社会。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事亲莫大于孝，事师莫大于敬。不孝不敬，莫大于欺。……欺师不敬，欺亲不孝，不孝不敬，是为败德。败德之人，不得志害自身，得志害天下。”[③]尊师重教不能只在表面上客客气气，而要从内心尊重教师的劳动，尊重知识、尊重科学。记得我在一本书上读到这样一句颇有哲理的话：“把脾气拿出来，那叫本能；把脾气压回去，那叫本事。”然而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却有不少人把本能错误的当做本事。于是就有了那么多的人，把他（她）一些不良嗜好的本能，毫无遮拦地展示着、暴露着、发泄着，并不以此为耻，反以此为荣。我以为大学里多了一些“学者型官员”不打紧，如果多了一些“官员型学者”恐怕就是大麻烦。现在的大学普遍官场化了，谁当领导谁就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管理对于任何一所大学的教学科研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管理不等于做官，而是服务于教学科研。在任何一所大学里，一门心思教书或者做学问的“木讷”之人总是有的，因而免不了要充当某些人的笑料；也少不了对教师动辄张口就骂的人，他们觉得自己的官大得不得了。这种人与其说他“修养不够”那是抬高了他，这种霸道实在是和谐校园的一大毒瘤。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其实一文不值。有人曾说“讽刺”和“冷嘲”只隔一张纸，我觉得有的时候“有趣”和“肉麻”也一样。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哪个人始终是赢家，多数人走在“开始”或者“重新开始”的路途中。每个人在一辈子当中都会遇到命运的高峰和低谷，这是人生的常态。一个在事业上再成功的人，在他一生当中“输”的时候也可能占多数。我们通常无法改变客观现实，但是理解和选择却决定人生的高峰与低谷。要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首先改变自己的心态。譬如，当一个人选择好心态的时候，就意味着他将走出人生的低谷。

对人要有一颗宽容之心。多少年来我一直有一个善良的期盼，那就是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能够对我好，只望“有誉”不想“有毁”。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是你把别人当成朋友，而别人并没有把你当作朋友。打个比方说，人对人的要求就像是银行里的存款，每取一次存款就必然少一些，“不要求别人”就等于不动存款，你永远就是一个令人敬仰的精神上的富人。后来我逐渐发现这仅仅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譬如，我们必须学会跟不愿见的人共事相处，以宽容的态度看待和对待周边发生的一切。无论是为官还是做人，待人处事都必须态度谦和。尤其是大学的领导者，要包容少数性格多样乃至怪异的教职工，尊重他们的人格和个性，要允许教师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讲错话、办错事。不适当地管人，实质上是一种无聊的心瘾，既虚耗自己也虚耗别人的能量。“官品”本身就是个形象的说法，它是从政为官者的品格。官品体现人品，人品决定官品，欲想做好官必先做好人。正如著名作家萧军所说：“好人”不见得就是“好官”，但是“好官”必须首先是“好人”[④]。我们都懂得“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可是待到对一个具体人进行评价时，或由于了解的片面性，或由于感情代替理智，往往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如果一位手中握有任用权的领导，一旦患上了看人只看“半边”的毛病，那就非常可怕了。我以为领导者看人最要命的是感情用事，对于投脾气、谈得来的人怎么看怎么顺眼，缺点也能解释成为优点。还有一种人凡属老同学、老战友、老乡亲，聚在一起总是“酒逢知己千杯少”，不论人品“见面三分亲”，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势力圈”和“小帮派”。因而我觉得没有一流的人品作底子，从政者没有不跌跤子的。所以，评价一名领导者的好坏，应当看重他的人品，很难想像一个人品不佳的人能够成为一个好官。学术创新是一种探索性的思维活动，是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因而前进的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各种风险都会存在，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成功了固然有鲜花、掌声、奖金或者授予各种荣誉；而一旦失败了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即使不丢官罢职，也会搞得灰头土脸的，甚至对其过往的成绩也会全盘否定。正是由于这种价值评判系统的严重倾斜，才使得大学教师感到学术创新的风险太大，宁愿庸庸碌碌的混日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以为宽容失败绝对不是宽容学品不端，包容失败在某种程度上比奖励成功更为重要。因为对失败者持宽容、包容的态度，既是对学术创新规律的尊重，也是鼓励更多的人去冒“创新”之险的有效途径。凡是从事文字工作较久的人都知道，即使学问做得再好的人，无论论文怎样精雕细刻和反复修改，发表出来后总会发现还有美中不足，发现某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错别字等等。每当这个时候我们既要把这些错误的地方找出来，同时又要对出版者和编校人员抱有一颗宽容的心，绝对不能过于求全责备和上纲上线。可以说容忍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应尽的义务，我觉得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尤其要做出表率。

修心养性是一个人重要的道德境界。人生不如意和不顺心的事儿十有八九，尤其是进入老年之后，社会角色、人际关系、健康状况乃至性格情绪等，都可能随之发生变化。老年人如果不能够很好地面对现实，实实在在地把握住自己的精神状态，往往极易产生孤独、忧郁、失落、自卑等消极心理。譬如，嫉妒心多数都是由于人心的偏狭或者消极导致的，它对人、对己、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常怀嫉妒心的人是可恨和可恶的，因为他（她）不能容忍别人的快乐与优秀，总是企图运用各种手段去挫伤别人的锐气、败坏别人的声誉，通过各种卑劣的途径把别人拖到与他（她）“一般齐”。有的人甚至挖空心思采用流言蜚语对他人进行中伤，有的人则暗中实施卑劣的使坏手段。其实嫉妒是一种比较复杂的心理，它包括焦虑、恐惧、悲哀、猜疑、羞耻、自咎、消沉、憎恶、敌意、怨恨和报复等不愉快的情绪。即使别人天生的身材、容貌和聪明才智，都可能成为他（她）嫉妒的对象。其他诸如人家获得荣誉、地位、成就、威望等有关社会评价的因素，也往往成为他（她）嫉妒的天大理由。任何一个有教养的人都应当修心养性，从道德境界的高度医治自己的嫉妒心理。一个人如果老是觉得个人的利益得不到满足，老是觉得周边的人在与自己过不去，那么他（她）看问题的眼光就会变得越来越阴暗。实事求是地说，常怀嫉妒心的人又是极为可怜的人，由于他（她）自卑和阴暗，因而始终体会不了人生的乐趣，只能孤独固执地生活在阴暗的世界里。我以为嫉妒是人世间最低级、最恶劣、最下流的一种情感，它的可怕后果往往可能使正常的人变成不正常的人，把聪明的人变成愚蠢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想争取一个美好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至今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有点儿缺憾而不完满才是真正的人生。我以为一个人如果老是用自己的逆境与别人的顺境作对比那是糊涂，用自己现在的逆境同自己以往的顺境作对比那是愚蠢，而用自己的逆境与他人的逆境作对比那就是典型的卑微。人的心胸多欲则窄、多欲生疑，最终产生嫉妒，唯有寡欲则宽。因而任何一个立志成就一番事业的人，都应当懂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⑤]的道理。对别人的失误抱幸灾乐祸的心态是缺乏修养的表现，对别人的成功妒嫉、挑剔则是缺少才德的表露。一个既不知道限制自己又不肯宽以待人的人，说到底就是不给自己留有余地，因为每个人都有需要别人原谅的时候。在日常生活中谅解有时可以产生奇迹，可以挽回感情上的损失。勿以身贵而贱人，勿以独见而违众，勿以特功而失信。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没有傲骨；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谦虚的人常思己过，只有骄傲的人常论是非。朱熹在《论语注》中说过：“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⑥]修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无防。我觉得年纪大的人应当在有生之年多干一些自己想干，确实干得了、又干得好的事情。修养有益，世故有害；修养教人诚恳，世故教人虚伪；修养使人充实，世故使人空虚。人世间也许真的是个难处的地方，通常说一个人“不通世故”，固然不是好话；但说一个人“深于世故”，也断然不是好话。年轻人千万不要去学那些道貌岸然、老如世故的人。我以为修身当以“慎言谨行、不护己短”为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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