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能批评孙中山”——胡适和孙中山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随即，他以国民军总司令身份，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为了毕生追求的革命事业，于12月31日抵达北京。
然而，由于过度劳累，他的身体已经垮了。1925年1月20日以后，病情越来越严重。1月26日，被北京协和医院诊断为晚期肝癌！为了救治孙中山，医院当晚就给他实施了手术，但是，癌细胞已经四处扩散，以当时的医疗条件，医生已经回天乏术。就是用镭锭放射疗法，想要治愈也不可能。医生只得为他做了缝合术。
2月18日，孙中山出院，住进铁狮子胡同5号。
由于医院的治疗没见效果，宋庆龄等人想请北京名中医陆仲安来治疗。但是曾经是西医的孙中山不同意。他说：“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孙中山的决定很少有人能够将他改变。突然，他们有人想起陆仲安为胡适治愈过病。如果让胡适来劝他，他或许会答应。因为，孙中山是相信胡适的。
《孙文学说》在1919年5月20日出版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反响。然而，评价也是良莠不齐：有人说它是“破天荒之学说，救国之良方”，有人却说它是“空谈”！胡适读了《孙文学说》，当即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对这部书作了推崇。他热忱介绍《孙文学说》的要旨和内容，指出，“这部书是有正当作用的书，不可把他看作仅仅有政党作用的书”。而且，他在文章中说：中山先生是一个实行家。凡是真实行家都有远见的计划，分开进行的程序，然后一步一步的做去。没有计划的政客，混了一天算一天，嘴里说“专尚实际，不务空谈”，其实算不得实行家，只可说是胡混。中山先生一生所受的最大冤枉就是人都说他是“理想家”，不是实行家。其实没有理想计划的人决不能做真正实行家。我所以称中山先生做实行家，正因为他有胆子，敢定一种理想的《建国方略》。
胡适的文章被孙中山读后，觉得遇到了知音。不久，廖仲恺在致胡适的信中，转达了孙中山的谢意：“中山先生在《每周评论》上读到尊著对他学说的批评，以为在北京地方得到（您）这种精神上的响应。将来这书在中国若有影响，就是先生的力量。”同年8月，孙中山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他在《发刊词》中说：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此“建设杂志”之目的也。
“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民有”、“民治”、“民享”！胡适读后，觉得《建设》的宗旨符合中国的实际。他又仔细研读了创刊号上孙中山的《发展中国实业计划》。
胡适赞扬说：在这个“盲人瞎马”的时代，而有这种远大的计划和主张，可算是国内最可使人满意的事！
胡适声援孙中山，孙中山也很关心胡适。是1919年8月30日，《每周评论》被查封，传说胡适和陈独秀都被北洋政府拘捕了（其实被捕的只有陈独秀）。远在上海的孙中山听到消息后，非常担心。恰好正在这时，北洋政府派许世英为代表，赴沪去见孙中山。许世英在民国成立后担任过司法总长等职务，同孙中山熟识。
孙中山不等许世英说话，就劈头盖脸地对他大声斥责：“陈独秀我没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但是你们也不敢把来杀死；身体不好的，或许弄出点病来。只是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许世英不敢狡辩，只得赔礼、许诺：“不该，不该，我这就打电报去。”没过几天，陈独秀就出狱了。
孙中山手术期间，胡适不在北京。他在天津得到消息后，当即赶到北京孙中山的住处。可是，胡适觉得，让他劝孙中山看中医的责任太重，担心一旦孙中山的重症难以控制，或没能好转，自己将成为千古罪人。然而，当见到昔日天庭饱满，眉毛浓黑，肌肉结实，身体强壮的孙中山被病魔折磨得形容枯槁后，他流泪了。
胡适真挚地劝告孙中山改用中医治疗。
孙中山说：“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胡适说：“不访试一试，先服几副药看，我的病就是陆先生治好的。”胡适与陆仲安打交道，还是1920年夏天的事。那时，他一用脑脚底就痛。找医生诊治，有人说是脚气病，有人诊为心脏病，也有人说是肾病。在11月份通过友人介绍，由陆仲安诊断后用中药治疗。三个月后，胡适的病就痊愈了。 孙中山沉默，没再拒绝。宋庆龄在一旁说：“陆仲安先生已经来了，请他看看吧。”孙中山握着胡适的手，神情凄然地点起头。胡适将孙中山的手平放，让陆仲安把脉。
陆仲安通过“四诊”（望、闻、问、切），发现孙中山已经病入膏肓。为了减轻症状，延长病人的生命，陆仲安还是使出浑身解数，为孙中山开出了药方。后来，著名中医唐尧钦、周树芬等人也加入了孙中山的“诊治小组”。
孙中山服了两剂药后，脚肿消退大半，体温、呼吸对比没服中药前均有好转。然而两天后，孙中山腹泻不止，中药酌减剂量，也不见效。陆仲安知道孙中山的身体已经不能用药，同宋庆龄、胡适等人商量后，只得停止治疗。
1925年3月12日9点30分，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铁狮子胡同5号与世长辞——这只“装了罗盘的船”，终于没有航行到达他病愈和革命胜利的彼岸！孙中山逝世后，胡适所作的挽联是：“慈故能勇，俭故能广；行之非难，知之惟艰。”胡适虽然在陈炯明叛变等事件中发表过不利于孙中山的言论，但是，他对孙中山的丰功伟绩从不否认。以1929年胡适在中国公学的一次演讲为例：现在我们可以否认上帝的存在，但不能批评孙中山。我们可以不上教堂守做礼拜，但不能不读总理遗嘱，也不能不参加每周孙中山的纪念周！
二、“骂战”正是可爱处——胡适和梁启超
序言能够被约请人放在书的后面出版吗？能够把这个人接来骂自己吗？被人骂，能够没有意见吗？能。那挨骂和被衬托的“容忍者”，便是胡适；那无视作序人的骂战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启超。
梁启超12岁中秀才，16岁中举，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又是文学家和学者。
1921年，梁启超的《墨经校释》成书后，送请胡适作序。
梁启超是胡适从少年时代起就崇拜的文化名人。他见任公（梁启超字任公）能够找到自己头上，便拜读了《墨经校释》，又对其中自己认为有疑问的地方进行了考证。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后，写了一篇近3000字的序言。胡适在充分肯定优点后，用了“仅供参考”、“籍此商榷”等语，指出了《墨经校释》中的白璧微瑕。
梁启超接到胡适写的序言后，非但没有谢意，反而觉得胡适在序言中“籍此商榷”所指出的“微瑕”不对。他挑出胡适在“序言”中对自己的“非议”，写了一篇长长的针锋相对的“答辩”，将其放进了《墨经校释》的“序言”位置；而请胡适作的序言，却放到了尾页“垫底”！梁启超这种作法，绝无仅有，说他有失礼貌也不为过。但是胡适见到后，笑着先读梁启超的“答辩”，同他的关系一如既往。
梁启超双目炯炯，走路昂首阔步，讲话声如洪钟。讲课或演说时只要用手一敲光亮的前额，就能大段大地背出典籍和诗词。背到或讲到动情之处，他手舞足蹈，唾沫四溅，极富感染力。为了让北大师生一睹大师风采，感受大家高论，在胡适的倡导下，1922年3月4日，北大哲学社邀请梁启超去讲演，讲题是《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北大去听梁启超演讲的人盛况空前。胡适因事连身，没有去听。一天后，梁启超并没有讲完，胡适便在第二天赶去参加。
演讲的地点是在北大第三院的大礼堂，听众人头攒动，台上梁启超风采照人。待胡适坐下恭听时，才得知梁启超一边肯定《中国哲学史大纲》，一边又在逐条否定“大纲”中的观点，而且措辞犀利，毫不留情。梁启超说：“这部书（《中国哲学史大纲》）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敏锐的观察力，缜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接着，梁启超便展开具体批评。他说《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个缺点是，把思想的来源抹杀得太过了；第二个缺点是，写时代的背景太不对了；第三个缺点是，全书只从老子讲起，这并不可靠，因为历史上对老子其人的思想，有“六大怀疑”……由此，梁启超得出结论：“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这个著作者，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表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人生观方面十九有很浅薄或谬误！”梁启超讲完，还特意留下时间给胡适，让被批评的著作者胡适作答。
梁启超是被胡适“接”来骂人的。何况他引经据典，批驳在力，特别是说胡适是戴“有色眼镜著书”、“强古人以就我”、“不能尽脱却主观的臭味”等语，和结尾时指责“浅薄或谬误”，尖刻得比骂人还要厉害。听众暗想，这下胡适可能要发长篇大论自卫了。
胡适在讲话中，首先向梁启超表示感谢，并褒奖他所举中国古代哲学衰亡原因的两种补充很有道理。最后他说：“中国哲学史正在草创时期，观点不嫌多。梁先生今天的教训，就使我们知道哲学史上学派的解释，是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观点的。我希望许多不同的观点都来亮相，再希望将来的学者多加上考虑的工夫，使中国哲学史不致被一二人的偏见遮蔽了！”胡适的讲话，没有一句是在回击梁启超。然而他在不卑不亢的简短讲话中，捍卫了自己著作的名声，也尊重了梁启超。一些被梁启超“蛊惑”而怀疑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师生，又转为敬佩胡适。现场掌声雷动。
1923年，胡适应清华留美学生的请求，为清华学校（1928年改为清华大学）的学生拟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便在《读书杂志》第7期上，列出（发表）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列这些书目，胡适的目的“并不为国学很有根底的人设想，只为想得一点系统国学知识的人设想”。因此，开的书目包括三部分：一是工具部：有《书目举要》、《书目答问》等15种；二是思想部：有《老子》、《庄子》等91种；三是文学史部：有《诗经集传》、《诗经通论》等78种。总计184种。
然而，胡适开出的书目遭到了梁启超的反驳。1923年4月26日，梁启超针对胡适开出的书目撰文说：“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梁启超指责胡适：“不要因为自己爱做文学史便强牵一般青年跟着你走”，他批评胡适不列基本的历史书籍。在《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一文中，梁启超也列出了“最低限度必读书目”，分甲、乙、丙、丁、戊五类图书，计两个书目，133种。如：《四书》、《易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白香山集》等等。
胡适见了梁启超的文章及其开出的书目后，只是一笑。他后来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收入《胡适文存》第二集时，把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也选进了“附录”。
为什么对梁启超一再谦让？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正是梁启超的影响，才播撒下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种子：“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尽管梁启超有时不给他“面子”，1924年胡适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院长”时，梁启超是他力挺的第一人选。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不幸病逝。1月20日，胡适赶去参加梁启超的入殓仪式，为任公早逝（56岁）落泪。他在日记中写道：“任公为人最和蔼可亲，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们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而提到梁启超曾经对他的“骂战”，胡适是这样理解的：“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
三、道不同却能相助——胡适和李大钊
1930年，《胡适文存》第三集出版时，扉页上有这样的题词——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李大钊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逮捕了李大钊等80余人。李大钊备受酷刑，坚贞不屈。4月28日，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
胡适能够在公开出版的著作上，将李大钊名列第一位予以纪念，可见同李大钊的友谊。
胡适并非共产主义者，而且，还同李大钊有过影响极大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但是，这不妨碍他对李大钊长达十年的个人感情。 胡适和李大钊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出身乡村，年龄相差不大（李大钊长胡适3岁），家境都属小康，都是留学回国，都有丧父的不幸：胡适3岁失怙，李大钊是遗腹子——幼年失去亲人，在给他们带来痛苦的同时，可能促使他们早熟。还有一个相似，即他们都是封建的包办婚姻，而且，出身农家的妻子都比丈夫的年龄大！这些都是表层现象。而李大钊和胡适起初在思想上和学术上，也有许多方面观念相同。不过，在社会发展的滚滚洪流中，一个成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起者和早期领袖，一个成为了自由主义的宣传者和学术界舆论界的瞩目人物。
1919年1月，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文章中，李大钊欢呼十月革命。他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他认为：“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他在文章中断言：“只要你心中的光明不灭绝，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日，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这些文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
然而，胡适在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第31号《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胡适在这篇文章中说：“主义”只是一个抽象名词，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文章认为，“高谈外来进口的抽象的主义去求根本解决，这便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胡适的文章发表时，李大钊正在深山休假，那是个偏僻的地方，交通和通讯都相当闭塞。待李大钊读到《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后，立即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反驳胡适的观点。
李大钊在文章中公开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并且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中国的社会问题，必先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胡适读到李大钊的文章后，又于8月24日在《每周评论》第36号上发表了《三论问题与主义》，他在文中说：“多研究些具体的问题，少谈些抽象的主义。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胡适提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在李大钊、蓝公武等人的奋起反击中，胡适又写了《四论问题与主义》。但是，文章准备刊登《每周评论》第37号、在8月30日付印的时候，北洋军阀政府的秘密警察突然查封了《每周评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没有分出胜负时，就被终止了。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以“小常识谈大问题”，确实表现了胡适与李大钊思想信仰的不同。然而，他们是在作为思想学理问题的探讨，并非意识形态的论战和政治斗争。因为，双方的主要内容是从理论上阐明“主义”与“问题”的关系，没有针对某种价值进行褒贬、谩骂。
值得深思的是，如果说胡适反共，那么，反共当局就不会查封杂志。然而，至今仍有人把这场论战作为胡适的“反共罪证”。
尽管胡适和李大钊的论战万众瞩目，人们想象他们该会剑拔弩张。但是，二人在许多方面的观点仍然是相同的。1920年8月1日，胡适与李大钊、蒋梦麟等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要求取消《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报纸条例》等限制言论、出版和人身自由等恶法……
1922年，胡适联系蔡元培、李大钊等16名学者名流，在5月14日的《努力周报》上刊发《我们的政治主张》的文章，提出了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
李大钊就义后，家境极其凄惨。当时的《晨报》报道说：“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李之乐亭原籍，家业毫无。生前唯知努力学问，不事生产，平素又极俭朴，故境状萧条……”
因为无钱下葬，装殓李大钊遗体的棺木从北京下斜街长椿寺移至妙光阁浙寺内停放。6年后的1933年，李大钊的夫人赵纫兰带着子女，从故乡抵达北京，求助胡适、蒋梦麟等人及北大代他们办理安葬李大钊的事宜。胡适垂泪允诺，为安葬亡友奔走。他发动李大钊的生前好友捐款。上海、南京等外地许多人士闻讯后，也参与了为李大钊捐款的行动。
1933年4月22日，李大钊在北京举行公葬。他的灵柩仍然停放在庙中，灵堂内外挂满了挽联。有的挽联就是两幅白布，只有上款写着“守常先生千古”（李大钊字守常），下款写着吊唁者的姓名，偌大的空白处没写一个字的挽词，这是揭露和讽刺在白色恐怖下，没有言论的自由。
胡适作为李大钊曾经的“论敌”，作为“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人，始终参与了对“共党头子”李大钊的实地纪念。
四、四次营救见真情——胡适和陈独秀
陈独秀为人爽直，是位不羁之才。想吃就吃，想说就说。
参加宴会时，一俟冷盘上桌，陈独秀便大吃起来，等到主菜端上时，他已经吃饱了。
晚清有两种秀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一种是废除八股后改考策论进的秀才，称为策论秀才。有一次，陈独秀问蒋梦麟是什么秀才。蒋梦麟说“是策论秀才”。陈独秀说：“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八股秀才！”
1933年10月，胡适从国外回来路过南京，因有急事没有去看陈独秀，到北京后来给陈独秀写信解释。谁知陈独秀回信大骂胡适，说他有时间同达官显贵鬼混，没有时间看望老朋友，声明与胡适绝交！胡适首倡文学革命，陈独秀甘与全国学界为敌，高举文学革命大旗，为胡适助威呐喊，在他的《文学革命论》中，态度比胡适还要坚决，胡适非常感谢他。
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观察与分析中国的社会问题了，胡适继续坚持思想文化改良道路，他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不断地“谈政治”很不满意。他经常说：“想不到仲甫越来越左倾了！”他们在政治上越走越远，思想上几乎水火不容。1919年胡适同李大钊论战“问题”与“主义”时，陈独秀因6月11日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时，被捕入狱了。要是他为自由身，那场战火还不知烧成什么样子！陈独秀被捕后，胡适知道他的脾气倔强，担心他在狱中受罪，便四方奔走，给京师警察厅写信，为陈独秀开脱；在《时事新报》上发表文章，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还在6月29日的《每周评论》发表《“威权”》一诗，抨击北洋政府的专制统治：“威权”坐在山顶上，指挥一班铁索锁着的奴隶替他开矿。
他说：“你们谁敢倔强?我要把你们怎么样就怎么样!”奴隶们做了一万年的工，头颈上的铁索渐渐的磨断了。
他们说：“等到铁索断时，我们要造反了!”奴隶们同心合力，一锄一锄的掘到山脚底。
山脚底挖空了，“威权”倒撞下来，活活的跌死!
在胡适等人的努力下，陈独秀终于被释放。
1921年10月4日，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
胡适听到消息后，想起了一次同陈独秀的争论。陈独秀问：“适之，你连帝国主义都不承认吗？”胡适说：“仲甫（陈独秀字仲甫），哪有帝国主义！哪有帝国主义！”现在，法国人居然肆无忌惮地在中国的国土上抓中国人。胡适一改平时的斯文，大骂“法国人真不要脸”！他请蔡元培出面，同法国驻华使馆交涉；还和蔡元培领衔，带一批知名学者、教授签名，给法国方面施加压力，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
法国人最终以“罚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结案。
1922年8月9日，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２号又被逮捕。虽然中共中央设法营救，胡适还是找李大钊商量办法，又找外交部的有关人士要求营救陈独秀。胡适还发表声明说:“我不是为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在多方努力下，法领事当局于8月18日判决罚洋400元，交保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虽被释放，但是由于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生活十分清贫。胡适又与蔡元培、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晨报》上登载《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的启事》，吁请社会各界资助陈独秀。 胡适的多次帮助，陈独秀却从来不因此停止和他关于“主义”的争论。1925年冬，胡适因病在亚东医院治疗。陈独秀去探望他，两人说着说着，又争了起来，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好，一个讲杜威的实验主义好；一个讲苏俄好，一个讲美国好。
当陈独秀大喊大叫时，胡适便从病床爬起：“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他便走下楼去。
1929年，陈独秀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出党。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公共租界被工部局逮捕，移交给国民党政府。这是他一生中的第四次被捕。
非常滑稽的是，这一次国民党还是定他为“共党魁首”，主张“迅予处决”。
陈独秀也抱定必死之心，他写下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绝笔，但求速死。
参与营救陈独秀的人少了，陈独秀命在旦夕。
胡适万分焦急。他鼓动北大教授，联系一批名流学者，联名致电蒋介石，希望他能够“依据法律特赦”。同时，聘请名律师为陈独秀申辩。胡适还于10月30日在北京大学国文系专题演讲《陈独秀与文学革命》，大讲陈独秀对文学革命的“三大贡献”，大讲民主与法治，希望国人监督政府，保障人权。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大会上，胡适也借机呼吁，“营救陈独秀”！陈独秀终于从“军事法庭”转至“刑事法庭”。陈独秀坐监时，胡适也多次探望，并继续为他的出狱奔走。1937年8月，胡适在赴欧美展开“国民外交”活动之前，再次给国民党当局去信，要求释放陈独秀，使得陈独秀于8月下旬获释出狱。
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仍然关注陈独秀。陈独秀蹲了国民党的五年“大狱”后，晚年极其凄凉，不仅爱子陈延年、陈乔年惨遭杀害，自己也过起了流亡生活。
胡适得知他定居在四川江津后，又想救助他。胡适认为，摆脱陈独秀困境的惟一办法，便是让陈独秀去美国写自传。这样，他不仅可以生活无忧，还可能开辟一番新天地。
然而，陈独秀却不愿离开祖国，也不要胡适讨来的人情。他说：“我生活要求简单，也不愿去异国他乡，更厌烦见生人！所以，我还是不去美国好。”1942年，陈独秀于贫困之中在四川小镇去世。
陈独秀一生四次被捕，遭绑架一次。遭绑架时胡适和陈独秀还不认识，而陈独秀四次被捕后，胡适都能够尽最大的努力救助。有人说，胡适所以屡救陈独秀，是因为他们同为安徽人；有人说，是因为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中有助于胡适……其实，在胡适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的内容中，似可找到答案：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五、挨其“骂”却为其辩——胡适和鲁迅
1924年以前，鲁迅和胡适在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等方面，观点是一致的。他们在文学创作上，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如：胡适在1918年7月发表《贞操问题》，鲁迅在1918年8月写作《我之节烈观》；胡适1918年8月写作《再论“我的儿子”》，鲁迅1919年11月写作《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胡适1917年写作《人力车夫》，同情一个少年车夫，鲁迅1920年7月写作《一件小事》，颂扬一个成人车夫；1919年冬，胡适曾经为一个不满封建旧家庭的生活，发愤出门求学的女学生写了一篇传，借此控诉“宗法社会制度”、“家长族长的专制”；鲁迅后来也写作了小说《伤逝》……胡适和鲁迅的私交也不错。胡适出版诗文，请鲁迅选录；每出新书，就送给鲁迅。胡适对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表示极大的赞赏。他还在1922年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指出：“这一年多（1921年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小说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鲁迅和二弟周作人1909年合作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由于是用文言翻译，十年间只公开售出20册。后来，鲁迅用白话文写出《狂人日记》等作品后，却一版再版。虽然思想内容起了作用，但是语言大众化的重要却不可否认。故此，鲁迅能够站在胡适一道，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鲁迅还能够为胡适说话，如他于1922年发表《估学衡》等文，回击“甲寅派”和“学衡派”对胡适的围攻。
1924年以后，有人说是因为鲁迅和胡适在文艺思想方面产生了分歧，有人说是鲁迅开始信仰共产主义，有人说是鲁迅妒忌胡适，个中缘由复杂，难觅“权威”说法。而鲁迅对胡适慢慢地疏远、甚至反目，却是事实。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应邀来华访问时，鲁迅是“驱泰大军”之一，他的杂文《骂杀与捧杀》直刺林长民、徐志摩，对胡适也不乏讥诮，在徐志摩生气罢译（不为泰戈尔翻译）时，胡适打圆场上阵顶替徐志摩，却没说鲁迅一个“不”字。
1926年前后，鲁迅与“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发生激烈论战，字里行间“斜刺”胡适。陈西滢和胡适同属“现代评论派”，然而，胡适既不参与论战，也不回击鲁迅。他反而在5月分别写信致鲁迅、周作人和陈西滢：“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鲁迅讥讽和影射胡适的文章，在1925写作的《华盖集》和之后的杂文中，可以看到许多。
1922年5月，逊帝溥仪“召见”胡适，当时鲁迅并没有说什么。到了1931年底蒋介石召见胡适后，鲁迅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写道：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是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当“宣统皇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在鲁迅笔下，胡适整一个“叭儿狗”形象！1933年3月22日，据《申报?北平通讯》报道，胡适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在不知报道的真假和不查这话在什么场合所说的情况下，鲁迅立即在《算账》、《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等文章中臭骂胡适。他在用“何家干”笔名发表的《出卖灵魂的秘诀》中，用上了这样的语言：“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对于鲁迅杀向胡适的言论和文章，胡适一贯都是采取不理，不驳。
不仅如此，胡适在鲁迅逝世后，反而为他辩护，阻止别人骂鲁迅。
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上海《大公报》在10月20日发表一篇短评。短评说：“文艺界巨子鲁迅（周树人）先生昨晨病故于上海，这是中国文艺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但接下去的语言却没能完全歌颂“民族魂”，“他那尖酸刻薄的笔调，给中国文坛划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不少青年不良的影响。无疑的，他是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领袖之一，可惜在他晚年，把许多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短评不短。有人向报社抗议，有人却说短评好。11月12日，女作家苏雪林发表一篇《与蔡孑民先生论鲁迅书》。文中对鲁迅的性格进行了攻击，著作予以了否定。说鲁迅“褊狭阴险，多疑善妒”、“色厉内荏，无廉无耻”，专门在文坛“兴风作浪”，还抄袭过日本人的文章，其杂文“一无足取”，等等。
苏雪林还专门给胡适去了一封信，除了重复对鲁迅的攻击、提出要取缔“鲁迅宗教”外，她还劝（请）胡适出面领导这份“大业”……苏雪林人称“才女”，据说是苏辙第38代孙。她的文章不亚于《大公报》那篇短评的“火力”！胡适接信后，不仅批评了苏雪林，还卫护鲁迅：一是说她写给蔡元培先生的信要不得，“还是旧文人的酸腐腔调”；二是人死不记仇，“他（鲁迅）已死了，我们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三是鲁迅的作品不容抹煞，“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四是说鲁迅抄袭日本人的文章子虚乌有，“数年前通伯（陈源）先生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为抄袭日人盐谷温氏之作，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在鲁迅尸骨未寒却遭遇非议的时候，胡适一定程度上维护了鲁迅的威信。
鲁迅逝世后，出版《鲁迅全集》遇到困难，鲁迅夫人许广平于1937年5月23日给胡适写信求援。胡适连忙参与，马上联系了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出版。可惜因商务印书馆被日寇的炮火炸毁，致使当时出版未能如愿。
就是过了二十多年，胡适还是念念不忘鲁迅。1958年5月，他在台北作《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主题演讲时，仍然说，在“新青年”时代，鲁迅“是个健将，是个大将”！
六、保“皇”只为讲信义——胡适和溥仪
胡适因被逊帝溥仪“召见”，还有“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的表白，被鲁迅骂了一通。然而两年后，胡适又强烈反对将溥仪逐出皇宫。
如果说，前次鲁迅写文章骂胡适只代表他个人观点，知情后的附和者也不多；那么，两年后胡适第二次帮溥仪说话，则遭到了绝大多数国民的反对。
胡适这样的冒天下之大不韪，还得从鲁迅骂胡适的那次说起，或者再往前、从当年的《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说起。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次日通电各省改用阳历纪年。
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旧历十二月二十五日），隆裕太后颁布了溥仪的“退位诏”，统治中国267年的清王朝寿终正寝。不过，偌大的紫禁城，除了三大殿划归民国外，其余的地方，全部属于“宫禁”范围。溥仪等人还是在宫内过着小朝廷的帝王生活。因为中华民国对清室优待条件很多。以民国颁布的《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的“八款”为例：
第一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 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 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 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款俸饷，仍如其旧。
以上八款可见，溥仪退位之后，仍称“皇帝”，仍用宣统年号，仍然“暂居宫禁”。最重要的是，“优待”到何日为止并无期限！溥仪就在大臣、太监、宫女及老师等人的环绕中，又从六岁长了十一年。于是，就有了这个生活呆板枯燥的大男孩吵着要装电话，就有了这个“皇帝”用电话“摇”向胡适，就有了胡适“应召”去见“皇帝”，就有了对胡适满城（国）风雨的议论。
在胡适1922年5月24日的日记里，记有他对溥仪的同情和溥仪的忏悔：“他（溥仪）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17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胡适在《努力周报》第12期（1922年7月）中，发表了《宣统与胡适》一文。
文中说：阳历五月十七日，清室宣统皇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五月三十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三十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
胡适从人道的角度，同情起了溥仪，为此，他还写了一首名为《有感》的小诗：咬不开，槌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胡适没有想到，清宫里这个17岁的少年的“心”，虽然被封建礼教“锁”得可怜，却有他“复辟帝制、恢复祖业”的可恨，甚至美梦不成、去当“满洲国”傀儡“皇帝”的可耻！在胡适看来，他称溥仪为“皇上”没有错，是按民国颁布的法令而言；他去看一个男孩子也无错，这在人情上是件平常不过的事！当然，其时也非止胡适一人“关心”：1922年12月1日溥仪大婚，黎元洪拨出10万元，8万元作清室优待费，2万元作为民国贺礼。送礼的有吴佩孚、徐世昌、曹锟、张作霖等人，连冯玉祥也送了一柄“白玉大喜如意”！
1924年10月23日，给溥仪送过“如意”的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1月5日，民国政府要永远废除皇帝“尊号”，派鹿钟麟等去没收清宫。这时的溥仪正在和“皇后”婉容吃苹果。他们恳求宽限一个月、哪怕几天也行。鹿钟麟不为所动，喝道：“再拖延时间就开炮！”溥仪等人只好匆匆离开了储秀宫，小朝廷被赶出了紫禁城。
冯玉祥彻底结束帝制的正义行动，是符合中国的时代潮流和民情民意的。然而，胡适却于溥仪出宫的当天下午，致信民国政府，提出“抗议”：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
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胡适信中的“欺人之弱”的“弱”者，意指溥仪；“乘人之丧”的“丧”事，是指半个月前去世的瑾太妃。胡适发出此信后，竟然亲赴醇亲王府，向暂居那里的溥仪表示慰问。还责备国民军不讲《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的信义！胡适说“在欧美国家看来，全是东方的野蛮”！他还鼓励溥仪出洋留学，他愿意予以协助。
胡适的“抗议信”，登在1924年11月9日的《晨报》上。一时间，胡适只得到了溥仪及其亲信的拥护，几乎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以致于1925年8月，有人以“反清大同盟”名义发表宣言，要求将胡适驱逐出北京！面对普遍的批评和责难，胡适认为自己是从法理角度看问题。说对清室的优待既是一种条约，就不应轻易变更和废除。即使变更和废除，也应双方平等协商，而不能“以强暴行之”。将溥仪赶出宫，关乎道德问题和国家信义问题，不应该是政治问题。因为溥仪在他的“小朝廷”中，一直都在遵守《关于清帝逊位后优待之条件》的条款，并未犯禁和违反。
不久，胡适针对批评他的文章分开复函，满腹牢骚地说：一个民国的条件多着呢！英国不废王室而不害其为民国，法国容忍王党而不害其为民国。你们只知道“皇帝的名号不取消，就是中华民国没有完全成立”，而不知道皇帝的名号取消了，中华民国也未必就可算完全成立。
一个民国的条件多着呢！在一个民国里，我偶尔说两句不中听、不时髦的话，并不算是替中华民国丢脸出丑。等到没有人敢说这种话时，你们懊悔就太迟了！
七、以德报怨给“公平”——胡适和林琴南
溥仪1922年12月1日大婚时，还有一个光绪八年的举人不顾71岁的多病之身，特意绘制了四张镜屏前去敬贺。溥仪感谢他的诚意，书写了“贞不绝俗”匾额回赠。
老举人诚惶诚恐，连忙写了一篇《御书记》说：“呜呼！布衣之荣，至此云极。
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死必表于道曰：‘清处士林纾墓’，示臣之死生，固与吾清相终始也！”这个自谓“清处士”的“林纾”，字琴南，福建闽县人，曾在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任教。是近代著名文学家，又是杰出的、不懂外语的翻译家。
有不懂外语能够成为翻译家的怪事吗？有。林琴南就是通过懂外语的人向他讲出外文的原意后，他用中文“译”出外文内容的“怪人”。
林琴南非此一“怪”。他在六十岁以前是“大清”的举人，但清廷并未给他什么“皇恩厚泽”。他一直教书鬻文，凭着优雅的文笔、脱俗的书画生活，因而积极主张“新政”。可是民国以后，林琴南却怀旧起来，从《御书记》的表白可见一斑。还有一“怪”，便是他虽然能用平白如话的口语写诗，却竭力反对新文化运动，成了反对胡适的“大佬”。
“新文化运动”兴起，主张废古文、用白话。陈独秀、钱玄同甚至视声势显赫的“桐城派”古文为“桐城妖孽”。林琴南十分推崇“桐城派”，他气愤不过，不仅致信蔡元培，责骂新思潮，还写小说、杂感、评论辱骂胡适等人。
他在上海的《新申报》开了个《蠡叟丛谈》的专栏，用短篇小说形式反击。1919年2月17日，《荆生》问世，不久，又发表《妖梦》。
小说《荆生》，刻画了三个书生：安徽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江人金心异，寓为钱玄同；新从美洲归来的狄莫，能哲学，隐指胡适。核心情节是这三人在陶然亭聚会，约为兄弟，饮酒歌呼，放言高论，力掊孔子，毁坏伦常，攻击古文。
忽然，隔壁一声巨响——荆生破墙而出，指三人曰：“汝适何言? 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并将这三个人痛打一顿，让他们滚下山去。小说还着力描写胡适（狄莫）等人的丑态：“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胼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莫腰痛欲裂。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妖梦》是《荆生》的“兄弟篇”，文中骂胡适等人比《荆生》更粗鄙，更刻薄。主要情节是说某人梦游阴曹地府，见一所“白话学堂”，门外大书一联云： 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
这“白话学堂”也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元绪校长，影射蔡元培；田恒教务长，寓为陈独秀；秦二世（胡亥）副教务长，当然是特指胡适。学堂有块门匾，大书“毙孔堂”，门联是：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对这学堂的鬼中三杰，小说中的安排就是让“罗睺罗阿修罗王”将他们吃掉，并让他们化为臭气熏天的粪便。而且声称，这些“无五伦之禽兽不可放，化之为粪，宜矣（便宜它了）”。
林琴南把学问用在了笔墨官司、甚至有丧道德的文字上，连旁观者都觉得他太过分了！《新青年》的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更是义愤填膺，打算化名写文章反击林琴南。编委中，惟有胡适极力反对，他认为：“化名写这种游戏文章，不是正人君子做的。”由于胡适的态度坚决，《新青年》终究没用假名同68岁的林琴南“刀来枪往”。
林琴南并非“老顽固”。不久，他也觉得辱骂和恐吓不是君子之道。他亲笔写信给报馆，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
林琴南发表《妖梦》、《荆生》等小说，与北大一个叫张厚载的学生有关。张厚载曾经是林琴南的学生，他平日爱向林琴南报告北大的一些内情，有时还添油加醋。林琴南的小说稿，都是由张厚载代他寄给《新申报》发表的。而且，他还在《神州日报》发表《半谷通信》说，“北京文科学长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访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陈独秀）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
这是一则“假新闻”。见到报道后，陈独秀公开批驳张厚载，蔡元培也发表《致神州日报函》，替陈独秀的“辞职”辟谣；并根据北大校规，令张厚载退学。
张厚载名声不好，胡适却还找他约稿，以致作为编委的钱玄同都看不惯，赌气要脱离《新青年》，还以激烈的语言批评胡适。胡适却报以一脸笑容，说拉张厚载写文章，是想挽救他，“转为我们所用”！对于林琴南的长处和贡献，胡适常常给予中肯评价。林琴南是我国近代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第一人，他与王寿昌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名振中外。在他的一生中，计翻译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多国文学作品1200多万字。著名的译作还有《鲁滨逊飘流记》、《伊索寓言》等等，他还能诗善画，是个罕见之才。
1924年，林琴南去世，胡适在《晨报》发文纪念。文章说：“我们晚一辈的少年人只认得守旧的林琴南，而不知道当日的维新党林琴南；只听得林琴南老年反对白话文学，而不知道林琴南壮年时曾做很通俗的白话诗，这算不得公平的舆论。” 胡适要给林琴南一个“公平的舆论”，特意抄录了林琴南所写的五首白话诗，和自己的纪念文章一同发表，着力证明“当日确有一班新人物，苦口婆心地做改革的运动。林琴南老先生便是这班新人物里的一个。”胡适的以德报怨，朋友们意见纷纷。刘半农得知林琴南的死讯和胡适“纪念”林琴南的言行后，恼怒得从法国给胡适来信：“他（林琴南）要借助荆生，却是无论如何不能饶恕的！”
1928年春，胡适在上海读到一篇不知是谁写的名为《燃犀》的影射小说，攻击死去的林琴南。小说中的主人公“凌近兰”影射林琴南，“何识时”影射胡适之，“来河清”即影射蔡元培（蔡元培字鹤卿）。属寓言体，写作手段效法林琴南骂胡适他们一样。不同的是，“凌近兰”（林琴南）在小说中是一个被骂的对象。
胡适读后，当即给《京报》写信，要求转达和告诫那个作者：“我们可以不赞成林先生的思想，但不当污蔑他的人格！”
八、卖饼小贩忘年交——胡适和袁瓞
1959年10月23日，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收到了一封陌生人寄来的信。
写信人是个背着铅皮桶在台北街头卖芝麻饼的小贩。这样说并非鄙夷他的社会地位，而是要说，他的信不仅写了2000多字，而且内容是在研究英国、美国的政治制度！这个名叫袁瓞的小贩在信中说，尽管自己生活窘迫，却很爱读书。做饼卖饼之余，他喜欢研究英美政治制度，现遇到几个自己想不通的问题，特向最热衷英美政治制度的大学者胡适院长求教：“英国为君主制，美国为民主制，实质上是否相同？在组织上，英国内阁制与美国总统制，是否以英国的较好？”
穷小贩向大院长“讨教”外国的事，是恶作剧还是自不量力？
然而胡适读信后，非常高兴。两天后的10月25日，他给袁瓞写了回信：
袁瓞先生：谢谢你10月23日的长信。
我细细读了你的信，很诚恳的感谢你在辛苦做饼、烤饼、卖饼的生活之中，写这一两千字长信，把“积在心中多年的话，一直没有向旁人提起过”的话写出来寄给我。
你提出的问题太大，我很惭愧，我不能给你一个可以使我自己认为满意的解答。
我只能说，你说的英国制度和美国制度其实没有什么大分别。你信上叙述的那个“杜鲁门没有带走一个人”的故事，也正和邱吉尔在1945年离开顿宁街10号时没有带走一个人，是一样的。
我还可以说，我们这个国家里，有一个卖饼的，每天背着铅皮桶在街上叫卖芝麻饼，风雨无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还肯忙里偷闲，关心国家的大计，关心英美的政治制度，盼望国家能走上长治久安之路——单只这一件奇事，已够使我乐观，使我高兴了。
如有我可以帮你小忙的事，如赠送你找不着的书之类，我一定很愿意做。
祝你安好。
胡适。
四八，十，廿五夜
胡适还邀请袁瓞到“中央研究院”去做客。
胡适有请，单纯的袁瓞岂敢怠慢？接到胡适的信不久，他这名副其实的布衣，登了位于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大雅之堂。
胡适笑脸迎袁瓞，用接待所有的人包括达官显贵的热情，接待袁瓞。
胡适拉着袁瓞的手说：“你这么年轻，出乎我的意料。从你的来信中，估计你有40岁以上啊!”袁瓞激动地打开带来的手巾包，拿出几个黄灿灿的芝麻饼，双手捧到胡适面前，说：“先生，拜见您我无以为敬，这是我亲手给您做的。”胡适接过芝麻饼，看也不看就吃。他咬得支咯支咯地响，待咽下一口后，连声称赞：“香脆可口，可三月不知肉味。好吃好吃！哈哈！”袁瓞也跟着笑了。一老一少，亲热地交谈起来。
袁瓞是江苏清江人，曾经在上海一所中学念到了高中二年级，1949年流落台北。
为生活所迫，他卖过豆腐，做过小店员，由于屡屡遭遇坎坷，后来只得靠卖麻饼为生。
胡适对这个比他小近四十岁的小贩予以称赞和勉励：“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的黄土埋皇上。南方人有才呀！你身居茅屋，心怀天下，是难得的一片赤子之心。”
胡适谈着谈着，不忘趁机对他灌输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谈社会的民主问题、改良问题、渐进问题。说到兴头上，胡适连袁瓞的“缺点”也指了出来：“其实按古礼，你应该称我‘适之先生’。古人常说的‘名字’由‘名’和‘字’组成。古人之所以在‘名’之外再增加一个‘字’，那‘字’是有作用和意义的：一是表成年，二是明尊卑。晚辈对长辈，都应该称‘字’，以表敬重，我的字叫‘适之’，所以你该称我‘适之先生’。”
“哦，对不起，‘胡适之先生’。”袁瓞连忙“补礼”。
“又错了，不能够要‘胡’字的，你这么称呼，叫不伦不类，哈哈……”
从此，袁瓞经常到“适之先生”的办公室去看他，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每次还捎去几个芝麻饼。胡适也每次回赠他几本书，还在每一本上都亲笔签名。并说：“以后你要什么书，尽管来我这里拿。”袁瓞的生活远远没有芝麻饼香甜，胡适研究的民主政治也远远没有他所理想的那般美好。两人的“理想”和现实都有差距。这一方面，两人是共同的。
袁瓞的生意时常蚀本，胡适也因他积极支持的《自由中国》杂志及其负责人雷震，受到台湾当局的打击而心情不顺。不过，他还是对袁瓞有信必复：
袁瓞先生：谢谢你寄的几封信和诗文。这一阵子，因为太忙，没有能给你写信，有几件就压在文件堆里了。你的女朋友的两首诗，今天没有找出来，稍迟找出寄还你。
因为你昨天的信上说，你十七日要来南港，所以我赶这信请你不要来，因为我明天就出门去“躲生日”了。回来大概在十九日了。我劝你不要在信上多谈政事。
万一不幸台北街上那位有趣的背着铅桶卖麻饼的朋友忽然失踪了，岂不是大煞风景的事？
祝你平安
胡适
一九五九，十二，十四夜
从胡适信的内容中，既可看出他的风趣和与袁瓞的关系，又能窥见他对台湾“政事”的抨击，还可看出他作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无奈——连常用的礼节性语言也改成了“祝你平安”！显而易见，台湾不“平安”呀！胡适也不“平安”。但是他对袁瓞的情感依旧，还是给他慰勉、鼓励、帮助。
有一次，胡适和袁瓞在一起谈起了童年生活。袁瓞绘声绘色地讲起美丽的家乡和快乐的童年后，引得胡适“老夫聊发少年狂”，也讲起了难忘的故乡绩溪，讲起他偷偷地同小朋友们如何游戏，如何偷偷下水游泳，如何学潜水憋气。甚至还讲后来到美国留学，就是凭此功底，常去游泳，直到有一次鼻孔长了一个瘤，到水中呼吸受到影响，才暂休一段时间。
袁瓞听到这里，凄凄地告诉胡适：他的鼻孔里也长了一个小瘤，影响呼吸。胡适忙问疼不疼。袁瓞说不疼，但是有人说不疼的瘤子最危险，有可能是“鼻癌”！
胡适一惊，问他为什么不去就医。他说：“像我这样的人，活着不赢，死了不输。除了您，我就是死了，谁也不会留恋。”
胡适百感交集。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无柴烧。好日子在后头哩！你赶快去检查，我听说台大医院新到了一批钴六十，作放射用，可治癌症。你去确诊，去治疗，一切费用都由我承担。”
不容袁瓞拒绝，胡适连忙给台大医院的院长高天成写了一封信，交给袁瓞，他在信中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
袁瓞含泪拿着胡适的信，这才去台大医院作细致地确诊。有幸的是，他虚惊一场，他患的并非癌症！
不幸的是，胡适的心脏病复发，也住进台大医院。他的朋友、曾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也在邻室住院。
一天，梅夫人拿了一个芝麻饼送给胡适吃。胡适拿着饼，串到梅贻琦的病房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的杰作，你们怎么认识他的？”
梅贻琦这位“‘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制造者，幽了胡适一默：“台北那么多卖芝麻饼的，都是你的朋友呀？”
戴季陶说：“天下文章，莫大胡适；一时贤士，皆出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