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时代何以使得中国风光不再？（6月3日）
关键词：大航海时代 历史 贾春宝
自从秦始皇一统中华到《马可波罗游记》的出版，中间相隔将近1500年，到哥伦布开启航海之旅，又过了200年，从大元鼎盛又到了大明中期。
大航海时代为欧洲带来了巨大机遇，从哥伦布开启航海时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雄霸世界舞台中心位置，延续了将近450年的辉煌，在二战结束之后的100年间，美国接替欧洲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大航海时代让欧洲成为世界舞台的中央，但从那个时代开始的五个多世纪的时间，中国除了短暂的康乾盛世之外，基本就没有享受到真正的辉煌与繁荣，中国基本都是在内忧外患的状态中任人宰割。
导致天朝帝国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没落之本质原因，将决定再过多久，中国才会重新找回失落的成就。在贾春宝看来，这之间盘根错节的因素很多，相对核心的因素是欧洲相对松散的小王国实用哲学与中国的大一统天朝帝国心态之间的差异。我们必须对这有清醒而深切的认识。
中国沿海并不如欧洲沿海那般的岛礁林立，这从地理的角度决定了中国在历史上的内向型的发展，在哥伦布航海之前的中国，大一统的思想之间已经在秦始皇之后的1700年间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基础，虽然也经历朝代更迭合久之后的分，但一统的状态也至少维持1000年左右的时间，这种天朝帝国的心态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根基。
大秦帝国幅员辽阔，至少跟整个西欧的版图相差无几，在那之后的统一王朝，版图一直在变化之中，主旋律是在逐渐扩大，现在整个中国领土面积与整个欧洲的面积相差无几。
大一统的帝国拥有更丰富的自然资源，更多的臣民，更为广阔的战略纵深，这些都是优势，同时也可以认为是劣势。大帝国更多的要面对来自各方边陲的侵扰，拥有战略纵深的同时，选择封疆大吏还是藩王镇守边陲，应战所需要耗费的民力也大大提高，单纯兵力征调与后勤补给都是关乎帝国安全的重大问题。
比如大明只知道威胁来自北方与内陆，甚至将国都从南京迁往应对北部边陲的北京，以藩王代替封疆大吏，甚至用太监去前线当监军，用家族的血缘关系取代忠勇彪悍的功臣武将，在内廷更是宦官专权，文臣谋士没有参政议政的实际权利。这些其实都不利于在纷争的国际局势中保持长治久安的体制。
家天下文化制度，如果是小国寡民，尚且可以生存；但对于天朝帝国与应对内忧外患的竞争环境，就相当于以夫妻店或者家族式制度去进行公众公司的管理，定然是不符合基本规律的。
至少家天下的国家与家族式的夫妻店，所聘用的职业经理人，即使再具有专业背景，都会由于缺乏归属感而很难效忠，其次是职业经理人与家业继承人，在创业心态与吃苦精神上都会相当欠缺；即使如大清那样原本彪悍的皇族，都在入主中原之后逐渐变成只会提笼架鸟享受生活的八旗子弟。
天朝帝国需要有更加包容的胸怀，在面子与虚荣形象上的需求会更强烈一些，比如从隋唐到明清，对待前来进贡朝觐的藩属国与外交使团，基本都要慷慨大方地给与奖赏，政府形象工程显然更多于精细的盘算。
大帝国所奉行的和平主义，通常都是外交先行，尽可能戒除刀兵，特别是宋明理学成为儒家新的高峰，更使得天朝对外成为礼仪之邦，对内容与意识形态容不得半点儿杂音，很多时候不惜用出让国家与民族利益的代价来维护形象，虽然那个时候没有对外的经济援助与国际的责任摊派，但大一统的帝国更多地注重外交与形象。
与欧洲人开辟殖民地与商品经济的市场不同，郑和就更多的是以天朝大国的形象与外交使命，就耗费高达国库的1/4以及大量珍贵的礼品去开启航海之旅的，可谓举全国之力去做外交，结局虽然“引万邦来朝”，其中的大部分却基本是为占便宜而来。
有人说是纷纷来朝觐的藩属国，拖累了大明，这是原因之一，不管是忌惮于天朝大国的天威，还是寻求保护的生存策略，或者是单纯占便宜的心态，都使得周边的小国竞相朝拜，即使仅仅是平等的使节，从帝国角度都有俯视的感觉，如此就颇为助长了天朝大国的好大喜功之心态，对来自外部的威胁也变得相对麻木了。
历史上的中国之走入颓势，是在大元帝国之后就开始的。虽然在那之前有最为繁荣的国际化大都市，发明了纸币，知识分子的地位空前绝后，但依然在那之后就风光不现了。
纸币在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通货膨胀逐渐失控，并侵蚀了财政。当膨胀的经济与膨胀的帝国心理结合，往往会在帝国内部形成“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加之大一统的帝国体制，往往容不得反对意见，如此便与自下而上的民主背道而驰。
从大明的东厂西厂锦衣卫，到康乾盛世时期的结党营私文字狱，都让朝野内外充斥歌功颂德之声，这是由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与帝国严刑峻法结合的局面造成的。
大元帝国曾经在成吉思汗与忽必烈时代，重用汉人，尊重儒家传统，但由于蒙古人与汉人之间的角色对立所引发的仇恨，甚至用来自西亚的色目人协助自己统治大宋的子民，因而也无法长久持续，最终大元帝国由于没处理好民族内部的矛盾而被农民起义所推翻。
这也说明，在统一的大帝国内部以种姓制度治理多民族国家，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明清朝代面对大海，或者是他们过于看重大海所起到的保护作用，却没有想到其软性的、逐步渗透的威胁，最终，就如长城无法挡住大清铁骑一样，来自沿海的经济贸易，同时与官僚机制下的腐败体制结合，更是用阴柔的方式入侵了帝国最为薄弱的环节。
历史的发展使得即使是战争都从平原与山地的作战转变为登陆战，著名的诺曼底登陆让我们记忆犹新，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跟日韩菲越之类亚洲国家所也是在反复进行夺岛演习。
面对经济侵略的糖衣炮弹与军事战争的船坚炮利，儒家理学的谦恭与思辨，逐渐显露出脆弱的核心。儒生不仅缺乏市场操作的天赋，而且有难以抑制的清高，假如对侵略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则更是具有东郭先生那般迂腐了。
儒家科举制度基因所形成的舆论环境让人更多地成为唯唯诺诺的应声虫，大明到大清，都没有大宋与大元的胸襟，听不得不同意见。而儒家所谓的上报皇恩也表现为明哲保身的生活智慧，文字狱是要连累家人的。
农民起义与大清的夹击所形成的内外交困，让大明两线作战，最终大明倒在了崇祯皇帝多疑的性格与自毁长城，这在统一的大帝国历史上，也被证明是具有典型的可复制性的。
大明王朝，从天子到士兵，绝大部分都是不务正业的，面对战争没有基本的血性。面对商品经济，从官到民都不具备符合市场逻辑的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
在经济领域，中国对外输出的主体只是以个体为单位输出贫苦的劳工，以小作坊为单位输出手工艺品，在应对企业行为的时候，总是会有难以摆脱的痼疾。这种情况与股份制以及职业经理人、甚至资金融通制度下的政治经济体制根本就不具备平等竞争的实力。
其实历史上中国的衰落更多的是战略失策。在形象上的过于追求，注重外交更甚于对财务数据的算计。却没有想到更大的威胁来自唯我独尊的天朝心态与保守心态。即使到了21世纪早期依然如此，当然也有以“国家队”的形式进行的收购与投资行为。
贾春宝认为，当我们慨叹于没有抓住大航海时代参与地理大发现并得到财富与资源重新分配的权利的同时，不妨看看当今的世界，反思我们的制度化建设，是否与世界发展的总体趋势协调。
我们是否依然处于强敌环伺的局面下？我们是否依然保留天朝大国那样的心态，我们是否依然把外交与和平形象看得比经济利益与百姓福祉还要重要呢？我们是否依然在释放并遵循儒家与人为善的核心。
古人讲“以史为镜可知兴替”，历史不可能重复，不断重复的是历史中呈现的客观规律。只有根本问题得到解决，核心因素得以扭转，我们才能提高在竞争之中取得优势的机会。
贾春宝
2014年6月3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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