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反腐败的意外之果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3周年之际
卫祥云
把始于中共十八大以后的中国反腐行动比喻为一场风暴毫不为过，而且可称之为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动的反腐运动。这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采取的挽救国家，尤其是执政党于生死存亡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其积极意义和即将产生的深远历史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为过。
至少目前，中共的这次反腐行动虽然还未达到预期目标，更未来得及总结其经验教训并为以后的制度建设找到有益的启示，但却收到了意外之果是不争的事实。按照中共这次反腐行动的最高执行人、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说法，即反腐要做到标本兼治。目前，首要的任务是治标并为治本赢得时间和空间。对于王岐山书记这句话的意思怎么理解？我认为从执政党的长期建设考虑，是应该研究如何搞好制度建设，铲除产生腐败问题的土壤，形成使那些腐败分子不想贪，不敢贪，也不能贪的长效机制。显然，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也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不但需要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和配套，更需要良好健全的政治制度做保证。这将是新一届党中央需要面对，必须正视和加紧研究的新问题和紧迫问题。因此，在目前中共反腐行动收到巨大成效的同时，认真总结其经验教训就显得非常急迫和现实了。
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发展历史，反腐败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也绝不是今后不会再存在的话题。但体现中共反腐败行动涉及面之广、级别之高和程度之深的阶段性特征则始于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即大概是1993年前后到2013年前后的20年间。应该说这20年之间腐败程度愈演愈烈，大有前腐后继之态势。当然，这期间不排除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许多经济政策的漏洞给了腐败分子以机会。但也不排除中共执政党和其领导人对腐败的容忍和反腐的决心不大与力度不够，甚至可以说并没有从思想上真正想反腐。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和何种考虑，这种缺乏担当，只做表面文章的所谓反腐行动是不可能收到成效的。历史会公正地对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于中共长达20年的反腐败不力之现象，其最高领导人难辞其咎，当然，最高反腐执行人也不是没有责任。
回顾历史是为了展望未来，以更好地前行。就目前中共反腐行动的实际行动和效果来看，至少收到了以下意外之果。
第一， 反腐力度的加大促进了政府行政职能的转变。
过去，转变政府行政职能喊了多年，就是收效甚微。在中央层面有“政令难出中南海”之窘境；在基层消极怠工、欺上瞒下、寻租设租和敲诈勒索的事实则非常普遍。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公务员都很忙，但忙什么呢？很多公务员自己也不清楚，甚至不知道时间都去哪儿了。因为很多公务员不是忙于工作，因为没有那么多工作。所以，很多公务员在把本该一天完成的事，用两天甚至更多时间去做；把本该当即可办的事，非要为难找其办事的人或公然索贿，其中不免要费些心思设计一番，这些都需要时间。不容讳言：很多公务员的时间不是忙在工作上，而是忙在交际应酬和酒桌上了。毕竟，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就出现了许多匪夷所思的腐败案例。刘铁男不就说过“副省长请吃饭概不参加”的豪言吗？可见，并不是公务员忙于工作而日理万机，而是忙于欲壑难填的贪婪本性。
现在，随着中共反腐的力度不断加大，事实上已经出现了公务员奉公守则，做好本职工作的良好风气，大面积的浪费之举和奢靡之风得到了有效制止，这不能不说是中纪委的反腐行动所致。所以，近段时间有人传言：公务员开始不好干了。对此言论，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和评论，但中央反腐行动导致的政府行政职能转变结果恐怕令很多人没有想到，20年没有办到的事不到两年就收到了成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也是活生生的现实。执政党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总结，而我们一些基层党组织的地方领导的话却耐人寻味。如广东佛山市市委书记刘悦伦就直言不讳地说：如果谁认为公务员不好干了，可以提出辞职。这充分说明中共的反腐行动已触及到了政府转变行政职能的要害，并且潜移默化地转化为一些公务员的实际行动。
第二，所谓利益集团其实是纸老虎。
不知从何时起，利益集团一词开始盛行。许多应该改革之事没有成功推行，多冠以因为利益集团的阻挠而中止。很多学者的研究文章这样认为，各种媒体更是大肆渲染，甚至有的中央文件也如此称谓。但到底何为利益集团？谁是利益集团的领导者？谁是利益集团的保护者？都存在模糊认识。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所谓的利益集团不过是一个不确切，不准确而以讹传讹的概念而已。从中共反腐的成果来看，所谓的利益集团只不过是一个被夸大了的称谓，有时候甚至成了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不作为、不想作为和不愿作为的假想敌。目前的中国社会虽然是一个充满不同利益需求的复杂社会，但远未形成利益集团，这对中国共产党维持其组织纪律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实践证明，在我国目前现存的体制下，只要各级政府敢抓敢管，一切所谓的利益集团都是纸老虎，一桶就破。不管是以政府核心人物结成的攻守同盟，还是大国企之间以合作名义形成的利益输送，甚至多么隐秘的官商合谋，都会在中纪委的铁拳下原形毕露。
第三，顶层设计师的形象呼之欲出。
顶层设计一词是一个物理学概念的延伸，现已被广泛应用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之中。近几年，在舆论界和学者中间，对顶层设计的概念有过不同争论。有人强调改革属于不得已行为，多发端于基层，如安徽凤阳小岗村实例；并认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坐在办公室的顶层设计无助于改革；有人却认为顶层设计很重要，尤其是在当下中国。我本人是顶层设计的倡议者和拥趸者之一。其原因有三，一是从中国目前的现状出发，主要应发挥执政党在改革中的主动作用和能动作用。二是基层实践固然重要，但如果得不到中央的首肯，很多改革举措都会夭折。三是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并不矛盾，可以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如果拿中国与国外相比，在中国目前现实情况下，高层领导人的作用强于制度之作用，并能直接推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这也是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提出通过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和空间的深意所在。还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发挥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作用的表述更为确切，同时，也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英明论断。但真正落地的改革举措不得不进行周密的顶层设计。
从中纪委近期反腐行动的战果来看，可见习近平总书记的“顶层设计师”形象呼之欲出，一句“老虎苍蝇一起打”形象地展现出中共最高领导人敢于碰硬、勇于担当的铁面形象。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作为执政党反腐败的最高执行人也交出了一份目前为止全国人民比较满意的答案。
值此中国共产党成立93周年之际，作为执政党和我们每个中国人是到了认真思考今后反腐防变的长效机制的时候了，即在中共反腐行动治标取得辉煌战绩的同时应该认真考虑治本措施和制度建设了。
2014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