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共财政体制是国家复兴之本

　　

　　文/王杰

　　自从次贷危机爆发后，世界秩序悄然变化，尽管欧美发达国家是这场危机的风暴中心，但这些国家的却不是这场旷世危机的最大的受伤者，国家秩序理性而稳定，倒是诸多新兴市场国家陆续陷入动荡或战乱，这种泾渭分明的差异更需要经济学家和政策决策者在分析全球经济和各国经济时格外关注，经济与市场数理模型的应用并不是万能的。

　　

　　大部分新兴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通过内在或外在方式建立了类似现代分权式国家制度，但这些国家在面临本轮经济危机持续深化过程中却难以避免动经政荡或内战。过去几年里或将来若干年内，这种状况将持续发生，并深刻影响着现存国际关系。

　　

　　人类社会文明各阶段历史都存在一个共同逻辑：各时期贫富分化成为了历史动荡与战争的根源，而在贫富差距缩小的时代，每个国家都会出现繁荣盛世的景象。无论是奴隶制时代，封建制时代，还是近现代资本主义时代，包括那些历史上的宗教统治国家的时代，繁荣时期与衰退没落时代都存在这样一个共性逻辑：贫富分化时代，苛捐杂税，社会对立冲突不断；繁荣时代，轻徭薄赋，社会和谐安定；在繁荣与没落的中兴阶段，为缓解贫富分化与社会对立冲突而进行的、具有均衡财富分配的赋税体制改革都是社会稳定与复兴的关键。

　　

　　在这个共同逻辑中，公共财政是共同逻辑指向的唯一对象。虽然公共财政一词起源于近现代，但从人类社会始初至今，它一直存在并演变至今。即便在原始社会里，公共分工抚育后代、狩猎并按需分配食物的原始体制就已然形成了公共财政的雏形。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中，原始农业社会时期的公共财政被视为公有制的雏形，并依此基石建立了共产主义学说原理。这是马克思学说与近现代西方学说的分水岭。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公共财政的内涵与外延并非一成不变：公共财政的发展历史是一个逐步摆脱各阶段既得利益集团控制并逐步走向社会广泛参与的过程。从人类文明历史来看，随着人类生产方式的进步与转变，公共财政经历了农业社会时代的奴隶社会制公共财政，封建制公共财政和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公共财政。在这一演化过程中，公共财政逐步由奴隶主贵族控制演化到有封建主（或封建家族集团）控制，在商品经济开始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时代，公共财政逐步由现代资本垄断集团控制，二战后，随着全球经济的市场一体化，随着现代社会文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在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建立了具有广泛社会参与属性的现代公共财政体制，公共财政逐步走出了利益集团控制的囹圄。

　　

　　和二战前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公共财政制度相比较，现代公共财政更加具有公众性和社会参与性，因而也更加具有透明性。正是现代公共财政体制的完善与进步，战后西方发达国家虽然历经多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但没有一个国家陷入到动荡和内战之中。即便是本轮旷世世界金融危机过程中，依靠发达的现代公共财政体系，西方发达国家没有一个国家陷入到长期动荡与内战中。与之相反的是，诸多上世纪末期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市场国家在本轮危机中陷入了动荡和内战中，并无法自拔。

　　

　　战后至本世纪，诸多新兴市场国国家经济在全球一体化过程中获得了高速发展，甚至很多国家先后历经动荡和战乱后建立了分权制国家制度，但这些国家在本轮危机中却仍难以避免动荡和战乱，究其原因，王杰律师认为，这些国家表面上建立起了现代国家体制，实现了普选制和分权制，但却并没有有效建立现代国家体制的核心——现代公共财政体制。没有透明和更广泛社会属性的现代公共财政做支撑，即便建立了现代国家体制，也无法实现一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现代国家体制的核心在于建立公共财政制度，而不是在形式上建立所谓的普选制和分权制。

　　

　　普选制和分权制的建立是为社会化的公共财政制度的构建而存在的，前者为源，后者为本。没有前者，权力不受约束和监督，后者的建立既没有基础，也没有保障。没有后者，前者的建立失去了目标，徒具形式：公共财政仍然是既得利益集团攫取、占有、瓜分社会公共利益的工具，起不到甚至没有公共财富资金用于均衡社会财富分配，缓和社会对立情绪， 均衡市场结构，进而也就无法实现社会稳定，国家经济可持续社会发展也就沦为空洞的口号。本世纪以来，那些陷入动荡和内战的国家，起因大都源于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现代公共财政体制，建立的所谓“民主体制”，也是本末倒置，充其量是各个利益集团博取社会利益的工具，其结果只能导致腐败蔓延，社会贫富分化对立，最终酿成国家和民族的灾难。

　　

　　对于那些已经走或者将来可能走向动荡或内战的国家而言，只有构建现代公共财政体制，这些新兴市场国家才有可能走向复兴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