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智库在政府决策中不能“缺席”
陈晓明
中国目前的发展已经到了相当关键的转折点上，面临诸多挑战，如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地区差距逐年扩大，这些失衡对长期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将产生何种影响？又如何解决？等等。无疑，中国迄今仍没有完成李鸿章百余年前所称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需要的转型。要顺畅地完成这种转型，既需要民众的勇气也需要领导人的智慧，但更需要足够的理性。唯此，我们才有可能借助明智的判断制定出合理的方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征程中减少不必要的弯路，从而建立起优良治理的基本制度框架。而智库的价值正在于它们能够给社会的“理性”。
中国崛起之快如同西方国家衰落之快一样，大大超乎了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许多人的意料。历史在给中国智库开玩笑的同时也提出了空前的挑战。面对很多国际国内问题的反应，我们“智库”似乎总处在应付眼前的挑战状态，对于我国在中长期甚至更久远的未来的发展战略及定位尚无暇顾及。缺乏国际视野是中国智库的悲哀。不过，这种尴尬和悲哀的局面是我们智库的体制和性质决定的。如果不对现实的体制进行调整，中国智库目前所面临的尴尬在未来必然会重现。从历史上看，中国智库当前的窘境并非一贯如此。东周后半期，在七国争雄时代涌现出了许多名垂千古的杰出思想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是中国思想最活跃、最多元、最智慧的年代。然而，诸子百家中又有多少人是被七国的领袖们所御用的呢？中国民间从来不缺乏思想和智慧，关键是要给他们一个启发其思想和智慧的机制和平台。
美国的民间智库是世界上最发达的。不仅数目居世界之最，影响力也首屈一指，“旋转门”是美国培养精英的重要机制。与中国官方智库在智库比例中所占高达95%相比，美国的智库大都是民间性质，除了私人赞助外，也有少数智库如兰德公司因其超强的研究能力和声誉，可以通过售卖研究成果来赚钱自给，并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公共政策咨询的“商业模式”。中国大多数智库则还是传统的拨款模式，计划经济投影颇重。要想让民间智库蓬勃迅速地发展，核心问题的是政府决策体系必须发生改变，让草根声音和民间声音进入“庙堂”，成为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唯此，民间智库才能得以生存发展。
智库专家们在思考问题时应坚守独立自由、探查真相的精神，能够超越一己之私与集团之私，抱持关注国家前途与人类命运的大情怀。智库源于社会，服务社会，同时又高于社会，在相对独立于权力的同时又以影响政府决策为最终价值。对于一个智库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它的背景，而在于身处其中的专家是否具有独立求知的视野与思维，在于它是否能够生产出对这个社会有益的知识与思想。一个智库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丘吉尔说，“未来的帝国乃是智力的帝国”。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要经历一个重视和重建思想库的转型历程，思想库的现代化是一国获得现代性的力量之源。无数开放的思想库的成长与勃兴意味着国民能在独立中思想、在思想中合群，以各自的热忱与才情共创一个美好的未来。
目前，中国官方智库置身于行政结构中，面临一个无法克服的困境，即必然带有揣摩上意、投领导所好的倾向。它们通常是过滤、排除社会中多样化的意见和诉求，而强化行政体系内部的观念和政策设想。据此制定出来的法律或政策更多地反映行政部门自身的偏好，而缺乏足够的“公共性”。在智库体系发育较为健全的社会，智库的作用恰恰在于突破信息在行政体系内部自我循环的回路，将更大范围的精英的见识和普通民众的意见导入立法与决策过程中。处于竞争性环境中的智库起凝聚社会共识的作用。立法或决策以此共识为基础，其正当性就有了较充分的保证。推动中国社会治理之理性化需要智库提升其水准，仅是官办智库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是变革社团与研究机构管制制度，让民间智库有正常发育的空间。
当下，中国的“国家智库”必须进行全方位“变革”，以适应国内国际越来越复杂的形势变化的需要。春秋战国时代为什么会产生中国历史上最为丰富的思想和最为庞大的思想家队伍，原因就在于“思想者”总能找到自己最后的归宿，“尊贤用贤”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求贤若渴的君王和权贵很多很多，最值得推崇的用人思想是“智无贵贱”。实事上智者的存在与其身份地位毫不相关，“民间”是智者最大的“贮存器”。中国智库的“缺智”已经是不争的实事，因为他们蔑视“民间”，“变革”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到人民中间去寻找才是明智之举。一个泱泱大国的治国智慧必须来源于社会，来源于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来源于百家争鸣、群星闪耀的思想舞台。因此，要实现几代人的强国梦，国家就必须建立政府从民间吸取治国智慧的机制，推动我国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再一次思想智慧的大解放和大繁荣。据报导，美国政府长期资助的民间独立研究机构达2000多个，每年投入的政府资金达几百亿美元。通过这些研究内容无所不包的研究机构，使政府决策具有很高的效率和准确性。
根据美国经验，智库机构一定要走民间道路，完全依附于官方没有出路。充分发挥民间智库独立研究机构的作用才是建设国家智库的重中之重。智慧资源只有在不同意见、不同观点的辩论中才能产生出高水平的成果，而从政府衙门和官办书斋里很难产生具有真知灼见的治国方略。“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所言即是此理。民间独立研究机构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的第一线，其观点和发现可弥补政府官员“智者千虑”的不足。事实上，官方智库不少是“政策宣传者”，或“马后炮式”的“证明”上级领导意见如何正确，“听命”“唯上”色彩浓厚，起不到智库影响决策的真正作用。民间智库独立研究机构比政府官办的研究机构具有更高的效率和能量。中国民间智库要真正繁荣成为一个产业，不仅要“政府以及政策重视”和智库本身能“集结智慧之士”，还必须形成有利于民间智库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文化，让民间智库声音成为制度形成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
智库作为一个国家的智商，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标杆。“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智库是国家软实力中的硬实力，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智商，替决策挣尊严、替民众挣信心、替国家挣未来。治国智慧是软实力的核心，国家智库建设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因此，国家和政府的重要决策、重要议题都应该开门研究，应该允许民间独立研究机构成为国家和政府政策研究项目的承办者。设立主要资金来源于政府的基金会，长期资助入围的民间独立研究机构，使它们能够成长为像“兰德公司”一样有影响力的品牌智库，成长为不断向社会提供新思想、向政府提供智慧产品的“供应商”。智库的研究深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思考深度。智库只有身份超脱才能提出没有偏见性的专业分析和政策建议，而这正是中国官方智库无法摆脱的“原罪”。中国民间智库锋芒的磨砺和破空而出既需要自身的努力，更离不开国家决策部门建立在对其重视和信任基础上的强力支持和需求驱动。民间智库所传达的是一种特别的声音、所奉献的是一种智慧的思想、所孵化的是一种能够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所产生的是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要在中国的大国崛起历程中拥有国际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国际化的国家智库，民间智库绝对不能“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