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王岐山建议中共常委们阅读一个半世纪前的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名著《旧制度和大革命》(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这是托克维尔第二重要的著作。中国学者朱学勤就此事发表了讲演“出家、思凡、大还俗——谈《旧制度与大革命》”，竭尽影射、想象和逻辑之能事，十分有趣。我就此事向斯坦福大学著名政治系教授Ober教授提起，他很有兴趣地回信说托克维尔也许对中国是一个正确的激励和参考，他特地指出托克维尔的第一重要著作《论美国民主》一书的第12版的前言值得一读。我为此翻译了这篇托克维尔自己写的再版前言，并摘录了《旧制度和大革命》汉译本的结束语，以便和读者共同探讨。
改革还是革命？英吉利海峡两岸的两个不同民族，英国和法国，对此给出了两个不同的答案。但是答案却有一个共同的结果，它们殊途同归，无论改革还是革命，这两个国家都走向了普世价值。改革是不流血的革命，而革命是流血的改革。或者说改革是温和的革命，而革命是暴烈的改革。其实这两者之间并无明显的界线。东欧之巨变，可谓改革，亦可谓革命，于是有人称之为“天鹅绒革命”。今天岂止英吉利海峡两岸，而是大西洋两岸，甚至赤道两侧，太平洋两岸，托克维尔所预言的那历史洪流正在荡涤着所剩无几的旧制度和那几个假装“摸石头”的“渔夫”。
英国王室可谓最明智的独裁者。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可以和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之辉煌相比拟，因此英国王室可以用千百种理由争辩其继续独裁之正当，而且任何理由都比现在想继续独裁的独裁者给出的理由更加站得住脚。但是英国王室在巨大的成功之后急流勇退。既是无奈，也是理智，既是被迫，更是先知。至今，英国王室仍然在英国甚至英联邦享有盛誉和持有特权，相比那泥沙俱下目不暇接的一系列法国革命，令人感慨法国王室为何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其实，“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那些抱怨没有机遇的统治者，并非没有碰到机遇，而是让机遇擦肩而过。或曰：不是生不逢时，而是不识时务。
不管当年的暴烈还是温和，所有的进步都殊途同归于普世价值。托克维尔在他的《论美国民主》中庄严并激烈地指出这个趋势的不可逆转和所向披靡。150年后的今天重温托克维尔的著作和他的年代，我们不得不感慨这一个半世纪的历程居然就如同托克维尔所预言的那样：峰回路转，跌宕起伏，却如大江东去。
远逝的托克维尔如此打动人心，居然我在2012年圣诞新年之交为此造访了记载了这段历史的凡尔赛宫。那里陈列着当年的改革和革命的历史见证：革命，复辟，再革命，再复辟……；共和，王朝，再共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二共和国，……直至今天的第五共和国。令人感慨世事沧桑，命运多舛。看看今天的英吉利海峡两岸，其不同已经被相同所掩盖。它们没有了本质的不同，只有经历的迥异。既然如此，何必当初？既然当初的暴烈不必要，何不走改革这条路？既然回天无力，何不顺水推舟？既然英国王室这样的伟大到无可比拟的独裁者都可以顺水推舟，何况别的后来者？但是，没有“革命”这柄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改革”还会有动力吗？
凡尔赛宫的一个长廊的巨幅油画记载的历史止于1830年王室复辟，而这正是托克维尔对这些问题思考的开始，是年托克维尔25岁。这些思考都体现在其名著《论美国民主》和《旧制度和大革命》中。简单把1830年的“革命”称作“复辟”是不准确的，因为那时的王室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所推翻的王室相比，它已经有了巨大的进步，此时的王室只能在宪政之下运作而不能超越法律。“宪政”，呵呵，这可是今年元旦特别令人感到既寒冷又炽热的术语。
即便如此，1848年法国人还是革命重演再次推翻了他们曾经复辟的王朝。托克维尔在撰写《论美国民主》中正警告和预言了这样的革命。而他的《论美国民主》第12版前言对人们在此书出版后的十多年间没有重视他的忠告而痛心疾首。改革可以避免革命，但是在位者却不思改革。每次暴烈都有其理智和昏聩，但每次都更接近“自由平等博爱”。法国人高呼这个口号，却泥沙俱下，令人时常质疑这个口号是否现实？但是历史给出了毋庸置疑的结论：这个口号在每个时代都激励着人们为此奋斗。
人类社会的进步犹如登山，攀登不易，弯路正常。只有到了山巅之后，才可以看到自己选择的道路之曲折。也许当时的选择路线并非最佳，但这种反思只留给登顶者。当登顶者告诉我们有那么一条代价比较小的道路时，后来者应该听取。最愚蠢莫过于执意不走正路而去“摸石头”。我相信，那些“摸石头”的人本意不在过河，更不在走正路，而在河里的“鱼虾”。而对于那些真的想过河和想登顶的人，那些已经过河的人和已经登顶的人的忠告极具意义。而托克维尔的著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值得重读。
凡尔赛宫里的展示法国历程的油画大厅
凡尔赛宫
《论美国民主》第12版再版前言
托克维尔
不管最近发生的事件多么突然和重大，对本书的作者来说都不感到吃惊。作者在15年前写此书时其脑海一直被这样一种想法所占据：那正在滚滚而来的不可阻挡且铺天盖地的世界民主潮流。今天重读此书，读者可以发现在每一页都存在着严肃的警告：这个社会正在改变和重塑，人类正生活于变动之中，新的命运正在降临。
在导言中作者是这样阐述的：命中注定人类将逐渐走向平等，其进展具有如下特征：普适的和永恒的；无时不刻都在摆脱人为的控制，每人每事都在为其推波助澜。难道以为这样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可以被一代人所制止吗？可以想象这摧毁了封建制度和颠覆了皇权的民主运动会在中产和富裕阶级面前止步吗？可以想象其会在成长为如此强壮而其敌人变得如此弱小的时候止步吗？
1830年的7月革命并未动摇皇权而是加强了它，这证明了本书的阐述，在今天同样应该受到公众的注意。在今天的语境下本书比之出版时更应该具有讨论和实践的意义。
当时我们还有皇室，而今天它已经被废除。美国的体制在皇权统治下的法国看来只是一个好奇事物，但是今天其应该被共和的法国所研究。使得新政府得以安全的不是武力的强大，而是法律的良好。战争之后便有法律，前者摧毁而后者重建。目前的问题不是我们到底要一个皇权还是一个共和，而是一个浮躁的共和还是一个安详的共和，一个有序的共和还是一个无序的共和，一个和平的共和还是一个好战的共和，一个自由的共和还是一个压迫的共和，一个威胁私有产权和家庭的共和还是承认和保护这些权利的共和。这是一个令人恐惧的问题，不仅仅是对法国，而且是对所有文明国家。如果我们能够拯救我们自己，我们也同时拯救了我们周围的国家。如果我们失败，我们将把它们也带入深渊。根据我们到底建立一个民主的自由国度，还是一个民主的暴君政权，其带给这个世界的结果将大相径庭。确实，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将决定最终我们将在世界各地建立共和体制，还是将在世界各地摧毁共和体制。
现在这个对我们看来是崭新的问题却由美国在60年前解决了。我们今天才引进的人民自主权原则，在那里过去的60年里一直畅通无阻，并被直接地、无限地和绝对地付诸实践。60年来那里的人民享有了人口、疆域和财富的增长。请注意，在这期间那里不仅仅是世界上最繁荣的而且是最稳定的人民。在欧洲国家在遭受战争的破坏和内斗的撕裂时，美国人民却绝无仅有地保有了和平。几乎整个欧洲都被革命所震撼，而美国却不曾有过甚至一次骚乱。在那里，共和制度不仅仅没有骚扰这些权利，而且保护了它们。私有产权在那里得到了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好的保护。在那里，无政府主义和专制政治一样闻所未闻。
我们从哪里还可以找到比这更好的希望和教训？我们应该从美国的体制中理解那些我们可以借鉴的，而不必亦步亦趋复制美国的体制，因为那是美国给自己量身定制的。我们应该从美国寻找指导而不是模式，我们应该接受美国的原则而不是具体的法律条文。至少在许多情况下，法兰西共和国的法律可以也应该有别于畅行于美国的法律。但是那些使得美国宪法得以成立的原则，比如秩序、权力平衡、真正自由、对法律的真诚和深刻的敬仰，却是对所有共和国不可或缺的。它们对所有共和国都是普适的。我们可以这样毫无风险地预言：所有那些不具有这些特征的共和国很快就会不再是共和国。
托克维尔在1856年付印的《旧制度和大革命》的结束语如下。也许这可以让读者一瞥这本书的内容和基调。
《旧制度和大革命》中译本
托克维尔
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对旧社会，对它的法律、它的弊病、它的偏见、它的苦难、它的伟大，若无清晰的透视，就绝对不能理解旧社会衰亡以来60年间法国人的所作所为；但是人们若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当我考虑这个民族本身时，我发现这次革命比它历史上的任何事件更加惊人。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它总是比人们预料的更坏或更好，时而在人类的一般水准之下，时而又大大超过一般水准；这个民族的主要本性经久不变，以至在两三千年前人们为它勾划的肖像中，就可辩出它现在的模样；同时，它的日常思想和好恶又是那样多变，以至最后变成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而且，对它刚做过的事情，它常常像陌生人一样吃惊；当人们放手任其独处时，它最喜欢深居简出，最爱因循守旧，一旦有人硬把它从家中和习惯中拉出来，它就准备走到地角天涯，无所畏惧；它的性情桀傲不逊，有时却适应君主的专横甚至强暴的统治权，而不适应主要公民的正规自由的政府；今天它坚决反对逆来顺受，明天它又俯首贴耳，使那些最长于受人奴役的民族都望尘莫及；只要无人反抗，一根纱线就能牵着它走，一旦什么地方出现反抗的榜样，它就再也无法控制；总是使它的主人上当，主人不是过于怕它，就是怕它不够；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它适宜于做一切事物，但最出色的是战争；它崇尚机遇、力量、成功、光彩和喧闹，胜过真正的光荣；它长于英雄行为，而非德行，长于天才，而非常识，它适于设想庞大的规划，而不适于圆满完成伟大的事业；它是欧洲各民族中最光辉、最危险的民族，天生就最适于变化，时而令人赞美，时而令人仇恨，时而使人怜悯，时而令人恐怖，但绝不会令人无动于衷，请问世界上有过这样一个民族吗？
只有它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没有我所陈述的那些原因，法国人绝不会进行大革命；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