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者之争鼓与呼
卫祥云
最近，从周其仁与华生关于土地改革之争，到张维迎与林毅夫关于政府与市场定位之辩，表明当下中国的学者之争出现了久违的新现象，也是多年未见的好现象。
当然，对于学者之间争论和思辨，争论的双方一定会有各自的拥趸者，且不乏鲜明的思想观点和智慧之火花的迸放。但也有学者对此表示了遗憾和失望，而遗憾之处在于双方的观点争论缺乏交集点，有时候不免有自说自话的味道；而失望之处在于争论的双方，虽然唇枪舌剑，相互指责，火药味甚浓。但却缺乏专业讨论应有的深度。加之各种媒体的报道往往只撷取只言片语，难免出现断章取义，造成一时热闹而无法跟进深入讨论，从而使争论的意义大打折扣。
但无论如何，目前在中国经济学界出现的学者之争还是值得大力提倡和弘扬的。如果说周其仁、华生之争是属于不同高校教授之间的论辩，难脱门户异见之嫌；而张维迎和林毅夫则同是北京大学教授，且二人过去都曾为创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并肩战斗，而今日为了明辨经济学学术之见而交锋，我们确实应该为之鼓与呼，以使这种良好学风和正能量能够在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学研究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对于中国目前学者之争的讨论，我们却不能就此止步。果如此，则大大失去学者之间学术争辩的更深层意义。我认为，中国目前经济学界的学术探讨存在失之于浅显和浮躁两种问题。浅显的意思是：经济学者较少发表学术论文，较多参加论坛发言，其导致的结果是经济观点和主题不鲜明、不突出、不聚焦、且缺乏基本论点论据，难以以理服人。浮躁的意思是：一部分经济学者以参加政府的邀请谏言和其观点是否被采纳来衡量学术水平，其导致的结果是很多观点急功近利，且有讨好政府或不敢说真话之嫌。而政府对邀请经济学者参加讨论的筛选机制没有标准可循，主要凭领导人的个人好恶决定，有时甚至是为了出台某项政策所需而邀请特定的学者为其背书。
与此同时，一些政府智囊机构在筛选学者及其观点时，故意排除了持不同观点的人和持不同政见者。尤其是在目前中国的体制下，更是助长了部分学者追求名利的浮躁之风。很多经济学者无心作制度性、规律性的长期研究，热衷于在敏感问题上发表高见，甚至不乏赤裸裸的功利谏言。一些所谓的经济学者多年不发表学术论文，而即时性的言论却不少见。甚至出现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条文的错误解读，让人匪夷所思。
所以说，当今中国经济学界的争论很是热闹，但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之时相比，经济学家的真知灼见还是少了许多，至于有价值的经济学论文就更少了。曾记得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华书店里许多经济学家的论著层出不穷，达到百花争妍的境地，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经济学知识的渴望和需求。如当时名噪一时的“京城四少”（樊纲、刘伟、钟朋荣、魏杰）作为年轻有为的经济学家代表，就成为人们崇拜和仰慕的对象。他们出版的经济类书籍，可以说不仅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而且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很多政策。后来，又有以青年经济学家张维迎和老一辈经济学家吴敬琏为代表获得中央电视台举办的经济年度人物大奖，而影响了后来一大批经济学者。
现在这种情况已不再多见，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影响似乎在变小。我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但浅显和浮躁则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要解决目前经济学界存在的问题，我认为正常的、必要的争辩乃至“论战”固然需要，更重要的是新老经济学家一定要继续担当好中国转型和改革谏言者的角色。而要担当好这个角色，经济学者就不能满足于发议论和出风头，或以名家自居发表不负责任甚至明显错误的观点和言论，而要把制度性和规律性研究作为经济学者的天职。
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后来人，我从2010年至今的四年间，先后发表了《从国企改革看体制机制的创新》、《论企业家才能发挥的制约因素》、《关于中国土地制度改革的研究》和《重新界定产权的逻辑》四篇经济学论文。这些文章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和博锐管理在线、国海证券等培训咨询机构列为教材。
不容讳言，这四篇论文虽然稚嫩，但涉及到了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核心问题和重大问题，希望能引起有关学者的争辩和评判，以检验其是否有助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长远发展。
与此同时，我也发现一部分经济学家最近有些研究绕过了经济研究而转向其他学术研究。如某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的“人文经济学”；某著名教授发表的“改革要从功利主义转向权利优先”的文章和某国情研究专家鼓吹的所谓“人民社会优于公民社会”之高论，都不是经济学研究的范畴。而吊诡的是，对于明显错误的经济学观点却无人质疑，关于这方面的学术探讨少之又少，经济学者们似乎选择了集体失语。所以，我认为经济学者们要想让经济学在现今中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一定要认真反思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和范畴，并结束无谓的争辩。
首先，经济学者不能只满足于参加各种论坛发表演讲，而要立足于写出无愧于时代发展的优秀经济学论文。
其次，各类财经媒体应该充当经济学者发表不同观点的“马前卒”，为思想市场的形成创造各种有利环境和条件。尤其要为有关制度性建设的理论文章提供用武之地，而不是满足于只言片语的评论和吸引眼球的微博、微信之类瞬时热闹效应，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第三，借此机会向政府邀请专家、学者谏言提点建议。
本来，政府邀请专家、学者谏言，就是为了听取不同意见，尤其是反对意见。而政府决策则有法定的程序规则，不是说专家、学者参加了政府的邀请，就代表了其观点的正确。至多也就是能够通过谏言影响高层或决策者的思想及思路，以减少决策者的政策失误。
很显然，如果政府邀请的专家、学者为政府自己挑选，则有三种情况存在：一是邀请意见相同的学者，这种邀请徒有形式，而无实际用处，不如不邀请；二是邀请专家、学者时排除了持不同意见者，则这种邀请谏言的作用大打折扣，也不如不邀请；三是邀请不同观点、甚至持不同政见的学者，这样既有用，又公平，但无法自定标准。
因此，我建议政府今后在邀请专家、学者参加有关经济问题讨论会时，不妨采取“自愿报名、随机抽取”（即抓阄）的办法为好。如此，专家、学者也不必为政府邀请了自己谏言而倍感荣耀、洋洋自得、夸夸其谈甚至到处炫耀，而政府也能真正达到听取不同意见和建议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