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潘石屹捐款看中国教育机制的危机（7月26日）
关键词：潘石屹捐款 中国教育机制
潘石屹以“SOHO中国基金会”的名义和美国哈佛大学签订了1500万美元的“SOHO中国助学金”捐赠协议，据说还将陆续与耶鲁、斯坦福等顶尖高校洽谈捐赠事宜。据张欣介绍：未来将在全球范围内捐助1亿美元，资助在世界一流大学攻读本科的中国贫困学生，家庭年收入6.5万元以下的学子都可以申请。
张欣在随后的微博上说，世界一流大学的大门是向你们敞开的，优秀的同学一定要申请。如果哈佛接受了你，家庭的贫困不会成为障碍，我们来帮助你。我们还在继续和更多的大学在工作，上周在耶鲁、今天去斯坦福。目标就是让更多中国贫困学生到一流大学去。
当当网的李国庆说，张欣成功得益于在西方名牌大学所受教育。俞渝当年考上纽约大学MBA，第一年学费向前驻华大使夫人包女士借，入学后向学院诉苦缺钱，商学院不仅免了学费还让她做微积分课助教挣生活费。俞渝坚持好多年每年捐1500百美刀，去年捐100万美金。知恩图报。
从媒体到学者，再从草根网民到财经领域的公众人物，虽然也有从各种角度为老潘他们辩解的，但依然难以掩盖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与批判，甚至包括对人性与原罪的追究，不少人提出疑问，国内致富的地产商为何助学国外而不选择中国高校。
在贾春宝看来，能把钱捐赠给世界一流名校，只要是通过正当渠道，对SOHO中国而言就是一种成功。因为SOHO中国有钱，而且以张欣国际化的背景需要用如此方式搭建网罗国际关注以及国际精英的整合平台，这在SOHO中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特别是成为美国顶尖大学的捐赠者，可以起到任何金钱数字都难以取得的效果。
我们也无须为诸如哈佛那样的教育机构贴上“视金钱如粪土”的清高标签。这样的顶尖学府大体上都是私立学校，所以就必然有投资回报方面的需求，所不同的是这种教育机构的投资者与捐助者，所看重的更多的是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收益，而这些收益并非急功近利的短视者所能看得到的。
优质生源、优质毕业生、良好的就业前景，这三段论足以让教育培训形成良性循环了。这种良性循环足以支撑他们提高师生的进入门槛，从对资质的要求到学费门槛，再到从出版到咨询等等一系列衍生的收益模式，让自身形成从营造更高更强的学术与理论、研发与创新的氛围，并得到更美好的形象的良性循环。
良好形象也可以为资金的募集提供支撑。母校情结与企业形象传播的需求，使得那些成为企业高管甚至企业老板的人，排着队争相把所聚敛的“万恶的金钱”投入进去，而美国的私立大学作为把关的人，避免让自己成为“洗钱的帮凶”，让自己的形象免于受到伤害。
诸如哈佛这样的国际顶尖私立大学，是不会缺乏资金募集的成熟机制的。或许这才是他们真正的“生财之道”。每年秋天，美国各个大学都会核算它的捐赠基金平衡表并确定来年的募捐目标。大学获得的捐款数目庞大，甚至令这些教育中心堪比银行。公开数据显示，哈佛大学年捐赠基金数已超数百亿美元。
美国的大学越来越像培养精英的超级俱乐部，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专家们在一份研究报告中的结论显示，在优秀学府上学的大学生中，只有3%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不管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都不差钱。
一位就读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证实，名校在录取时会综合考虑个人能力、家庭背景和经济状况，出身贵族或来自上流社会确实被名校所看重。
对“SOHO中国助学金”只资助那些在一流大学攻读本科的中国贫困学生的说法，网友宁愿相信潘的解释不过是危机公关的一套说辞而已，因为真正的考进去就读的，究竟有几个是真正的贫困生？那些贫困生中真正来自中国的又有几个？这些都是禁不起细查的。细查之下注定会让人感觉尴尬。
2013年，北京大学首次公布了该校的农村生源比例：2013年北大共招收3145名本科生，农村学生所占比例仅为14.2%。进入国内一流大学都如此之难，何况世界一流大学？在普通民众的想象中，能够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自然是非富即贵，哪里轮到潘氏去雪中送炭，顶多是锦上添花罢了！
这6.5万元的年收入是以什么为依据设定的，是否也会随时间的推移，通胀的因素而有所提高？这个都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众声喧哗的时代，富豪似乎也是殊难做人的。不捐款，难脱为人悭吝之讥；捐款，仍被人责怪过于得瑟；捐到国内，或被认为忽略了更应该资助的对象；捐到国外，更有招致众口嚣嚣批评的危险。
从理性上看，捐赠行为首要的是捐赠的可行性与合法性。事实证明，不管是国内捐赠还是国外捐赠，都需要有合理的主体，诸如陈光标那样的“世界首善”之所以被公认为闹剧，是因为他基本是以个人名义出现，颇有些“沽名钓誉”的嫌疑。
涉外慈善行为似乎带上了不可饶恕的原罪：中国穷人那么多，中国需要资助的人那么多，中国需要资助的行业那么多，为什么要拿钱送到国外去？但是我们的企业家们是精明的，我们闭着眼睛都能想到的，精明的企业家与投资人是不会想不明白的。
公众所质疑的，除了捐赠主体问题之外，还有你是否有能力赚那些钱的问题，以及你所赚的钱是否合法的问题，在那基础上才是你的财富是否正当，是否为富不仁的心理。
我相信中国的企业家排着队想给美国大学捐款的，不在少数；我同样相信即使潘石屹捐款给中国的大学，也会引起一番惊呼与指责的，即使潘石屹用的不是基金会的名义，而是个人名义，用的是个人的钱而非机构的钱，都会招致怨气。因为任何捐赠行为都显然是炫富行为，而这种炫富很容易引发为富不仁的指责。
通常人都会有习惯性的心理逻辑，就是看到别人露富就想到不仁，随后就想，其聚敛的财富刚好是直接与间接地从我们这里赚走的。这种零和游戏心态之下，必然会把物质财富的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所积累的社会矛盾逐渐转变成为有针对性的指责与冲突。
同时注定是有些人的职业行为，比如编辑记者，市场竞争中的对手，希望通过打压而逢低接盘的投资人，以及各种好事者，对明星与公众人物行为的关注与评价，那就是他们的工作，因为不去关注与保持缄默本身就是一种失职行为。
公众媒体与自媒体的互相推动之势，有些指责是自发的，无组织有意识的。因为你有钱我没钱，你就是我的敌人；你有权我没权，你就是我的敌人；更重要的是，这种社会矛盾的意识也被当成资源利用了。
毕竟当你选择站位的时候，就决定了你的立场与观点，在这样的时候，所代表的并不是自己，而是一群人，当你得到了一群人的声援，你无疑也就可以得到强有力的支撑。
为什么中国富人愿意给国外名校锦上添花，却不愿意给中国教育雪中送炭？为什么中国精英们都迫不及待将子女送到美国和英国欧美受教育？为什么中国企业家不能矢志不移建设世界一流的中国大学？
金钱原本就是在不断流动之中的，不仅的取之于民，最终也无可避免地用之于民。成功的企业家与投资者都深谙此道，所以都会给自己所聚敛的财富一个好的归宿。
不管是采购还是投资，即使是捐赠，所遵循的原则都是交易，所遵循的都是“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赢家通吃的马太效应的规律。
贾春宝认为，与其指责富贵人群高调捐赠高校的行为，不如深切反思自己的高校的生存环境与内在的体制。回过头来看我们走过的历史，从作为中国民营企业元年的1984年到当下的2014年都发生了什么？
至少在1984年，科学家、医生、教师，这三个曾经充满神圣感的行业是被人看不起的，原因是穷、没钱，但当这些人由于有钱了、脱贫了就被人看得起了吗？恐怕依然被人看不起，因为他们把灵魂丢了，把良心与道德丢了，换来了钞票，或许因为如此，才会有先富起来的那些人，宁可把钱捐赠给老外，也不愿意放到国内吧。
俗话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当把十年以下的小树苗都乱砍滥伐，追逐短期利益的浮躁时代，我们又如何奢望能把眼光放在数十年以及数百年的教育机制的培育呢？
中国的高校被社会化、社区化与产业化，更多的是从财务数据方面去衡量的。教授等学术人员被物欲冲昏了头脑，只想走穴不思进取，把教师只当成养家糊口的收入来源，颓废的混日子、进取的为得到更高的职称、更多的研究经费、更多的媒体追捧下的脸熟。
中国的高校，数得上名字的，都是公办体制下的，有教育部和国家财政提供财务支撑，哪里轮的到民营企业捐款呢？另外，中国的高校之口碑缺失乏善可陈，一方面是体制问题，不仅是教职员工以及家属、连同学生以及各色人等。
在当下的中国，校园更大的意义上是独特的生活区，教育资源被当作敛财的工具，学区房相比于非学区房拥有更高的价格与利润空间，这些人的含金量并不是依托其在专业领域以及学术创新方面，更多的是其消费习惯以及在其背后支撑的金钱游戏。
古人讲：士知耻而后勇。这个耻辱不应该是潘石屹这样的捐赠者，也不应该是中国这些体制内的高校，而是形成这样客观现状的体制，同样在于我们的国家与政府，重新理清面向未来的改革思路。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其实是把教育从体制内以合理地节奏与部分剥离出来，把民间力量引进去，打造的重点不应该是“教育国家队”，而是把教育的本质交还给民间，比如重新研究“私塾”式的教育所起到的作用问题，更突出教育本身的启迪人的心智、培养做人的基础之类的职能，而不单纯是瞄准升学劳动就业。
贾春宝
2014年7月26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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